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多元的復雜系統，它包括各種各樣的產業門類，各門類之間彼此呼
應、形成合力，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常運行、逐步發展的重要前提。文化產業作為“第三產業”的
重要組成，它在所有權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市場分工協作等經濟領域的深化改革與進一步對外開放當
中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相比較而言，文化產業領域的改革與開放是在各領域當中較為先行的。早在
1979 年，國務院辦公廳就發布了《批轉文化部、財政部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管理體制的報告》，揭開了
我國電影產業體制改革的序幕; 1980 年，以新時代影音公司、珠影白天鵝音像公司為代表的廣東地區音
像出版機構率先改制，完成了“事轉企”的嘗試，實行盈虧自負的新體制; 1980 年12 月，國家出版局發出
了《建議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集體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的書店、書亭、書攤和書販》的通知; 1983 年，中
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我國出版發行體制改革隨之啟幕①……在1985 年之
前，我國文化產業各領域的改革均相繼開始並收獲成效，與工業、金融業與交通運輸業等其他產業相比，
文化產業可謂是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嘗試賦予了重要的經驗。
其次，繁榮期的中國文化產業從“管文化”向“辦文化”過渡，開辟了兩個影響深遠的大局，這是確保
中國文化產業繁榮發展的根本。
一個大局是激活了民營經濟的力量，促使大量民間資本進入到了文化產業的運行體制當中，提升了
文化產業發展的速度。當中有兩個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產業類屬具有深入研究的意義，一是民營出版
產業的飛速發展。近代中國出版產業，本身就依托民營與官辦並行而發生，在晚清至民國的一百余年
裏，民營出版產業一直在中國出版產業體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甚至在體量、影響上長期超越了
官辦出版產業。1949 年之後，因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改造的需要，民營出版機構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民營經濟通過發行領域進入了出版產業，客觀上促進了國營出版產業的發展。21
世紀以來，在國家出版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下，民營出版產業與國有出版產業在更大的範圍內有了更為
深入的資源、資本合作，以磨鐵傳媒、共和聯動為代表的民營出版公司先後借助數字閱讀推廣、上市
融資、培育網絡作家等手段不斷提升自己的市場競爭力，形成了以多元效益為導向的出版機制，激發
了中國出版產業的整體活力。與此同時，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對全國各經營性出版社開啟了“轉企改
制”的改革，及至2011 年初，134 家中央各部門各單位的經營性出版社均核銷了事業單位與事業編制
並進行企業工商註冊登記，積極參與文化產業市場競爭，民營與國營兩大出版陣營形成了“共舞”的
局面。
第二個則是民營影視產業的異軍突起。中國電影產業肇始之時，便由民營機構推動發生、發展，其
發展軌跡與出版產業相同。改革開放之後，民營資本首先進入的是電影放映領域，同樣是進入到新世紀
以來，民營影視機構與國有電影制片廠有了更深層次、更為廣泛的多方面合作，以華誼兄弟、博納影業、
光線傳媒為代表的民營影視公司得到了快速發展，並為上影集團、北影集團的改制及院線化放映提供了
外在動力，在創作主體上培育出了以馮小剛、陳凱歌、張藝謀、賈樟柯、寧浩等為代表的中國導演群體，在
整體上推動了中國影視產業的發展與國際影響力，促進了中國文化產業的繁榮。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大局就是融入、開拓並培育了國際市場，形成了文化產業的國際化生產與消費，
既提升了中國文化產業的產值，更為在國際上提升中國國家形象起到了助力作用。在改革開放之前，中
國受到“冷戰”格局的影響，對外貿易、文化交往與多邊合作都較為有限，文化產業的生產、消費等環節主要都在國內市場完成。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以“走出去，引進來”的姿態主動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
分工。一批中國文化企業與國際同行廣泛深入合作，不但提升了中國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提升了中
國文化產業的產值，也推進了“中國故事”與“中國聲音”的世界性傳播。
新中國文化產業的國際化發展是與改革開放同步的。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廣播電
視臺制作的電視劇《人在旅途》、香港無線臺制作的電視劇《射雕英雄傳》、日本東京廣播公司制作的電
視劇《血疑》由中央及各地電視臺依次引進並播出，一度形成廣泛的社會反響。好萊塢電影《泰坦尼克
號》與《阿凡達》被相繼譯制進入中國之後，兩度刷新中國電影票房紀錄。而中國臺灣作家瓊瑤、中國香
港作家亦舒、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等人的文學作品也都是中國內地圖書市場上的
暢銷書，可以說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暢銷文化商品中，很大部分是由舶來品所構成。“引進來”不但開拓
了內地的國際視野，也為我們共享人類優秀文化成果、促進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加速賦能。

①劉擁軍:《中國出版體制改革的主線條》，《出版與印刷》，2018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