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之境

問：現代心理學中什麽領域極為忙碌和高產而又沒有明確的身份，甚至沒有一個普遍接受的定義？

　　答：社會心理學。與其說它是一個領域，倒不如說它是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片無人之境，它與社會學彼此重疊，還對好幾種其它的社會科學造成影響。自從社會心理學誕生之後，它的實踐者們就開始對它究竟是什麽產生意見分歧。心理學家以一種方式給它定義，社會學家以另一種方式給它定義（本書只關心社會心理學的心理學部分），而大多數教科書編者都提出一些模糊的定義，他們什麽都說，什麽也沒說，希望把兩種意見都綜合進來，並覆蓋這個領域整個的雜湊課題。舉個例子：“（社會心理學是）對影響一個人的社會行為的個人和情境因素進行的科學研究。”

　　問題在於，社會心理學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它不是從一個理論構造的種子上發展起來的（行為學派和格式塔學派卻是），而是像一片雜草一樣從社會科學的領域裏蔓生出來。1965年，哈佛的羅傑·布朗在他著名的社會心理學教科書的引言中說，他可以列出普遍認為是屬於社會心理學的一個課題單子，可是，它們之間卻看不出有任何共同特性：

　　我本人找不出可以清楚地把社會心理學的課題從保持為普通實驗心理學或者社會學或者人類學或者語言學課題之內的一個特性或者數種特性的組合。當然，粗略地說，社會心理學關心一個人的精神過程（或行為），其範圍是，這些過程或行為是由過去或者現在與他人的相互影響所致，可這只是粗略的說法，它不是一個可以排除其它什麽東西的定義。

　　二十多年之後，在這本教科書的第二版裏，布朗甚至沒有費時間去說任何這類的話，一個定義都沒有就直接開始。這是個好主意，讓我們也照搬吧。作為對這個領域的初步探查，我們先來看看一些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例子：

　　一位本科生誌願者——把他叫做U．V吧——來到心理學大樓的實驗室參加“視力感覺”實驗。有6位誌願者已經在那裏了。研究者們說，實驗與區別線條的長度有關。在屋子的前面是一張寫字板，上面有一根豎直的線條，好幾英寸長（這是標準長度），右邊的另一塊板上有三根線條，編有1，2和3。誌願者要說出標有號碼的線條中哪些線條跟標準線條一樣長。U．V能很輕松地看出，第二條線符合標準長度，第一條和第三條都短些。其它誌願者也說了他們的選擇，每個人到他說的時候都說第二根標準，如U．V的選擇一樣。實驗者換了寫字板，過程重復一遍，結果也類似。

　　可是，用下一個寫字板的時候，第一位誌願者說“1號”，不過，在U．V看來，1號明顯比標準線條長些。當其它一些人依次明確地說了同樣的結果時，U．V越來越感到不安了。輪到他的時候，他感到局促不安，猶豫不決，神經緊張，困惑不安，不知道該說什麽。當他和其它處於同樣情況的人最終說話的時候，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時間是與大多數人保持一致，至少在一部分時間裏，四分之三的人所說的答案不是自己看起來稍長些就是稍短些。

　　實際情況是，每次只有一個人——在本例中就是U．V——是真正的受試者；其它所謂的誌願者都是所羅門·阿什這位研究人員的助手，他要這些作為誌願者的助手們有時候故意作出錯誤的選擇。在50年代早期進行的這次標準實驗的目的，是要確定產生依從——即屈服於實際或者想象的壓力而與本集團成員大多數人的觀點保持一致的傾向——的條件。如許多進一步的實驗所證實，依從有許多的原因，其中有保持正確的欲望（如果其它人都同意，也許他們是對的），還有不被人看作喜歡唱反腔的人或者怪種的願望。

　　兩位學生誌願者，就日常文書雜事進行過討論和實習後，按實驗者的要求玩一種叫做“囚犯二難”的遊戲。前提為：

　　兩名嫌犯被扣留起來並分開羈押。地方檢察官確信他們共同犯了一樁罪案，可他沒有足夠證據來起訴他們。他對兩個人中的每個人說，如果沒有一個人招認，則他會減輕對他們的判決，每個人判一年了事。可是，如果有一個人招認，而另一位沒有招認，招認的一方會得到特別處理（只判半年）而另一方則會判最為嚴厲的刑罰，可能要判20年監禁。最後，如果兩個人都招認，則他會請求寬大處理，各判8年監禁。

　　由於1號囚犯不能夠與2號囚犯討論一個方案，他只能想象一下各種可能性。如果他招認而2名不招認，則他（1號）只會判半年，這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的待遇，而2號則會判20年，這是他能得到的最壞結果。可是，1號知道，這樣做很冒險，如果他和2號都招了，則每個人都會判8年。也許他最好還是不要招認。如果他不招，2號也不招，則每個人只判一年，不算太壞的結果。可是，假如他不招而2號招了——則2號就只判半年而他卻會判非常可怕的20年。

　　很明顯，理性思維不能夠為兩個囚犯得出最好的結果，除非他們彼此信任對方會作出對兩個人都好的選擇。如果兩人之一因為害怕或者貪心而做出選擇，則兩個人都會失敗。可是，除非兩個人都確信另外一方會做同樣的事情，否則，在對兩個人都好的基礎上做選擇是沒有意義的。這樣一來，誌願者就來做選擇，結果的數字可以根據條件和研究者的指令隨便變。（為彼此的好處而努力只是有時候的結果。）

　　在三十多年的時間內，許多研究者都通過各種辦法利用過“囚犯二難”，進行過信任、合作以及造成這些東西的條件和相反情況的研究。

　　一位大學生在加利福尼亞的帕羅阿爾托市按很多家的門鈴，自我介紹說是“安全駕駛公民活動”的代表，並提出了一個荒謬的要求：允許在他家前院的草坪裏放一塊大牌子，上面寫上“小心駕駛”的字樣（這個要求之所以荒唐，是因為從他拍攝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幢漂亮的房子有一部分被一塊巨大的標誌牌擋住了，上面還寫著書法很差的大字）。毫不奇怪，大多數居民都不同意。可有些人同意了。為什麽他們會同意呢？因為對於他們來說，這不是第一次請求。兩個星期以前，另一位學生聲稱是“交通安全居委會”的誌願工作者，他請求他們展示一塊整整齊齊地寫著“做個安全的駕駛員”的3平方英寸的標語牌，他們已經答應了這個無害的要求。事先沒有被先前那個謙遜的要求軟化的居民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會對標語牌說行，那些先前同意展示3平方英寸標誌牌的居民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同意。

　　這項實驗是1966年做的，在許多探索登門法的實驗中，這是第一項，這個辦法對一些要別人出很少一部分錢，而後得到大筆回報的融資者們非常熟悉。可是，研究者們對融資或者安全駕駛沒有興趣，他們的目標在於研究這些勸說的方法為什麽會成功的原因。他們得出結論說，同意一個較小請求的人結果會把自己看成是有益於人而且有民生思想的人，而這個自我感覺使他們感到下次更願意幫助，而這次的請求卻大得多。

　　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的員工說，X先生有精神分裂癥。他是一位衣著整齊的中年人，來到醫院的時候說自己幻聽。他對入院精神病醫生說，這些聲音聽不很清楚，可是，“就我所能分辨的，這些聲音好像是說‘空的’，‘假的’和‘砰砰聲’”。由於已經被接受住院了，他再也沒有談到這些聲音，從那以後行為也很正常，可是，醫院的員工還是說他有精神病。護士們還在他的卡片上記錄了一個頻繁的反常行為：“病人有寫作行為。”他的好幾個同室病友卻不這麽看。其中的一位說：“你沒有瘋。你是位記者或者是位教授。你是在檢查醫院的情況。”

　　這些病人的意見是對的，員工們錯了。1973年進行的這項實驗是要研究精神病院的員工與其病人之間的相互影響，一位心理學教授和7名研究助手住進了東海岸和西海岸的12家醫院，說自己有幻聽的毛病。一旦住進去以後，他們就立即有正常行為。作為病人，他們公開地觀察員工對病人的態度和行為，而如果他們被認出是研究人員，永遠也就不會有機會直接目擊這些情況了。在他們令人震驚的一些發現中有：

　　——精神病院員工一旦認為某個病人有精神分裂癥，對於這個病人日常生活中正常的舉動，他們要麽就看不見，要麽就錯誤地解釋它。平均來說，假病人需要19天的正常行為時間來放松他們自己。

　　——認為某個病人有精神分裂癥的員工在與病人的接觸中盡量少花時間。一般來說，他們會對病人的直接提問置之不理，擡著眼皮走開。

　　——員工們經常在工作或者彼此交談時置病人於不顧，就好像他們根本不在身邊。這些研究的高級作者大衛·羅森漢寫道：“人格解體到了這樣一個程度，假病人感覺到，他們是隱形人或者至少是不值得人註意的。”

　　在一家大學的心理學實驗室裏，6位二年級男性學生坐在單間裏，每個人都戴一對耳機。參與者甲通過他的耳機聽到研究者說，等他倒數到底時，參與者甲和丁都要盡量大聲地喊“啦！”還要保持幾秒鐘。第一輪過去後，甲聽到說，這次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在數完數後喊，下一次是全體6個人一起喊；如此下去。有一部分時間裏，這些指令傳給全部6位受試者，可也有的時候，這位或者那位會聽到假指令。比如，參與者甲可能被告知，所有6個人都要喊叫，可是，事實上，其它幾個人都被告知不要喊叫。為了掩蓋實際發生的事情，所有6個人每次測驗時在耳機上都聽到的喊叫聲都是事先錄下來的喊叫聲。（這個實驗跟其它許多的社會心理學實驗一樣，在現代通信設備開發出來之前簡直無法想象。）

　　所有這些小騙局都有個嚴肅的目的：它是針對“社會性投機取巧”進行的一系列研究的一部分。“社會性投機取巧”是指一個人在集體中傾向於不發揮最大能力，除非他所做的工作是別人承認和知道的。在本例中，其證據是每個人的喊叫被測量出來的力度（每個學生都單獨裝有一個微音器）。當一名學生相信他是和另外一名學之一起喊叫時，他只用獨自喊叫時所發力量的百分之八十二。而當他認為所有6個學生都一起喊叫時，他的平均力量輸出就減少至獨自喊叫時力量的百分之七十四。研究小組在研究報告中總結說：“在人類的本質中存在一種明顯的社會性投機取巧的潛勢。我們懷疑，社會性投機取巧的影響有一個範圍甚廣、非常深刻的後果……（它）可以被視作一種社會疾病。”

　　這樣的取樣法，無論怎麽變化都不能公平地處理社會心理學受試者的範圍和研究方法，可是，也許這些樣品可以讓我們揣摸出這個領域是關於什麽，或者至少不是關於什麽的。它不關心一個人在嚴格意義上的大腦裏實際發生的什麽事情，比如像在卡特森式、詹姆斯式或者弗洛伊德式的研究中所進行的一樣，它也不關心更大一些的社會學現象，如社會層次分析、社會組織和社會慣例。

　　它關心的是兩者之間的任何事情，一個人因為別人所想或者所為而進行的任何思考或者產生的任何行為，或者說第一個人認為第二個人在想什麽或者幹什麽。戈登·奧爾波特許多年以前曾寫過，社會心理學是要“理解和解釋一個人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如何受到別人實際的、想象的或者暗示的存在的影響”。這只能算是個極小的描述，可是，看過一些例子之後，我們開始理解他的意思，也了解到把這些用語言表達出來的難處。

