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特麗莎的母親響亮地擤鼻子，跟人們公開談她的性生活，並且洋洋得意地展示她的假牙。她可以技藝純熟地用舌頭把那些假牙頂出來。如果嘴笑得太開，上排牙齒會落在下排牙齒上。諸如此類，給她的臉增添了一種兇狠的表情。

她的行為僅具有唯一的標示：拋棄青春和美麗。在九個求婚者跪在她周圍的日子里，她聰明地保護著自己的裸身，這樣做似乎是想努力表明她的身體在貞操方面的價值。現在，她不僅是失去了貞操，而且已經猛烈擊碎了它，並張張揚揚地用新的不貞給今昔生活劃一條界線，宣稱青春與美麗被人們過分高估，其實毫無價值。

依我看來，特麗莎只是她母親這種標示的繼續，她母親正是這樣來拋棄了自己小美人的生活，拋在身後遠遠的。

（如果說特麗莎有些神經質的動作，姿態缺乏某種自然的優雅，我們是不會驚訝的。她母親傲慢、粗野、自毀自虐的舉止給她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8

特麗莎的母親要求公正。她想看見罪行遭到懲處清算。這就是她堅持讓女兒伴著她留在那無貞潔世界里的原因。在那里，青春與美麗一文不值，世界不過是肉體巨大的集中營，人人都差不多，靈魂是看不見的。

現在我們比較能理解了，為什麼特麗莎久久凝視和不時瞥視鏡子，並有一種犯禁負疚的感覺。她是在與母親作戰，是在期待著找到一個與別人不同的軀體，期待自己臉上顯示出從最底層釋放出來的水手一樣的靈魂。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靈魂——那悲傷、怯懦、自我封閉的心靈——隱藏在身體內的底層，羞於顯露自己。

於是，那一天她初識托馬斯，在餐館的醉鬼們當中曲折穿行，她的軀體被盤中的啤酒沈沈地垂壓，她的靈魂在胃或胰腺的什麼位置。後來，托馬斯叫她，那聲叫喚的意義太大了，因為呼喚者既不知道她母親，也不知道那幫醉鬼，對他們日復一日單調的猥褻髒話也一無所知。他的上流身分使他超凡出眾。

另外，還有些事也使他顯得與眾不同：他的桌子上放著一本打開了的書。這個店子從未有人把書打開放在桌上。在特麗莎的眼里，那些書是友誼默契的像征。她也愛讀書，她只有一件武器來與這個包圍著她的惡濁世界相對抗：從市圖書館借來的書，首先又是小說。她讀了大量小說，從菲爾丁到托馬斯.曼。這些書不僅提供了一種能使她擺脫無聊生活的虛幻可能性，作為一種物體，它們還有著另一種意義：她喜歡腋下夾一本書在街上走。這與一百年前花花公子們的華美手杖一樣有意義，使她與其他人區別開來。

（把書比作公子們的華美手杖還不很準確。手杖不但使主人區別於其他人，還使它的主人新派、時鬃。書使特麗莎與眾不同，卻是過時的時尚了。當然，她還太年輕，看不到她在別人眼里的老時鬃意昧。她居然認為年輕人走路時戴著個收音機耳機實在傻氣，未曾想到那才是新派。）

所以，那個喚她的人是陌生者同時又是個與她有友誼默契的人。他喚她的聲音是和善的，於是，特麗莎感到她的靈魂從血管里和毛孔里沖出體外，向他展示開來。

9

托馬期從蘇黎世回到布拉格後，開始想到他與特麗莎的結識只不過是六個極其偶然機遇的結果，總覺得有些不安。

事實上，難道不是一件必然的偶然所帶來的事件，才更見意義重大和值得注意麼？

機遇，只有機遇才給我們啟示。那些出自必然的事情，可以預期的事情，日日重復的事情，總是無言無語，只有機遇能勸我的說話。我們讀出其中含義，就如吉普賽人從沈入杯底的咖啡渣里讀出幻像。

托馬斯出現在餐館里的特麗莎面前是絕對偶然的。他坐在那兒，展卷讀書，突然接頭看見了她，微笑著說：“請來一杯白蘭地。”

那一刻，收音機碰巧在放音樂。她去櫃臺後面倒白蘭地，順手將音量調大了一些。她聽出是貝多芬。自從布拉格的某一個弦樂四重奏演出隊到他的鎮上演出以來，她便知道了貝多芬的音樂。特麗莎（如我們所知，她總是渴望“上進”）去聽了音樂會。大廳里幾乎是空的，除她以外，聽眾只有當地藥技師和他老婆。但四重奏的演奏家們面對著臺下一支“三重奏”的觀眾團，還是好心地沒有取消演出。他們演奏了只多芬的最後三部四重奏樂曲。

後來，藥劑師邀請樂手們吃飯，也叫了觀眾席中這位女孩子同往。從那的起，貝多芬便成了她對世界另一個面的想像，這是她所渴望的世界。當她端著白蘭地繞出櫃臺時，她努力想弄懂這個機遇的啟示：她應召給一位吸引著她的陌生男人送白蘭地的時刻，偏偏就是她聽到貝多芬之瞬間，這是多麼巧！

必然性不是神奇的公式——它們都寓含在機遇之中。如果愛情是不能忘懷的，機緣一定會立即展翅向它飛落，像鳥兒飛向方濟各翅膀。

10

他把她喚轉來付酒錢，合上書（友誼默契的像征）。她想問問他讀的什麼書。、“你能把酒錢記在我帳上嗎？”他問。

“可以的。”她問，“你住幾號房間？”

他把鑰匙給她看，鑰匙系在一個木牌子上，上面畫了個紅色的六宇。“怪了，”她說，“六。”

“有什麼奇怪的？”他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