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們遷居幹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個房間，還有一間廚房、一間衛生間（包括廁所和澡房），還有一個陽臺。我們添買了家具，住得寬舒了。

“三年困難”期間，鐘書因為和洋人一同為英譯毛選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級飯。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應。我們還經常吃館子。我們生活很優裕。而阿瑗輩的“年輕人”呢，住處遠比我們原先小；他們的工資和我們的工資差距很大。我們幾百，他們只幾十。“年輕人”是新中國的知識分子。“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和“年輕人”生活懸殊，“老先生”未免令人側目。我們自己嘗過窮困的滋味，看到絕大多數“年輕人”生活窮困，而我們的生活這麽優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慚愧。每逢運動，“老先生”總成為“年輕人”批判的對象。這是理所當然，也是勢所必然。

我們的工資，凍結了十幾年沒有改變。所謂“年輕人”，大部分已不復年輕。“老先生”和“年輕人”是不同待遇的兩種人。

一九六四年，所內同事下鄉四清，我也報了名。但我這“老先生”沒批準參加，留所為一小班“年輕人”修改文章。我偶爾聽到譏誚聲，覺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鐘書結束了英譯毛選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為“毛主席詩詞翻譯五人小組”的成員。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興縣禮賢公社四清，沒回家過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鄉城關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績斐然，隨即由工作隊員蔣亨俊（校方）及馬六孩（公社）介紹，“火線入黨”。

什麽叫“火線入黨”，她也說不清，我也不明白。反正從此以後，每逢“運動”，她就是“拉入黨內的白尖子”。她工作認真盡力是不用說的；至於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艱苦，她直到十多年後才講故事般講給我聽。當時我支援她的需求，為她買過許多年畫和許多花種寄去。她帶回一身虱子，我幫她把全部衣服清了一清。

阿瑗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山西武鄉城關公社的學校裏一群革命小將來京串聯，找到錢瑗老師，討論如何揪鬥校長。阿瑗給他們講道理、擺事實，說明校長是好人，不該揪鬥。他們對錢老師很信服，就沒向校長“鬧革命”。十年之後，這位校長特來北京，向錢瑗道謝，謝她解救了他這場災禍。

八月間，我和鐘書先後被革命群眾“揪出來”，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們，而她屬“革命群眾”。她要回家，得走過眾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寫好一張大字報，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劃清界線，貼在樓下墻上，然後走到家裏，告訴我們她剛貼出大字報和我們“劃清界線”———她著重說“思想上劃清界線”！然後一言不發，偎著我貼坐身邊，從書包裏取出未完的針線活，一針一針地縫。她買了一塊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縫，為媽媽做一套睡衣；因為要比一比衣袖長短是否合適，還留下幾針沒有完工。她縫完末後幾針，把衣褲疊好，放在我身上，又從書包裏取出一大包爸爸愛吃的夾心糖。她找出一個玻璃瓶子，把糖一顆顆剝去包糖的紙，裝在瓶裏，一面把一張張包糖的紙整整齊齊地疊在一起，藏入書包，免得革命群眾從垃圾裏發現糖紙。她說，現在她領工資了，每月除去飯錢，可省下來貼補家用。我們夫妻雙雙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發生活費若幹元，而存款都已凍結，我們兩人的生活費實在很緊。阿瑗強忍住眼淚，我看得出她是眼淚往肚裏咽。看了阿瑗，我們直心疼。

阿瑗在革命陣營裏是“拉入黨內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團體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遙派”，不能做“遊魚”。全國大串聯，她就到了革命聖地延安。她畫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給媽媽。“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她告訴我說，她一人單幹，自稱“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贊助哪派，還相當受重視。很難為她，一個人，在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沒犯錯誤。

我們幾個月後就照發工資，一年之後，兩人相繼“下樓”———即走出“牛棚”。但我們仍是最可欺負的人。我們不能與強鄰相處，阿瑗建議“逃走”；我們覺得不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們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師大，大約是下午四時左右。

