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心中的秘密”

人格的本質和起源，對於心理學家們來說一直都有著至高無尚的重要性。對他們來說，這個對理解人性不可或缺的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的性格和行為差異作何解釋？非專業的普通人對這個問題也有極大的興趣。對他們來說，這個在日常生活當中有著極為重大意義的問題是：一個人怎樣去判斷另一個人的性格，怎樣了解他的一言一行呢？

很明顯，人們所說的一些話並不是可靠的信息來源；人類在所有活著的物種當中是最能夠撒謊的，他們的確也經常撒謊。人們同樣也不能依靠他人的動作手勢或者表現，因為人們會裝假，一些人還裝得極像。甚至他們的行為也不總是會顯露真情的，因為人們可以欺騙，直到最後的關鍵時刻才暴露真正的自我。

可是，不管那個人是誰——是我們打算嫁娶的也好，是可能買下我們的房產的也好；是我們敵國（或者我們自己國家）的一個首領也罷——這個人真正喜歡什麽，他或者她偏好於怎樣的行為，我們能夠就這些東西做一個準確的判斷是最為重要的，其它的都沒有這些有價值。

有鑒於這樣一些原因，性格的研究在整個有記錄的歷史當中一直是哲學家和普通人最感興趣的，它也是過去60年來現代心理學最為重要的領域之一。

已知最早的一些性格評價活動，主要還是依賴於占星術這門偽科學的。從公元前10世紀開始，巴比倫的占星士們就已經在根據行星的位置來預測戰爭和自然災害了，到公元前5世紀，希臘的占星士們就依據這些數據來解釋性格並預測顧客的未來。在一個科學幼稚的時代，一個人出生的時候行星所處的位置會影響一個人的性格和他的命運，這種觀點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奇怪的是，到現在，現代天文學和行為科學已經表明這是迷信的無稽之談，可這種觀點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們早先提到過的相面，卻是另外一種號稱能挖掘隱藏性格的假把戲。跟占星術不一樣的是，臉部特征是人的內心線索這個說法，在心理學上是有一些根據的，我們的長相與我們對自己的感覺當然是起一種作用的。可是，希波克拉底、畢達哥拉斯，還有其它一些外貌學家都沒有想到這層關系，反過來，他們編輯了一大堆資料，在某種特別的面相特征與性格特征之間拼湊了許多奇妙的聯系。哪怕偉大的亞裏士多德先生也強調說：“前額大的人偏呆滯，前額小的人用情不專；天庭橫闊者易於激動，突出者好發脾氣。”

跟占星術一樣，相面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機敏的羅馬人很相信外貌學：西塞羅曾說：“面相乃心靈的圖象。”朱力斯·凱撒認為：“我並不害怕這些肥頭大耳的家夥，可那些面容蒼白的瘦家夥著實讓人操心。”（凱撒的觀點照莎士比亞的話來看是最明顯不過的：“讓我的身邊圍滿肥仔；／天庭滑潤的男人可安度良霄；／那位加西阿斯生相瘦弱，面露饑容；／他心機多端：這樣的人危險難纏。／”）耶酥實際的面容一直無人知曉（羅馬陵寢裏最早的“畫像”也是在他死後二三百年才畫出來的），可是，從公元2世紀到目前，他的畫像一直是面容詳和、瑞相非凡的。面相的傳統生生不息，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在遇到生人時，總喜歡根據其面相來猜測他的性格。

另一種根據可見的特征來區分性格的方法是骨相學，就是摸頭骨形狀的偽科學，19世紀風行一時。雖然骨相學在20世紀消聲匿跡了，許多人仍然相信，一個天庭飽滿突出的人是位“足智多謀之士”和敏感的人，而天庭扁平窄小的人多半是頭蠢驢，而且鐵面寡情。

　　古代把性格與生理特征聯系起來的最有名的理論，是加倫的氣質體液說——他認為，粘液過多的人冷靜鎮定；黃膽過多的人性急易燥；多黑膽的沈湎於憂郁；血旺的樂觀自信。這一教條一直統治到了18世紀。其後繼的門人弄起了營養新潮、蒸汽浴和其它一些準科學的把戲來較正體內化學循環，以期增強身心健康。

　　與此相對的是，聽起來非常現代的一種方法，卻是三個世紀以前由一位德國哲學家名叫克裏斯蒂安·托馬西烏斯（1655－1728）的法學家提出的，他還是赫爾大學的奠基人。托馬西亞斯想出了一個辦法，他通過給不同的性格特征用數字打分來判斷一個人的性格。他的方法雖然粗淺一些，可在很大的程度上卻給現代叫做“定級表”的性格評估技術理下了伏筆。他為自己的書取的名字也耐人尋味：《一種實在科學的新發現：對於公眾，對於從日常談話中哪怕背離其願望地洞悉別人內心的秘密來說都極有必要》。根據現代人的品味，這書名是長了點，這毫無疑問；可是，就其精神實質來說，這與現代教人如何成功的暢銷書來說卻是同樣新潮的。

　　多少世紀以來，有關性格的討論經常是圍繞著心理學中最基本，也是爭辯最多的一個話題展開的：人性是由內抑或由外決定的？我們的思想和行為倒底是內心力量的產物，還是環境刺激導致的結果？

　　柏拉圖及其弟子們堅持認為，思想的內容在人出生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只需要記住就可以了；而畢達哥拉斯和德謨克利特卻反駁說，所有的知識都是從感知而得來的，從而就引發了這場爭辯。在17和18世紀，這場爭論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兒和其它一些理性主義者爭辯說，頭腦裏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經驗主義者卻認為，新生嬰兒的頭腦形同白紙一張，靠經驗在上面留下信息。

　　當心理學成為一門科學時，遺傳論者——高爾頓、戈達德、特曼和其它一些人——拿出了調查數據來支持他們的觀點，而行為主義者們——巴甫洛夫、沃森、斯金納和其它一些人——提供了實驗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這種爭論一直在進行著，而“心性主義者們”（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卻用內心（心性的）力量來解釋人的性格與行為，“情境主義者們”也用個人體會到的情境來解釋性格和行為。

　　這兩種觀點在兒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療、對少數團體的公眾政策、罪犯的處理、婦女及同性戀者的狀況和權利、移民政策和其它許多個人及社會議題得出了相反的結論。相應地，這個問題在最近幾十年也一直統治著性格心理學。人們渴求出現一個決定性的科學答案。讓我們來看看，兩邊的研究者和理論家們都在得出一些什麽樣的成果，也看看這樣一個答案是否有可能出現。

性格的基本單位

　　在本世紀初期，對性格理論最大的貢獻是由心理分析學家們做出的。弗洛伊德對成人性格作出了一種解釋，認為那是自我為控制本能沖動並把它們轉換成可接受的行為形式的結果。阿德勒對社會力量對性格產生的影響更有興趣，比如中間出生的孩子由於位置的關系而成為自卑感的因由。榮格對性格的描述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內在的、互為對立的、傾向於決斷性和被動性、內向與外向的東西，以及經驗與“集體無意識”（他認為是與生俱來而非學習得來的、每個人由上輩傳下來的一些概念、神話和符號）在內部形成的。

　　雖然心理動力學概念如此這般地推斷了性格發展的方式，但他們並沒有給心理學家們提供一個可以快速準確地衡量性格的辦法，而在智力測定方面卻已經成為可能。心理分析所揭示的性格特征只是在幾十上百次的臨床診療後才出現的，哪怕是在這樣的時候，這種方法也只是得出了一些印象上的評估，而非可計量的結果。如性格測量界有名的雷蒙德·卡特爾所言，臨床方法“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勘察”，而心理學需要的是一種“可定量的分類學”。

　　最早出現的此類分類學是第一次大戰的產物。當美國在1917年介入這場沖突時，羅伯特·伍德沃思（1869－1962）這位著名的實驗心理學家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受命設計一種快速簡易的辦法，以辯別情緒受挫的新兵。他在緊急之中進行了最早的心理學實驗之一，即“個人數據問卷”，這個問卷只問受試者一些有關癥狀的並不麻煩的問題，如：“你曾夢遊過沒有？”“站在高處時是否感覺到想向下跳？”把他們承認的癥狀數目加起來就可以得出一些分數。

　　作為一種性格評估，個人數據問卷是很原始，很有限的，它只收集到了受試者提供的一些信息或者錯誤信息，而且只是有關神經癥狀方面的信息。可是，“它在表面上是有效的”——人們直覺地感到，這些問題的確把正常人和有神經質的人區分開來了。而且，事實上，後來進行的一項試驗證明這種測驗是有效的，它發現，診斷出來的神經質患者得出了36個不好的答案（“是”），正常人只得出了10個。

　　伍德沃思作為先鋒的工作設定了一個模式，戰後，許多心理學家都設計了其它一些類似的問卷，讓受試者對自己進行評估。可不久，這些問卷很快就超越了癥狀，進而包括了一些涉及總體性格特征的問題。早期測試當中最好的一種是1931年由心理學家羅伯特·伯恩魯特設計出來的。這份問卷提出了125個問題，並把答案歸結成四個主要特征上的分數：自制、自足、內向及神經質。比如，如果受試者對“你是不是經常感到可憐？”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個“？”（“不知道”或者“說不出來”）號，則他或她在內向上得三分，自制上得一分，神經質上得零分，自足上得零分。這些分數都只不過是些推測——伯恩魯特對每個答案與四個特征的相互關系並沒有經驗上的證據——可是，當時在全國出現了一股心理學測試熱，在整個30年代，有100多萬份伯恩魯特性格調查表和大量類似的測試卷被銷售出去，人們廣泛使用著這些問卷。到那時，性格成了心理學的一個特別領域，由特征理論主導著，它是一種常識觀念的科學翻版，即，每個人在特別的情境當中都有一套可以識別的特點和慣常的行為模式。特征可以描述既定性格的因素，可是，它們對背後的心理動力學結構或者這種性格的形成方式只字未提。伯恩魯特問卷和其它早期的性格測試都是測量其中一些因素的辦法。

　　1928年和1929年出現的一種重要研究脫穎而出，它好像是走出了特征理論。休斯·哈特肖恩神甫是聯合神學院的聖職教員，馬克·梅是位心理學家，他也曾供職聯合神學院，他們研究了成人行動的有效性，比如童子軍運動可以在兒童中培養出有道德的行為。哈特肖恩和梅讓若幹兒童拿起紙筆做測試，看看他們對於欺騙、偷盜和撒謊等的態度。然後，他們讓孩子參與一些比如集體遊戲和自己給自己打分等活動，孩子們可以在裏面做弊、偷竊或者撒謊而看起來又好像不會被人發現，不過，事實上，研究者們可以準確地判斷出他們的所作所為。

　　結果令人十分不安。不僅孩子們在紙筆測試中所說的話與他們實際的行為之間關系甚少，而且一個孩子在一種情形之下與另一個不同的情形之下的誠實與不誠實也沒有什麽連續性，這著實令人驚異。哈特肖恩和梅於是得出結論說，如果特征是存在的，它們不應該引起一個人在不同的環境下有類似的行為。

　　（我們）十分確信，存在某些共通的因素，它們傾向於讓人與人之間各個不同……然而，我們的論點在於，這種共通的因素不是在一個人所處的情境當中獨立操作的內在整體，而是這個情境的變量。