多重父系的例子

　　社會心理學即是較近代的知識領域，亦可說是較古老的知識領域。60年以前，它才以現代形式出現，而且直到50年代才形成規模，可是，哲學家和原型心理學家們早就在構建一些有關的理論，即我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精神生活，而且，反過來，我們的精神過程和性格是怎樣影響我們的社會行為的。按照奧爾波特的說法，人們可以找出證據來說明，柏拉圖是社會心理學的奠基人，或者如果不是他的話，則亞裏士多德也行，或者再不行的話，後來的一些政治哲學家，如霍布斯和邊沁等也可以。不過，所有這些先輩所貢獻的都是沈思默想，而不是科學。創始之父的宣稱越來越多，可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同樣不牢靠：奧古斯特·孔德，艾米爾·塗爾幹，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霍頓·庫雷，還有其他許多人都有過社會心理學議題的著述，可是，他們的著述大多還是扶手椅上的哲學思考而不是實驗科學。

　　可是，1897年，一位美國心理學家名叫諾爾曼·特裏普勒的，進行了第一次常識社會心理學推想的測驗。他在書上看到，自行車賽手們在有人追趕時比自己一個人騎的時候速度跑得快些，因此他想到，也許一個人的表現會受到別人在場的影響這也是一個事實。為了證實這個假說，他讓10－12歲的孩子們單獨或者成對地卷釣魚線（但不把真實的意圖告訴他們）。他發現，其中的許多孩子在有別人在場時的確卷得快些。

　　特裏普勒不僅僅證實了自己的假設，他還創立了一項社會心理學調查的粗略模式。他的方法，即一項刺激現實世界情形的實驗，會把研究者真正的目的掩蓋起來，並把一項變量（在此例中是站在旁邊看的孩子）在場或不在場造成的影響進行比較，這個方法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導性方法。另外，他的話題，“社會性輔助”（觀察者對一個人的表現的積極影響），仍然是過去三十多年來社會心理學家們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奧爾波特甚至還說過這是惟一的問題。

　　在30年代，社會心理學擴大了，它超過了特裏普勒的話題。一位在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接受過心理學研究生培訓的土耳奇人，名叫穆紮法·謝裏夫（1906－1988年），他研究了其他人對一個人的判斷力而不是表現的影響。謝裏夫讓受試者坐在一間黑屋子裏，一次一人。他們凝視著一盞昏暗的燈，讓他們說出這只燈什麽時候開始動，移動了多遠。（他們不知道，幻覺運動是一種常見的錯覺）。謝裏夫發現，每個人在接受單獨測試時對燈移動了多遠有非常獨特的印象，可是，當還有組裏面的其他人的意見時，他就會因為這些人的意見而產生動搖。他的實驗強烈地顯示出，個人對社會觀點的判斷力很脆弱，並為後來的20年間進行的幾百次依從實驗指出了方法。（前面描述的阿什線條長度著名的依從實驗，幾乎是在20年以後進行的。）

　　社會心理學領域規模更大的擴展是由德國納粹的興起引起的。一批猶太心理學家在30年代移民到美國，其中一些人具有比美國傳統更為廣泛的社會心理學觀點。難民中有普遍認為是這個領域的真正父親的科克·魯溫，我們在以前曾談到過這個人。他是伯林大學的格式塔心理學家，他所帶的研究生布魯馬·塞加尼克進行過一項實驗，以測驗他自己的一項假說，即，沒有完成的任務比已經完成的任何更容易記住。（他是正確的。）盡管魯溫的名字從未為大眾所熟悉，直到今天也只有幾位心理學家和學心理學的一些學生知道，但是，蔡斯·托爾曼在他於1947年去世之後提到過他：

　　臨床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和實驗心理學家魯溫——這是兩位巨人，他們的名字在我們這個心理學時代的歷史上會排在所有人前面。因為正是他們互為對照但又相互補充的洞察力，才第一次使得心理學成為一門能夠適用於真正的人類和真正的人類社會的科學。

　　魯溫戴一架深度眼鏡，一副學者風度，他是個少見的人：一位極有社交能力而且與人為善的天才。他喜歡，也鼓勵一些與同事和研究生們一起進行的激烈和自由發揮的心理學問題小組討論；討論的時候，他的思想是一塊知識的打火石，會帶出暴雨般的火花——一些他隨便交給別人的假說和用以激發實驗的思想，而對他所安排的這些實驗，他會歡天喜地地據為已有。

　　魯溫1890年出生於波森的一個小村莊（當時是普魯士的一部分，如今屬於波蘭），他家在村上開了一間雜貨鋪。他上學的時候成績不太好，也沒有顯示出任何知識天賦，也許是因為同學中有反閃族的傾向。可是，當他15歲的時候，他的家搬到了柏林，他在那裏獲得了智力的豐收，對心理學產生了興趣，最終在伯林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可是，當時的許多心理學課程都是馮特傳統的理論。魯溫發現這些理論處理的一些問題太小了，很無聊，而且對理解人類特性無所脾益，因此，他急切地尋求一種更有意義的心理學。他在一次大戰期間從部隊復原回到大學不久，克勒成了研究院的負責人，而且韋德海默也當了教研室的成員，因此，魯溫就找到了他一直在尋求的東西，即格式塔理論。

　　他早期的格式塔研究主要處理動機和靈感的問題，可是，他很快轉移到了把格式塔理論應用到社會問題中。魯溫以“場論”構想社會行為，即一種透視影響一個人的社會行為的各種力量的整體概念的方式。在他看來，每個人都被一種“生命空間”或動態力場所圍繞，他或她的需要和目的在這些力量中與環境的影響互相發生作用。社會行為可以用張力和這些力量的互相作用，及一個人在這些力量中維持平衡或者在這種平衡被打破時恢復平衡的傾向加以系統化。

　　為了描述這些相互關系，魯溫總在黑板上、紙片上、灰砂上，或者在雪地裏劃著“喬丹曲線”——代表生命空間的橢圓——並在這些曲線上面構畫這些力在社會情形中的推拉作用。他在柏林的學生把這些橢圓叫做“魯溫蛋”；後來，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又把它們稱作“魯溫澡盆”；再後，在艾荷華的學生又稱它們為“魯溫土豆”。不管叫蛋也好，叫澡盆也好，或者叫土豆，它們都構劃出在小型的面對面的級別中發生的一些過程，這些都是魯溫視作社會心理學領地的現實段落。

　　盡管柏林的學生都擠著聽魯溫的課，觀摩他的研究項目，可是，跟其他的猶太學者一樣，他在學術階梯上沒有什麽進步。可是，他極聰明的場論寫作，特別是應用在個人間沖突和兒童發展領域裏的寫作，使他在1929年獲得一份去耶魯大學講課的邀請函，並於1932年又獲得一份作為訪問學者去斯坦福6個月的邀請函。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後不久，魯溫從柏林大學辭職，並在美國同事的幫助下，在康奈爾大學獲得一份過渡性工作，後來又在愛荷華大學獲得一份永久性教職。

　　為了實現自己長久以來的理想，他於1944年在麻省理工學院成立了自己的社會心理學研究所，即“群體動力學研究中心”，並在那裏召集了一流的研究人員和一群頂尖級學生。它成了主流美國社會心理學的主要培訓中心。1947年，僅3年後，當時57歲的魯溫就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群體動力學研究中心很快搬到了密西根大學，他的學生在這裏和後來的其它地方繼續傳播他的思想和方法。

　　魯溫大膽和富於想象力的實驗風格遠遠超出了早期的社會心理學家，並成為這個研究領域最突出的一個特征。他所體驗到的納粹獨裁和他對美國民主的向往激發了他的一項研究，這可以作為一個例子。為了探索獨裁和民主政體對人民的影響，魯溫和他的兩名研究生羅納德·裏比德和拉爾夫·懷特創立了一系列為11歲兒童設立的俱樂部。他給每個俱樂部提供一位成人領導，以幫助他們學習手藝、遊戲和其它一些活動，並讓每位領導采取三種管理方式之一：獨裁、民主或者不幹涉主義。實行獨裁制的那組小孩子很快變得充滿敵意，或者很消極，實行民主制的那組很友善，具有合作精神，而實行不幹涉主義的那組小孩子也很友善，不過很淡漠，也不太情願去做什麽事情。魯溫對此實驗結果十分自豪，因為它證明了他的想法，即獨裁制有極其有害的影響，而民主制對人類的影響是極其有益的。

　　正是這類的課題和實驗證實了魯溫對社會心理學堅實的影響。（場論使他能夠設想到這些研究，可是，這個場論從沒有能夠成為這門學科的中心課題。）裏昂·弗斯丁格（1919－1989）是魯溫的學生、同事和學術繼承人，他說，魯溫的主要貢獻是兩方面的。一方面，他選擇了非常有趣和重要的課題；很大程度上，社會心理學正是通過他的努力才開始探索集體粘接、集體決策、專制與民主管理、態度轉變技巧和沖突解決。另一部分是，他“執著地嘗試在實驗室裏建立有力的、可以發出巨大變化的社會情形”，和他在設計方法時超凡的創造性。

　　盡管魯溫的努力起了催化劑的作用，可在若幹年裏，社會心理學只在少數較大城市的大學裏站穩了腳跟。在其它地方，行為主義仍然是心理學研究之王，而行為主義的信徒們覺得社會心理學太註重於心理過程，因而無法為人接受。可是，在二戰期間，軍事需要促進了社會心理學中最為重要的士兵行為和士氣研究，戰後，一系列社會影響和社會問題引出對年輕一代進行紀律教育的極大興趣。其中有：美國人口不斷增強的流動性及其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及個人的問題；在不斷擴大的商業世界裏尋找一種新的、更有說服力的銷售技巧；社會科學家們了解納粹進行種族滅絕活動的努力以及範圍更加廣泛的進攻性的起源及控制法；認知主義對心理學的緩慢回歸；麥卡錫參議員的崛起，因而刺激了對順從主義現象的興趣；還有連續不斷的國際談判，它使社會心理學家的註意力轉向了集體動力學和談討理論的研究。

　　到50年代，社會心理學積極地拓展開來，美國各處的心理學系紛紛開設這門課程。美國60年代青年的反叛、越戰引起的思想混亂、黑人、婦女和同性戀激進主義及其它社會問題使它成了越來越緊迫的研究領域。可是，更為經常的情形是，當生意人和立法者轉向社會心理學家尋求答案時，他們在一些聽證會上誇大說，社會心理學家們只剛剛開始其工作，並沒有現成的答案可以提供。可是，不久之後，研究者們獲取的數據就已經開始對美國社會產生深刻影響了。如下列所示。美國高級法院在其1954年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中說，“現代權威”的證據表明，黑人孩子正受到種族歧視教育的毒害，並引用了大量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成果，說種族隔離學校哪怕是平等的，也讓黑人孩子感到次人一等，他們的自我估價很低，還有對自己的怨恨。魯溫如果在世，他一定會為其後繼者感到自豪。

定案

　　許多心理學家都感覺到，他們的領域太容易受到潮流的影響了。“熱門話題”作為一門領導潮流的學科在其簡短的40年中來來去去，而曾經好像是社會心理學的精髓的一些課題，如今也歸入倉庫、束之高閣了。

　　然而，主要的原因並非是作為社會心理學的本質的潮流。在其它的大部分學科當中，有關某個特定現象組的知識會逐漸積累起來，並不斷深化下去，可是，社會心理學要處理的是一系列各個不同的問題，它們之間互不關聯，其知識也不會增長起來。結果，許多現象捕捉到了社會心理學家們的興趣，被人們加以深刻研究，而後加以本質的解釋。而只有一些詳細情況必需了明，對於所有的意圖和目的來說，這文件上都標著“解決了”，案子也就告一段落，權作了結。

