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義孚始終認為，西方城市的郊區化與新城建設運動的內在機理，均在於人們對理想生存環境的追求。這與從技術革新與製造業成本優勢導致的郊區化與新城建設運動的解釋不同，比如城市經濟地理學家奧沙利文 （O'Sullivan） 的解釋就代表了後一種立場，在此不贅述。

段義孚認為，人類從古至今一直致力於追求理想的生存環境，古代的理想環境是在城市裏，而荒野則代表了混亂與邪惡；而工業革命造成城市生存環境的惡化，使得人們對兩者的態度發生了地域上的逆轉，荒野反而成為了秩序和自由的像徵，城市中心區卻淪落為一片混亂之地。因此，從19世紀開始，人們就渴望逃離城市，去往鄉村體驗自然、淳樸與和諧的生活，如此，郊區化的運動應運而生。在此期間，湧現出諸多郊區建設與治理的系統化思想，像書中談道：「……傑斐遜總統為獨立的家庭農場宣揚的平均地權論，小鎮自治的思想，以及多種思想元素雜糅而形成的觀念，包括個人主義、人與環境的思想以及鄰里互助思想，等等。這些思想你方唱罷我登場，在現代郊區裏很容易找到它們活生生的體現」[7]。但隨著越來越多家庭參與到郊區化的進程中，郊區問題也逐漸凸顯出來，比如社會階層同質化與排斥的現象；人們不願面對郊區問題的逃避態度，等等。

然而，郊區問題的凸顯並沒有阻止人們追求理想環境的步伐，模範村莊 （model villages） 與花園城市 （garden city） 的理想又應運而生。同時，這些新理想的追求過程也遭遇了挫折。段義孚說：「建設一座新城可能出於很多目的，其中之一就在於促進社會的整合。從這一點來看，結果並不盡如人意，因為處於同一社會階層的人還是最終住到了一起」[7]。

另外，隨著新城居住人口增加，直至幾十萬、上百萬人口規模之時，也打破了亞里士多德與霍華德對花園城市提出的理想人口規模。最終，段義孚總結道：「作為理想，新石器時代舒適愜意的村莊讓位於宇宙理念的城市；城市的擴張使得大都市區的居民追尋貼近自然的模範村莊和規模較小的新城；而新城，當它們的設計達到容納50萬到100萬人口的時候，似乎又返回到了古代國王祭司的宇宙性城市理念那裏。」[7]

人類對生存環境的建造與回應的態度始終與理想的環境息息相關。理想的環境源於宇宙的啟示與人類集體無意識的相互呼應，從古至今作為人在大地上建造家園的原始驅動力，這便是人類「戀地情結」的核心內涵。然而段義孚卻在全書最後一句話中感嘆道：「……只是為了找到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的那個平衡點。」[7]這是他在書末發出的一句針對人性的終極考問。人類從古至今在數不盡的矛盾與衝突中不斷追求的理想環境卻在現實世界裏不存在，而存在的只是一個個不斷建設起來又失敗了的烏托邦，但人類追尋理想環境的步伐卻永遠不會停止，因此「戀地情結」儼然是人類的一種天性，也是人在大地上建造生存環境永無止境的驅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