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文本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的場所。它所蘊含的社會政治內容不是單一的、完整的，而多元矛盾的、相互沖突的。對霍爾等人說，文化是統治集團和從屬集團之間、統治集團自上而下地強加的與從屬集團自下而地的抵制之間鬥爭與協商的場所。不同法蘭克福學派在文化工業/受眾之間的關係建立為控制/順從的關係，當代主流文化政治把一種積極的、具有希望的關係帶進文化領域。

對另外一些論者來說，大眾產品確實在生產著支配性意識形態，但它同時也含有烏托邦的契機。美國後現代批評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認為，文化研究需要一種同時關注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的雙重闡釋：“大眾文化的作品必須同時含蓄或明顯地是烏托邦的，否則它們不可能是意識形態的：它們不可能進行操縱，除非它們向即將被這樣操縱的公眾提供某些真正的內容作為幻想的誘餌。

甚至非常可怕的納粹主義現象中的‘錯誤意識’，在‘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掩飾下，也曾得到某種類型烏托邦的集體幻想的滋養。我們關於大眾文化作品吸收權力的主張，暗含著這種作品不能處理關於社會秩序的焦慮，除非它們首先重現這些焦慮並進行某種程度基本的表達：我們現在會提出焦慮和希望是同一集體意識的兩個方面——或某種更壞的秩序——的合法化，如果它們不在後者的幫助下使集體的最深刻、最基本的希望和幻想改變方向，它們也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因此，不論它們采取一種多麼扭曲的方式，它們也會對集體的希望和幻想發出自己的聲音。”[29]詹姆遜肯定大眾文化隱含著真實的希望和幻想，強調它在壓制這些希望和幻想的同時又在喚起希望和幻想。此論雖是針對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有操縱性而言，但就其指出文化工業的雙重性格而言，代表了文化研究的主流觀點。

其四，文化政治的研究方法多種多樣。一是多角度。分析文本的意識形態需要多種視角和方法的統一。“每一種批判性的方法都從一個特殊的角度關注對象的特定面貌：特定的視角聚焦或闡明一種文本的某些特點，忽視另一些特點。人們考察文本以進行意識形態的分析和批判的視角越多——類型、符號學、結構、形式、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等——就越能全面地掌握文本的意識形態維度及其衍生物。”當然事情還有另一面，“對某些現象的研究來說，單一角度的解讀——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等的解讀——有可能獲得較諸種視角結合的讀解還要更為精彩的洞見；視角多，未必就高人一等。但是，對於各種各樣的批判視角的熟練而又有啟示性的運用則可能產生更為紮實的（也就是兼顧更多方面、更說明問題和更具有批判性）讀解。”[30]二是語境化。要把政治批判更加確定地落實在具體的、特定的社會—政治分析上，要將其基礎置於政治沖突實際上的發生的語境中。以1960年代以來的好萊塢電影為例，既有表達右翼的對戰爭、尚武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觀點的影片，也有左翼的或自由派的電影，它們把美國和掌權的資產階級再現為“壞蛋”；既有女性主義的影片，也有反女性主義的影片。而且，即使是左翼或自由派的影片，也保持著一定的節制。好萊塢是商業機構，它並不希望以激進的觀感來冒犯觀眾，它總是試圖把有關階級、性別、種族和社會等的再現包容在現存的界限之內。所以，“人們應該從語境和相互關聯方面來分析作為意識形態文本的電影和其他媒介文化形式，將某些文本看作是對右翼作品和意識形態立場所做出的較為進步和自由的反應，而不是像某些有關‘統治的意識形態’的大一統理論慣常所做的那樣，將所有的媒體文化都一概說成是反動的、純意識形態的。語境化的文化研究是從現存的當代文化和社會中的現實鬥爭角度來讀解文化文本，把意識形態分析置於現存的社會—政治的論爭和沖突中，而不是僅僅涉及那些被假定是鐵板一塊的統治性意識形態或某種被簡單地等同於意識形態的操縱或統治本身的大眾文化模式。”[31]語境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目的，是不把意識形態僅僅看作是統治階級的控制力量，也可以將其看作是一種對抵制的反應，一種對統治集團、性和種族勢力的權力所構成的威脅性力量。

[29][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大眾文化的具體化和烏托邦》（1990），載《快感：文化與政治》，王逢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260頁。
[30][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媒介文化——介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文化研究、認同性與政治》1995），丁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4年版，第168—169頁。
[31]同上書，第175頁。


（愛思想 202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