　　這與日常生活當中的經驗是相矛盾的。我們都有一種感覺，我們認識的一些人當中，有些誠實，有些不誠實，一些人是保守的，另一些人是開放的，有些人很努力，另一些人玩玩打打。哈佛大學心理學系執掌牛耳的戈登·奧爾波特（1897－1967）出來挽救了這個局面。他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還有一本專著：《人格的心理學解釋》（1937）。態度謙和，面容蒼白的奧爾波特是個勤奮的人，他的研究興趣非常廣泛，包括偏見、交流和價值觀，但是，性格，尤其是特征理論，卻是他終生特別關註的課題。一部分是由於他自己的性格的原因，他成了反駁哈特肖恩－梅依情境論的理想人物。他為常識當中認為的心性論提供了科學的證據。

　　奧爾波特是印第安那州一個鄉村醫生的4個孩子當中最小的一個。他父親的家族幾輩子以前起源於英格蘭，他母親是德國人和蘇格蘭人的後裔，而奧爾波特自己的家庭生活，如他許多年後回憶他那樣，“只有樸素的、新教式的誠實和勤奮”。在他生活的那個地區，沒有醫療設施可言，許多年以來，奧爾波特家裏一直就住著很多的病人和護士，而幼年的奧爾波特一直就分擔著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打點門診室，洗瓶子和照顧病人。他吸收了父親的人道主義世界觀和價值觀，在以後的歲月裏還經常喜歡引用他父親的座右銘：“如果每個人都盡其最大努力去工作，而只取家中所需的最低量的經濟回報，那麽，一定就有足夠的財富可以對付下去。”

　　在哈佛大學，奧爾波特除了進行自己的研究之外，還抽出時間做了很多的社會服務誌願工作。這滿足了幫助有困難的人的深層需要，而且，按他在自傳中所說的那樣，“給了我一種有能力的感覺（糾正了普通意義上的自卑感）”。他的兩大興趣，即心理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工作，最終溶合在了一起，因為他確信：“要有效地做好社會服務工作，人們必須對人的性格有充分的理解。”

　　對於奧爾波特來說，性格的研究總是一種常識意義上的事情，他的興趣在有意識部分，在可以很容易地進入的部分，而不是無意識部分難以確定的深層。他經常談到與弗洛伊德惟一的一次見面，因為這次見面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作為一個22歲的毛頭小夥子，他在訪問維也納的時候給弗洛伊德寫了一封信，說他本人就在城裏，想見一見他。弗洛伊德非常大度地接待了他，可是一聲不響地坐著，等他開口說話。奧爾波特試圖想個話題來開頭，就提起說，來弗洛伊德辦公室的路上，他聽到一個4歲的小孩告訴他母親說，他想避開一些很臟的東西，他顯示出了對臟物的真正的恐懼。奧爾波特描述說，那位母親穿戴整齊，衣領漿過，氣勢不凡。他認為這之間並沒有什麽聯系，可是，如他所回憶的：“弗洛伊德用他那雙仁慈的、治病救人的眼神看著我說：‘那個小男孩子是你本人嗎？”’奧爾波特目瞪口呆，只好轉換了話題。這次經驗，他後來回憶說：“告訴了我，深層心理學研究盡管有種種的好處，但它容易落入過深的研究圈子裏，而心理學家們在刺入無意識的世界以前，能夠把動機等的事情說清楚也是可以獲取承認的。”

　　（他對行為主義者也不敢苛同，他認為，行為主義把人看作一個純粹的“反應”機體而描述它——即只會對外部的刺激作出反應——而事實上，人類是“更為積極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自己的目標、目的、意圖、方案和道德價值觀驅動的。）

　　在他自己的研究生階段，奧爾波特開始自行設計紙筆性格特征測試。他和他的兄長心理學家弗諾矣德創造了一種比本羅伊特法和其它一些早期的測試法更為客觀的測試法。為了測量他們叫做“優勢壓制”的東西，他們不問受試者感到如何的有優勢或者如何的感到壓抑，而是問他們在涉及那種特征尺度時如何在具體的情境下作出行為反應。這裏有個例子：

　　有人在排隊時企圖插到你前面去。你已經等了好一陣子了，再也不能再等。假設這位插隊的人是同一個性別的人，你經常會：

　　——規勸這位插隊者

　　——對插隊者“怒目而視”或者與旁邊的人用清晰可聞的聲音議論這位插隊者

　　——決定不再等待，徑直走開

　　——什麽也不幹

　　對一批自願受試者試過這種測試後，奧爾波特得出結論說，對任何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情境作出優越或者壓抑反應的人，他們在其它類似情境裏多半會作出同樣的反應。“大多數人，”他寫道：“在高位的優越感和低位的壓抑感的給定的連續尺度上，都傾向於占據一個給定的位置。”對他們來說，這好像確立了特征的真實情況，也說明一個人在類似的情境當中會作出類似的反應。如奧爾波特後來所言：　　

　　如果可以證明，一種行動通常與另一種行動相關聯，那麽，就有證據證明這兩種行動底下有某種東西在支撐著，即某種特征……也即是，某種神經心理學上的結構，它具有將許多刺激變成在功能上互為相等的能力，還可以啟動並指導相同（很有意義的前後一貫）形式的適應性和表達性的行為。

　　既如此，為何接受哈特肖恩和梅測試的孩子們會有前後不一的表現呢？奧爾波特以格式塔理論找到了一個答案。每個人的特征都是以一種層次結構的獨特配置集中在一起的：在頂層是一個人的主要品質或者關鍵特征；在其下是一些中心特征，也即是一個人在生活當中日常的聚焦點（奧爾波特說，即是那種我們都有可能在寫一封推薦信時提到的品質），最後，在這一切之下的是一大批次要特征，每種這樣的次要特征都是由少數特別的刺激所引起的。因此，一個人的行為在具體方式上有可能不一致，可是，它們在較大的方面都還是一致的——奧爾波特寧願叫做“相合的”。

　　例如，他說，如果你觀察一個人慢慢地行走，然後又看到他急急忙忙地拿著一本書回到圖書館，你可能會在判斷他的時候認為他前後不一致，因為在一種情境之下他輕松自在，而在另一種情境之下他又急步如飛。可是，那只是次要級別的特征行為。另一個更為重要的特征是彈性。如果你請他在黑板上寫較大的字，而在紙上寫較小的字而且他也照樣做了，你可能會認為他富有變化本事——他也的確如此，如他在走步的時候一樣。他在兩種活動當中的行為顯示出了可塑性，因而也就前後相合，雖然不一定是前後連貫的。

　　奧爾波特也用這一點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一個人常常會表現出互不兼容的特征，或者，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作出前後不連貫的表現？轉瞬即逝的情緒或者“狀態”經常就構成了看起來像是不連貫的東西，一種緊急的情境也許會在任何人的心中造成一種臨時的焦躁狀態，哪怕是平常平靜如水的人。

　　盡管奧爾波特在過去的許多年裏修正了他自己的性格理論，可是，他始終認為特征乃是性格當中最為基本和相對穩定的單位。他的特征研究在他的時代為他贏得了聲名和榮譽，許多的，假如不是大多數的心理學家都認為，性格心理學實際上就是特征研究的同意詞，如果他知道這一點，一定會非常高興。

測量性格

　　由於特征即不是可以看見的物體，亦不是某個具體的動作，而是個人的一些特質，研究者們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測量它們。

　　首先，他們得弄清楚自己要測量的倒底是什麽東西。早期的性格研究者選擇了一大批直覺上非常明顯的特征，比如內向，自制和自足。可是，不久，他們就放開了眼界，把別的許多東西也納入進來加以考慮了，這樣一來，龐大的數量使這個領域迅速變得一團混亂了。

　　因為，有太多的可能。勤奮工作的奧爾波特和一位同事曾數過字典中專指不同人類行為或者品質的詞，總數達18000之多。並非所有的詞都指特征：有些是觀察者對另一個人的反應，而非那個人的特征（“令人敬佩”，“討厭”），有些只指一時的狀態，而非長期的特征（“局促不安”，“魂飛膽喪”），有些只是比喻（“活龍活現”，“多產的”）。盡管如此，仍然剩下4000－5O00個詞是專指特征的。

　　有好幾百種已經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過探索，這些方法從主觀印象到實驗室的試驗，從心理分析解釋到行為學數據。一些主要的方法如下所示：

　　個人材料和史料：信件，回憶錄，自傳，日記等諸如此類的東西裏面，都有大量有關受試者性格的信息，當然也有錯誤信息，因為一個準備讓別人來閱讀的自我描述，肯定會表現出一個經過裝扮的自我而非赤裸的真實。（佩皮斯的日記裏面有大量放蕩淫逸的段落和無恥的想法，那是準備給他自己看的，而且全都用密碼寫的。）對一些著名人物有名的詮釋都是以個人材料為基礎寫的，可是，口味和理論一代一代有所不同，同樣的材料會形成有關寫作者非常不同的形象。以這樣一些材料為基礎而作的性格分析有時候是非常好的文學作品，而鮮有符合科學的。

　　面談：這也許是最常用的性格評估方法，可也是效率最低的一種。一些就業面試官員，大學入學考試的主管和心理分析學家，他們可以在與接受面試者的談話中得出很多有關一個人的信息，可其他一些人就不一定。研究證明，哪怕是有經驗的面試者們，他們對同一個人可能會得到相當不同的評價。另外，面試可以得出一些描述和解釋，可並不能得出可計量的特征測量結果。這種面試最適合於辨別一個人有否明顯的精神或者情感障礙，但是，在正常人當中，它作為收集一個人的個人資料、態度、回顧和其它一些細節是最為有用的，這些情況會有助於理解以其它一些方法收集到的有關這個人的更為客觀的數據。

　　由觀察者定級：研究者經常請某個人的朋友或者熟人來評定他或者她的若幹具體特征。為求準確故，研究者會讓被提問的人在某種特征的尺度表上定一個級別，這個尺度表從0－5，或者0－10不等——基本上就是托馬西烏斯1692年的搞法。可這個方法有許多困難之處。定級的人有他們自己的定級風格（有些人避免極端，另一些人卻非常喜歡走極端），受試者在不同的時候對同一個問題有不同的回答，定級還受到“光圈效應”的影響（一位在某種特征上定級定得高的受試者，傾向於在別的特征上也定出高級別）。

　　那麽，總的來說，定級的辦法被認為即不是非常可靠，也不是特別有效。（可靠的方法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相同的結果，有效的方法測量到的正好就是要測量的東西。）可是，在某些情況下，定級辦法是即有效又可靠的。著名的特征心理學研究者雷蒙德·卡特爾就依靠這種方法來進行他的工作，他只采用定級者親眼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可能的話，在一年的時間裏），並在許多情境下看到受試者後得出的數據，而且每次只就一種特征定級，以避免光圈效應。這樣的前提會改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又使這種方法極為昂貴，無法承擔費用，也極費時間，而且除了在一個人口相當固定而且彼此看得見的院所裏以外，其它的地方簡直就無法進行。

　　……

　　問卷：這是目前最為通用的性格評估工具。如我們所見，這種方法很快擴展到超越了簡單的自我評估範圍，而成了準客觀的技巧，比如提供現實生活情形，並問受試者在這些情境中最有可能的行為方式。其它早期的測試繼續提出一些有關受試者的態度和感覺的問題，而不是可能的行為，不過，其措詞的辦法使受試者難以美化自我形象，如在“個人資料問卷”裏一樣。大多數問卷有“是／不是”或者“正確／錯誤”選擇作為可能的答案，可有一些也包括了像“不知道”這類的中間答案。

　　心理學家斯塔克·哈塞維和精神病學家J·C·麥金雷都是明尼蘇達大學的教授，他們在30年代設計的、著名的“明尼蘇達多級問卷”（ M M PI）就屬於後一種類型。它裏面有550句話，其中包括：

