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新: 中國文化產業的繁榮期( 1978－2012)
“文革”十年，國家文化建設工作基本停滯，逐步成型的中國文化產業受到極大破壞。全國唱片、圖
書、報刊總體在1977 年發行量比“文革”前的1966 年減少一大半，新華書店關閉1000 余家。及至十一
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國文化產業處於所有制結構單一、有限資產基本閑置、專業人才年齡結構老化、
文化基礎設施嚴重陳舊的危機狀況之下，可以說中國文化產業，到了百廢待興的歷史時刻。
此處所言之繁榮期，是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至2012 年黨的十八大召開的34 年。期間中國從一
個國內生產總值世界第九的國家，一躍超過俄羅斯、日本等發達國家，位居世界第二，這是舉世公認的經
濟奇跡。與此同時，中國文化產業也經歷了極其迅速的發展，呈現出了總體繁榮的面貌。縱觀這一階段
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特征，“立新”則是其核心要義。具體來說，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被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產業，逐漸確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一方面，它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思想動力支持，另一方面，它為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中國文化產業的繁榮期與改革開放的步伐同步，因此先從改革開放的先行之地———珠三角、長三角
開始。1979 年，廣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並推出新中國首個盒式錄音帶專輯《朱逢博獨唱歌曲選》;
1980 年，廣州東方賓館開辦了全國第一個“音樂茶座”; 同年，上海和平飯店成立了新中國第一支商業演
出樂隊“上海老年爵士樂隊”; 與此同時，臺灣歌手鄧麗君的歌曲以“翻錄磁帶”的形式從東南沿海開始，
廣泛在中國大陸地下流通，這似乎預示了港臺音樂即將以旋風的姿態進入到中國大陸。1984 年，香港
歌手羅文在廣州中山紀念堂舉辦演唱會，門票2 元一張，盡管被視作“天價”但仍一票難求，此為改革開
放之後首場個人演唱會。繁榮期的中國文化產業之所以從音樂產業開始，乃是因為音樂是文化產業所
有門類分支中消費門檻最低的，最適合普羅大眾們的消費需求，音樂產業常會成為文化產業的先導，而
得風氣之先的上海與廣州擁有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人群，音樂消費潛力巨大，且珠三角與長三角傳統戲
曲根基深厚，當地人素有品茗聽曲的傳統習慣③。其實早在中國文化產業發生之時，便是以同治六年
( 1867) 年在上海興起的“京班茶園”與新落成的“蘭心大戲院”以及廣州出現的戲曲演出經紀機構“吉慶
公所”為濫觴④。音樂產業推動中國文化產業進入繁榮期，似是歷史必然。
音樂產業作為前驅，出版、會展、影視、戲劇等業態步步緊跟，相繼揭開了文化產業繁榮期的序幕。
在這一時期，全面改革開放是主流，走向繁榮的文化產業為改革開放的輿論宣傳、文化準備提供了重要
的思想支持。一方面，既以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金雞獎、百花獎、茅盾文學獎等國家級獎項為代表
的文化評價機制為抓手，又重視文化市場建設、主體培育與商品流通機制的建立健全，一大批中國大陸原創的優質文化產品成為了改革開放重要的文化建設成果，為弘揚改革精神、激發改革活力產生了重要
的意義; 另一方面，積極從海外、港澳臺等地區引進了大量的暢銷文化商品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與捷克
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小說，“四大天王”等港臺歌手演唱的流行歌曲，以及以中國臺灣、韓國、日本與美
國好萊塢制作的熱播影視劇，為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推進對外開放起到了積極作用。

李劭南:《當代北京連環畫史話》，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 年版，第72 頁。
陳偉軍:《1980 年代廣東文化產業的先行路徑》，《探求》，2014 年第2 期。
韓晗:《從“京班戲園”與“吉慶公所”看中國現代舞臺文化產業的發生》，《戲劇( 中央戲劇學院學報) 》，2017 年第
2 期。

①劉擁軍:《中國出版體制改革的主線條》，《出版與印刷》，2018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