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定義強調了“講故事”在人類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斯威夫特本人在1992年《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訪談中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我們通過給自己講故事，把自己的生活編成小說生存下去……我們一直在講故事，通過講這種或那種故事來安慰自己也安慰他人，娛樂自己也娛樂他人，充實自己也充實他人。”瑩在另一次訪談中他再次提到了故事，他認為每個人都在講故事:

只是方式有所不同，有些人自覺而為，而有些人不太自覺而已。但我想那是我們身上一種真切的本能……是和神秘、混沌及無序達成妥協的一種本能。它是將個人或歷史經驗處於人的掌控中的一種方式，否則那些經驗就是流動不羈的。斯威夫特借湯姆之口還給人類下了另一個定義，即“人是渴望意義的動物”(140頁)。

人類和動物不同，因為人類想理解這個世界，想給自己的生命賦予一定的意義。斯威夫特暗示，雖然“敘說”、“敘事”、“講述”這動作本身不一定有什麼作用，但人類需要這個。就如湯姆所說: 

所有的努力就是為了保持一個欺騙，使事情看起來不是那麼無意義。所有的一切就是為了對抗恐懼……你認為我講故事是為了什麼?你怎麼稱呼它們我都不在乎———解釋、回避事實、編造意義、回避此時此在、教育、歷史、童話故事———它幫助消除恐怖。 

在這部小說中，人物所尋找的意義並不是歷史或現實的真正意義，而是不同的講述歷史的方式，是人們構建出來的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這在某種程度上和尼采的“適當的虛構”瑢是同一個意思。在《人性的，太人性的》這本書的前言，尼采宣稱“以前從沒有人如此深刻地懷疑過世界的一切”，而現在“上帝死了”，人們開始“在這裏或那裏尋求庇護———懷著一絲欽佩或敵意，或符合科學的、或有些輕薄的、或有些愚蠢的情緒……在不能夠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時，故意地為自己實施、歪曲或發明適當的虛構”。按照尼采所說，人在混沌或空虛的生活中感到恐怖和可悲，於是人必須用自己的想象力和敘事能力進行“適當的虛構”，給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給無序帶來有序和邏輯，給無意義賦予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