　　這裏有三個著名的定案。

　　認知失諧

　　這無疑是社會心理學中最有影響的理論，也是這個專業從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各雜誌中最熱門的話題。自此之後，它慢慢失去了自己作為焦點的位置。今天，它是已經被接受下來的知識體卻不再是活躍的研究領域。

　　認知失諧理論說，人類如果有互為矛盾的想法時，會感覺到緊張和不愉快（比如，“某某是個饒舌婦，很是令人心煩，”不過，“我需要某某作自己的朋友和夥伴”），他會想辦法減輕不和諧（“要是你了解他，某某並不一定就那麽壞，”或者，“我並不是真的需要他；沒有他，我也過得挺好的。”）

　　30年代，魯溫差不多就要接觸到這個課題了，當時，他在探索人的態度如何受到其作為某個決策團體一員而發生改變，以及這樣一個人如何就因之而堅守這個決定，從而忽略以後與之相矛盾的信息。魯溫的學生裏昂·弗斯丁格把這個研究推向了深入，並發展了認知失諧的理論。

　　弗斯丁格1933年去艾荷華大學專門投奔魯溫，當時他是位年輕的研究生，對社會心理學沒有什麽興趣，他是要跟魯溫學他早期在動機和靈感上面的工作。可是，在魯溫的影響下，他被吸引到了社會心理學上，1945年還成了魯溫在麻省理工學院集體動力學新研究院的助教。

　　魯溫死後，弗斯丁格去了明尼蘇塔大學，在隨後的幾年裏，他繼承魯溫的衣缽，繼續進行此類研究。由於他生性聰明，他帶給教學中的激動興奮，他進行越軌研究，以獲取否則就無法獲得的數據時的大膽，最終都安全無事。從一個方面來說，他是在與魯溫大膽的競爭，可是，還有一部分是表達了他自己的性格。他是個性子火辣辣的中等個子，喜歡玩紙牌和象棋，玩起來都是非贏不可的樣子。他身上有一股子男人常見的強勁、性急和進攻型的精神，這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紐約東下區暴風雨般的生活中長大的人中常有的性格。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弗斯丁格的率直和不同凡響。他搞了一個研究項目，他和兩位學生，亨利·W·萊厄肯和斯坦利·沙切特（曾是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一起當了7個星期的假間諜。他們曾在1954年9月的一份報紙上讀到一條新聞，說一位名叫瑪麗安·基切（並非她的真名）的家庭主婦宣稱，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她一直在接受來自超級存在物的信息，這些存在物被她認出來是克拉利昂行星上的守護者。（這些信息是她在恍惚狀態下以自動寫作方式傳過來的。）她對媒介說，12月21號，按照守護者的說法，一場大洪水即將到來，淹沒北半球，所有生活在這裏的人們都將消失，只留下少數幾個選民。

　　弗斯丁格當時正在編制他的學說，他年輕的同事們看到了一個研究認知失諧的黃金機會到手了。他們在《當預言落空時》這篇於1956年出版的報告中提出一個假說：

　　假設有某人真心真意地相信某事情；再假設他受此信仰的約束，從而采取了某些不可逆轉的行動；最後，假設他確有證據在手，一種毫不含糊、不可否認的證據，證明他自己的信仰是錯誤的：會發生什麽事呢？這個人會不斷地出現，而不是消沈下去，反而比以前更加確信他的信仰的正確性。

　　這三位社會心理學家覺得，基切夫人公開的聲明和接下來的事實，正好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十分寶貴的例證，說明對一種相反證據互相矛盾的反應是如何形成的。他們給基切夫人打電話，說自己一個是商人，另外兩位是朋友，他們對她的故事十分好奇，想知道更多的情況。萊厄肯說了自己的真名，可是，沙切特是個幽默得要命的人，他說自己是裏昂·弗斯丁格，這使大吃一驚的弗斯丁格沒有選擇，只好說自己是斯坦利·沙切特，並在與基切夫人和她的信徒的一切接觸中都使用這個身份。

　　他們得知，基切夫人早已集合了一小圈子人，他們定期聚會，已經在為將來籌劃，正在等待著來自克拉利昂行星的最後指令。這個小組起草了一份研究計劃，讓三個人都參加，再加上5個學生助手來當“不公開的參與觀察家。他們披著真正信仰者的外衣，訪問這個小團體中的成員，參與他們的活動，在7個星期的時間內參加了60次會議。有些訪問只有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可是，其它一些卻像是降神會一樣無休無止，一開就是12－14個小時。這個研究無論在身體或者情緒上都令人精疲力竭，一方面是因為必須在會議期間對一些荒誕不經的事情掩蓋自己的反應，另外一方面是，要記錄由基切夫人和其他人在恍惚狀態中讀出來的守護者的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弗斯丁格後來回憶說：

　　我們三人輪流去廁所記筆記，進出的頻率控制得好，不會引起別人說三道四，而廁所是在這個房子裏惟一談得上有什麽隱私的地方。我們當中的一個或兩個會不時地說出去走動一下，呼吸一點新鮮空氣。然後，我們會飛快地直奔旅館房間，把記下來的筆記錄下來……到研究結束時，我們都已經差不多累垮了。

　　最終，基切夫人接受到等待已久的信息了。太空飛船將於某時在某地降落，以解救信仰者，並把他們帶到安全地帶。可是，飛船既沒有在特定時間到來，也沒有在後來數度更改的地方降落，而12月21日也最終過去了，沒有發生任何洪水。

　　這時候，基切夫人也接到話了，說由於信徒的良善和信徒創造的人，上帝已經決定收回這場災難，讓世界得以安寧。其中一些成員，特別是一直就心存懷疑或者不太確信的人，他們無法承受自己信仰所托的預言的失敗，最終退出去了，可是，一些堅信不疑的信徒——有些人甚至辭掉了工作，賣掉了家產--他們的行為正如研究者們所料。他們最終更加堅定不移地信仰由基切夫人傳達出來的真理，這樣就消彌了他們曾經信仰的東西與令人失望的現實之間的沖突。

　　弗斯丁格繼續發展和出版（1957年）他的認知失諧理論。它立即成了社會心理學的中心問題，並在15年多的時間內一直是實驗研究中主要的課題。1959年，他和一位同事，J·麥裏爾·卡爾史密斯，進行了另一項研究，它後來經常作為古典認知失諧實驗而被引用。他們巧妙地哄騙了誌願受試者，不讓他們知道實驗的真實目的，因為這些受試者如果知道研究者們想知道他們是否會改變其對某些話題的觀點，以減少認知失諧的話，他們也許會因為太不好意思而不這麽做。

　　弗斯丁格和卡爾史密斯讓本科的男大學生受試者做一件極端煩人的工作：他們得把十幾把湯匙裝進一只盤子，然後再一把把拿出來，然後又放進去，一直重復半個小時。然後，他們得轉動記分板上的48個木釘，每根都順時針轉動四分之一圈，再轉達四分之一圈等等，一直工作半個小時。每個受試者都弄完以後，研究者之一會告訴他說，實驗的目的，是要看看人對某件事情有多麽有趣的想法，是否會影響到他完成這件事情的效率，還對他說，他是在“無期待組”裏，而其他人會被告知說這工作很有興趣。不幸的是，研究者繼續說，本應該去把這個情況告訴下一個受試者的助手剛才卻打來電話說他不幹了。研究者說，他需要人來接替助手的工作，並要求受試者出來幫忙。有些受試者得到一美元來幹這事，有些得20美元。

　　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把明顯是說謊的內容告訴下一個受試者（而實際上，這人是串通好的。）他們這樣做了之後，有人會問受試者說他們自己覺得這件事幹得有沒有意思。由於前面所提之事明顯是一點意思都沒有的，而對別人撒謊就形成了一種認知失諧（“我對別人撒謊了。可我並不是這樣一種人。”）關鍵問題是，他們所得的錢數是否引導他們減少認知失諧，從而認為這些活是真正很有意思的。

　　從直覺上看，人們也許會想，那些得到20美元的人——在1959年這算得上是一份錢——會不會比那些得到1美元的人更傾向於改變其觀點。可是，弗斯丁格和卡爾史密斯所預測的卻與事實正好相反。得到20美元的受試者會有一個非常堅實的理由來為自己撒謊找到理由，可是，那些得到1美元的人所能為自己找借口的機會是很小的，他們仍然會感到失諧，他們減輕的辦法就是，這些活一直是有趣的，他們也就沒有真正的撒謊。而這就是實驗結果真正顯示出來的。

　　（實驗的真正目的被說穿了之後，所有的學生都要求退還這筆錢。只有一個學生不肯還——他只得了1美元。）。

　　弗斯丁格和卡爾史密斯得到廣泛贊揚；社會心理學家們覺得能發現某種並非如此明顯或者與我們通常的印象相反的東西而特別高興。如沙切特經常對其學生說的，學習老祖母心理學是對時間的浪費；就跟你回家對老奶奶說什麽時，她會說：“還有什麽新東西沒有？他們就為這個給你付工資？”

　　認知失諧理論引起了好多敵對的批評。弗斯丁格毫不留情地罵這些批評是“垃圾”，還將這些批評歸咎於一個事實，說這個理論提出了“並非非常現實的”人類圖景。不管這些批評者的動機如何，大量的實驗證明，認知失諧是最為堅實（彼此連貫）的發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豐富的理論。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艾略特·阿龍森回憶說：“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坐著不動，能在一個晚上的時間內想到十個假設……這類假設幾年以前甚至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這個理論還解釋了一系列的社會行為，而用行為主義的理論是無法解釋清楚這些東西的。下列是一些例子，都經過實驗證明了的：

　　——在一個集團中越是很難成為成員（比如，需要經過令人厭煩的篩選或者糊弄過程），被接受的成員就越是覺得這個集團了不起。我們使自己相信，引起我們痛苦的東西我們就會去愛它，以使自己覺得這份痛苦是值得的。

　　——當人們以一種使自己看上去很蠢或者不道德的方式行事時，他們會改變看法，以使自己相信其行為是有道理和公平的。比如，吸煙者會說，抽煙與癌癥之間的關系的證據是不完全的；作弊的學生會說，每個人都在作弊，因此，他們只好也去作弊，以免使自己處於不利的地位。

　　——一些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傾向於以極不相同的辦法來解釋有關被爭辯問題的同一個報告或者事實材料；他們會註意並記住對自己的觀點有用的材料，掩蓋或者忘記會引起失諧的東西。

　　——當一些認為自己有足夠人性的人處於一種傷害別人的情形時，就比如士兵在戰爭當中經常要傷害平民一樣，他們會以貶損受害者的方式來減少這種失諧（“那些婊子養的在幫助敵人。一有機會，他們會在背後捅你一刀。”）當人們從社會不公正當中得到好處而使其他人受難時，他們經常對自己說，這些受害人根本沒有能力得到更好的東西，他們已經滿足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很懶，又臟，沒有道德感。

