就某種意義而言，如果文學成為一種由特異力線構成的布置，正因為其斲斷詞與物的關連而自我轉向、折返於詞彙的內在性空間 ³²。這或許就是唐吉訶德（也是文學）的真理，一種僅因自我摺曲而顯現的抽象之線。用傅柯自己的話來說，這種摺曲所實際進行的，就是「同一與差異無止境戲耍的殘酷理性」。

書寫成為一種與字詞整體的戲耍，閱讀（而且是狡獪的閱讀）於是成為書寫的必要條件 ³³，用傅柯的話來說，這種得以致使字詞由自我到自我的織構，僅建立在已隱寓一切檔案（已被說、被寫之物）的「知識空間」。在文學史上，《唐吉訶德》是一個例子，《聖安東尼的誘惑》則是另一個 ³⁴。文學作者於是彷如新的檔案學者，蟄居於大寫圖書館中從事反式考古學的工作。


在此，「作品僅應該如同重複已被說之物的語言來述說，透過它的重複力量，它同時消抹所有已被說之物，且將它迫近於自身以重獲文學的本質。」(Foucault, 1964 : 9) 這是「已說的再說」(la redite du déjà dit, Foucault, 1994c : 309)，但再說之物卻已是經由越界所摺曲的已說，是從已說中所弔詭提取的不再說已說之物的可能性。摺曲在此成為檔案（作品整體）的雙重操作： 一方面，被書寫的每個字詞都是對先前字詞的謀殺 ³⁵，這是由反式考古學註記的越界，另一方面此消抹本身卻又同時只以再摺曲為文學為目的。似乎對傅柯而言，所有這些隱寓越界與摺曲的姿態（文學倫理型）都只發生在由界限態度所迫顯的虛擬空間中。

如果傅柯說他所寫的僅是虛構，這是因為一切都只發生在一個怪異的鏡像空間裡，只在異托邦中取得其存在的積體。這是一個在運動型式上總是以離去來回返，以謀殺來生產，以沈默來發聲，以不可視來觀看的形上學。透過文學，傅柯所曾給予的是何其豐饒、奇詭與迷亂的另類空間，無數的詞彙以最充血憤張的特異方式被虯結會聚於此，形構成飽含創造力的概念，述說最具洞見的問題。正是在此，駐紮著廿世紀最瑰麗魔幻的思想景觀。

在越界及摺曲的雙重要求下，文學不是文學，而永遠僅是自身的擬像。擬像在此沒有其他意思，就是自身（經由越界）到自身的折反距離，是自我對自我的永恒褻瀆與謀殺。韓波的「我是他者」因此可以在傅柯的考古－系譜學凝視下，具有一種飽含越界與摺曲威力的嶄新意涵：我不是我，只因為我必須越界以返回我，我只能越界才能折返，我只是（也只能是）我的越界摺曲。這是韓波與尼采（「人類是應當被超越的。」Nietzsche, I, §3）的全新複合體，也是由考古－系譜學所打造的概念性人物。關於這個飽涵越界與摺曲意涵的雙重性概念，傅柯在《詞與物》中命名為「經驗－ 超驗對偶」(doublet empirico-transcendantal)，在下一篇研究中將從事進一步的分析。

33 「要夢想，不應閉上眼睛，應該要閱讀。」(Foucault, 1994c : 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