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凱麟·傅柯哲學中的文學布置與摺曲(13)

就某種意義而言,如果文學成為一種由特異力線構成的布置,正因為其斲斷詞與物的關連而自我轉向、折返於詞彙的內在性空間 32。這或許就是唐吉訶德(也是文學)的真理,一種僅因自我摺曲而顯現的抽象之線。用傅柯自己的話來說,這種摺曲所實際進行的,就是「同一與差異無止境戲耍的殘酷理性」。

書寫成為一種與字詞整體的戲耍,閱讀(而且是狡獪的閱讀)於是成為書寫的必要條件 33,用傅柯的話來說,這種得以致使字詞由自我到自我的織構,僅建立在已隱寓一切檔案(已被說、被寫之物)的「知識空間」。在文學史上,《唐吉訶德》是一個例子,《聖安東尼的誘惑》則是另一個 34。文學作者於是彷如新的檔案學者,蟄居於大寫圖書館中從事反式考古學的工作。


在此,「作品僅應該如同重複已被說之物的語言來述說,透過它的重複力量,它同時消抹所有已被說之物,且將它迫近於自身以重獲文學的本質。」(Foucault, 1964 : 9) 這是「已說的再說」(la redite du déjà dit, Foucault, 1994c : 309),但再說之物卻已是經由越界所摺曲的已說,是從已說中所弔詭提取的不再說已說之物的可能性。摺曲在此成為檔案(作品整體)的雙重操作: 一方面,被書寫的每個字詞都是對先前字詞的謀殺 35,這是由反式考古學註記的越界,另一方面此消抹本身卻又同時只以再摺曲為文學為目的。似乎對傅柯而言,所有這些隱寓越界與摺曲的姿態(文學倫理型)都只發生在由界限態度所迫顯的虛擬空間中。

如果傅柯說他所寫的僅是虛構,這是因為一切都只發生在一個怪異的鏡像空間裡,只在異托邦中取得其存在的積體。這是一個在運動型式上總是以離去來回返,以謀殺來生產,以沈默來發聲,以不可視來觀看的形上學。透過文學,傅柯所曾給予的是何其豐饒、奇詭與迷亂的另類空間,無數的詞彙以最充血憤張的特異方式被虯結會聚於此,形構成飽含創造力的概念,述說最具洞見的問題。正是在此,駐紮著廿世紀最瑰麗魔幻的思想景觀。


在越界及摺曲的雙重要求下,文學不是文學,而永遠僅是自身的擬像。擬像在此沒有其他意思,就是自身(經由越界)到自身的折反距離,是自我對自我的永恒褻瀆與謀殺。韓波的「我是他者」因此可以在傅柯的考古-系譜學凝視下,具有一種飽含越界與摺曲威力的嶄新意涵:我不是我,只因為我必須越界以返回我,我只能越界才能折返,我只是(也只能是)我的越界摺曲。這是韓波與尼采(「人類是應當被超越的。」Nietzsche, I, §3)的全新複合體,也是由考古-系譜學所打造的概念性人物。關於這個飽涵越界與摺曲意涵的雙重性概念,傅柯在《詞與物》中命名為「經驗- 超驗對偶」(doublet empirico-transcendantal),在下一篇研究中將從事進一步的分析。

33 「要夢想,不應閉上眼睛,應該要閱讀。」(Foucault, 1994c :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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