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文化審查的歷史是一部非人道的歷史，是權力專橫肆意干涉文化的歷史，它實際上是以一群人、甚至一個人的標準來打壓大多數人的文化權利。

正因為如此，文化審查理所當然地也是一部“異教徒”和文化殉道者反抗和抵制的歷史：種種逃避審查、挑戰權威的文化行動譜寫了文化史的無數悲歌。在此過程中，有兩個特別值得研究的現象。一個是反常性的，即審查制度使自己變成了被禁思想的最佳傳播者。一個文化產品，往往因其成為禁止的對象而廣為傳播。

2014年，根據德國版權法，書籍版權在作者死後70年失效，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的版權將於2015年到期，屆時此書將歸屬於“公共領域”圖書，出版禁令將自動解除，因此多家出版商表示了對該書的興趣。

有鑒於此，德國聯邦司法部於6月26日舉行了各州司法部長會議，決定延長《我的奮鬥》的出版禁令。對此，一些專家提議說，不如將禁書策略改為出版注釋版圖書。德國《焦點》周刊26日援引德國當代歷史研究所主任威爾鑫的話說，“禁令是錯誤的象征性政治，這只會讓這本書神秘化，激發一些人去閱讀”。

威爾鑫建議，出版一本注釋版的《我的奮鬥》，以便讓民眾辯證地看待歷史。這一觀點也得到德國猶太人中央理事會主席格勞曼的支持。格勞曼說，希望出版注釋版能使該書“進一步失去神秘感所帶來的吸引力”。[27]另一個則是悲劇性的，大量的優秀文化產品因此而被禁止。1985年，在匈牙利作協大會上，一位著名作家鑒於其時的審查制度的不透明、不公開，強烈呼籲政府設立一個明確的審查機構，詳細規定它的權力；要求制定明確的法律條文，如果作家越過了界限，可以通過法院來起訴。這樣，作家們至少知道創作的限制在哪里。[28]

在文化審查的歷史與現狀中，情色類審查最為普遍而持久，其動機可以是道德的、政治的、宗教的。這種審查遍及傳統與現代各類國家、包括不同宗教信仰，不但政府所堅持，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眾的支持。比如，2002年對全球12個國家的青少年進行的調查，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為“美國青少年暴力、犯罪及性墮落的現象嚴重”，這反映出美國大多媒體，特別是好萊塢給青少年帶來巨大影響的事實。[29]當政治審查、宗教審查等在世界相當一部分國家已經消失的情況下，情色類審查仍然存在並有法律依據。

情色類審查的主要理由，是一些淫穢與色情類文化產品可能對受眾帶來不好的影響。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解說。一種觀點認為，文化產品中的內容與它的社會效果也不是一回事。當代法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指出：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道德的核心就是性關係的法典，如果普通人對私通、通奸、殘暴色情狂、裸露癖及大量出現的淫穢書畫的看法不屬於道德觀點，那麽，很難設想他可能具有別的信念會是道德信念。但是，著述和閱讀這些活動並不等於親身實踐，而且，人們可以為譴責這些行為而提供理由（如它們會引起痛苦，是瀆聖的行為，是一種汙辱，或會引起公眾的厭惡），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種譴責可以擴展到創造和體驗關於這些活動的幻想上。”[30]

德沃金此論，其實也是一個常識：參與某種文化活動並不意味著將其直接延伸到實際行動之中，閱讀與觀看沒有那麽明顯的效果。如果說色情作品可以引發色情行為，那麽更多的敘述好人好事的作品是否就可以造就一個良善的社會呢？這就引出另外一種觀點，即文化世界與現實世界的不同。媒體暴力是一個經常受到指責的現象，但它與現實的暴力行動之間，還有一個中介，這就是社會環境。

1998年日本學者就電視暴力與中學生的暴力傾向的關係做過一個調查，結論是：“對於電視與孩子暴力傾向之間的關係這個爭論已久的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的討論，同時注意將他們的學校生活、家庭生活及其他生活環境考慮在內。也就是說，在討論電視對中學生的影響時，僅把注意集中在電視暴力上是不夠的。如果不將社會環境和他們所處的整個當前環境都考慮在內，我們就不能正確理解電視對孩子的影響。”[31]

[27]本報駐德國特約記者青木：《德國延長〈我的奮鬥〉出版禁令》，載北京：《環球時報》2014年6月27日第四版。

[28]參見景凱旋：《呼籲審查制度》，載《學習博覽》2012年第1期。中國文化史上也有過極“左”時期，對文化生產者妨礙極大。1956年，名作家葉聖陶回復作協的短函：“希望出些題目，指明哪些方面該注意，值得寫。”（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後中國文壇紀實》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506頁。）

[29]參見[日]渡邊靖：《美國文化中心——美國的國際文化戰略》（2008），金琮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35頁。

[30][美]羅納德·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1977），信春鷹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頁。

[31][日]白石信子：《日益實用的電視：從1998年對電視及中學生的調查談起》，載北京：《國外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