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懸擱詞與物關連的白色空間：文學布置中的重複與差異

一、文學倫理型我是我不思考之物與我思考我不是之物

對傅柯而言，存有似乎就等同摺曲。被傅柯以一種特異折返形式（自我再現）所定義的文學存有，似乎總是秘密關連到某種倍增或雙重性的實驗。然而雙重性並不意味相同或相似者的內在加乘，也絕不是同一性的外在引入 21，相反的，透過語言表面的曲折運動，書寫對傅柯而言成為差異化作用 (différenciation) 發生的場域，也是贖回自由的具體可能。作為一種特異性實踐，書寫一方面強勢迫出一整個稀有的虛擬空間（越界語言的纖薄表面）22，使得各種異質的曲折作用遽烈地在此發作；另一方面，這種語言實踐本身標誌了一門怪異的存有論，其連結到總是由空無、去作品、無主體的解疆域化狀態。這是一個由另類 (autre) 所定義的語言存有，由他者 (autrui) 所理解的書寫主體，以及由作品缺席所証成的作品。或許在這個觀點下，「我是我所不思考之物而我思考我所不是之物」有其極明確的意義，且與笛卡兒的我思大異其趣。因為傅柯版的我思並不與我在構成一種同一性，我在也不由無指向性的空洞我思所確立，相反的，傅柯的版本說： 我在，因為我是我不思考之物，而我思，僅因為我思考我不是之物 23。

「我思」或「我在」透過一種怪異而曲折的辯証獲得，似乎其中之一僅是另一的幽微鏡像，是「所是」經過思考的強勢越界實踐所汲取的「不再所是」，或反之，「所思」被存有的複雜摺曲習練所成就的「不再所思」。這並不太是笛卡兒著名命題的簡單否定或對立，而比較是對此線性命題的幽微凹折與隱晦彎曲。

我思在此不再清楚而區辨(clair et distinct)，反而因自我摺曲達到某種隱晦 (obscure) 但不失區辨的效果；這也不太是對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最後揭諸三大問題的天真反叛，而是將康德的開放命題折返回自身，企圖透過一種狡獪的實踐，在「我思」的我（思考的我）與「我在」的我（我思想中的我）之間構建複雜的鏡像關係，我是我不思之鏡像，我思倍增於我不在之處，思（思想）與在（存有）構成一組複雜的雙螺旋鏈結，相互倍增且交錯廻映 24。

毫無疑問地，「我」在此實踐中同時既是工具又是目的，既是經驗又是超驗（《詞與物》中提出的「經驗－超驗對偶」， 我們將另文分析），但是對傅柯而言，這個由「我」的怪異雙重性所說明的自我再現，不僅橫跨在「詞」（作為思想的我）與「物」（作為存有的我）之間，甚至不僅是以「與」(et) 或「兩者之間」(entre-deux) 作為其實際的存有模式，而且由一種不可能的界限跨越所嚴格限定： 自我折返（自我再現或為己重複）實現了一種由「與」所說明的「間」(entre) 存在，其既非純粹的思想亦非純粹的存有，而是介於兩者之間隱晦、曲折的之字運動 (zigzag)，是可以由德勒茲的「既是…也是」(et...et...)，或也可以由德希達的「既不…也不…」(ni...ni...) 說明的雙重性；而且更進一步地，由「與」所致使溝通的兩邊並非同質也非同一，思想與存有在傅柯的命題中取得一種勉強可稱為「互為域外」(inter-dehors) 或「交互解疆域化」(inter-déterritorialisation) 的強勢差異關係：我是我不思與我思我不是，而且因此實現了一種弔詭而怪異的存有與思想同一，一種以反式考古學與內在性系譜學所改寫的帕門尼德斯箴言。

21 「不要問我我是誰且不要要我保持相同：這是公民身份的道義，它支配我們的証件。但願它任由我們自由，當涉及書寫之時。」(Foucault, 1969 : 28)

22 「這種中介空間、如同在鏡子中，可以觀看卻從無法觸及的虛擬空間，且正是這個擬像空間，給予普魯斯特作品它的真實積體。」(Foucault, 1964 : 7)

23 「不，不，我不在那您指我之處，而在這裡笑著凝視著您。」(Foucault, 1969 : 28)

24 關於傅柯這種「我在我不在之處」或「我不在我在之處」所能給予的分析，請參考楊凱麟，〈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傅柯的「異質拓樸學」〉，「二、光線裝置： 可視的不可視性鏡子，不可視的可視性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