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10)

孔子是魯國人,在《春秋》所記的兩百四十年中,魯國先後有五個君主被殺,一個被趕跑,這在當時是很不成體統的大事,但孔子刪改過的《春秋經》,竟然全部隱去,一字不提。為什麽孔子要這樣做,因為他不能不照顧魯國君臣的意見和面子,不能不筆下留情。

另一方面史官又有“貴信史”的職業意識,不但不能事事皆隱,有時候還要有獨立精神,秉筆直書,“按實而書”,以求揭露事實真相;在“直筆”不可能的情況下,也要用“曲筆”委婉地透露出事實的真相來,與當權的君臣拉開一定的距離。概而言之,中國古代史官的敘述視角處在自由與不自由之間。

 

《左傳》作者的情況大體上也是如此。首先,作者在敘述的時候,力圖與當權者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尊重事實真相,確有“貴信史”的一面。如宣公二年,有“晉靈公不君”一章,其中寫到晉國史官董狐在趙盾的弟弟趙穿殺死晉靈公之後,就直筆書寫:“趙盾弒其君”。

趙盾找董狐去評理,認為他自己沒有殺君,是他的弟弟趙穿干的。但董狐回答說:“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11] (P663)《左傳》還引孔子的話贊美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11] (P663)由此可見《左傳》作者贊賞“實錄無隱”的態度。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又寫了齊國史官直筆書寫“崔杼弒其君”,結果被殺;史官弟弟照樣續寫,結果還是被殺。第二個弟弟又照樣書寫。其中談到“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12] (P1099)可見,《左傳》作者是贊揚和向往史官的秉筆直書精神的。

或者說《左傳》作者是持史官實錄“信史”觀的。在對具體事件的描寫中,盡管《左傳》作者是魯國的史官,但也並非一味吹捧魯國君臣。如在《晉楚城濮之戰》中,對於魯君在這一過程中的曖昧態度,采取客觀的態度,其中寫道:“公子買戍衛。

楚人救衛,不克。公(指魯僖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3] (P452)明明是魯僖公派公子買去保護衛國,但在楚國打不過晉國的情況下,為了取悅於晉國竟然把公子買殺了,騙楚國人說,他駐守時間未滿就想走,所以殺了他。


作者不顧自己是魯國的史官,不顧魯僖公的面子,把他想兩頭討好的態度如實寫出來,這里不無譏諷嘲笑。其次,又不能不看到,《左傳》作者寫史的意識形態仍然是與當權君臣相一致的,他評價歷史的標準主要是以天道、禮樂和仁義為政教標準,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規范,甚至還有“尊王攘夷”的正統觀念,而這些標準、規范和觀念又不能不影響他對事件的增飾誇張,對人物的“刺譏褒貶”。特別在那些細節虛構的部分,作者的標準、規范和觀念作為一種視點所起的作用可能就更大一些。 

《左傳》是一部不朽的歷史著作,也是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開篇,它對中國文學敘事發展的影響很大,從敘事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左傳》是有意義的。

[11]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第2冊[M]. 北京:中華書局,1990.

[12]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第3冊[M]. 北京:中華書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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