　　最後，還有一個“自然實驗”的例子，可以看出人類通過理性化來減少認知失諧的情形：

　　——1983年加利福尼亞的一次地震後，聖塔克魯茨市根據加利福尼亞一項新的法案，委派聲望卓著的戴夫·斯迪夫思工程師去評估當地建築的抗震情況。斯迪夫思認為有175棟建築可能會在大地震中遭受嚴重損壞，而這些建築有許多是在主要的商業購物區裏。市政委員會被他的報告和暗含在裏面的大量工作嚇壞了，他們退回了他的報告，並一致通過要等待州立法律條款明確下來以後再說。斯迪夫思被稱為一位大驚小怪的家夥，他的報告對全市人民的利益是有妨害的，從此以後再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1989年10月17日，聖塔克魯茨市近郊發生7．1級地震。300棟民房被毀滅掉了，整個聖塔克魯茨縣有五千多民房受到嚴重損壞；市內商業區被夷為平地；3人在地震中殞命，2000人受傷。

　　認知理論本身有很強的說服力，它很容易逃過各種攻擊。弗斯丁格最早提出來這個理論的25年及他離開社會心理學轉而研究感知的16年後，對社會心理學家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七十九的人認為他對這個領域作出了最大的貢獻，只有魯溫接近這個數字，即百分之七十。

　　然而，有一種對認知失諧理論的批評卻不是可以輕易辯駁的。研究者們幾乎總是哄騙誌願者去做一些平常不會做的事情（比如為錢而撒謊），不經他們同意就要他們去做一些勞神費力或者荒誕不經的事情，或者把他們自己身上不好的一面呈現在他們面前，從而使他們的自尊心受損。調查者事後會“詢問”受試者，解釋實驗的真實目的，說合理欺騙是必需的，他們的參與使科學受益無窮。這樣做是為了恢復他們的有益感，可是，批評者堅持認為，把別人擺在這樣的體驗中而不告訴他們或者沒有他們的同意是不道德的。’

　　這些道德問題在認知失諧研究當中並不是十分特別的；在其它更為嚴肅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當中也存在這樣的情形。一個著名的例子是1971年由菲律普·G·金巴多及三名助手做的一項實驗，他是斯坦福大學的一位社會心理學家。為了研究被囚禁的社會心理學，他們召收了本科生誌願者，讓他們體驗監獄生活，大家分別當看守或者犯人。所有誌願者都接受采訪和性格測試；21位中產階級白人經過評定被認為情緒穩定、成熟和守法，因而被挑選出來。根據扔幣法，10人被派當犯人，11人當看守，共進行兩周實驗。

　　“犯人”們在一個靜悄悄的星期天早晨被“逮捕了”，戴上手銬，在警局登上名冊，然後帶入“監獄”（在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的地下室裏設的一套房間），在那裏脫衣、搜查、驅除虱子、配上囚衣。看守們配上警棍、手銬、警用哨子和囚室鑰匙；他們被告知，其工作是要維持監獄的“法律和秩序”，可以自行設計控制囚犯的辦法。典獄長（金巴多的一位同事）和看守設計了16條辦法讓囚犯遵守：他們在進餐、休息時和熄燈後得保持沈默；他們只準在進餐時進餐，別的時間不行；彼此稱號只能叫號碼，所有看守都稱作管教“幹部”，等等。觸犯任何條例都將召至懲罰。

　　看守和囚犯的關系很快就進入老式的模樣：看守們開始認為這些囚犯次人一等而且十分危險，囚犯開始覺得看守們都是流氓和施虐狂。有位看守這樣報告：

　　我對自己感到驚奇……我讓他們彼此對罵，並用光光的手去清洗便池。我實際上是把這些犯人當牲口看的，我不斷地對自己說，得小心看守他們以免他們圖謀不軌。

　　幾天之後，囚犯們組織了一次反叛活動。他們把身份證號撕掉，用床頂住門不讓看守進來。看守們用滅火器噴他們，讓他們從門後退下去，撞入囚室，扒掉衣服，拿走床鋪，總體來說讓他們大大地受一頓驚嚇。

　　這以後，看守們不斷地增加新的管制條例，半夜三更經常喚醒犯人點名，迫使他們進行無聊和無用的勞動，因為“不守規定”而懲罰他們。受到羞辱的犯人開始對不公的處罰習以為常了。有些人慢慢感到頭腦混亂；有個人完全到了很嚴重的程度，到第5天時實驗者只得考慮不到實驗結束就放他出來了。

　　看守思想中很快形成的施虐心理可以從他們中的一個人說的話中看出來。實驗開始前，這人說他是位和平主義者，不喜歡進攻別人，他無法想象自己竟然會虐待別人。到第5天，他在日記中說：

　　我把這人（一個囚犯）挑選出來進行特別處罰，因為他極想受到這樣的處罰，也因為我特別不喜歡他……新囚犯（416）不吃這種香腸……我決定強行讓他吃，可他還是不吃。我讓食物從他臉上流下來。我無法想象是我自己在幹這樣的事。我為逼迫他吃東西而感到內疚，可是，因為他不吃我感到更火。

　　金巴多及其同事沒有預料到兩個組都會如此迅速地發生轉變，後來在報告中寫道：

　　這次模擬監獄體驗最令人吃驚的結果是，這些極為正常的年輕人身上竟會很輕松地激發起施虐行為，而在這些因為情緒穩定而嚴格挑選出來的人中間，竟會很快散布一種傳染力極強的情緒病狀。

　　到第5天，實驗者突然宣布實驗結束，以保全所有人。可是，他們感覺到，這次實驗是極有價值的；它表明，“正常的、健康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在‘監獄環境’的團體壓力下如此迅速地發生轉變”是多麽輕易的一件事。

　　這項發現可能很重要，可是，在許多倫理學家們看來，這項實驗是極為不合道德的。它在誌願者身上施加了生理和情緒上的壓力，而這些是受試者沒有預料到，也沒有同意的。這樣做的話，他們就違反了1914年最高法院強調的一項原則，即“任何有正常頭腦的成年人類都有權決定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幹什麽”。因為道德問題，監獄實驗不準重復；它已經成了定案。

　　可是，與另一項同樣也有很高價值，現在同樣也是一件定案的實驗比較起來，這還真是小巫見大巫。讓我們打開卷宗，看看學習到了什麽，是以何等超常的方法來進行該項實驗的。

服從

　　大屠殺之後，許多行為主義科學家都在尋找辦法來理解，為什麽會有這麽多正常的、受過文明教化的德國人竟會對別的人類實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1950年發表的一項巨型研究報告描述了由一個多學科研究組進行的心理分析方向的實驗，它將偏見和種族仇恨歸因於“強權人格”，這是某種特別的為父之道和兒童體驗的自然生長。可是，社會心理學家們發現這個解釋太過狹窄；他們認為，答案可能更多地要牽涉到一種特別的社會情形，它引起正常人產生與性格不符的殘暴行為。

　　為了探索這種可能性，1960年早期，紐黑文市的一張報紙上發表了一則廣告，尋求誌願者來耶魯大學進行記憶力和學習方法的研究。任何不是大中學在校生的成年男性都可以報名申請，參加者可獲每小時4美元（約相當今天的20美元）外加交通費的報酬。

　　選擇了40名20－50歲的男子，各自分配了不同的見面時間。在一間很大的實驗室裏，大家都去見一位打扮整齊、身著灰色實驗制服的小個子年輕人。同時見面的還有另一位“誌願者”，一位長得像愛爾蘭美國人的中年人，看上去樣子不錯。穿實驗制服的人，即明顯的研究者，實際上是31歲的中學生物學教師，而中年人是一位職業會計師。兩人都是進行這項實驗的心理學家——耶魯大學的斯坦利·米爾格萊姆的合謀人。他們將擔當斯坦利編寫的角色。

　　研究者向兩位男人，真的和假的誌願者，解釋說，他在研究針對學習的懲罰效果。其中一位將扮演教師，另一位扮演學習者。每當學生犯一個錯誤，老師就會給他一個電擊。兩位誌願者抓閹決定各自扮演什麽角色。“天真的”那位誌願者抓到了“教師”那張。（為了確保效果，兩張條子上都寫著“教師”，可是，串通好的那位會在抓起紙後立馬扔掉，不拿出來看。）

　　然後，研究者會帶領兩位受試者到一個小房間裏去，學習者坐在一張桌子前，他的雙臂被綁起來，電極接到手腕上。他說，他希望電擊不會太重；這人有心臟病。然後，教師被帶入另一個鄰近的房間，他可以在這裏向學習者說話，也可以聽到學習者的聲音，可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個閃亮的大金屬盒子，說是裏面有一個電擊發生器。前面有擺成一排的三十多個開關，每個開關上都標著電壓數（15到450），另有“輕度電擊”、“中度電擊”等等，直到在435上標著“危險：嚴重電擊”，還有兩個開關，上面只是簡單地標著“XXX。”

　　教師這個角色，研究者說，是要宣讀一些成對的詞（比如藍色，天和狗，貓）給學習者聽，再考他的記憶力。先念一組詞中的第一個詞，然後念四個可能答案詞，讓他選擇其中正確的一個詞。學習者通過面前的按紐來選擇答案，教師桌上的燈泡就會亮起來。每當學習者選擇了錯誤的答案，老師就掀動開關，給他一個電擊，從最低的水平開始。每當學生犯一個錯誤，老師就給他一個更高級別的電擊。

　　一開始，實驗進行得很容易，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學習者會給出一些正確的答案，也有一些錯誤答案，老師在每個錯誤答案之後給學習者一引起輕微的電擊，然後繼續進行下去。可是，隨著學習者犯的錯誤越來越多，電擊程度也越來越高了－當然，這些儀器都是些假擺設，實際上沒有任何電流從裏面出來－情形是越來越糟糕了。到75伏的時候，學習者發出了聽得見的呻吟聲；到120伏的時候，他喊出聲來，說電擊已經弄得他很痛了；到150伏時，他叫出聲來：“放我走，我不想試了！”每當教師動搖時，站在他旁邊的研究者都說：“請繼續下去。”到180伏時，學習者喊叫起來，“我疼得受不了啦！？到270伏時，他嚎叫起來。當教師猶豫不決時，研究者說：“實驗要求你進行下去。”後來，當學習者開始撞墻，或者更後面，他開始尖聲大叫時，研究者嚴肅地說：“你得進行下去，這是絕對必需的。”超過330伏時，隔壁只有沈靜——這與選擇了錯誤答案是一樣解釋的——研究者說：“你沒有別的選擇；你必須進行下去。”

　　令人萬分驚訝的是——米爾格萊姆本人也甚為驚訝——有百分之六十三的教師當真進行下去了，一直進行到底了。可是，這不是因為他們是些施虐狂，能夠從他們以為正在發生著的痛苦當中體會到什麽快感（標準性格測試顯示，在完全的順從受試者與那些到某些點就拒絕進行下去的人之間沒有什麽差別存在）；而是說，相反的情況是，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遵照研究者的命令進行下去的時候是體會到了很嚴重的痛苦的。如米爾格萊姆在報告所言：

　　在很多情況下，緊張到了在心理學實驗室裏很少看見的程度。可以看見受試者出汗，顫抖，口吃，咬嘴唇，呻吟，手指甲都抓進肉裏面去了……一位成熟的、開始很有自制力的生意人，進實驗室的時候滿臉微笑，十分自信。在20分鐘時間裏，他就變得顫搐，口吃起來，很快接近精神崩潰……可是，他還是繼續對實驗者的每一句話作出反應，一直執行著命令，直到最後。

　　謝天謝地，米爾格萊姆並沒有報告他本人在觀察這些教師受折磨時所體驗到的一些癥狀。他是個生氣勃勃的、誠實的小個子，他沒有講到他自己對這些受試者的痛苦有何感覺，否則，這篇報道一定會更加增色不少。

