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餘論

段義孚曾在 《論人文地理學》（On Human Geography）一文裏，談到自己的研究所采取的基本出發點之一便是「文化作為一種想像力的產物」[36]。何為想像力，康德曾言：「想像力是即便對象不在場也在直觀中表象對象的能力」[37]；段義孚同樣認為，想像力是一種天賦的、能看見不存在事物的一種能力，因為人類總是不會滿足已有的東西；人類正是通過想像，在混亂的大自然中創造出人化的秩序，將大自然殘酷的現實，徹底改造為人文化小世界的真實[36]。

因此，人類想像中的理念 （理想） 世界是人類文明發展、景觀改造的基本動力和經驗模型。以此為出發點，段義孚對過去以洪堡兄弟為代表的西方地理學的人地觀提出了質疑，指出：「從亞歷山大·馮·洪堡開始，地理學家研究灌木林、大草原、沼澤如何被人類改造為耕地與城市。研究者將這一轉變歸結為經濟、政治與技術的力量。

但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沒有考慮尋求快樂的力量—為了尋求快樂，人類才建造了花園，製造了寵愛之物」[36]。由此可見，段義孚對人地關係中「人」的思考體現出一明顯特癥，即，首先對人性提出一種本質的先驗預設，進而在不同的環境與文化中進行演繹。由此路徑展開的「戀地情結」研究，就體現出以理念論為基礎，注重人性的規範性與整體性。這對國內人文地理學的人地觀具有很豐富的參考價值。

由於受到「人地關係地域系統」觀念的影響，國內人文地理學傾向於將人視為一個次系統，或者系統裏的一個要素，也將人性過分經驗化地置於環境系統當中進行界定，並將人分割為自然人、經濟人、感性人、社會人、生態人[38]等單向度的人來進行理解。因此，段義孚在《戀地情結》中展現出來的這種整體性的人觀，無疑為國內人文地理學如何處理環境中人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最後，關於「戀地情結」研究的實用價值或許會是在國內學界引起討論的一個問題。段義孚曾在1976年的重要論文《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 中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人文主義地理學家的特長並不在於像應用地理學家去搜集和分析數據，而在於詮釋模糊且複雜的人類經驗，在此基礎上，就可以為規劃者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比如何種文化背景中的人渴望相互居住得緊密一些，而在另一種文化背景中，居住緊密可能會導致文化特色的喪失，等等；但是，段義孚卻又認為，即使人文主義地理學家可以提供類似的實用性建議，也不會受到別人多大的關注。原因不僅在於，這種建議比起顯而易見的物質生產建設來說顯得效率低下，更在於當今時代很少有人會感興趣深入地探索他們自己了[39]。

但是，對自我知識 （self knowledge） 的探索卻對人的生存來說具有更為根本性的意義，如愛德華·雷爾夫的觀點所指出：人們必須真實開敞地面對世界，面對自身的條件，構建出屬於自己本真的地方 （authentic places） [40]，才能令人類的經驗豐富起來[41]。

由此可見，「豐富人類的經驗」似乎恰是人文主義地理學開展研究的基本信念與價值所在。而或許正是出於該信念，段義孚的《戀地情結》才將深具相同信念的榮格精神分析學派的理念論融合了進來，成為了該書的基本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