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寫一個銀行經理突然被法庭宣布有罪逮捕，他到處延請律師為他辯護，終於發現法庭原來是背后倚靠著一個官僚機構的機器。經理想到自己一直是這個官僚機構的一員，反倒真正感到自己有罪了。因此當兩個黑夜使者把他押到虛墟殺害時，他本可呼喊求援的，卻也放棄了，束手待斃。這部小說里的銀行經理包含著兩重象征：既象征著官吏，又象征著被欺淩的普通人。官吏把銀行經理處死了，實際上是同一個人的這一半處死了那一半。這次處死，還象征著法律既可能公正，又無法公正的悖論。這些課題，當代西方作家還在非常熱衷地競相表現著，卡夫卡卻是如此早早地把它們一一納入一部作品之中。

《美國》寫一個無辜的歐洲少年在美國的險惡經歷，但卡夫卡自己從來沒有到過美國，他說的“美國”，是一個借用名詞，實際上是一個寓言化的世界，歐洲少年也是一個帶有一定抽象性的人物，他受到一種超越他自身的力量的播弄，投身世界，走向毀滅。

總之，卡夫卡以強烈的現代寓言象征，開啟了一個時代性的藝術天地。在他之后，許多藝術家都受到過他深刻的啟發，例如薩特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可以舉出一連串長長的例子證明，20世紀以來許多聞名遐邇的傑作都在或多或少地向著寓言象征靠近。我們不妨繼續聽聽以下這些奇特的故事——

一位哲學教授的全家在一個島上別墅消夏，教授的太太和女兒都被客人們追求、愛慕著。只有小兒子向往著開窗可以望見的燈塔，教授太太原答應明天帶小兒子到燈塔去玩，但一夜風雨只得取消這個計劃。很多年過去了，教授的太太和女兒都已死去，別墅早已荒蕪破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這個人事已非的家庭才又一次來到島上別墅消夏，終於駕著小艇到燈塔上去了，一切都輕而易舉，但好像又有一種莫名的創造力在悄悄復蘇……（弗吉尼亞·伍爾夫：《到燈塔去》）

一位1289年出生的人在本世紀中期還活著，已活了六百多年。一位女演員也想不死，便拋棄原先的男友與這位六百多歲的人生活在一起，企圖借助他而永恒。但是，他卻悄悄離開了她，她到處追尋，等到最后她找到他時，他對她說：人的幸福不在於人的不死，而在於人都會死。他的長生不死是一種厄運，為了改變這種厄運，他已奮斗、掙紮了幾個世紀（西蒙娜·德·波伏瓦：《人無不死》）。

哥倫比亞某地一個家族在沼澤地上創建了一個村莊，代代相沿，村莊又變成了市鎮。但是，近親結合曾使這個家族產生過畸形兒，這個恐懼一直威脅著這個家族，到第六代，一個長著豬尾巴的畸形兒又產生了。市鎮最終被旋風卷走，而這個家族的最末一代人則被螞蟻吃掉（加夫列夫·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

法國的一個小城中突然出現了一頭犀牛，后來犀牛越來越多，原來城中的不少人都一一變成了犀牛。大家都以變成犀牛為時髦了，一位堅持不肯與犀牛為伍的公務員反而顯得十分孤立，就連他的女友也離開了他，奔向犀牛群。但他決心以一個孤獨的人的身份來對付犀牛世界（歐仁·尤涅斯庫：《犀牛》）。

一個孤島上的兩位九旬老人決定向人們宣布人生奧秘，在屋子里放滿了迎接客人的椅子。客人來了沒有？不知道，面對著擁擠不堪的椅子，老人委托一位演說家代為宣布，然后雙雙跳海自盡。但這位演說家是個啞巴，又寫不清文字。人生的奧秘，到哪兒去聽？（歐仁·尤涅斯庫：《椅子》）

三位神仙來到中國四川首府，希望尋找一個好人。找來找去，只見妓女申黛是個好人，便留下一點錢給她開店。申黛開店后樂善好施，結果前來敲詐的人頗多，窮於應付。申黛無奈，幻化為一個心狠手辣的表兄水達來治店，店業立即發達。人們找不到善良的申黛了，以為是水達害死了她，到法院告發，在法庭上，水達才變回到申黛，她說：既要我行善，又要我活，這等於把我劈成兩半，因為行善的人就沒法活（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四川好人》）。

神聖的西羅馬帝國受到日耳曼民族攻擊，搖搖欲墜，但它的皇帝卻還成天熱衷於養雞，遭到臣子和家人的鄙棄。其實他早已看出羅馬無可救藥，以送葬者的身份看著它的滅亡。他最后在宮廷里遇到了入侵的日耳曼人的君主，沒想到這位君主也熱衷養雞，他打到羅馬來，實際上是來“歸順”羅馬的，因為他已看出年輕的繼承者居心叵測……（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羅慕路斯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