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奎斯《霍亂時期的愛情》(106)

然而事情很快就清楚了,費爾米納也未能免遭她那個階級對她的攻擊。《任義報》對她的薄弱之點肆意進行了攻擊,這就是她父親的生意。當父親被迫出走時,她僅了解他的可疑生意的一段插曲,那是普拉西迪姬告訴她的。後來,當烏爾比諾醫生會見省長證實了那件事時,她才相信父親幹了見不得人的事。事情是這樣的:兩名政府的警察帶著搜查令,到了她在福音公園的家,從上到下嚴格搜了一遍,然而沒找到他們要找的東西。最後他們命令打開費爾米納原來住的房間里的那個帶鏡子的衣櫃。當時只有普拉西迪姐一人在家,又無法告知任何人,她便以沒有鑰匙為由拒絕打開。那時,一個警察用左輪手槍柄砸碎了門上的玻璃,發現鏡子與木板之間塞滿了一百美元一張的假鈔票。這是一連串跟蹤行動的終點,證明了洛倫索·達薩是一筆巨大的國際交易的最後一個環節。這是一次巧妙的詐騙行為,紙幣上還帶有原鈔票的水印:將原值一美元的紙幣經過魔術般的化學處理抹去舊版面,印成了一百美元面值的紙幣。洛倫索·達薩辯解說,衣櫃是女兒結婚後很久才買來的,買來時紙幣就應該已藏在里邊。但是,警察證實那衣櫃從費爾米納上中學時就在那兒。

 

除了他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人把那些假錢藏入鏡子里。這就是烏爾比諾醫生與省長說定將岳文送回故土以掩蓋醜行後告訴妻子的唯一情況。但報紙上講的比這要多得多。

 

報紙說,上一世紀如此頻繁的內戰中的一次,洛倫索·達薩曾經是自由黨人總統阿吉列奧·帕拉政府與一個名叫約瑟夫·克·科澤尼奧夫斯基的波蘭人之間的牽線人。後者乘掛法國國旗的聖安東尼號商船在此逗留數月,試圖做成一筆不明不白的武器生意。這位後來以約瑟夫·孔拉德的名字聞名於世的科澤尼奧夫斯基,不知怎麼與洛倫索·達薩接上了頭。洛倫索·達薩用政府的錢買下了這批武器,他持有政府的委任狀和正式收據,而且是用純金支付的。根據報紙的說法,洛倫索·達薩硬說那批武器在一次偷襲中丟失了,其實那次偷襲根本是不可能的,實際上他是以雙倍的價錢把武器賣給了保守黨人,供他們跟政府作戰。

 

《正義報》還說,洛倫索·達薩以很低的價錢買下了英國軍隊多餘的一批皮靴,那時正值拉斐爾·雷耶斯將軍建立了海軍。僅此一項交易,他在六個月中就把財富增加了一倍。報紙說,當貨物到達港口時,洛倫索·達薩拒收,因為運來的全是右腳的靴子。當海關按現行法律將這批貨物拍賣時,又是只有他一個人去購賣,所以只以一百比索的像征性價格成交。與此同時,他的一個同夥以相同的條件買下了另一批左腳穿的靴子,那是在里約阿查到港的。兩批靴子配在一起後,洛倫索·達薩便利用與烏爾比諾·德·拉卡列家族的親戚關係,以百分之兩千的利潤賣給了新建的海軍。

 

《任義報》的報道最後說,洛倫索·達薩上世紀末離開大沼澤地聖·胡安市,並非像他喜歡說的那樣,是為了給女兒的未來尋找更好環境,而是由於被發現在他興隆的煙草生意中摻假,他在進口煙中摻進剁碎的紙屑,幹得如此巧妙,連最精明的吸煙者都未曾察覺而受騙。報紙還披露了他與一家地下國際企業的聯系。這家企業在上世紀末最後賺錢的業務就是從巴拿馬非法引進中國移民。相反,那項如此損他名譽的。人們議論紛紛的販買騾子的生意,倒像是他所做過的唯一誠實的生意。 

當阿里薩傷勢未意,生平第一次用手杖代替雨傘出門時,他首先去看的就是費爾米納。他幾乎認不出她來了,年齡使她的皮膚皺皺巴巴,悲憤的心情使她痛不欲生。烏爾比諾·達薩大夫在阿里薩養傷期間曾兩次去看望他,告訴了他《任義報》的兩篇文章使他母親多麼的痛苦和沮喪。看了第一篇文章,她對丈夫的不忠和女友的背叛憤怒已極,幾乎失去了理智,以致放棄了每月在星期天去家墓祭奠的習慣,因為他在棺材里聽不到她的高聲辱罵,她感到肺都氣炸了,她要和死人進行決鬥。

 

至於魯克雷希姬,她讓願意帶口信的人告訴她,在那麼多睡過她的床的人中間,起碼有一個男子漢,她應該為此心滿意足了。有關洛倫索·達薩的文章,不知道哪方面對她影響更大,是文章本身,還是發現她父親的真正身分為時過晚。但是,不管是兩者之一,或者兩者兼備,反正足以使她垂頭喪氣了。那為她的容顏大增光彩的灰白色頭髮,此時變得像黃玉米纓子,那雙美麗的母豹眼睛,即使在她暴怒時也不再像昔日那般晶瑩發亮。一舉一動都表現出不想活下去的決心:本來,吸煙的習慣她早就放棄了,不管是把自己關在衛生間里或採取其它什麼方式,可現在她居然第一次在公共場所吸起煙來,而且吸得很兇,開始是吸她自己卷的煙,這是她一直喜歡抽的煙,後來就吸市上最普通常見的煙,因為她已沒有時間和耐心去卷了。一個男人,假若不是阿里薩,肯定會問自己,像他這樣一位如驢一般生著褥瘡的破腿老人,像費爾米納這樣一位除了死亡之外不再渴望別的幸福的女人,未來能給予他們什麼呢?可阿里薩不這麼想,他從瓦礫中奪回了一線希望之光,他認為費爾米納的災難使她顯得氣度不凡,暴怒使她更為美麗動人,對人世的怨恨必將使她恢復二十歲時的倔強性格。 

她感激阿里薩又增加了一個新的理由,那兩篇汙蔑性的文章發表後,阿里薩給《任義報》去了一封抗議信,提出報紙應對發表的文章負道德責任,對別人的名譽應該尊重。此信未能在該報發表,但他將信抄了一份寄給加勒比海岸歷史最久、態度最嚴肅的報紙《摘報》。這家報紙在頭版以顯著位置把它登了出來。信上的筆名是朱庇特,信中的道理說得那麼透沏,那麼尖銳,寫得那麼感人,以致被讀者認為是出自省內最有名的作家之手。那是大洋中一個孤獨的聲音,但傳得很遠,聽起來很深沈。費爾米納無須打聽就知道作者是誰,她看出了阿里薩的一些觀點,甚至看出他有關道德見解的原話。因此,盡管她心灰意懶,她還是懷著一種重新復蘇的親切感接待了他。就在這段時間,一個星期六下午,阿美利卡·維庫尼亞單獨一人在彭塔納斯大街的寢室中,無意中在一個沒上鎖的櫃子里發現了阿里薩打字信的副本及費爾米納手寫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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