我們雇了一輛三輪汽車（現在這種汽車早已淘汰了），顛顛簸簸到達北師大。阿瑗帶我們走入她學生時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間，在三樓，朝北。她掏出鑰匙開門的時候，左鄰右舍都出來招呼錢瑗。我們還沒走進她那間陰寒臟亂的房間，樓道裏許多人都出來看錢瑗的爸爸媽媽了。他們得知我們的情況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頭，從各家送來；鍋碗瓢盆、菜刀、鏟刀、油鹽醬醋以至味精、煤爐子、煤餅子陸續從四面八方送來，不限本樓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們心上舒坦又溫暖，放下東西，準備舀水擦拭塵土。

我忽然流起鼻血來，手絹全染紅了。我問知盥洗室在四樓，推說要洗手，急奔四樓。鐘書“拙手笨腳”地忙拿了個小臉盆在樓道一個水龍頭下接了半盆水給我洗手。我推說手太臟，半盆水不夠，急奔四樓。只聽得阿瑗的朋友都誇“錢伯伯勞動態度好”。我心裏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為我著急。我在四樓盥洗室內用冷水冰鼻梁，冰腦門子，乘間洗凈了血汙的手絹。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樓，回到阿瑗的房間裏。

阿瑗見我進屋，兩手放到背後，說聲：“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裏那麽臟又那麽亂，做夢也沒想到媽媽會到這間屋裏來收拾。

我愛整潔；阿瑗常和爸爸結成一幫，暗暗反對媽媽的整潔。例如我搭毛巾，邊對邊，角對角，齊齊整整。他們兩個認為費事，隨便一搭更方便。不過我們都很妥協，他們把毛巾隨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齊。我不嚴格要求，他們也不公然反抗。

阿瑗這間宿舍，有三只上下鋪的雙層床。同屋的老同學都已分散。她畢業後和兩個同事飯後在這裏歇午，誰也顧不到收拾。目前天氣寒冷，這間房只阿瑗一人歇宿。書架上全是灰塵，床底下全是亂七八糟的東西。阿瑗是美工組成員，擅長調顏色。她屋裏的一切碗、碟、杯、盤，全用來調過顏色，都沒有洗。我看了“大暴露”，樂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我們收拾了房間，洗凈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廚房，我們也生上煤爐。晚飯前，阿瑗到食堂去買了飯和菜，我加工烹調。屋裏床在沿墻，中間是拼放的兩對桌子。我們對坐吃晚飯，其樂也融融，因為我們有這麽多友人的同情和關懷，說不盡的感激，心上輕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擔心爸爸媽媽受欺負，我們也不用心疼女兒每天擠車往返了。屋子雖然寒冷，我們感到的是溫暖。

將近冬至，北窗縫裏的風愈加冷了。學校宿舍裏常停電。電停了，暖氣也隨著停。我們只有隨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發生了什麽事還說不清。我所內的老侯是轉業軍人，政治上過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鏢陪我回家去取了兩大包衣物。他幫我雇了汽車，我帶著寒衣回師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紅樓。他的華僑朋友出國了，剛從小紅樓搬走，把房子讓了給他。小紅樓是教職員宿舍，比學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們住一間朝北宿舍，就把小紅樓的兩間房讓給我們，自己留住原處。

那兩間房一朝南、一朝東，陽光很好。我們就搬往小紅樓去住，那邊還有些學校的家具，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個大立櫃搬走了，還留著櫃底下一層厚厚的積土。我們由阿瑗朋友處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過去。搬家忙亂，可憐的鐘書真是“勞動態度好”，他別處插不下手，就“拙手笨腳”地去掃那堆陳年積土。我看見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塵。連日天寒，他已著涼感冒，這一來就引發了近年來困擾他的哮喘。

他每次發病就不能躺下睡覺，得用許多枕頭被子支起半身，有時甚至不能臥床，只能滿地走。我們的醫療關系，已從“鳴放”前的頭等醫院逐漸降級，降到了街道上的小醫院。醫生給點藥吃，並不管事。他哮喘病發，呼吸如呼嘯。我不知輕重，戲稱他為“呼嘯山莊”。