　　我大部分時間是很快樂的。

　　我喜歡社交聚會就是為了跟別人處在一起。

　　我很顯然缺乏自信心。

　　我認為自己口碑不好。

　　受試者針對每個問題回答“是，”“不是，”或者“？”（不肯定）。這些問題歸類分成十個級別，可以測定憂郁、壓抑、歇斯底裏、精神錯亂、失常、男女異位、偏執、神經衰弱、精神分裂癥、輕躁狂和社交內向。這些名字給人一種印象，即是說M M PI主要關心的是精神疾病，它的確也能測量精神疾病，可同樣也能檢測出正常的性格。比如，那些對“我大部分時間是很快樂的”和這個級別裏的大部分其它問題都回答“不是”的人，就被稱為是精明、心存戒備和處心積慮的人。那些對“我喜歡社交聚會就是為了跟別人處在一起”和相關問題回答“是”的人，就被定為會社交、活潑和有雄心的人，而那些回答“不是”的人就被認為是謙遜、害羞和自我躲閃的人。

　　這些解釋不是以直覺或者常識為基礎，而是建立在經驗證據之上的。在設計M M PI的時候，哈塞維和麥金雷把一大批問題拿到精神病院或者有精神毛病的人那裏去試，再用同樣的問題來問訪問他們的正常人，然後把能區分兩類人群的問題留下來用作問卷。比如，用作壓抑尺度的問題由受壓抑和不受壓抑的兩類人作出不同的回答。

　　盡管M M PI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當中是使用得最為廣泛的性格問卷，它也有自己的局限和錯誤。舉一個例子來說，問卷很長。再舉一例，許多受試者感到，其中的許多項目如果誠實地去回答的話會過於直露，太令人不安（“很糟的詞，經常是可怕的一些詞會來到我的腦海裏，而且揮之不去，”“我受到同一性別的人的強烈吸引。”）。另外，其它一些項目很明顯就是針對病理學方面而來的，讓正常的人也顯得十分可笑或者覺得受到了侮辱。前一陣子，搞笑專家阿特·巴克沃爾德嘲笑M M PI問卷，他認為應該再加上一些問題，如：

　　很寬的領帶是有病的跡象。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經常喜歡逗青菜玩。

　　我的皮鞋光亮劑用得太多。

　　1949年，一小組性格心理學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的一筆款子，用來在貝克萊的加州大學建立一個新的研究機構，即性格評估及研究所。它原來的宗旨——它的目標後來擴大了些——是要研究出更好的性格評估方法，而在過去的40年裏，它已經設計出了數量龐大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心理學測試辦法。可是，最為知名和使用得最為廣泛，而且使用至今的一種，就是加利福尼亞心理問卷（CPI），它在這個組織成立的頭兩年就完成了。

　　CPI是該所研究員及貝克萊的教授哈裏森·高夫博士的工作成果，他決心使用適合正常人的材料來改善M M PI。他收集了1000個問題作為原始材料，有些是從M M PI裏面抽出來的，其它一些是他自己和同事們編寫的。在助手和同事的幫助下，他測試了這些項目，先在80名研究生中試，再找醫學院的80名高年級學生試，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總共有13000多不同年齡和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男性和女性接受了測試。為了評估這些項目的有效性，或者說評估這些問題所引出的答案的有效性，高夫和他的同事們讓一位作為樣板的受試人由他的朋友們來定級，然後把定級的結果與受試者自己的答案進行對比，把一些不可信的東西剔除出去。

　　最後的CPI定稿包括480個項目（1987年版裏有462個），比如：

　　人們常常對我期望過多。

　　我要坐下來放松一下也很難。

　　我喜歡聚會，喜歡社交活動。

　　受試者根據每句話回答“是的，”“不是的”，這些答案會在從自制和自我接受到自我控制和人定這15個性格特征中得出一些分數來（CPI最新的版本裏有28個級別。它們可以檢測一個人的自制力、保持身份的能力、待人接物的能力、社交表現力、自我接受力、獨立性、入定、責任心、社會責任感、自我控制、好印象、社區精神、安寧、耐心、經由服從而取得成就、經由獨立而取得成就、智力效率、心理學上的清醒意識、靈活程度、超脫程度、是否喜歡常規、具體化、管理潛力、工作傾向、焦慮程度和三種檢測男女異位心理的指標）。從各個方面來說，銷售也好，其它語種的翻譯情況也好（28種語言，包括克羅迪亞語，印地語和塔加拉族語），還是一些心理學部門和培訓項目的領袖人物對它的高度評論也好，都是名列前茅的，它在今天還在使用中的心理學測試方法中處於前10名，也許是前3名的位置，哪怕它問世已經40年了。

　　許多其它的心理學測試法所提供的問題答案比M M PI或者CPI更廣泛，下面有三個例子：

　　大多數警察待人的確是十分友善的。

　　（在你同意或不同意的級別數字上畫一個圈）

　　（完全不同意）－3 －2 －1 0 1 2 3（非常贊同）

　　墮入情網的麻煩比它的價值多。

　　（在最適合你的感覺的地方打一個對號）

　　（從未）（很少）（有時候）（經常）（總是）

　　我對別人的憤怒一般是：

　　（在最能說明你自己的地方打上打號）

　　（稍有點）（比一般小）（中等）（比一般大）（很強）

　　按這種定級方式作出的回答得出了比“YES－NO”反應更為準確的態度和感覺檢測。

　　在過去的許多年裏，心理學家們設計了成百套性格問卷，研究機構和商業出版機構加以出版。有些代表很好的科學實踐，還有一些卻不是如此，可是，每種設計都是極好的商業財富。例如，CPI的銷售數字，它的指南書，5本可重復使用的測試冊子，50張答案卷和其它一些項目，盡管還是個秘密，但按高夫博士的說法，“應該是相當大的”。

　　投影測試：從30年代早期開始，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接受了心理分析的理論，認為無意識過程是性格的主要決定因素，而且，對不起戈登·奧爾波特先生，他們還尋找到很多檢測的辦法，用以測驗這些過程以及由過程引發的特征。最為可行的辦法是給受試者提供一些模棱兩可的刺激——很模糊或者暗示性的圖形或者圖畫——再請他或者她來描述這些圖形。一般來說，作出的回答會顯露出他們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無意識的幻想、恐懼、期望和動機。

　　這樣的測試中，最為有名的一個是在許多年以前——約在1912至1922年之間，由一位瑞士精神病學家赫爾曼·羅斯察設計出來的。他弄出了若幹墨跡，請病人說出每個墨跡看起來像什麽。通過許多年的實驗以後，他把這種測試減少到了10種墨跡，有些是黑白的，有些是彩色的。進行羅斯察測試時，測試者把一張卡片顯示給受試者看，再問他或她這個墨跡可能是什麽東西或者讓人想起什麽，把答案寫下來。所有的卡片都顯示完畢以後，把答案評上分。打分需要仔細的培訓，還要用到手冊，其評分的一些標準是，受試者對整個墨跡或者一部分墨跡作出反應，墨跡的哪一部分受到了註意，答案是針對墨跡本身還是其背景。這裏有幾個與這種測試近似的（原羅斯察墨跡不允許復制）墨跡，還有一些對典型的反應作出的解釋。

　　30年代，羅斯察測試法在美國的心理學家當中極受歡迎而且廣泛使用。在幾十年的時間當中，它一直是臨床心理學博士論文用得最多的論題，有成千上萬的研究論文是論述它的，可最終的裁決是說什麽的都有。一些人發現所做的解釋可靠也有效，另一些人卻不這麽想。然而，它總還是臨床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使用得最為廣泛的測試法之一。

　　另一種有名的投影測試法是主題統覺測試（TAT），是由心理學家亨利·默裏和一名助手克裏斯蒂安娜·摩根創制的。生相高貴的默裏在內心裏卻受著某個魔鬼的驅使，他在經歷了很長一個痛苦的旅程之後才找到自我。他先是學歷史的，經過了醫學培訓，成為外科專家，然後又花了5年時間學生理化學。他還在研究階段就去蘇黎世拜訪了榮格，並在與他一起的三個星期的每一天和每一個漫長的周末裏參加心理治療。如他所說的，在這個“爆炸性的體驗當中”，他“成了一位再生者”。他治好了到目前為止一直沒有治好的口吃毛病，並對心理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轉而學習這門學問，成了一位心理分析學家，最後在哈佛心理臨床所找到了自己作為一位有心理分析傾向的研究人員。他與奧爾波特進行過短期合作，可是，那之後，他對性格抱的心理動力學觀點使他們，按照奧爾波特的說法，“處於一種友好的分離狀態下”。默裏對性格研究最有意義的貢獻，在於他和約20多位心理學家花3年時間進行的臨床研究項目。他們深入研究了51位按評估技術分成類別的、大學年紀的成人的性格特征，分類的技術包括深層面談，挫折測試（如根本不可能取勝的拼字遊戲），實驗者說出一些挑鬥性的詞，如“騙子”，“同性戀”等時受試者手指的顫抖，還有投影測試。在投影測試中，TAT法是最說明問題的一種。

　　實施默裏和摩根於1935年為研究該項目而開發的TAT法時，測試者讓受試者看19張黑白圖片，圖片裏在進行什麽事情或者為什麽進行什麽事情一點也不知道，但要求他為每張圖片編一個故事出來，每個故事花約5分鐘的時間，可以任由想象力自由發揮。對這些故事進行的心理學解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一個由項目研究小組編制的、由35條性格“需要”或者動機而組成的單子，其中有獲取成就的需要，自制的需要，還有秩序的需要和成為別人的救星的需要。

　　默裏和摩根在一項描述他們的TAT開發的報告中，印了好幾張圖片作為樣板。在一張圖片中，有一位中年婦女向著左邊的側影，在她的旁邊近靠觀察者的地方，有一位穿戴整齊的年輕男人稍稍背對著她，他的頭稍稍有些下垂，臉上略有皺眉的表情。（只有靠這些描述了，該測式法目前的出版人不允許復制這些圖片。）默裏和摩根說，下面這個故事，是一位受試者根據這幅圖片編的：

　　母親和孩子幸福地生活著。她沒有丈夫。她的兒子是她惟一的支持。可這個孩子交上了壞朋友，並作為從犯參與了集體搶劫活動。他被發現了，並判了5年監禁。該圖片表現他與母親告別的場景。母親很傷心，為他感到羞恥。孩子也感到非常羞恥。他因為自己給母親造成的傷害而擔心，擔心的程度超過了他對自己要進監獄的擔心。

　　這孩子（故事還在繼續）因為表現好而出獄了，可他母親已經去世，他墮入了愛河可又回到了犯罪的行列，他又回到監獄裏去了，他出獄的時候已經成了一位老人，他的余生在懺悔與潦倒中度過。

　　默裏和摩根解釋這個故事時說，它表明講故事者感覺到了外部的壞影響對一個人的行為產生的控制，它還顯示出了好幾種深層的需要，其中有（對其母親的）供養，獲取金錢和自我貶低。默裏和摩根說，這個例子說明了TAT的特別價值：

　　本測試所依據的事實世所公認：當一個人解釋一個含義模糊的社會情境時，他很容易像他所關註的現象一樣暴露出他自己的性格來。他完全傾心於解釋那個客觀的現象，變得非常天真，沒有意識到他自己，也沒有想到別人正在仔細地看他，這樣一來，他也就變得毫無戒備，沒有平日那麽有警惕性……受試者暴露出了自己內心深處的一些幻想而絲毫沒有察覺。