　　他對這些結果的解釋是，這種情形是利用文化上面的期待產生了對權威的服從現象。誌願者進入實驗時是要扮演合作者和受試者的角色，而研究者是扮演的權威角色。在我們這個社會和許多其它的社會裏，孩子們從小就被教導著遵守權威，而不要管有權威的人讓你去做的事情是對還是錯。在實驗中，研究者感覺到有必要執行命令；他們可以對一個無辜的人施加痛苦和傷害，就因為他們感覺到研究者，而不是他們自己要對其行動負責。

　　在米爾格萊姆看來，他的實驗系列有助於解釋為什麽那麽多正常的德國人、奧地利人和波蘭人竟會進行死亡營這類的暴行，或者至少接受了對猶太人和吉普賽人及其它被厭惡的民族的集體屠殺命令。（阿道夫·艾奇曼說，當他在以色列接受審判時他發現自己在消滅成百上千萬猶太人中扮演一個角色時非常惡心，可是，當時他只好執行權威的命令。）

　　米爾格萊姆不斷地變換實驗方法，從而證明他的解釋是正確的。有一種變化是這樣的，在研究者還沒有來得及向教師說完繼續使用更高電壓的重要性的時候，突然有電話找他；他的位置將會被一位誌願者來接替（也是串通好的人），他好像對按需要加壓非常有興趣，不斷要求教師繼續加壓。可是，他是個替代者，而不是真正的權威；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教師會一直幹下去。米爾格萊姆還變化著辦法把隊伍的構成調整一下。一般是，學習者長得和善、矮胖，中年人，而教師是穿戴整齊，嚴肅的年輕研究人員。可他又把角色倒換過來。在這種情況下，教師一路進行到底的比例會減少，但也只到百分之五十。很明顯，是權威與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各人的性格在起主要作用。

　　米爾格萊姆的另一項令人不安的附屬研究，是他對人們在這種情形之下認為自己會怎樣想的調查。他向大學生、行為學科學家、心理工程師和外行人詳細講解了實驗的構成，然後問他們到什麽份上他們會停下來。盡管他們的背景有差別，可是，所有像他們這樣的小組都說他們會在約150伏的時候違背實驗者的要求而停下來，因為這時候，受害者是在要求放開他。米爾格萊姆還問過一些本科生，說到什麽水平上他們會不聽實驗者的話，答案也在約150伏左右。因此，人們對他們會采取什麽行動的估計和他們對自己應該如何行動的道德觀念，與他們實際上在一個受權威控制的情形下的所作所為都沒有什麽關系。

　　米爾格萊姆的服從研究吸引了很多的註意力，並因為其在社會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而獲得1964年美國科技進步獎。（1984年，當米爾格萊姆51歲因心臟病去世時，羅傑·布朗稱他“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心理學中最有天賦的實驗科學家之一”。）在十余年時間裏，進行了約130例類似實驗，包括在其它國家進行的一些實驗。大部分實驗證實和擴大了米爾格萊姆的發現，而且，在許多年裏，他的實驗過程或者其變化腳本，都是進行服從研究的重要範本。

　　今天，再沒有任何研究者使用這樣的方法了，也不敢這樣做，作為歷史發展的結果，我們只是簡單地看一下而已。

旁觀者效應

　　1964年3月，在紐約昆士鎮的克尤公園發生了一起謀殺案，很快成為《紐約時報》的頭版新聞，並使全國感到震驚。這件謀殺案受註意的原因跟兇手、被殺害者或其謀殺手段都沒有什麽關系。吉娣·格羅維斯是位年輕的酒吧經理，她於早晨3點回家途中被溫斯頓·莫斯雷刺死。莫斯雷是個事務處理機操作員，根本不認識她，他以前還殺死過另外兩名婦女。使這場謀殺成為大新聞的原因是，這次謀殺共用了半個小時的時間（莫斯雷刺中了她，離開，幾分鐘後又折回來再次刺她，又離開，最後又回過頭來刺她），這期間，她反復尖叫，大聲呼救，有38個人從公寓窗口聽見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沒有人下來保護她，她躺在地下流血也沒有人幫她，甚至都沒有給警察打電話。（有個人的確打了——在她死後。）

　　新聞評論人和其他學者都認為這38個證人無動於衷的言行是現代城市人，特別是紐約人異化和不人道的證據。可是，有兩位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年輕社會心理學家，他們雖然都不是紐約本市人，對此一概而論的說法甚為不滿。約翰·巴利是紐約大學的副教授，畢博·拉塔內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師，他們都曾是斯坦利·沙切特的學生。謀殺發生後不久，他們在一次聚會上相遇，覺得兩人有共同之處。雖然兩人有很多地方不同——巴利是黑頭發，彬彬有禮，青藤學院派頭；拉塔內個子瘦長，一頭濃密的頭發，一副南方農家子弟的樣子，口音也是南方的——作為社會心理學家，他們都覺得，對於證人們的無動於衷，一定有個更好的解釋辦法。

　　他們當夜就此長談了數小時，達到了一致的感悟。拉塔內回憶說：

　　報紙、電視、每個人都在傳言說，事實是有38個人目擊了這場暴行而沒有一個人出來做點什麽事情，就好像是說，如果只要一兩個目擊者看到了，而沒有做什麽事情的話，事情就容易理解多了。因此，我們突然間就有了一個想法：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的確有38個人解釋了他們的無動於衷。在社會心理學中，人們把一種現象顛來倒去地分析，然後看看你認為的後果是否是確就是那個原因，這是一個舊把戲了。也許，這38個人中的每個人都知道，還有其它的人都在看，這就是他們什麽也沒做的原因。

　　盡管時間比較晚一些，可這兩人還是立即開始設計一項實驗，以檢測他們的假設。好幾個星期過後，經過周密籌劃和精心準備，他們啟動了一個廣泛的旁觀者針對緊急情形的反應調查，環境各個不同。

　　在研究中，紐約大學心理學入門課的72名學生參與了一項未說明的實驗，以滿足課程必需的一項要求。巴利、拉塔內或者一位研究助手會告訴每個到達的參與者說，該實驗涉及都市大學生的個人問題討論。討論以2人組、3人組或者6人組的形式進行。為了盡量減少暴露個人問題時的尷尬，他們將各自分配在隔開的工作間裏，並通過對講機通話，輪流按安排好的順序講話。

　　這些不知情的參與者不管假設是在與其他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或者5個人談話——說假設，是因為事實上他聽到別人說的任何事情都是錄音機上播出來的——第一個說話的聲音總是一位男學生，他說出了適應紐約生活以及學習的難處，並承認說，在壓力的打擊下，他經常出現半癲癇的發作狀態。這話是理查德·尼斯貝特說的，當時，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研究生，今天，他是密西根大學的一位教授，他在試演中表現最好，因此選了他來扮演這個角色。到第二輪該他講話時，他開始變聲，而且說話前後不連貫，他結結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開始憋氣，並呼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快死了……呃喲……救救我……啊呀……發作……”然後，再大喘一陣後，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在以為只有自己和有癲癇病的那個人在談話的參與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沖出工作間去報告有人發病，甚至遠在病人不出聲之前；在那些認為還有4個人也聽到這些發作的參與者中，只在百分之三十一的人動了。後來，當問及學生說，別人的在場是否影響到他們的反應時，他們都說沒有；他們真的沒有意識到其巨大的影響。

　　巴利和拉塔內現在對克尤公園現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會心理學解釋了，他們把它叫做“旁觀者介入緊急事態的社會抑制”，或者，更簡單地說：“旁觀者效應。”正如他們所假設的一樣，正是因為一個緊急情形有其他的目擊者在場，才使得一位旁觀者無動於衷的。對旁觀者效應的解釋，他們說，“可能更多的是在旁觀者對其它觀察者的反應，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於一個人‘病態’的性格缺陷中。”

　　他們後來提出，有三種思想過程在支撐著旁觀者效應：當著別人的面采取行動的猶豫，除非人們知道幫助或者別的什麽行動是合適的；感覺著其他不動的人可能理解這個情形，即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責任的分散”——即一種感覺，由於別的人都知道這個緊急情況，一個人自己得采取行動的責任就減輕了。後來由拉塔內、巴利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進行的其它一些實驗也證明，根據旁觀者是否能看見其它的旁觀者，是否被別人看見，或者完全知道有其他人，那麽，這三種思想過程中的這種或者那種就會起作用。

　　巴利和拉塔內實驗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並激發人們進行了大量類似實驗。在接下來的十多年時間裏，在30座實驗室裏進行的56項研究把明顯的緊急情形提供給了總數為近6000人的不知情實驗受試者，他們要麽是孤身一人，要麽還另有一人、幾人或者很多人在場。（結論：旁觀者數量越大，旁觀者效應越明顯。）各個階段的緊急情形有許多種：隔壁房間裏一陣巨響，然後是一女士的呻吟；一位穿著整齊的年輕人拿著一根手杖（或者，有時候換成一位渾身臟兮兮、滿口酒氣的年輕人），他在地鐵車廂裏突然摔倒了，掙紮著爬不起來；表演出來的偷書情形；實驗者本人暈倒等等。在56項研究中的48項中，旁觀者效應都明確地表現出來；總起來說，當一項緊急情形出現時，如果只有一個人在場，則有約半數的人會伸手相救；如果知道有其他人在場，則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會相助。由於這個總計結果只有不到五千一百萬之一的偶然可能，旁觀者效應就成了社會心理學中最為確定的假設之一。由於已經徹底確立，其效應在許多種情形之下進行過單獨的測量，因此，最近幾年，它已經不再是許多研究的課題，成了一件定案。

　　然而，總體上的助人行為研究——有利於或者不利於非緊急情形之下的助人行為的社會及心理學因素——還在不斷大量地進行著，直到80年代，最近才算告一段落。助人行為是親社會行為的一部分，在理想主義化的60年代，它開始替代社會心理學家戰後對進攻行為的大力研究；它今天仍然是社會心理學研究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在社會心理學中還有許多其它的定案。這裏是一些非常著名的例子，每種定案裏面都有一兩個重要發現：

　　想法轉變（或說服）：自信心很差的人比自信心很強的人更容易被說服……人們更容易受到一位權威人士所說的話的影響，如果一個人不是權威，人們就不太註意他說的同等甚至說得更好的話……他們還更容易被一些道聽途說的話所說服，而不太相信人們告訴他們的話，也容易采取被引誘出來的行動（如在弗斯丁格的認知失諧實驗中一樣），而不願根據邏輯推理采取行動。

　　偏見：當人們被分配到或者屬於某個小組時，通常他們會認為這個小組比別的小組要好些，以便可以保持其自信和積極的自我形象……人們會假設，其他一些與自己共用某種品味、信仰或者態度的人，在其它一些方面也會跟自己一樣，而那些與自己在很多話題上意見不一的人，在其它方面可能也跟自己不一樣……在敵對或者競爭集團中的人們之間對彼此都有一種厭惡，如果他們必須為某個對雙方都有好處的目標而進行合作時，這種厭惡會得到某些消解。

　　小組集體決策：小組會比單獨一個人作出更加冒險或者更為保守的決定，主要是因為集體討論和公開表達意見，會使一些人采取比獨自一人時更為極端的立場……小組比單獨一人完成任務好些時，是指那些需要把每個人的努力加起來的任務，而不是指只有一個正確解決辦法的任務；在後者的情況下，如果一個人提出一個方案，但沒有得到至少其它一個人的支持，小組可能會拋棄這個正確方案……在一些組織起來解決一個具體問題的小組中，有兩個人是最為重要的：一是任務專家，他說得最多，他主意最多，並作為領導人看待。還有一個是宣傳鼓動家，他做很多的工作來促進和諧與士氣增長。

