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這一論述為基礎，結合其他觀點，我們可以勾勒了當代文化政治論的主要特征。

其一，這里的“政治”是文化的政治性。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把文化的意義還原為統治階級的經濟力量的單純反映，20世紀在蘇聯流行那種文化政治論重在生產者的階級出身、思想傾向和產品中的政治觀點，簡單的一點是查出身，複雜一點的是分析作者與作品政治觀點的矛盾（所謂“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矛盾），這是一種粗糙的、外在的政治論。當代文化政治論是一種“文本政治”論。在接受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洗禮之後，當代文化理論廣泛使用語言學理論，但它同時認識到語言學模式的局限。對此，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說得清楚：“現代語言學的全部命運實際上是由索緒爾的初創行為所決定的；通過這種初創行為，他把語言學的‘外部要素’與內部要素區別開來，並且通過為後者保留語言學的頭銜，排除了所有在語言與人類學之間確立一種關聯的研究，排除了講說它的人的政治歷史，甚至是語言講說區域的歷史，因為所有這些事物不能對語言知識本身有所增益。盡管結構主義語言學被假定為源自語言被賦予的自治性（這種自治是相對於該種語言生產、再生產和使用的社會條件而言），但它如果不實施意識形態的影響，即將一種科學性的表象給予對歷史產品的自然化，即賦予象征性的對象，它就無法成為占支配地位的社會科學。”[26]這一段話的意思是說，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語言學的對象是與其社會、歷史無關的“語言的自治性”，以此來建立科學的語言學。布爾迪厄認為，這種把語言視為“自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把歷史產品自然化）的運作。因為實際上，語言不可能脫離其社會歷史條件，語言交換也是一種象征性權力關係，“一方面，存在著已經被社會建構好的語言慣習的固有配置，它暗示著一種言說或者講述確定事物的特定傾向（表達性利益）和一定的言說能力，這種言說能力既包括生產無數語法正確的話語的語言能力，也包括在確定情境中充分運用這一能力的社會能力。另一方面，還存在著語言市場的諸種結構，它們把自己作為特定律令和審查制度的體系而施加影響。”[27]語言不是清白純粹的，言說者之間正是通過語言交換來實現其權力關係。因此，文本不是純粹的語言現象。這一觀點，20世紀上半葉的前蘇聯理論家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就有充分闡釋。當代文化政治論的共識是，文化產業在文化層次上重演社會根本沖突的那種你爭我奪的領域，應當把文本置於其生產和傳播的文化體制之中進行研究，以確定政治和意識形態話語的特征和效果。

其二，文化政治並不局限於階級的、統治的政治。意識形態批判是文化政治的一個主要方面，但這里意識形態不只是階級或國家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也包括語言、種族、族群、性別、性、世代以及其他認同的方面的意識形態。通過仔細分析這些因素在文本的結構關係和表達方式，文化研究試圖發現性別歧視、種族主義、階級劃分、對同性戀的憎惡以及其他助長了統治和壓迫的傾向，闡明文化是如何為認同性提供材料和策略。進而，正如本書第19章所介紹的，文化政治還涉及到當代社會的各種政治形式和社會運動，種種文化政治論意在揭示各種形式的文本是如何再現主導地位的強勢話語、如何傳播當代政治的各種重要議程的公開的和隱秘的過程。一般地說，文化的政治研究涉及到統治與壓迫的關係、種種刻板印象的形成、被排斥的群體對主導再現的抵制以及這些群體為了再現自己而進行的努力等。這里涉及到文化研究的不同類型。如加拿大學者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所指出的：“從一開始，文化研究就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這在英國文本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文化被視作與社會關係緊密相連，圍繞著階級、性別、種族，特別是圍繞著它們的不對稱和對抗關係展開。馬克思主義關注權力，尤其是關注界定了需求和利益並使之實現的權力，這對文化研究也產生了影響，……霍爾等人……認為文化既不是獨立的，又非外力所能決定，它應當被看作是社會差異、社會鬥爭和社會沖突的領域。實際上，研究者已經指出，英美文化研究間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前者采取了更明顯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普遍的政治立場。美國文化研究雖然分支眾多，但可以說，它更傾向於從社會和政治多元論中汲取靈感，把權力視作廣泛擴散物；以從功能主義人類學和社會學中汲取靈感，集中研究文化實踐如何在社會生活中維持秩序，保障協調；它還從社會心理學中的符號互動論汲取靈感，運用儀式和戲劇的語言來考察符號社區的生產與再生產。”[28]這些論述來自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反種族主義者、後殖民、男女同誌立場、青少年與通俗文化研究等，其所謂意識形態是指有助於支撐主流社會秩序的符號、再現與價值的廣大世界。

[26][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言語意味著什麼——語言交換的經濟》（1982），褚思真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3頁。
[27]同上書，第6—7頁。
[28][加]文森特·莫斯可：《傳播政治經濟學》（1996），胡春陽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242頁。

（愛思想 202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