　　盡管TAT法有其價值，可用起來還是相當麻煩，一些人講出長篇大論的一系列故事來，得出了大量的信息，可另一些人又無話可說，什麽信息也沒有。盡管如此，它證明還是一種可靠也有效的工具，可以用來檢測性格特征，而且證明還據有預測的威力。1952年參加了TAT測試的57位哈佛畢業生，在他們到了30左右的年齡時，又對他們進行了事隔15年後的研究。在1952年的測試中顯示出有較高的私密動機的人，他們在婚姻、工作和其它有相互關系的領域裏適應的程度也高得多。TAT已經使用好多年了，雖然沒有羅斯察氏的測試法使用頻率高，而且也引發了許多類似的測試。在最近的幾十年時間裏，有大量的投影測試法產生出來，許多目前還在使用中。它們包括布萊基法，這是一套有關一只小狗的圖片故事（小孩子為每一張圖片編一個故事）；有詞匯聯想法（在一些測試中，受試者在聽到或者讀到一個詞時，把來到腦海裏的第一個詞提出來，在另外一些測試中，受試者用給定的詞造一個句子），完成句子法（“但願我母親……”，“最煩我的一件事是……”等等），有圖畫測試法（有一種是這樣的，受試者被要求畫一座房子，一棵樹，還有一個人。圖畫用心理動力學進行分析，例如，一棵死樹，暗示情感空洞，樹葉很多的表示活力，尖尖的樹暗示攻擊性。）

　　行為取樣或者操行測試：在這類的評估中，一位經過培訓的心理學家在特定情形下觀察某人，並檢測或給他或她的行為定級。觀察者通過單向鏡觀察孩子們在教室裏一起完成某個項目，玩耍或者面對一個設計好的刺激所產生的反應，如從隔壁教室裏傳來的呼救聲。或者，這位看不見的觀察者也可以看著一組人在特定的情境下的表現，如在試圖解決某個需要合作的問題時。

　　在另一種形式的操作測試中，心理學家與某人面對面，讓他或者她進入一個很麻煩或者很壓抑的情境裏，再按他最終的行為來定級。第二次大戰中，空軍飛行員候選人培訓就經過了一組測試，其中一個是，受試者要在一根管子裏面捏住一根很細的金屬棒（只要一碰上管子，燈就亮一次），而進行測試的人會說一些令人不快或者嚇唬人的話，甚或突然在他旁邊大吼一聲。

　　也是在二戰期間，戰略服務處選拔秘密服務人員到一個與外面隔絕的地方經過三天的連續考試。除了接受常規的面試和完成問卷以外，這些人還要面對一系列困難的任務：在沒有任何適當說明材料的情況下搭一座軍營，攀登一堵高墻，趟過一條溪流，抵抗酒精的作用保持清醒頭腦。心理學家們給他們的領導能力、抵抗壓力和挫折的能力等等定級。這些方法聽起來很不錯，可是，小組的成員們在最後的報告中都承認，他們幾乎沒有收到海外回來的反饋，因此也絲毫不清楚他們自己的評估倒底有多麽準確，多麽有用處。不管怎麽說，作為一種測試個人性格的辦法，這種方法造價太高，很難實施，對於普通用途來說要求也太高。（貝克萊性格評估及研究所最初的宗旨是要進一步開發並測試戰略服務處的評估方法。這個目標後來被放棄了。）

　　還設計了更為實際的一些操作測試法，可是，由於大部分都要求每位受試者都有一個測試人，而且許多測試還必須在實驗室裏進行，這也不適應學校、工廠、臨床和機構以及軍隊當中的大型性格測試應用。有幾個例子列在這裏：

　　——受試者得通過四道印制的迷宮，每道只花15秒的時間，不能讓鉛筆軌跡碰到迷宮的邊緣。如果成功，就說明該人有決斷力。

　　——受試者按正常方法大聲地念一篇故事，然後倒過來念；所費時間的差距越大，受試者比較僵硬和不靈活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組受試者參加一個對某個有爭議話題的態度測試，每個人都私下裏被告知他或者她的觀點與大多數人的不同。（出於測試的目的，這不一定就是事實。）再過一會兒之後，受試者再接受測試，一個人對其聲明的態度改變的程度，被用來檢測他或者她對於求同壓力或者按某些說法是對於適應性壓力的抵抗能力。

　　——受試者坐在椅子裏等待一件計劃好的事情發生，可這件事情被推遲了。可他或者她又不知道，這椅子就成了一個“小動作計”，把所有的動作都記錄下來，那些動得很多的人被認為是很緊張或者很容易受挫折的人。

　　這只取了很少的一批式樣。想拿學位的研究生或者尋找某種好銷的產品的心理學家們還編制了數以百計的其它情境。他們在開發這樣一些產品時也許還有一些非物質主義的動機在裏面：為了讓結果值得人信賴，這些測試的真正目的還不能讓受試者知道，因此，編制這樣一個測試題還有某種玩遊戲或者設計出一種可操作的玩笑的意味。也許情況是這樣的，設計了這樣一些評估辦法的心理學家們發現這件事情非常有趣。

亂中求序

　　在性格研究歷史的早期就已經很明顯了，關於特征而收集到的大量數據都只是些原始材料。有關一個人的一套雜亂的特征分數，並不能合起來形成關於這個他或者她的性格的整體圖象，而且，從大量受試者的樣品當中得出的分數編輯起來，並不能給整體意義上的性格提出什麽新見解。

　　奧爾波特指出了這個問題：“似乎已經很清楚，我們在性格和動機當中所尋找的一些單位是些相當復雜的結構而不是基本分子單元。”可是，特征檢測是分子式的，而且，還不能明確地看出，按照比如由M M PI所產生的26種特征分數得出的一大堆發現，怎樣就能看到一個結構，可以從一組不同測試法當中收集到的成百種分數更不能做到這一點。

　　好幾位心理學家提議，要從混亂當中求得秩序，即把一些聯合特征合並成更大一些的趨向或者共存特征如“總體動作”，“幸福感”及“情感穩定性”，或者變成心理動力學上的共存特征如進攻性及口唇或者肛門趨向。其它一些人建議把性格特征歸類為雙模式的範圍或者類型，如榮格把人群分成外向及內向兩類。

　　可這都是些模糊不清的籠統詞。研究者們需要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特征是以非常清晰的、可辨識的串連貫起來的。而一種把這個證據收集起來的辦法是存在的。高爾頓曾找到了相互關系分析法，即是一種檢測互變量的統計學上的步驟（一種變量發生變化的程度，如某種特征，在另一個特征或者變量發生變化時會隨之發生變化）。接著，英國心理學家和統計學家查爾斯·斯皮爾曼又設計出了最為復雜的方法，叫做因素分析，它是要同時檢測一整個變量組中各個變量的相互關系——這正好是讓特征數據產生意義所需要的東西。這個方法很復雜，但其基本概念卻非常簡單。如果一組特征都共同變化——也即是說，在任何特征裏面，如果一個較高或者較低的分數都伴有另一些特征的分數也變高或者變低——那就有理由假定，它們一定受到某種起總體作用的普通傾向或者因素的影響。

　　在40年代，一位德裔英國人名漢斯·艾森克的（1916－）心理學家，進行了一項把因素分析應用到性格分析中去的復雜工作。漢斯是德國人，但不是猶太人，他在德國淪於納粹統治之下以後離開了自己的國家，成為一名英國公民。艾森克采納了榮格的兩分原型，他假定，若幹特征，如死板和害羞，會在一些內向的人身上產生強烈的相互作用，而相反的一些特征卻會在外向的人身上產生相互作用。對此，他又增加了兩種他自己的兩分法原型，即神經質的尺度，一個極端是高度穩定的性格，另一個極端是極為不穩定的性格，在這裏，他又期望一些特征會出現彼此相關聯的情況。

　　他用按照MMPI和他自己設計的一套性格測試法得出的特征數據，把自己的假設應用到統計學測試當中去，結果發現這些假設是正確的：在他認為內向者和外向者身上應該成串出現的一些特征當中，的確存在一些相互聯動的關系，在有神經毛病和正常人之間他認為應該成串出現的一些特征之中，的確也存在可比較的相互聯動關系。當他把這四種因素列出來的時候，他發現它們與加倫在古代發明的體液理論的四素質說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向喜歡唱反腔的艾森克，對這種巧合這次卻異乎尋常地小心：

　　一頭鉆入故紙堆裏去尋找想要的東西，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尤其是在拿現代的話去解釋古代的術語時。可是，在早期的思想家與更現代的一些（由其它人和艾森克自己所做的）工作當中，好像的確存在某些類同之處。

　　提出了這份警告之後，他畫了下面這張圖：

　　盡管這種巧合令人激動，可大多數的M M PI使用者都發現艾森克四重原型太過抽象了，他們希望從測試結果得出的分數裏抽取更為具體和詳細的診斷辦法來。這些診斷法終於通過一位在英國出生的心理學家雷蒙德·卡特爾（1905－）幾十年不綴的努力，以不同的因素分析法實現了。卡特爾比艾森克更為小心謹慎，也更講究方法。他沒有像艾森克一樣以一個假設的結論作為開頭，而是讓因素分析法自己探索自己的道路。他在大量變量當中計算其相互聯動，把那些明顯顯示出相互聯動關系的東西列成表，再給它們編上因素名。這是一件繁重的活，哪怕是在計算機的幫助下亦是如此。比如，要把一百種變量之間可能的相互關系計算出來，人們得計算4950種關系。

　　這只是卡特爾所從事的工作的一個例子。在早期的一個階段，他發現，承認一個常現錯誤的強烈傾向同時伴有同意的強烈傾向，而且這兩種傾向都與情緒化、對可厭惡事物的敏感性、重大的嚴重問題和其它一些特征有相互聯系，而且與像心率很高這類的生理癥狀也有聯系。對卡特爾來說，這些“表層的特征”的相互關系網絡暗示著下面還有一層“根源性的特征”，即他所命名的“焦慮”。

　　這樣的研究聽起來嚴苛認真，遠離現實生活，可是，卡特爾盡管態度恭儉，溫文爾雅，卻不是什麽浮淺虛誇之人。他是一位英國工程師的兒子，他認為——也許是受他父親職業的影響的緣故——理工科學才是他應該學習的科學領域，並在倫敦大學攻讀化學和物理。可他是個無所不讀的學生，對當時（20年代）的一些知識和政界發生的熱門活動也投入很大熱情，這些活動最終帶來的結果是一次大的思維超脫：

　　我在實驗室裏的凳子開始覺得短小一些了，而世界的問題卻廣大無邊。然而，跟一位在火車站裏的人一樣，看著火車遠離而去，心裏清楚那些火車並不是他的，我放棄了政黨和一些宗教團體所提出的濟世大法。我慢慢地認識到，為了超越人性當中的非理性成份，就得研究思維本身的工作機制……從這一刻起，也就是我得理工學位的幾個月前，我意識到，心理學是我終生的興趣所在。

　　卡特爾一頭紮入了心理學的研究生工作，他投入大學的斯皮爾曼門下，學習因素分析的專門技術。不幸的是，在他拿到博士學位的時候，心理學還只是剛剛在英國的高等學府立下足來，在接下來的15年時間裏，他只能靠當一名中學的心理學教師和臨床醫生來掙面包錢。這樣做是不無代價的——繁重的工作和緊巴巴的收入毀了他的第一個家庭——還有其毀滅的回報：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對性格復雜性和豐富性的理解。可是，他真正的目標是要做因素分析研究工作，如他自己所言：