　　這個單子可以一直開下去，可是，我們已經看到足夠多的例子了。社會心理學家在他們很短的專業歷史中已經很熱情地擔當起，後來又放下了一大批的課題分類，有某些情況下是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假設有問題，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是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解決掉了這個問題，並已增加到對人類本質和人類行為已經接受的知識體之中。

　　對這些已成定案的許多例子，特別是上面詳述的三個例子以及以它們引發的數百個研究來說，一個共同的因素是使用了精心構思的假研究目的。在對人格和發育進行的實驗研究中，或者在今日心理學的大多數領域中，幾乎都沒有過這類的東西，可是，在許多年裏，假目標研究實驗一直就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本質。

　　在紐倫堡審判之後的許多年後，對在人類受試者不知情或者不同意的情況下進行人體實驗的批評與日俱增，而由生物醫學研究者和社會心理學家進行的欺騙性實驗也受到了嚴重攻擊。米爾格萊姆服從實驗受到特別攻擊，不僅是因為它在沒有事先警告的情況下給人們施加痛苦，而且因為它可能會給這些人造成長期的心理傷害，因為這些實驗揭露了他們自己身上一些可惡的方面。米爾格萊姆對這些批評表示“萬分驚訝”，他請以前的一些受試者談談他們對這次經歷的體會，並報告說，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說，他們很高興參加過這次實驗，百分之十五的人持中立態度，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很遺憾自己參加過這樣的實驗。

　　可是，在聲勢不斷浩大起來的人權運動時代，從道德上反對這類研究的人獲得了勝利。1971年，衛生、教育與福利部采納了一些規定．對研究批準計劃進行資格審查，這極大地束縛住了社會心理學家和生物醫學家，使他們不能自由地進行利用不知情者的試驗。1974年，這個部門更加收緊了這些規定；人不準在沒有自己的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在自己身上做任何事情的權力弄得非常之嚴，這不僅使米爾格萊姆類型的實驗過程無法實現，而且使許多對人體相對無痛苦和非常溫和的、依靠隱瞞實情才能進行的實驗也無法進行了，因此，許多社會心理學家放棄了一系列非常有趣但好像再也無法進行研究的課題。

　　來自科學界的抗議自70年代開始越來越高，到1981年，衛生及人類服務部（前身為衛生、教育及福利部）多少放松了一些限制，允許在人類實驗中有較少的隱瞞和保留信息措施，但必須是對“受試者造成最小的風險”，除開這些以外，研究“不能實際地進行”，而對人類的益處應該超過對受試者造成的風險。“風險－益處”計算必須在一項研究提案被認為是可以合法進行之前，交由一個評估委員會進行評估，這種計算已經允許進行隱瞞研究——不過，不能進行米爾格萊姆式的實驗——一直進行到目前。在所有社會心理學實驗當中，有一半以上是利用了隱瞞實驗的，但都是在相對無害的形式和環境下進行的。

　　另外，許多道德學家都認為，哪怕是無害的隱瞞，無可辯駁地也是對人權的侵害。他們還說，這種研究是沒有必要的，因為研究可以使用非實驗的方法，比如問卷、面談、綜合調查、對自然情形的觀察等等。可是，雖然這些方法在心理學的許多研究領域裏都是切實可行的，但是，在社會心理學中，它們不太有用，或者完全無法實施。

　　一方面，通過這些方法獲取的證據在很大程度上是互動的，而在X和Y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只意味著它們以某種方式互有關系；它不能證明一個因素就一定是另一個因素的引因。在一些社會心理學現象當中，情況尤其如此，因為這些現象都涉及到多種因素的同時作用，任何一個可能都像是正在研究之中的某個效應的原因之一，可也許實際上只是某個別的原因的附帶效應。可是，實驗方法可以分離一個單獨的因素，一個“不依賴的變量”，可以修正它（比如，通過改變在一個緊急情形發生時站在旁邊的旁觀者的數量）。如果這會產生一個“非獨立變量”的變化，即這個處於研究中的行為，則人們就有堅實的證據，可以證明因果關系。這樣的實驗方法可以與某些化學實驗相比。在化學實驗中，一單個催化劑加到某種液裏面會產生一種可測量的效果。如阿倫森及兩位合著者在《社會心理學手冊》中所言：“實驗可以提供因果關系毫不含糊的證據，允許對一些無關的變量進行控制，也可以對一種復雜現象進行尺度和參數等的分析探索，這些方面是其它方法所不能比擬的。”

　　另外一方面，不管實驗者如何有力地控制和操縱實驗變量，他或者她都不能控制位於人腦內部的多重變量，除非受試者被欺騙了才行。如果他們知道調查者希望看到他們聽到隔壁某人從梯子上摔下來的聲音時會有什麽反應，他們一定會作出更加令人贊嘆的行動，而不會是事情本來的樣子。如果他們知道調查者的興趣不在通過懲罰來增強記憶力，而在於到某一點他們才拒絕對另一個人施加痛苦，他們就更有可能更高尚地行動，而不會是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所作出的行為。因此，對於許多種社會心理學研究來說，隱瞞實驗目的是一個必須做的事情。

　　許多社會心理學家以前常利用這種方法並不是因為這個有效的原因，而是因為另一種不那麽有效的原因。仔細起草的隱瞞實驗法是一個挑戰；聰明而復雜的腳本受到極大的重視、會造成聲望，會引人激動。而隱瞞研究有一部分是一種遊戲，一種魔術表演，一種戲劇化的表演；阿倫森曾把實驗者感覺到的刺激與一位成功地再現了某種日常生活場景的劇作家的喜悅相比。（阿倫森和一位同事曾設計過一種實驗，不知情的受試者被引導著相信，她本人是一個串通人物，正在進行某種實驗。事實上，她本人的角色就是實際的需要，而所謂不知情的受試者才是實際的串通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這時候，大部分本科生都曾聽說過隱瞞實驗法，按照上述辦法就可以繼續誤導受試者，然後再詢問他們的意見。

　　可是，在過去的15年裏，很有藝術創見、極聰明和大膽的實驗風潮已經退下；今天，大部分社會心理學家都更為謹慎，他們比弗斯丁格、金巴多、米爾格萊姆和巴利及拉塔內慎重多了。可是，隱瞞實驗法的特別效果對一些研究者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當人們遇到或者與這樣一種研究人員談話時，人們會得到一種印象，即他們都是一種極具競爭性，喜歡探根究底，滑稽，大膽，喜歡玩特技和非凡的人物，與像馮特、巴浦洛夫、比奈和皮亞傑這類不茍言笑的人絕然不同。

不斷前進中的探索

　　社會心理學家們在最近幾年裏一直在積極探索的有些課題，是自從魯溫時代以來一直在進行的。其它一些課題是最近才提出來的。這些前進中的探索雖然彼此並不相關，但有一個特征是共同的：關聯。幾乎所有的課題不僅有科學興趣，而且有深刻地潛質，可以改善人類的狀態。我們可以看兩個著名的例子。

沖突解決

　　在約半個世紀以前，社會心理學家開始對下述問題產生興趣：哪些因素會促進合作而不是競爭，人們在哪些地方而不是另外一些地方會更有效地工作。過了不久，他們又重新定義這個課題，把它叫做“沖突方案”，把他們關心的問題定義為當人們競爭或者合作時得到的結果，因此可以達到目標。

　　莫頓·多伊奇（1920－）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榮譽教授，他長期以來一直是沖突研究領域的元老。他懷疑，他對這個課題的研究也許是在兒童時期就埋下了根子的。在一個波蘭猶太人移民家庭中，他是第4個最小的兒子，在家裏，他總是失敗者，他把這種經歷轉換成了對社會公平和和平解決沖突的終生研究。

　　他花了很長時間才發現這才是他的真正興趣所在。他還是個中學學生的時候，因為閱讀了弗洛伊德的著作而對心理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並且對他自己體驗到的一些情感過程產生了強烈的反應。到大學後，他計劃要當臨床心理學家。可是，30年代的社會激蕩和二戰的爆發讓他對社會問題的解決產生了更強烈的興趣。戰後，他找到了克特·魯溫。魯溫的磁性人格和令人激動的想法，特別是有關社會議題的一些想法使多伊奇相信自己應該成為一名社會心理學家。為了完成博士論文，他研究了沖突解決法，直到今天還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這個課題符合他的性格：跟其它許多社會心理學家不一樣的是，他說話慢條斯理，為人和藹可親，也熱愛和平（除開在網球場上，他打網球默不出聲，但極具競爭性——至少跟我打球時是這樣的，他在球場上給我以痛擊的次數可不少——筆者），而作為一名實驗者，他主要依靠利用既不涉及隱瞞，也不會對受試者產生不快的遊戲法。

　　他研究領域當中的一個焦點一直就是人們在“混合動機情形”中的行為，如勞資爭議或者裁軍談判，在這樣一些情形中，一方總是尋找辦法來從對方的代價中獲取更多的利益，但又有與對方共同的利益存在，因而也不想去毀滅對方。在50年代，他在實驗室裏仔細研究了這些情形，主要方法是自己動手修改“犯人兩難”遊戲。在多伊奇式的遊戲中，每個玩家都想法在兩種選擇中選一個好的答案來增加想象中的總數——其結果取決於另外一個玩家同時作出的選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玩家1可以選擇X或者Y，玩家2可以同時選擇A或者B。在決定做什麽的時候，雙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準備做什麽，可雙方都知道，他們所作選擇的任何組合－XA，XB，YA，YB——都有不同的後果。比如，玩家1想：“如果我選X，而他選了A，我們都可以得9美元——但如果他選了B，我就會輸10美元，而他也就得10美元。如果我選Y呢？如果我選了Y，而他選了A，我就會贏回10美元，而他也就會輸掉10美元，但是，如果他選B，我們兩人就都輸9美元。”而玩家2也面臨同樣的兩難境地。

　　由於雙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會幹什麽，各方就只好自己決定走哪一步最好。可是，就像在原來的“犯人兩難”遊戲中一樣，邏輯推理是幫不了忙的；只有當兩個玩家都彼此信任對方會選擇最有利於雙方的步驟時，他們才會分別選擇X和A，然後兩人都贏9美元。如果隨便哪一方不信任對方，或者試圖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管對方情況如何，則他可能贏回10美元而對方也會輸掉相應數目，可是，他也有可能輸掉10美元而讓對方贏回相應數量，或者，也有可能與對方一起共同輸掉9美元。

　　多伊奇對這些情形作了一些變更，這樣，學生誌願者就可以玩這個遊戲，以刺激和測驗在一系列實際情形中的效果。為了誘發合作動機，他告訴一些誌願者說：“你們得考慮你們是合作者。你們對夥伴的好處和對自己的好處一樣關心。”為了誘發個人動機，他告訴另外一些人說：“你們惟一的動機是盡力多贏。你們對對方是輸是贏沒有任何興趣。這不是競爭型遊戲。”最後，為了誘發一種競爭氣氛，他再告訴另外的一些人說：“你們的動機就是要盡量為自己多贏，而且還得比對方做得更好。你希望賺錢而不是賠錢，可是，你還想要超過其他的人。”

