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障思想通過文字和圖像的自由交流的同時，務必使所有的文化都能表現自己和宣傳自己。言論自由，傳媒的多元化，語言多元化，平等享有各種藝術表現形式和科學技術知識包括計算機知識，以及所有文化都有利用表達和傳播手段的機會等，均是文化多樣性的可靠保證。

其實，早在1945年8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章程草案”第一款第一條的內容就是：發展和維持世界各國人民對彼此的生活和文化、藝術、美德及科學的相互了解和鑒賞，以用為有效的國際組織和世界和平的基礎。”這一條已經包括“多樣性”的觀點。

2001年《宣言》發布後，“文化多樣性”成為一些國家在文化保護方面的主要理由。這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從文化方面說，相對人類整體，民族/國家確實是文化的一個最大的基本單元，以至於文化區分的一個方便方法就是民族文化或國家文化。從政治上說，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必要保證其形象的獨立生產，文化獨立通常被納入到民族/國家獨立的統盤計劃之中。

“多樣論”與“例外論”的主張在實際上大同小異。《宣言》主張：應當特別注意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務的特殊性，“因為它們體現的是特性、價值觀和觀念，不應被視為普通的商品和消費品。”“每個國家都應在遵守其國際義務的前提下，制定本國的文化政策，並采取其認為最合適的行動方法，即不管在行動上給予支持還是制定必要的規章制度，來實施這一政策。”[45]也正因此，“多樣論”也同樣面臨著與“例外論”類似的困難。

文化多樣論與自由貿易原則的主張對比如下：[46]

主張

內容

文化多樣性

自由貿易原則

代表組織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

代表國家

法國、加拿大

美國

主要目的

保護文化多樣性

推進自由貿易

所用策略

文化交流、人文對話

占領國際文化產品市場

文化產品定性

具有思想、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等內涵，不同於一般商品

與一般商品具有同等屬性

古往今來，文化從來就是多樣的，任何文化都是地方的，即使是在同一個民族或國家，也有各種各樣的文化。多樣論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全球化時代文化變遷和流通的速度、規模前所未有，是因為在此變遷和流通的過程中，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全球各地都不同程度地面臨來自美國文化的挑戰和壓力。僅就此而言，提倡“多樣性”確有保護不同傳統、不同類型、不同風格的文化的積極意義。問題是，“多樣論”也面臨邏輯和事實上的困難。

 第一，多樣性的承載者不能僅僅在民族或國家的意義上來理解，僵硬地堅持“多樣論”面臨著內在矛盾。

全球化是去邊界的過程。在漫長的歲月中，人類只能生活在被民族、國家等文化建構起來的邊界之中，這些邊界保護了、也限制了人的交往。而時代文化觀念的最大變化，就是使此前種種界限不再有效，並使許多成分從以前的話語強加在它們上面的種種限制中解放出來。種種界限之中，最強硬、更難逾越的是民族國家的界限。但是，民族國家原是現代的政治設計，它是否能夠成為一種文化共同體的單位，是否構成了一個同質性並足以與外部世界劃出明晰界限的獨特的實體等等都不是一個自明的結論。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r）認為，現代國家是一種造園國（gardening state），其姿態也是造園姿態：“它使全體民眾當下的（即野性的、未開化的）狀態去合法化，拆除了那些尚存的繁衍和自身平衡機制，並代之以精心建立的機制，旨在使變遷朝向理性的設計。”這就是將偶然性轉化為確定性，將模棱兩可轉化為毫不含糊，將隨意性轉化為規整性，總之是將原始森林變成一個精心規劃的花園，把混沌變為秩序。

“現代國家意味著共同體自治權的剝奪以及地方或組織的自身永存機制的廢止；基於同樣的原因，現代國家削弱了共同體和社團傳統及生活方式的社會基礎，以共同體為基礎的生活方式的自身再生產要麽變得不可能,要麽至少遭遇強大的阻礙。”[47]現代國家的建立過程遵循著以犧牲其他所有模式為代價來使一種模式合法化的“同化”邏輯，其核心目標就是創造一種共同文化。為了維持政治共同體的團結和凝聚力，建立共同文化的過程勢必忽視地方差異，至多是提煉、綜合和混合地方差異以建立文化需的一致性；或者是刻意地扶持、甚至只許存在一種文化形態，限制、打壓其它與其不同的思想、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極端的甚至推行“輿論一律”和“文化管制”。

比如在普魯士德國，對內，把普魯士容克的狹隘利益和價值觀置於統治地位並予以“神化”；對外，強調德意的特殊性，以多樣性之反對“西方”的普遍性。內外貫通，以一種“特殊”為德國的“普遍”而排斥其他任何的“特殊”，其所成就的“國家文化”既無普適意義也無助於維護多樣性。現階段的全球化還沒有完全破除文化的政治/意識形態界限，一些非西方國家內部仍然在推行國家意誌的同時制造著文化壓迫，不承認文化與價值上的個體性和差異性。中國學者費孝通也指出：“一個國家不能自命為某一文明的代表或化身，說成是某一文明的衛士；各種政治集團也不該盜用文明、文化的名義，制造民粹運動來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48]把多種多樣的文化納入到一個與國家、民族或社會結構的框架中，以為破壞了文化的政治邊界就是破壞文化，其實是一種狹隘的文化保護主義。

[45]范俊軍編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保護語言與文化多樣性文件匯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1頁。
[46]葉飛等：《歐洲抗衡美國文化的一盤棋——解讀“文化例外”政策》，載北京：《中國文化報》2014年1月30日第11版。
[47][英]齊格蒙德·鮑曼：《現代性與矛盾性》（1991），楊渝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1、158頁。
[48]費孝通：《“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2004），《費孝通論文化與文化自覺》，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4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