　　在我看來非常明顯，如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所言，結構和重要的關系的惟一證據在於相互變化之中，而且，這種由斯皮爾曼創造的相互變化和因素分析的新工具，現在可以發揮其長處，應用到一個更為廣泛的前沿裏去——應用到性格結構和尋找行為動力根源這樣一些困難的問題裏面去。

　　卡特爾1937年來到美國，在幾所有名的大學任了幾期短暫的教職，幸福地再婚，並繼續進行性格特征的因素分析。1945年，他成了伊利諾伊大學性格評估實驗室的負責人，他的研究工作也因此而加速了。他在這裏工作了27年，然後又在夏威夷大學繼續工作，他一直向前，進行越來越高級的因素分析工作，得出了級別越來越高的的性格因素。

　　在他研究工作的早期，他設法將171種表層特征歸類為62個串。但是，他發現，這些串都有互相重疊的地方——彼此互相覆蓋——因此，後來又把它縮減為35個。再之後，他和其他人——在他的自傳中，他很慷慨地列出了約80位助手的名字——把這項研究又投向前進，他們最終得出結論說，16個根本性的特征或者因素，按他的話說：“足以涵蓋目前在常見的口頭語和心理學文獻中發現的所有個體性格差異（即表層特征）。它們在總體的性格方面沒有留下任何遺漏。”

　　16種性格因素當中的每一種都是兩極化的。比如，情感穩定性，從一端的“受感情影響”到另一端的“情感穩定”；疑慮，從“信任”到“懷疑”不等。按照手冊裏列出來的一些步驟，測試人員可以得出一位受測人或者某類受測人的性格輪廓，這輪廓之間的差別是很明顯的，而且易於看出問題。這裏，作為例子，我們舉三種職業人員的輪廓，這些輪廓對於職業咨詢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卡特爾16性格因素問卷廣泛使用了好些年，今天，它已經被不那麽復雜的一些分析法所替代了，許多新方法在學術上還是它的繁衍物。

後天養成的性格

　　行為主義理論跟任何形式的心理動力學理論和特征理論都不一樣，它認為性格不過是一套對刺激的認知（條件）反應。心理動力學和特征理論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把性格看作可以決定行為的、連貫性的個人品格，而行為主義者卻認為這樣一些說法是“神秘主義”，不應該在科學心理學當中分配任何位置。斯金納以他一向不留情面的風格把性格或者自我叫做“一種闡釋性的小說……一種代表在功能上統一的反應系統的說法”。他說，特征只是一組類似的反應，它會在不同的情境下導向類似的強化作用。它不引發行為，而只是一套類似的、有條件反應的標簽。

　　可是，嚴格意義上的行為主義者的觀點，在解釋很多人類行為時亦證明有很大的不足——在解釋哪怕是一些動物行為時也說不通。托爾曼雖然也是一位行為主義者，可是他看見他的老鼠在迷宮中以右－左的選擇點動作，好像它是在記憶、稱量信息，然後作出決定。他和其它行為主義者還在本世幻中期以前，就已經開始把內部的精神過程包括在刺激－反應範式裏了。

　　耶魯大學的兩位科學家做了這方面的重要工作，一位是社會學家約翰·多拉德，一位是心理學家尼爾·米勒，他們在40年代合作研究出了一種“社會認知”的理論，作為行為主義的擴展。在一定的條件下，他們說，老鼠與桑代克的實驗不一樣，它們會彼此摹仿，很明顯不是在以刺激－反應條件來學習，而是通過認知過程進行的。在人類當中，多拉德和米勒說，很多學習是一種社會活動並且，除了受底層支持動機的一些需要和驅動力以外，還發生在高級的認識過程當中。

　　從50年代開始，其它一些行為主義者繼續進行社會認知理論的研究，特別是它的認知方面。所有不同理論都認為重要的一個概念是，人類性格和行為不僅僅由一些受回報的動作而形成，而且還有個人的預測或者期盼在內，這些預測和期盼的基礎是，他們觀察到，一些具體的行為方式會得出一定的回報。盡管這個觀點比嚴格意義上的行為主義者更具認知性，但是，它與特征理論和心理動力學理論都有所不同，原因在於，它還是把經驗和情境——外部的影響——看作是性格和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

　　可在50年代，由朱利安·羅特（1916一）提出了有關性格的社會認知近似特征修正的觀點。他當時三十五六歲，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當教授。羅特即是一位心理治療學家，也是一位實驗主義者，盡管他在實驗室裏是位行為主義者，作為一位治療者的經驗卻讓他去尊重認知過程和情感，而這是天天與老鼠打交道的研究者們所經常缺乏的。跟大多數臨床醫生們一樣，羅特發現，病人的基本人生態度通常因為一些關鍵性的經歷而形成，有些是好的經歷，有些是不好的。按照行為主義術語來理論化就是，當一個特別的動作得到或者沒有得到回答，人們會對什麽樣的環境和行為會或者不會得到回報形成“總體的預想”。一個認真學習也得了高分，得了獎並自我感覺良好的學生，他可能會慢慢地形成這樣一種預想，即在其它情境下如果同樣努力工作也會得到相應回報。而一個認真學習但沒有得高分，也沒有得到與之相聯系的好處的學生，他可能會慢慢地形成這樣一個總體看法，即努力幹活也是白幹。

　　羅特和他的研究生們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來顯示這些總體的預想產生的普遍影響。在一項典型的研究中，他或者他的合作者會告訴誌願者們——即該大學的男女本科生——說，他們接受的是超感試驗。（這只不過是個幌子，以掩蓋他們真正的目的。）實驗者舉起一張卡片，卡片背對著誌願者，上面是一個方形或者一個圓圈，讓誌願者來猜，猜完後，實驗的人會說對或者錯。進行一組10次以後，他會問受試者估計一下他在後面的一組中會猜對幾個。有些學生通常會猜測說他們會做得更差，因為，如他們後來在問卷和面試中所說的一樣，他們認為自己是憑運氣猜中的。其它一些人估計他們下次會做得好些，因為他們把正確的猜測歸因於自己在超感方面的技巧，而這種技巧他們認為會隨著練習而更加熟練。

　　約在同一時期，羅特督導一位接受培訓的心理治療醫師傑裏·費裏士。費裏士有位40來歲的單身病人，他總抱怨自己缺乏社交。費裏士敦促他去參加一個免費的校園舞會。他去了，好幾位女孩子跟他跳了舞，可他告訴費裏士說：“這完全是碰運氣－這樣的事再也不會發生了。”當費裏士向羅特報告此事時，一直索繞在他腦海裏的一個想法突然明朗了。最近，在他回憶約30年前的這件事時，他提到了那個時刻：

　　我意識到，在我們的實驗當中，總有一些受試者，就跟這位病人一樣，他們在哪怕成功以後也不會形成預想。我和我的研究生們先前進行過各種各樣的實驗，我們在受試者的成功與否上做文章——我們在超感系列當中欺騙他們，我們在角度對比遊戲當中哄他們，因為我們可以控制“正確”或者“錯誤”的反應，因為角度非常接近，看起來都差不多，受試者完全相信我們所說的一切。有些誌願者，不管我們告訴他們大部分時間是正確或者錯誤的，他們總認為自己在下一輪的實驗當中會做得更差。另外一些人，不管我們怎樣告訴他，他總認為自己下次會幹得更好。

　　到這時，我把自己工作的兩方面——作為習醫者和一位科學家——都合並起來了，我假設，有些人感覺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都是由一種或者另外一種外部力量決定的，而另外一些人卻感覺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他們自己的努力和技巧造成的。我和費裏士於是編制了一套測試法，用來檢測一個人因為自己的行為結果或者不是因為自己的行為結果而感知到回報或者沒有感知到回報的程度。

　　羅特把這個重要的態度——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發現——叫做“控制位”。他和費裏士為檢測它而設計的測試，即“內－外控制位（I－E）標尺”，由29個項目構成，其中的每一個都有兩句話，接受這項測試的人要說出哪一對說法最適合他自己。這裏是一些典型的說法：

　　2.

　　a．人生不幸多是運氣不佳所致；

　　b．人生不幸是他們自己所犯錯誤的結果。

　　4．

　　a．天長日久，人總會得到應得的尊敬；

　　b．很不幸，一個人的價值經常會被埋沒，不管自己多麽努力。

　　11．

　　a．成功是努力工作的結果，與運氣無涉；

　　b．得一份好工作主要取決於合適的時候與合適的地方。

　　25．

　　a．我常常感到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無能為力；

　　b．我幾乎不可能相信運氣會在我的生活中起什麽重要作用。

　　選擇2a，4b，11b和25a表明，受試者感覺到他或者她對事件無能為力，選擇其它一些則表明他感覺到他自己是生活的主人。在外部控制位得高分的人傾向於把成功和失敗歸結為命運。運氣或者其它人的力量；在內部控制位得高分的人傾向於把成功和失敗歸結為自己的智力、勤奮工作或者其它個人特征。控制位，因為它是影響性格和行為的許多方面的總體態度，因此就像奧爾波特方案中的“中央特征”和卡特爾方案中的“根本性特征”。

　　控制位概念和I一E標尺在性格心理學家中引起了很大反響。自從標尺在1966年出現以後，約有兩千多份利用它進行的研究發表了出來，它在很長的時間內，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最受歡迎的性格測試辦法。許多研究結果都顯示了控制位預想對行為的影響。比如，評為內部者的小學學生會得比評為外部者高些的分數；“無望的”學生（外部者）在一個包含了困難問題的測試中考糟了以後會表現更差，而“把握自己的”學生（內部者）會更加努力並有更好的表現。在有些實驗中，誌願者會面對一個兩難的情境，內部者多半會去尋找有用的信息，而外部者會依靠別人來幫助他。在患肺炎的住院病人中，內部者更知道他們的病情，而且比外部者向醫生問的問題多。內部者刷牙的次數比外部者多。內部者比外部者坐汽車時更容易戴上安全帶，做更多的防範工作，參加更多的體育練習活動，進行更有效的生育控制。

　　其負面的效果是，有些研究發現內部者比外部者更不太可能去同情一個需要幫助的人，因為內部者相信，這些人是不思進取，自尋煩惱。而且，盡管內部者在成功的時候感到自豪，他們卻在失敗時感到羞恥或者有過。而對比起來，外部者對於成功與失敗的感覺卻沒有那麽強烈。（有些研究相信，正常的健康性格在內部和外部兩者間有平衡，他們以一種如果不準確的話就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來解釋自己：社會心理學家費裏茨·海德曾說，他們會告訴自己說：“我使好事發生了，壞事是被強加的。”）

　　社會認知理論和控制位研究導致了性格理論和臨床心理學上一些引人註意的發展。其中一個就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有意識的態度和想法，而不光是無意識的態度和想法，都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一個人的特征和行動。心理學家喬治·凱利叫做“個人觀念”的東西是性格和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這個個人觀念是指，一個人對自己的能力和性格的有意識的一系列想法，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人們對我們的行為的預想，別人多半會怎樣對我們作出行為反應，他們所說的話是什麽意思，等等。

　　以這個觀點為基礎的研究在最近幾年已經產生了非常有趣的一些發現，1978年，愛德華·瓊斯和史迪文·伯格拉斯進行了一項自我保護戰略的實驗室演示，他們把它叫做“自我殘障”。自我殘障者在面對一個他們擔心會失敗的情境時，為了保護自己的自我形象，會把事情弄成一個讓別人看起來是因為他們不能控制的一些力量造成了他們的失敗的樣子。一位中等水平的網球手只會選擇明顯比他強的人來作為對手，這樣的話，輸了球就算不得什麽了。一個快要面對期末考試的學生，他可能不去學習而突然背上許多的校園雜工負擔，這樣，如果他考不好的話也能得到保護內心自我的理由。自我殘障者在保護自己的過程中打敗他自己。