　　通常，玩家不知道對方的選擇時同時作出了選擇，可是，有時候，多伊奇會讓第一個玩家選擇，然後把他的選擇傳遞給第二個玩家，第二個玩家也就會作出自己的選擇。在另外一些時候，一個或者兩個玩家都允許在聽說對方的選擇後改變自己的選擇。還有些時候，雙方都可以傳遞紙條，把自己的意圖說出來，比如：“我會合作，因此希望你也合作。這樣的話，我們兩個都能贏。”

　　如多伊奇所假設的一樣，當玩家們傾向於考慮對方的利益時，他們就會以彼此信任的方式動作（他們選擇X和A），因而整體來說結果都很好，哪怕有一方可能會成為大輸家，如果對方欺騙了他的話。可是，當要求他們盡量多贏，並勝過對方時，大家通常都假定另外一方也是極力想以犧牲自己的代價去贏他，因而所做的選擇就只考慮自己，使對方多輸，或者兩方都輸。

　　多伊奇說，令人鼓舞的結果是，“哪怕是在雙方都不關心對方的利益時，也可能發生對彼此的相互信任，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情形必須具有下述特點：它們會引導一方期望自己的信任能夠得到實現。”這就是比如這樣一種情形，玩家的一方能夠給對方提出一個合作方案，有規定和違規的處罰措施；或者，當一個人在作出自己的選擇之前知道對方會做什麽時。或者，當一方可以影響對方的結果時，其結果是，違反一項協議不是另外一方的興趣所在。

　　多伊奇利用修改後的“犯人兩難”遊戲進行研究是社會心理學中一個播種的工作。它引發其他人進行了好幾百個類似研究，他們修改並變更了玩家的條件，以探索其它一些在沖突解決法中可以鼓勵合作或者競爭性風格的因素。

　　多伊奇本人很快轉移到了另一種遊戲中，在這新遊戲中，他和一位研究助手羅伯特·M·克勞斯一起調查威脅會怎樣影響到沖突解決。許多人，在發生沖突時，都相信通過發出威脅可以誘導對方多多合作。發生爭吵的配偶會發出分居或者離婚的暗示，以圖改變對方的行為；管理層會警告罷工者說，除非他們坐下來談判，否則他們會關閉公司；互相發生沖突的國家會把軍隊調集至邊境上，或者進行武器試驗，以圖逼迫對方讓步。

　　在多伊奇和克勞斯的阿塞姆－波爾特汽車運輸遊戲中，有兩個玩家，雙方都是“卡車司機”，一方是阿塞姆公司，另一方是波爾特公司。本圖代表他們會相互行動的一個世界：

　　時間是兩個玩家要關心的根本。近路意味著利潤；遠路意味著賠錢。兩邊同時以相同的速度開車（位置會出現在控制盤上），雙方都可以選擇彎曲的路或者走近路。而走近路雖然是明顯的好辦法，可它涉及到一截單車道，一次只能過一輛車。如果雙方玩家都同時選擇了這條路，他們會形成面對面的塞車，其中一方或者雙方都得倒車，因而賠錢。很明顯，最好的路線是，他們達成協議，輪流過單行道，讓雙方都能獲取最大的或者近乎平等的利潤。

　　為了刺激威脅的形成，多伊奇和克勞斯讓每個玩家在各自單行道的一端能夠掌握路卡的控制權。談判時，雙方都可以威脅對方，說要關掉自己這端的門，除非對方同意自己的條件。這項實驗在三種情況之一中可以玩20輪：雙方威脅（雙方都可控制路卡），單邊威脅（只有阿塞姆這一方能控制路卡），沒有威脅（雙方都不能控制路卡）。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交流。在第一個實驗中，玩家只通過他們所采取的步驟來傳達意圖；在第二個實驗中，他們可以與彼此談話；在第三個實驗中，他們只能在每次嘗試時談話。由於雙方玩家都想盡可能多地掙錢，他們在總共20輪遊戲中所掙的錢是對其解決沖突中成功與否的直接衡量。主要的發現如下：

　　——雙方玩家都不能發出威脅時獲得最大利潤（集體而言）；在單邊能威脅時稍差一些；還有，與常識看法相反的是，當每個玩家都能發出威脅時獲得最少。（我們一般認為，“相互威懾”是避免核大戰的辦法，這個想法是不是一種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代價高昂的錯誤判斷呢？）

　　——自由交流絲毫無助於達成協議，特別是當雙方都威脅對方的時候。如果雙方都可以威脅的話，交流的義務也無濟於事，不過，如果只有一方能夠威脅，則可能會有用。

　　——如果雙方都接受教導，可以進行交流並給對方提出合理的提議，則他們會比在沒有指點的情況下更快地達成協議。

　　——如果雙方都可以發出威脅，在發生僵局時口頭的交流會比在發生僵局前進行交流更快地導致一個有用的協議。很明顯，陷入死局是一個有促進作用的經歷。

　　——賭註越高，他們達成協議的難度就越高。

　　——最後，當實驗由一位漂亮的女性研究助手而不是男性來主持時，雙方玩家——男性大學生——會以大男子主義的方式行動，他們會更頻繁地利用控制路卡，達成協議時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

　　阿塞姆－波爾特汽車運輸遊戲立即成了經典的遊戲，很快為許多人所引用，並獲得了聲望極高的社會科學研究AAAS獎。跟許多突破性的研究一樣，它立刻也成了批評者的目標，很多人懷疑這些變量是否是以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的東西為基礎。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問題已經自行解決了。一種沖突可以當作一個問題來看待，可以通過“什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這樣一個問題來接近它，這個概念已經被其它的許多種研究所借用，並已變成實踐培訓的教程。在最近幾年，由師範大學的多伊奇領導的“合作及沖突解決國際中心”、哈佛法律學院的“哈佛談判工程”及其它一些談判中心，已經在教授談判者以建設性方法解決爭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些爭端存在於勞資之間、離婚及法人律師、政府官員及立法機關、師生之間、房客與房主、家庭成員之間和其它一些沖突情形中。多伊奇希望，沖突解決研究發現的許多事實，最終能夠為世界大國領導人所了解。

歸因

　　在70年代，認知失諧作為社會心理學頭等課題的地位，已經被一個新課題，即歸因所替代。這個詞指我們在自己的生活或者別人的行為中進行有關事件起因的推因過程。

　　我們的推因過程，不管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在我們如何思想，感覺到什麽，以及如何行為方面，比起客觀現實來要起更大的作用。比如，研究顯示，我們一般將更多的溫暖、更多的性感和更可愛的一些特性歸屬於更漂亮的人而不是長得醜的人，並據此決定對他們的行為。那些把婦女較低的就業狀態和付薪水平歸因於她們對成功的害怕和缺乏決斷魄力的人，在對待婦女時也比那些相信其原因是男性偏見、男性在工作場合一統天下和關於女性角色的傳統看法的人采取不同的態度。

　　歸因的現象可在一個古老的笑話中略見一般。兩個男人，一個信新教，另一個信天主教，他們看見一位牧師進了妓院。新教徒看見了證據，因而對天主教的虛偽信條抱之酸酸的一笑，而無主教信徒卻驕傲地微笑起來，因為他看到一個證據，說一位牧師敢於去任何地方，哪怕是妓院，為的是拯救一個天主教徒行將死去的靈魂。

　　對於那些更喜歡嚴肅例子的人來說，歸因可以通過早期由魯溫的兩個學生泰波特和亨利·萊厄肯做的一項實驗來打比。他們給不知情的誌願者分派任務，一次見一個人，讓他們進行一個實驗項目，進行途中，每個人都會意識到，他需要在場的另外兩個人的幫助，一位是研究生，另一位是新生。（這兩人都是研究者的內線。）每位誌願者都向他們求助，結果都得到了幫助。當後來問誌願者為什麽他們會感到得到了其他人的幫助時，大部分人說，研究生給了他們以幫助，因為他希望幫助人，而大學生也幫了忙，那是因為他覺得非幫忙不可。這種歸因不是以他們知道的任何經驗為基礎的，而是建立在他們對社會地位和權力的事先理解上面。

　　弗裏茨·海德是位奧地利心理學家，他早在1927年就提出到過歸因概念，可是，在許多年裏，一直沒有人註意到他的提議。海德很早就移民到美國了，在1958年，他進一步擴大了這個概念，海德在《個人關系中的心理學》一書中提出了我們的社會行為的因果關系概念，他還說，我們不是在對實際的刺激產生反應，而是對我們認為引起這些現象的東西產生反應。例如：如果一位妻子正試圖通過不與先生講話而使他生氣，他可能會想，要麽是他很擔心，要麽是他已經做了某件使她惱火的事情，而他的行動將會取決於不僅是她的行為的真實原因，而是他把這件事歸咎於什麽原因了。海德還在這些歸因之間做了極有價值的區別，一是指向外部原因的歸因，一是指向內部原因的歸因。這比朱利安·羅特在內部和外部控制位的歸因作為關鍵的性格特征上的重要工作早80年頭。

　　心理學家們都覺得海德的思想很是令人激動，因為使人們進行歸因的那些因素的知識會極大地增大人類行為的可預見性。60年代對歸因的興趣一直不減，而到70年代時，它已經成了社會心理學中的熱門話題。

　　可也只是一個熱門話題而已，不到形成理論的時候。的確，它是一大堆小理論，每個理論都是對一個社會心理學現象以前的某種解釋以歸因論的術語重新炒作一遍而已。認知失諧理論被重新解釋為，一個人將自我的行為自我歸因至人們認為自己的信仰和感覺應該是的樣子。（如果情形逼迫我對某人作出很壞的行為，我就對自己說，這人活該如此，從而從我自己的行為歸因至我對他的“真實”本性的解釋。）“一腳在裏”現象也是這麽重新加以解釋的：如果我第一次給收錢的人出了一點錢，因此第二次就多給一點，這是因為我把第一次捐贈歸因於我是一個好人，一個仁慈的人，等等。社會心理學領域的大片地區都受到了歸因論者的侵襲，並為他們所占領。

　　比前述發現的重新解釋更為重要的是，從歸因研究當中湧現出了很多新的發現。一些著名的例子如下所示：

　　——李·羅斯和兩位同事請成對的學生誌願者玩一種“測驗表演遊戲”。一個裝提問者，另一個裝競賽者。提問的人要求拿出10個相當困難而他自己又知道答案的問題，再讓競賽者回答這些問題。（競賽者平均可答對6個問題。）之後，所有的參與者都要求來評定彼此的“總體知識”。幾乎所有的競賽者都說，他們認為提問的人比自己更有知識；實驗的公正觀察人也是這麽想的。哪怕他們都知道，這些提出問題的人所提出的問題都是他們自己知道答案的問題，他們還是因為他們所扮演的角色而認為其知識更多。

　　——調查者發現，我們通常將極引人註目、長相不同或著裝醒目者的行為歸因於遺傳品質，而將容易忘記或長得一般的人的行為歸因於外部（環境）的力量。

　　——人們對窮人、嗜酒者、事故受害人、強奸受害人和其它一些不幸者的反應都以“公平世界假設”來解釋——人們需要相信，這個世界是有秩序和公正的，好有好報。這就導致人們認為，受害者的不幸是因為他們自己不小心、懶惰、冒險、容易受誘惑及類似原因。有些研究發現，受害者受到的損失越大，人們越是認為他們自己活該。

　　——心理學家斯圖爾特·華林斯請男性大學生看裸體女人的幻燈片，並給她們的美醜評分。學生們一邊看的時候，一邊還可以通過耳機上的聽筒聽到假定是他自己的心跳，而事實上，這些心跳都是華林斯事先錄制好了，並且由他來控制的。誌願者聽到的撲通撲通的心跳，會在某些幻燈片而不是另外一些幻燈片出現時加快。當他們後來評定這些女人的吸引力時，他們認為那些好像使自己心跳加快的女人最有吸引力。