師大的校醫院和小紅樓很近。阿瑗帶我們到校醫院去看病打針。可是他病的相當重，雖吃藥打針，晚上還是呼嘯。小紅樓也一樣停電停暖氣。我回幹面胡同取來的冬衣不夠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裏滿地走。我已連著幾夜和衣而臥，陪著他不睡。忽然，我聽不見他呼嘯，只見他趴在桌上，聲息全無。我嚇得立即跳起來。我摸著他的手，他隨即捏捏我的手，原來他是乏極了，打了個盹兒，他立刻繼續呼嘯。我深悔鬧醒了他，但聽到呼嘯，就知道他還在呼吸。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剛煮好一鍋粥，等阿瑗回來同吃晚飯。校內“批林批孔”，運動正值高xdx潮。我聽到鐘書的呼嘯和平時不同，急促得快連續不上了。多虧兩家鄰居，叫我快把“爺爺”送醫院搶救。阿瑗恰好下班回來，急忙到醫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內的司機。一個司機說，他正要送某教師到北醫三院去，答應帶我們去搶救病人。因為按學校的規則，校內汽車不為家屬服務。

我給鐘書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圍巾，又把一鍋粥嚴嚴地裹在厚被裏，等汽車來帶我們。左等右等，汽車老也不來。我著急說：“汽車會不會在醫院門口等我們過去呀？”一位好鄰居冒著寒風，跑到醫院前面去找。汽車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鄰居招呼司機把車開往小紅樓。幾位鄰居架著扶著鐘書，把他推上汽車。我和阿瑗坐在他兩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車開往北醫三院的一路上，我聽著鐘書急促的呼嘯隨時都會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滲出血來了——這是回校後發現的。

到了醫院，司機幫著把鐘書扶上輪椅，送入急診室。大夫給他打針又輸氧。將近四小時之後，鐘書的呼吸才緩過來。他的醫療關系不屬北醫三院，搶救得性命，醫院就不管了。鐘書只好在暖氣片的木蓋上躺著休息。

送我們的司機也真好。他對錢瑗說：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師回校，錢老師什麽時候叫他，他隨叫隨到。鐘書躺在寬僅容身的暖氣片蓋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點。阿瑗打電話請司機來接。司機沒有義務大冬天半夜三更，從床上起來開車接我們。他如果不來接，我們真不知怎麽回小紅樓。醫院又沒處可歇，我們三人都餓著肚子呢。

裹在被窩裏的一鍋粥還熱，我們三人一同吃了晚飯，鐘書這回不呼嘯了。

校醫室也真肯照顧，護士到我們家來為鐘書打針。經校醫室診治，鐘書漸漸好起來，能起床臥在躺椅裏，能由我扶著自己到醫院去請護士打針。

我們和另兩家合住這一組房子，同用一個廚房，一間衛生間。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學。經常在家的，就剩我們夫婦、孟家一個五歲多的男孫、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孫子。三餐做飯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婦（我稱她小常寶），還有我。我們三個談家常或交流烹調經驗，也互通有無，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們屋裏玩。熊家小弟當初只會在床上蹦，漸漸地能扶墻行走，走入我們屋裏來。

那時的鐘書頭發長了不能出去理發，滿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卻特別垂青，進門就對“爺爺”笑。鐘書上廁所，得經過他們家門口。小弟見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爺爺抱。鐘書受寵若驚。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說：“瞧！他盡對爺爺笑！爺爺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覺地觀察到鐘書上廁所走過他家時，東倒西歪。房子小，過道窄，東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註意著點兒。鐘書已經搶救過來，哮喘明顯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醫院去，他須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漸漸地扶不動他了。他躺在椅裏看書，也寫筆記，卻手不應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飛出格子。漸漸地，他舌頭也大了，話也說不清。我怕是他腦子裏長了什麽東西。校醫院的大夫說，當檢查。

我托親友走後門，在北京兩個大醫院裏都掛上了號。事先還費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發店格外照顧；鐘書由常來看顧他的所內年輕人扶著去理了發。

鐘書到兩個醫院去看了病，做了腦電圖。診斷相同：他因哮喘，大腦皮層缺氧硬化，無法醫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後能否恢復。但大腦沒有損傷，也沒有什麽瘤子。

我放下半個心，懸著半個心。鐘書得休養一個時期。那時候，各單位的房子都很緊張。我在小紅樓已經住過寒冬，天氣已經回暖，我不能老占著人家的房子不還。我到學部向文學所的小戰士求得一間辦公室，又請老侯為我保駕，回家取了東西，把那間辦公室布置停當。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們告別了師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遷入學部七號樓西盡頭的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