　　控制位理論有個特別值得註意的副產品是對叫做“學會的無助”這種讓人失去能力的現象的解釋。我們大家都知道一些無助和消極的人，他們擁有足夠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資源，可就是無法想出辦法來對付這些問題。許多臨床醫師都曾提供過有關此種消極情形的解釋，可是，1967年，賓夕法尼亞大學一位21歲的大學生馬丁·塞利格曼突發奇想，之後，經過許多年的工作，這個奇想引導出對於這種消極性有價值的理解。

　　塞利格曼第一次去教授的實驗室就發現教授及其助手有大麻煩。他們的實驗狗就是不按要求行動。通過同時使用音調和電擊來形成條件反射，直到它們把音調與電擊聯系起來。現在，這些狗被關在一個“隔斷籠”裏，即一個大籠子裏有一排低層隔欄分成兩隔，使它們在這裏只受音調的影響。把狗放在這樣一個籠子裏，讓它們在一個隔間裏受到電擊而在另一邊不給電擊，狗很快就學會翻過隔欄逃避電擊。實驗的目的是要找出，它們在聽到音調而不被電擊時是否也會做同樣的事。可是，狗聽到音調後，蹲著不動，發出嗚嗚吠聲。沒有人能夠理解這種現象，可是，年輕的塞利格曼突然有了一個主意。狗以前被加以音調和電擊時，它們知道無論自己幹什麽都無法逃脫電擊。現在，在一個新的情形之下，它們逃脫了電擊，但它們還是像以前一樣，就好像自己無論幹什麽都逃不出被電擊的厄運。

　　塞利格曼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企圖生成學會的無助，先是與一位叫史迪芬·梅爾的同學，後來又與一位叫布魯斯·奧弗米亞的同事合作。有一項重要的實驗是把狗一次一只放進籠子裏，掛上它們使其無法脫逃，再通過金屬地板從蹄子上對其施以電擊。再然後，每一只狗都和其它幾只沒有施以電擊的狗一起關在一個隔斷籠裏，籠子裏裝有狗的那一邊有一只燈不時打開，10秒鐘後跟進一次電擊。所有的狗都很快把燈光與電擊聯系起來。當電燈打開時，沒有經過處理的狗都擠作一團，它們很快發現跳過隔欄跑到籠子的另一邊可以逃脫電擊，而那些遭到過無法逃脫的電擊的狗就只好呆在原地讓自己挨電擊，不知道作出任何努力去逃脫。它們已經形成一個預想，即，不管做什麽事情，終究難逃被電擊的下場，它們知道自己無能為力。

　　這好像就可以解釋人類和狗身上存在的無助情形了。可是，奧弗米亞和塞利格曼走得更遠。他們大膽地假設，人類存在的壓抑感，其原因可能更多地要歸咎於學會的無助——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或者信念，而不是因為他們實際上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或者克服自身的悲傷情緒。這個理論立刻被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們所反駁。這些人指出，有些人在遭到不幸時從不感到無助，有些人的確感到無助可很快又回復到以前的狀態；有些人不僅在既定的情形裏感到無助，而且在新的和不同的情形下同樣感到如此。有些人把不幸歸咎於自己，一些人把不幸歸咎於別人。

　　塞利格曼與他的評論人之一約翰·梯斯戴爾這位英國心理學家以及另外一位同事合作，開始著手尋找更好的辦法來解釋人類的壓抑感。他們提出了一種新的假設，把學會的無助和控制位理論結合了起來。當人類遇到無可奈何的痛苦經歷時，他們不是將其歸咎於外部力量就是歸咎於自己，而後者這種錯誤想法就會導致壓抑。這個小組通過一套復雜的控制位問卷來驗證這個假設，結果，得出的信息支持這個假設。他們的研究在1978年公布以後，立刻有了很多類似和確認性的研究——接下來的20年內有300多種——有的用狗，有的用兔子，人們確認並擴展了這個理論。

　　比如，有一例研究對一組孕婦的性格進行了測試，將其歸類為內向或者外向，並發現，在內向的人中間，產後壓抑率高出很多。這些婦女把這個期間的困難歸咎於自己個人的特性，而那些外向的婦女則聲稱環境不好，雖然也感到一些無助，可並沒有感到特別的壓抑。

　　更近一些時候，塞利格曼將其理論擴充成他現在叫做“解釋性風格”的東西。它解釋看起來是徹底的樂觀主義或者普通的悲觀主義的基本性格方面。按塞利格曼自己的話說：

　　拿一個很糟糕的情形來作比，如生意或者戀愛失敗。悲觀主義者把它歸咎於一些長時期存在或者永恒的原因，它們會影響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而這些又都是自己的錯。樂觀主義者認為失敗的原因是暫時的，只限於目前這件事，或者是因為環境，或者是因為運氣不好，或者是因為別人行動的結果。

　　樂觀主義容易得出比悲觀主義更高的成就。我們發現，樂觀的人壽保險代理商比悲觀的人壽保險商銷售成績更佳，他們堅持這門生意的時間也更長。樂觀的奧林匹克級遊泳運動員在被別人戰勝後會遊得更快，而悲觀的運動員卻會變得慢些。樂觀的職業棒球隊和藍球隊成績好些，特別是在他們被戰勝後，比悲觀的隊好多了。

　　因為社會學習理論而引發了新見解的另一個話題是，男人和女人性格方面的差別。表明上很聰明的一些人一輩子都喜歡談論這個話題，各種年齡層次的人都有，多半是些男人，他們說自己這個性別的人有多好，而對方的那個性別有多麽不好。他們的觀點從柏拉圖對女人輕微的貶低，到切斯特菲爾德爵士對女人的頭腦和性格委婉的嘲諷不等。柏拉圖說：“自然的天賦均衡分配在兩種（性別）之中，可是，女人在所有方面都次男人一等。”而切斯特菲爾德爵士卻說：

　　女人只是長得體積稍大些的孩子而已，她們會說些笑話逗人，有時候還有一些智慧；可要說什麽站得住腳的、合理的推斷和道理，我一輩子都沒有知道有哪一位（女人）具有這個能力……一個有頭腦的人只是跟她們逗樂，與她們玩耍，逗他們笑，奉承她們，就跟他逗一個活蹦亂跳著往前走的小孩子一樣。

　　一些傳統上屬於女性的特征——多愁善感、膽小、貪圖虛榮、善滋養、敏感、善變等——一直認為是與生俱來的。在心理學的早期，大多數心理學家，包括弗洛伊德在內，都相信這些特征是女性荷爾蒙和生物構成以及這些東西所帶來的特殊的經驗的無法逃避的結果。直到1936年，劉易斯·特曼和同事西·邁爾斯才發表了一篇大受歡迎的研究結果，這篇研究男性和女性性格的文章，“性別和性格”，非常有影響，它是以他們所進行的一項測驗的結果作為基礎的。給測驗的答案打分的方法是以傳統有關性別差異的想法為基礎的。例如，在這項測驗的詞語聯想部分，如果受試者對“tender（嫩的，溫柔的）”這個詞產生的聯想是“meat（肉類）”，這個答案就評為陽剛；如果聯想到“kind（仁慈）”，“1ovihg（溫情）”，則評為陰柔。讀偵探小說並喜歡化學評為陽剛，讀詩歌或者喜歡戲劇則為陰柔。

　　盡管這在今天看起來相當了不起，可是，特曼和邁爾斯測驗使用了許多年而無人對它的假設發出過疑問。可是，隨著女性在最近幾十年內社會地位的改變，女性性格的許多方面也有了很大變化，另外，由社會學習理論家和其它的學者們得出的大量研究發現，也對傳統的一些假設提出了挑戰。在過去30多年幾百篇研究文獻中，有下面幾個例子：

　　——女孩子的確比男孩子更怕老鼠、蛇和蜘蛛——可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們在早年就學會，讓她們而不是男孩子來表達害怕更為合適，更容易得到容忍。

　　——女孩子比男孩子更自發地玩小木偶，這個事實長期以來就是一個證據，證明女孩子天生是更喜歡養東西而且喜歡幫助人。可是，女孩子更經常被人給一些玩偶來玩，這是一種形式的社會培訓。女孩子更喜歡養東西的天性至少有一部分是後天學來的。

　　——小學的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具有同情心一些，這可以根據她們有更多的意願去給生病住院的孩子寫安慰信這個標準來判斷。但是，男孩子很樂意去采取一些被人教會看作是陽剛性的一些行動來幫助人。在成人階段，女人比男人更樂意去幫助一些悶悶不樂的人，可是，這主要是指在一些傳統上認為更適合女性職能的場合裏，如照顧一個受傷的孩子。男性更樂意在一些冒險性或者需要力量的情形下去幫助人。總起來說，在幫助人的時候表現出來的性差別有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社會學習得來的。

　　有一陣子，一些女權主義者抱著很極端的看法，她們認為，幾乎所有的性格和智力差別都是社會不平等、壓力和後天培養的結果。可是，如研究結果證明，很明顯，有些認知性的差別和性格差別的確是生物構成影響的結果。例如：

　　——婦女在運動、生意和實驗室環境下現在變得更有進取心一些了，可是，在社會生活當中，她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還是沒有男人更有進取心。後者在目前的家庭暴力、強奸、殺人案和一般性的犯罪當中都要占更多的分量。男子更大的進攻性在早年生活當中就出現了，遠在社會影響出現之前。這些發現都有力地說明，社會學習過程，在它起很大作用的時候，會對在生物構成上有所不同的一些差別產生作用，並加大這個差別。

　　——女孩子和婦女在口頭表達能力方面平均起來略勝男孩子和男子，可是，在空間識別能力方面也略輸男子。口頭表達能力上的差別在早年出現，而空間差別是在成年之前出現，這時候往往是社會影響最具影響力的時候。因此，兩者都在某種程度上指向大腦的結構上的差別。

　　——女人比男人在感知一些非語言的情緒暗示的意義方面比男人更強，如姿勢、身體動作和面部表情。這有一部分可能是學習得來的技巧，可是，一些證據，比如兒童早期就出現了這些差異，會使人們想到，是否因為進化的原因而使其有生物學上的成因。識別身體語言可能對較軟弱的女性的生存更有意義。

　　結論是，盡管激進的女權主義者的上述觀點不符合研究發現的成果，可是，傳統的許多想法，如男女性格天生有別等也證明不正確。大多數的男女差異現在都歸結為社會學習的結果，或者是社會影響和生化學因素共同造成的，可是，有一些的確也是天生的。紐約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凱依·多克斯對最近這方面的研究觀點作了如下總結：

　　作為一位女權主義者所希望的，不一定就是一位科學家所看到的……試圖“否認”性別差異的努力已經引起了爭論，有科學的學術爭論，也有一般水平上的爭論，即差別的確存在。但是，承認有性格差別存在，不應該成為一種借口，說明性別和種類在人類的行為當中就有一種非常大的影響作用。

　　這一說法很好地解釋了關於心理學的一個非常普遍的真理，它會隨我們的故事進展越來越清楚：有關許多心理學現象的一些相互對立和好像互不相容的一些理論，彼此攻訐達2500百余年之久，可出於某種原因，借助積累下來的知識，卻證明兩者都是對的。

身體、基因和性格

　　男女特征上的差異是由生物學因素決定的這種理論，是更大的一種理論，即，性格是天生的這種理論的一部分。這種理論有兩個相關的版本，一種版本是，個人的身體特征影響性格，另一個版本是，性格由具體的基因或者某些基因的相互影響決定的。