　　——一些考得並不好，但為其報告的假成績卻很高的誌願者，他們傾向於把所謂的考試順利歸因於他們自己的努力或者天才的能力，而認為考得不好的原因都是外部的，比如考試不公平，考試環境太吵等。

　　——研究者請幼兒園的一組以前喜歡用多色彩軟尖筆畫畫的孩子過來玩遊戲，以獲取“好玩家”獎。他們請一個控制組用這種筆來玩，但不提獲獎的事。過了一會兒，兩個組都到了自由畫畫時間，因此都可以拿這種筆。那些獲得過獎項的孩子不像沒有獲獎的孩子們那樣對這些筆有興趣。歸因解釋為：以前準備拿獎的孩子會在心裏想：“如果我是為了拿獎才這麽做的，我就不能表現出使用這種筆來畫是件非常好玩的事。”

　　80年代以來，歸因理論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到更為廣泛的“社會認知”領域裏去了。這個領域研究人們對於社會問題是怎樣認識的。在這個框架之中，它仍然是當代社會心理學的中心概念。它使心理學家對人類行為的解釋範圍又增加了很大一塊。

　　它還得出了在教育中的很多應用（學生被告知，他們失敗的原因在於自己努力不夠，而不是能力問題），對憂郁的治療（讓憂郁癥患者盡量減少他們的個人責任感，他們生活當中的負面影響不是他個人的責任），促進一些有害怕心理的人和失敗主義者的操作水平和進取心（引導他們將所擔心的失敗歸因於缺少練習和技巧，而不是性格缺陷）等等。

　　其它許多既有科學興趣，也具實踐意義的課題，也在最近幾年被社會心理學家們加以探索了，而且還在積極的探索中。下列課題中每個都還有一兩個樣板式的發現：

　　個人之間的交流：配偶、朋友、同事和其他人之間的交流通常是模糊不清和被錯誤理解了的，這種交流通常可以通過培訓組、治療組和婚姻咨詢的經歷得到很大的改善。參與者被告知他們自己的交流中存在一些問題，因而對對方的話更加敏感一些……一些清晰和公平理由的表達會教給沖突中的夫婦，這就會相當程度地改變他們的交流和關系……情感交流中的信息，只有很小一部分（也許不到十分之一）是通過詞匯來傳達的，其余的部分是通過身體語言、眼部接觸或者回避、雙方保持的距離及類似方式表達的；還可以教給他們一些非語言的交流技巧。

　　集體交流及說服：政治性的、銷售及其它並不事先指明它們是要來說服你的宣講，比那些直截了當地宣布其目的的東西更有說服力一些。站在兩面的立場上，即先提出一種反面觀點，然後駁倒它，再提出並支持自己的觀點，這比只是簡單有力地提出一種觀點有效得多。直接了當地表達出對某個有爭議的話題的觀點，這只會為一些已經接受了這個觀點的人所理解，而不會把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所接受。令人遺憾的是，非直接的、訴諸情感、欺騙性的和不公正的方法，往往在改變一個人的觀點時比直接談到某話題更有效果。

　　吸引：一種並非羅曼蒂克的現實：生理上的接近或者某個集體中的成員是一些羅曼蒂克的喜好和朋友關系中的決定因素……在近距離和集體成員的參數中，生理的美是約會的夥伴中重要得多的因素，可是，自信心較低或者中等的人會因為害怕被拒絕而避免接觸最喜歡的夥伴……在朋友選擇和配偶選擇中，性格一致、背景相同所具有的吸引力，遠較傳統的相反特征吸引力為大。

　　利他主義：前面說到過的旁觀者效應，如果了解它的話，就可以克服它。在一項實驗中，聽過旁觀者效應講座的學生，在發現一個受傷的陌生人時，比平常更具幫助的傾向……在許多利他主義的活動中，自我利益是最為主要的動機（人們幫助一個處於壓抑情緒中的人，可以使自己從不快中，或者從看到一個人受苦的內疚中解脫出來），可是，有些利他主義的行動卻只是由看到別人的需要和社會經驗已經將其轉換成真正的同情心的感情所促發的。利他主義，或者至少叫同感，可以在教室裏面成功地培養出來，培養的方式可以是在小型心理劇中扮演角色，可以完成一些想象的故事，可以進行集體討論，還有其它一些方法。

　　這些只是社會心理學目前正在積極進行的一些特別研究領域的抽樣而已。其它一些包括找借口和自我束縛研究（把事情弄成很容易失敗的樣子，這樣就有了失敗的借口）；電視暴力節目對行為的影響；愛與婚姻不斷變化著的形式；陪審團的決策過程；從領土權和擁擠到民族關系和社會公正。毫不奇怪，社會心理學的疆界是無法劃定的，它的觸角伸及人類思想、感情和行為的廣大世界。

社會心理學的價值

　　跟其它許多的心理學分枝一樣，它經歷過很多來自外界的批評和內部的反叛。其混雜的課題、伸得過長的戰線、大膽和有時候冒犯性的實驗方法以及整體理論的缺乏，都使它成為眾矢之的。

　　最為嚴厲的攻擊來其內部。從70年代早期開始的六七年裏，在所謂的社會心理學危機期間，社會心理學家都卷入了一場自我批評的狂歡中。在他們攬到自己身上來的各式各樣的攻擊中，有一項是說，他們對實際的應用註意太少了（可實際情況是，他們對理論發展註意太少）；說他們對無足輕重的一些細節所花精力太多（可反過來，它們從一個大題跳向另一個大題目，而沒有將其細節弄清楚）；說它對人性作出了無法證實的概括，因為其基礎是利用美國大學生做的一些小型實驗。

　　這最後一項批評是最難逃過的。1974年，當自我批評走向高潮的時候，在一家主要學術刊物中報告的百分之八十七的研究實驗中，其受試者都是大學生，而在其它一些專業雜誌中，所報告的研究實驗中，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實驗受試人也是大學生。這樣的實驗研究，批評者說，在內部可能是有效的（它能顯示出它說能夠顯示的東西），可是，在外部來看，它不一定，也的確不是有效的（它所顯示的東西不一定適用於外部世界）。一個像米爾格萊姆的服從實驗這樣高度人為和特別的實驗室情形，以及它所激發出來的行為，他們說，都很難與納粹的死亡集中營相比，在那裏，自信而不可能產生誤差的野蠻的官員和看守們每天將赤身裸體的猶太人趕入“淋浴間”，然後打開毒氣閥。

　　有人將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發現缺乏外部有效性的缺點加以擴大，因而提出了最為嚴厲的攻擊。1973年，斯瓦思摩爾大學的肯尼思·格根在一篇猛烈攻擊其自己的職業的文章中說，社會心理學不是一門科學，而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它宣稱要發現對全體人類都適用的行為準則，可是，這實際上只是一些現象，它們符合歷史某個特定時間和在某個特定文化背景上的既定人類的抽樣。

　　作為例子，格根說，米爾格萊姆服從實驗取決於現代人對權威的態度，可是，這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認知失諧理論宣稱，人類覺得前後不一致是令人不快的，可是，早期存在主義者卻認為這是受人歡迎的；而順從研究報告說，人們更容易受到朋友而不是別人的影響，這個結論在美國可能是正確的，可是，在一些朋友扮演不同角色的社會裏，事情可能就不是這樣的。格根的果敢的結論是：　　

　　認為社會心理學的過程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基本概念，這是錯誤的。反過來，它們更有可能應該被看作文化常規的心理學對等物……社今心理學研究主要是現代歷史的系統研究。

　　格根刻薄的批評過後許多年，社會心理學家召開了無數搜索靈魂的學術會議，主要解決其論點問題。艾德華·瓊斯說，由於格根的悲觀結論並非新鮮事，“人們可以奇怪為什麽現代社會心理學家會把許多的精力浪費在這些奇談怪論上，”並說，“一種廣泛的自我懲罰需求也許是社會心理學家們獨有的，它可以解釋傑根的話裏面所包含的益處。”這種特別的需要來自何處？瓊斯並沒有說什麽，可是，也許它是對心理學這門職業到那時為止自以為是、自我主義和目空一切的特點的悔過。

　　最後，這場辯論並沒有得出可以答復由格根和其他人提出來的一些辛辣問題的答案，也沒有把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形象恢復起來。

　　在大學生身上可能是正確的東西，不一定在其他的人類身上也是正確的，對於這種說法，方法學家們說，為了證實一個假設的正確性，選來做研究的人並不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如果變量X導向變量Y，而沒有X就沒有Y，則X與Y之間的在這個組中的因果關系就被證明了。如果這種關系證明在其它的組別中也存在，則它可能是一種普通真理。許多發現就是這樣形成的，包括米爾格萊姆服從現象和拉塔內的旁觀效應，這些發現在這個國家和不同的實驗受試者的不同組別裏都得到過映證。

　　為了徹底反駁格根的攻擊，佛羅裏達大學的巴裏·謝倫克指出，自然科學開始的時候也只有有限的和互相矛盾的一些觀察結果，慢慢才發展出一些可以將看似矛盾的一些不一致的地方統一起來的普遍理論的。同樣，社會科學在有限的環境裏已經分辯出什麽是全人類共通的東西，並把一些分布甚廣的證明收集到一起了。比如，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提出，後來也證明，所有的社會都有近親通婚禁忌、某種形式的家庭和某種維持秩序的辦法。社會心理學走的是同一條路。社會認知的原則、順從和地位控制都是一些已經在多重文化裏得到映證的發現。

　　到70年代末，這場危機退潮了，再過幾年後，艾德華·瓊斯可以用樂觀態度看待社會心理學和這個研究領域的未來：

　　社會心理學的危機已經開始確立其作為在社會科學的漫長歷史中一個小小的插曲的位置了。這個領域的學術力量並沒有受到致命的影響……社會心理學的未來之所以前途無量，不僅僅是因為其研究主題極為重要，而且是因為其獨特的概念上的及方法上的力量，它們可以確定日常生活中起支持作用的一些原理。

　　到現在仍然正確的是，社會心理學沒有統一的理論，但是，其許多中期理論都已經證明是極其有效的，它們大量混雜的發現對人類行為和本質的自我理解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可是，從特裏普萊的時代到今天為止，社會心理學的價值一直就是在對一些根本原則更深刻的理解和將這些原則運用於實際生活之中。社會心理學有益的利用是相當不錯的：其中有使病人更好地遵守醫療過程的辦法；利用合作而不是競爭性的課堂教育法；對孤寡失助和處於危機中的人們以提供社會支持的小組和網絡；在培訓小組中進行人際交流的培訓；給養老院的病人們更大的控制權和決策權，以改善其情緒和精神功能；治療憂郁病人、孤獨癥患者和害羞者的新方法；在課堂上教育學生，培育同感和有利社會的行為；通過小組和家庭療法來控制家庭沖突的辦法。

　　艾略特·阿倫森最近表達了大部分社會心理學家對他們自己的研究領域的看法：

　　（這）是我的想法，即社會心理學是極為重要的——社會心理學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可以讓這個世界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的確，我更誇張一些的時候，在心裏還在暗想，社會心理學家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可以對我們的生活產生深刻而有益的影響，他們可以為理解像順從、說服、偏見、愛和進攻性這類的重要現象提供更多的解釋。

　　如果說它沒有合適的界線，沒有一致同意的定義，也沒有統一的理論，那又有什麽關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