　　第一個版本幾乎與心理學本身的歷史一樣古老。加倫的性格體液理論是其古老版本的一種形式。另一種是相面學，這個觀點從古希臘一直到當代都有人相信，即人體的特征和面相都伴有相關的性格特征。在成千上萬的例子當中，有這麽一個例子：在《坎特伯雷故事集》當中，喬史說嚴肅古板的的教士（學者）“不那麽肥，”可是“空心的”，而結過多次婚、俗氣的“巴思的寡婦”也是一張“闊”臉，“面色紅潤”，而且“齒大如門”（齒間有縫，按照面相學來說就隱含著大膽和色欲旺盛），那位俗不可耐的米勒則是胖如肥虎，一臉棕色，骨架碩大，鼻大如蓋，黑孔闊綽。

　　本世紀初年，身體－性格理論一直是戴著科學的面罩的，當時，厄恩斯特·克雷奇默（1888一1964）這位曾在德國南部數所精神病院從業多年的德國精神病專家宣稱，他已經發現病人的身體和他的性格及精神狀態之間存在著聯系。他說，一些四肢短小、面孔呈圓形、矮胖健碩的人，他們容易受到情緒的影響，要麽興高采烈，要麽極度沮喪；這是些癲狂與抑郁交替發作的人。那些四肢長、面容瘦和矮小身材的人傾向於內向、害羞、冷淡和反社會。他們是些分裂癥的患者。那些四肢平衡、肌肉結實有力、進取型和歡樂的人，他們有其它一些精神毛病。

　　克雷奇默相信，身體外形和性格類型或者精神狀態都是由荷爾蒙分泌造成的。他的理論發表在1921年的《體格與性格》雜誌上，當時吸引了許多人的註意並得到好評，因為它好象是對古老傳統給予了科學的支持。可是，其它科學家在他的理論裏挑出了毛病。他們說，許多人並不能幹幹凈凈地容納在三個類別中的任何一個裏——短小，肥胖的人所具有的性格常常是瘦長的人應該具有的，而瘦長的人常常表現出運動員的性格。另外，克雷奇默的舉例也是有失偏頗的。住院的精神分裂癥病人平均比住院的癲狂抑郁病人年輕些，光是這一點就可以解釋他在身體脂肪分布中找到的很多不同。

　　可是，這種身體－類型的思想的確是吸引人的，而且很快就有了一位在科學上精力更充沛的新同伴，即哈佛的醫生和心理學家威廉·謝爾登（1899－1977）。克雷奇默的書以英文出版後不久，謝爾登開始了一項“體別”研究（身體類型），而且在幾十年的時間內收集了大量身體尺寸和正常人性格的數據。（在他的晚年，他把自己的研究擴展到了精神病人和少年罪犯的研究。）

　　作為一位研究人員，謝爾登殫精厲竭，刻苦進取：他拍攝了不下4000幅男性大學生的裸體照片，並記錄下了他們主要的身體尺寸。從這些大量的數據裏，他得出結論說，共有三種基本的人體類型，跟克雷奇默的差不太多：ENDOMORPH型，即輕柔、圓形和豐滿的人；ESOMORPH，即硬郎、方闊、大骨結和肌肉豐富的人；還有ECTOMORPH，即高挑、瘦削和頭顱大的人。他相信，這些類型代表最早在胚胎中就開始產生差異的三層細胞中的一種或另一種的特別的發育：ENDODERM，這種細胞中會產生消化道和內臟器官；MESODERM，這裏會形成骨骼和肌肉；還有ECTODERM，神經系統是從這裏產生的。

　　為了顯示性格特征與這些體型的相互關系，謝爾登對他的200名受試者進行了性格測試，並且在數年時間內根據廣泛的面談和他自己對行為的觀察積累了大量其它的特性數據。他發現，如他自己所料，具有特色的特征模式與每一種體格類型相聯系。矮小圓滾的ENDOMORPH型通常是社會型的，他們放得開，健談而且喜歡奢侈的生活；平衡發展的MESOMORPH是些精力旺盛，言行果決，勇敢無畏，樂觀向上和喜歡運動的人；而高挑瘦削的ECTOMORPH則是內向、害羞、高智商、受約束和不善交際的人。謝爾登推斷說，是基因決定哪種類型在胚胎發育時多加成長，因而，也決定這個人將要表現出來的性格模式。

　　他的主要作品是在40年代發表的，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和學術興趣。可是，大多數心理學家發現，謝爾登的類型學流於膚淺，而且他的研究方法也是有錯誤的：他對於受試者的社會經濟背景註意甚少，盡管一個窮人家的小孩子很難說會長成一個肥胖和樂天的ENDOMORPH，或者，一個有錢有勢的小孩子會變成一個羞答答的、智力超群的ECTOMORPH。心理學家們對其極高的相關性尤為狐疑——＋．79至十．83——這是謝爾登所報告的三種體格類型與其相關性格類型的相關度。到這種程度的相關度在心理學上是極為罕見的，因為大多數現象都有多重因素造成，這使人們想到，其基本的研究設計一定存在著漏洞。而且，也的確存在著一個漏洞。我們引用一位顯耀的權威人士加德納·林塞的話來說：

　　要全面地研討為什麽會觀察到如此多的協同變化，就必須考慮好幾方面的因素，可是，對於大多數心理學家們來說，這個解釋只好象是在撒謊，因為事實上，謝爾登本人在執行兩套標準。結果，人們可以推論，謝爾登在這個領域裏以前隱性的信仰或者期盼導致他以一種同樣的方式來額定身體和性情兩方面的東西，而不管實際上存在的現實情況如何。

　　支持謝爾登觀點的人後來尋求各種方式來彌補他這方面的開足；他們把從照片當中得來的身體類型拿去讓從未見過這些人的評定者去評定，而讓性格評價由從問卷數據而不是從面談中抽出的評定人來進行。這些研究確立了謝爾登在身體類型和性格之間建立的聯系，可是，其相關性卻小得多。可是，哪怕就是這些數據也不一定能在身體類型和性格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系。這種聯系可能是間接的，社會性的。因為人們一般會認為肌肉發達的人會成為領導人，而軟弱瘦小的人會避開身體競爭並依靠其大腦，因此，孩子們在感知到成人希望他們成為怎樣的人之後，會相應地按要求作出自己的言行。

　　盡管體格理論吸引了不少註意力並在50年代引發了大量研究，可是，對它的大量批評，再加上這個理論屬於遺傳繼承型的理論因而與當時流行的自由主義精神相矛盾，使它的影響隨時日消隱了。到60年代，按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史專家厄恩斯特·希爾加德的說法，它幾乎就退出了歷史舞臺。可是，性格天生的更強有力證據，或者至少是一種向著一個模式或者另一個模式發展的預先想法還是繼續有自己的市場的。

　　到40年代，紐約大學醫學中心的精神病專家亞歷山特·托馬斯和斯特拉·切斯開始在嬰兒和小孩子中進行個人稟性差異的研究。（“稟性”是性格的一部分，它是一個人面對刺激和不同情形時具有特色的情緒反應方式。）托馬斯和切斯收集嬰兒從出生時起的行為數據，一部分是通過個人觀察，一部分是向父母問一些具體的問題，如嬰兒第一次洗澡，或者吃第一口麥片時的反應。他們發現了一些每一個不只生過一個孩子的母親都知道的東西的證據，即，嬰兒從出生的第一個小時起就有了稟性的不同。

　　幾年的研究之後，托馬斯和切斯分別了生命最初狀態下就很明顯的九類差異。一些嬰兒比別的活潑些，有些嬰兒進食、睡眠和排泄較有規則的節奏，而另一些卻不規則或者無法預測；有些嬰兒喜歡任何新的東西（他們吃第一口東西時對勺子作狼吞虎咽狀），而另一些則不然，（他們會把食物吐出來）；有些更快地適應環境變化，而另一些則對其生活周期的改變悶悶不樂。有些對刺激反應強烈，不是大笑就是狂嚎，另外一些則是微笑或者小聲地哭；有些大部分時間都是高興的，而另一些則郁郁寡歡。有些嬰兒好像對每個地點、聲音和碰觸都很清醒，而另外一些則只對某些刺激有反應，對別的則置之不理。有些嬰兒在不舒適的時候會很容易地岔開，而另外一些則專註不放。有些嬰兒的註意力很廣，可以跟一個玩具玩很長的時間，而另外一些則從一個活動到另一個活動之間快速地轉移。

　　總起來說，托馬斯和切斯發現，約有三分之二的嬰兒在生命早期即表現出明顯的稟性。十分之四的嬰兒是“輕松的”（平和，易適應），四分之一是“困難的”（容易發怒，很難哄好），六分之一是“熱身很慢”（有輕微的糊裏糊塗或者稍有領悟力，但對人或者事物很容易習慣）。

　　在托馬斯和切斯觀察一些孩子長成近成人的時候，他們在開始階段對嬰兒在兒童期間和少年期間保持不變的稟性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他們更為仔細的發現引導他們得出更合格的結論。這些基本的稟性經常因為一些大的事件而有一些變化，如嚴重的車禍或者疾病，或者因為環境的變化如一位父母去世，或者家庭經濟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可是，如果沒有這些事件或者環境的變化，生命早期的稟性風格基本就是成年時期的風格。

　　行為基因學的研究當中得出了更有力的證據，證明性格有一部分是由天性決定的。這個稍稍遊離於心理學主流之外的專業主要是研究基因對心理特征的影響的。其主要的咨詢方法是由高爾頓發起的，這個方法是要察看基因程度不同而又彼此相關的一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的精神能力、性格和成就。直系表親百萬基因當中有八分之一的基因相同，同胞兄弟有一半相同，而雙胞胎全部相同。如果基因對心理發展有影響，則兩個人的基因關系越近，其心理學上的類同性則越相像。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進行的浩如煙海的研究證明，這種情況是真實的。有些研究還證明，基因關系越近，其精神健康或者疾病的種類越相像。其它一些人還發現，總的智力水平和特殊的精神能力也是這樣的。在過去的15年當中，一些基因學家和心理學家還發現，基因關系越近，個人之間的性格也越近。

　　有些性格研究是以對同胞兄弟或者雙胞胎的特征相互關系的分析為基礎的。同樣的，雙胞胎比同胞兄弟更為相像。盡管如此，如果他們是在同一個家庭一起養大的，這樣的證據還是不甚理想，因為他們在整個過程中有同樣的或者非常近似的環境影響（雙胞胎特別是如此，因為父母對他們一視同仁）。因為這個原因，最好的數據——不過也是最難獲取的數據，因為例子是如此稀少——卻是應該來自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就分開來並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家庭裏養大的雙胞胎，這樣的話，環境至少就會有所不同。

　　想一想吉姆·劉易斯和吉姆·斯賓格這兩位雙胞胎的情況吧，他們1940年出生後剛一個月就分開了，並在俄亥俄州相距45英裏的不同的兩個家庭裏養大。1979年以前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當時他們已經有39歲了。他們在這年相會了，可並不是碰巧。他們一直被明尼蘇達大學的明尼蘇答雙胞胎及收養研究中心的主持人托馬斯·布查德教授所追蹤，他在進行一項同胞兄弟和雙胞胎兄弟分開哺養的研究。吉姆·劉易斯和吉姆·斯賓格除了服飾，在身體上是無法區別的，幾乎所有的雙胞胎都是這樣的。盡管這樣的相似總是令人感到驚奇，可是，更令人驚奇的是其它一些類似的地方。兩個男人都娶了名叫貝蒂的女人做妻子，都大量抽SALEM煙，都開雪佛萊車，都咬指甲，都養了一條叫托依的狗。

　　聽起來這像是某個作家為超級市場的那些小報杜撰的故事，這樣的小報裏滿是一些荒唐怪事，比如說某某嬰兒是由八旬老翁所生雲雲。可是，這個故事並非杜撰。當然，有些奇怪的巧合可能歸因於這對雙胞胎生活在同一個地區，另外一些則可能是碰巧。可更為重要的是由心理學測試列舉出來的一些證據。布查德和他的研究小組讓這對雙胞胎通過了一系列性格測試，並發現他們的反應和特征分數幾乎相等。

　　布查德和他的研究人員自1979年開始他們的工作以來，已經追蹤了近80對同胎所生和33對同胞所生的孩子，他們都分開哺養（其案卷中共有約8000對），並讓每個同胎所生的孩子經過約50小時的廣泛測試和面談。為比較目的，他們對一系列同胎所生和同胞所生但是在一起哺養長大的孩子進行了同樣的測試和面談。對雙胞胎對子和這些不同的組別中存在的相關性的統計分析，使研究小組得出結論，即性格當中約有百分之五十的變化是由遺傳所致。

　　（他們報告了同樣令人吃驚的其它心理學變量的一些發現，包括總體智力水平、語言能力、社會態度、同性戀情況、物質濫用和甚至宗教興趣。）

　　可是，行為基因學的其它一些研究卻得出了更為謹慎的一些估計。奧斯丁德州大學的約翰·裏林最近回顧了一系列雙胞胎研究並發現，從整體上說，有證據證明遺傳學的成分只占到性格變化中的百分之四十。還有一些研究是比較被收養的孩子與其養母和生母的，他們發現，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變量因素是要歸結到遺傳上去的（不過，有趣的是，收養的孩子與其生母而不是養母在性格上更為相像）。

　　這些數字並不是說，任何人的性格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是由遺傳影響的結果。變量因素是指任何特征或者任何特征組中的人們當中存在不同的範圍。例如，布查德中心的數據表明，如果一組成人的高度從比方說4－7英尺不等，這個差別範圍中的百分之九十是由於遺傳帶來的，百分之十是由環境造成的。同樣，雙胞胎研究的意思是，在任何人群組中的性格差別的範圍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是遺傳所致。這可能解釋美國人當中性格的差別為什麽比一個人口的基因構成很相似的地方如日本更大些。

　　行為基因學的發現雖然令人矚目，可並沒有引起大多數性格心理學家的興趣，其原因是，它們並不能提供對性格結構及其功能的理解，也不能改善測試和評估的方法。更糟的是，它們打消了一種希望，即心理學可以改善人類生命的質量，鑒於性格的起源是遺傳性的，它也不受父母或者社會影響、療法或者任何其它可能的控制性的環境因素的影響。因此，大多數的心理學家，包括進行性格研究的心理學家，都對行為基因學要麽采取懷疑的態度，要麽認為其理論價值有用可沒有實踐價值。他們感覺到，真正重要的，是性格變異的其它部分——即性格可以加以影響的程度，不管是變壞或是變好。

性格研究前沿最新的結論

　　性格研究不再是心理學最顯眼的領域了，這並不是因為它已經縮小了規模，而是因為其它一些更新的領域已經擴展了，並且成為註意力的焦點。另外，如同在許多成熟的科學領域裏一樣，許多性格研究者現在都混合了極為專門的細節研究，而另外一些人則還在歡天喜地地做些擴展和激動人心的工作。

　　這個領域裏最近更為有趣的一個發展，是研究性格對中年和晚年的“富足感”（普通意義上的滿足感）的影響。波爾·科斯塔和羅伯特·麥克雷跟自願參加巴爾的摩老年縱向研究的人們一起進行研究工作，這是國立老年研究學院的一個長期研究項目。他們發現，外向的人在社交能力、普通活動和“上升”（類似控制）中可以得高分，而且其中年生活及以後的生活比內向的人要幸福一些。他們還發現，在神經質上面程度較輕的人對於中老年生活的變化的適應性要比神經質程度嚴重些的人好些（其測驗以長期焦慮、敵意、自我意識和強迫行為等特征為標準）。後者更傾向於把中年的問題看作危機，他們耽心自己的健康，因為退休而感到沮喪和失望，並且處於壓抑和絕望的邊緣。

　　對於這些性格缺陷，人們能夠做些什麽來加以對抗呢？科斯塔和麥克雷相信，心理療法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可是，其發揮作用是用限度的，因為巴爾的摩的數據和其它的一些研究結果指示，性格特征在成年生活中相對穩定。另外，他們說，富足感哪怕輕微的一點改變都會受益無窮，這跟對一種嚴重的身體疾病的控制的輕度改善可以相提並論。

　　按照最近的許多研究結果來看，許多種類的身體疾病都起源自某種性格特征，或者因其惡化。1975年和1980年出現的兩項重要研究結果提供了調查得來的證據，證明具有A型性格（有競爭性，有進取心，有敵意和驅迫感）的人有可能形成冠狀動脈心臟病。對這個項目又進行了10年的研究說明，其結論得到了證實，而不是否決。

　　1988年，馬丁·塞利格曼（他對學習得來的無助的研究）和他的同事克裏斯托法·彼德遜及喬治·維倫特在更廣泛的範圍內提供了證據，證明一個人的解釋風格會影響他的健康。他們以從對哈佛畢業生35年的縱向研究中得出的數據為基礎得出結論說，對自己的生活習慣上以悲觀或者消極的態度進行解釋的人比樂觀的人更容易罹病或者生命周期更短。他們認為心理療法——特別是短期的認知療法——是一種有用的解法。塞利格曼走得更遠：他增加了一些臨床和其它類型的數據，說認知培訓可以將消極的解釋風格轉變為積極的風格（他把它叫做“學習得來的樂觀”），其對身體和精神健康都有好的影響。

　　漢斯·艾森克回顧了一系列性格和健康研究的結果，包括他自己進行的一些研究，他說：“戲劇性的結果……指明在某些性格和具體的疾病之間存在著非常直接的聯系。”他還說，許多醫生把致癌因素與不會表達憤怒、恐懼或者焦慮聯系起來，還與絕望、無助和壓抑等的感覺聯系起來；他說，縱向研究顯示，許多同樣的特征都與心臟病有涉。艾森克和一位名叫羅納德·格羅薩斯-馬迪塞的南斯拉夫心理學家同事以這些數據為基礎，進行了一項預防醫學的實驗，從而得出了下述結果：

　　（我們）試圖用行為療法來教會一些容易患癌癥和得心臟病的人以更樂意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感情，教他們對付壓抑的辦法，打消他們的情感依賴，讓他們更加自立。換句話說，我們教會他們跟更為健康的性格類型的人一樣去做。

　　具有高患癌可能的性格類型的100人被分成兩組：50個人不使用這種療法，另50名接受這種療法。13年後，45位接受過本療法的人還活著，而沒有接受本療法的那一組中，只有19位還活著。

　　我們對92名易發心臟病者進行了類似的實驗，把他們分成接受組和未接受組。這裏也有突出的差別，13年後，接受實驗的那一組裏有37名還活著，而另一組只有17人存活下來。

　　我們只能感到奇怪，為什麽這樣的實驗沒有進行復制或者沒有人與之競爭。

　　特征理論仍然是心理學研究中具有指導意義的觀點，它在不斷地成熟，主要采取了特征理論中的“五大模型”的形式。

　　許多年以來，若幹研究者在尋找比卡特爾看得更深的因素結構，並辨別出比他的16因素組更為全面，更為基本的因素集。30年前，其中的一些人對卡特爾的互動數據進行了再研究，他們說，他們可以找到5種超因素的證據。過去的許多年裏，其他一些人又找到了一個或更多的5因素組，都有各種各樣的掩蓋，他們只是把其它廣泛使用的性格類型送入了統計學的絞衣機。在過去的10年裏，大多數性格心理學家慢慢都同意，五大模型是性格的基本尺度。

　　第一種是外向力，這個因素在一些性格類型單中被列在相關的一些標簽之下，如社交能力、活動能力和人際穿梭。

　　第二種是神經質，或者，按照其它研究中的術語說是情緒力、情緒穩定能力和調節力。

　　第三種是對經驗的開放性，亦叫做詢知智力、智力和“智力傾向”（這是個不需要的新詞，幸好也沒有引起註意）。

　　第四種是可接受程度，亦有好聽的名字叫受歡迎度、利他主義、信任、社會交際力等等。

　　最後，第五種是良知，或者可靠性，超我力量，更有叫受鉗制的自律性等等。

　　按照目前的思想，這些是關鍵和總管一切的性格因素。可以解釋人類性格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的那些林林總總的具體特征，都是這五根主幹的分枝和枝芽。盡管這些超級因素對視野只會起模糊而不是聚焦的作用——請想象一下用五大模式中的詞語怎樣描述漢姆萊特、麥克白婦人或者李爾王吧——可是，它們為研究者和臨床心理學家提供了一套得到了驗證的尺度，用以建構人格研究設計類型並把他們在臨床使用的不管哪一種性格測試中得出的數據組織起來。

　　這個研究領域的成熟還可以從另外一個方面看出來，也即是“連貫詳謬”的解決：盡管人都有可測量的特征和可辨認的性格，可是，任何人在特定情形下的行為卻絲毫也不會指示出他或她在其它一些情形中的行為方式。面對敵人炮火不動聲色的人可能會在與妻子的沖突中膽小如鼠；猶如教堂支柱的一位婦女，如果她是一位公司財務人員，卻可能為了情人而濫用公司資金；模範丈夫和好爸爸可能在別的地方養了另一個妻子，或者是隱蔽的公共衛生間裏的同性戀者。

　　因為這樣一些跨情形的不連貫特性，一些心理學家多年來一直攻擊特征理論為無效功。可是，更準確一些的最新研究數據卻使人們能夠更謹慎地解決這個問題：情形越相似，一個人的行為就越一致；情形越不同，人的行為差異也越大。如哥侖比亞大學的沃爾特·米斯切爾這位著名的心理學研究者和以前的特征理論評論家最近所說的：

　　這些數據……並不能說明，完全不能作一些有用的預測。它們也並不意味著不同的人在不同類型的情形下不會以某種慣常的方式具有不同的行為……特種條件或者相同單元得以更加小心的方式加以註意，而且好像比傳統的特征理論所假想的更為狹窄或更符合當地情況。

　　這個領域裏另一項最近的發展是情形論者和性情論者之間長期爭鬥的息滅。大多數心理學家現在都傾向於相互影響說者的觀點，即，任何既定的某個行為都是某個情形與個人的性格相互影響而造成的。同樣地，性格是天生的或者是學習得來的這個古老的爭辯話題也讓位於相互影響說了。一些心理學家還在大肆發表意見，好像父母、同事、社會等級和其它的環境影響是一個人的性格當中惟一有意義的影響力；另一些人的觀點好像是說，我們的行為，如大多數動物一樣，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所致。可是，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都認為一個人在任何一個生命點的性格或者行為，都是他或者她天生的特性與他或者她到那時為止所有的人生經驗相互影響的結果。

　　這是個復雜的概念。遺傳影響和環境影響並不是在性格當中簡單地相加起來，而是跟化學品加入化合物一樣相互影響，從而形成某種跟任何一個都不相同的東西，然後再跟緊隨的經驗發生不同影響。這就是發展心理學的核心概念，即我們接下去馬上要看到的心理學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