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崛起是真正的崛起麽？答覆並不覆雜。舉例來說，根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的估算，在1820年代，中國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還多。顯然那時的中國是一個經濟上的強國。但事實是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就被英國打敗了。而當時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在內的西歐八國的GDP只占世界GDP總體的12%，而日本是3%，美國則是1.8%。軍事力量的強大就是真正的強大麽？答案同樣並不覆雜，當年蘇聯崩潰時，仍然是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但到今天，俄羅斯仍然沒有恢覆到當年在全球的影響力。何故？

 韋伯認為，權力是控制他人、事件或資源的能力，使得某人想要發生的事發生，盡管會有阻礙、抗拒或對立。[1]約瑟夫·奈所言：“權力就是有所作為與控制別人的能力。簡單地說，就是能隨心所欲的能力，能夠影響別人行為而達到自己目的的能力”。[2]一個國家實力，既包括硬實力，也包括軟實力。所謂的硬實力，一般指經濟與軍事實力，往往具有強制的力量；而軟實力是“一個國家使得其他國家以其預期目標為目標時的同化權力”[3]。可見，“軟權力”是一種更高遠的控制與影響力，它源於文化（在能對他國產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價值觀（當它在海內外都能真正實現這些價值時）及外交政策（當政策被視為合法）。[4]

 在國際政治中，“軟實力”和“硬實力”同樣重要。亨廷頓就認為，物質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而經濟和軍事上的失敗則導致自我懷疑和認同危機。[5]在冷戰期間，西方曾使用硬實力遏制了蘇聯的擴張，但是它同樣使用軟實力來侵蝕鐵幕之後的共產主義信心。

 一、軟實力具有廣泛的社會號召力

 1962年，政治學者彼得·巴克萊奇（PeterBachrach）和摩爾頓·拜拉茨（MortonBaratz）在美國的《政治學評論》（PoliticalScienceReview）雜志上發表的《權力的兩張面孔》中，提出了權力的“第二張面孔”（SecondFaceofPower）的概念。次年，又在同一本雜志上發表了《決定與非決定：一種分析框架》，對權力的屬性與同化問題進行了分析[6]，由此開了軟權力研究之先河。1990年，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分別在《政治學季刊》（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和《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等雜志上發表了《變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質》和《軟實力》等一系列論文，並出版了《註定領導：變化中的美國力量的本質》的專著，明確地提出了“軟實力”的概念。約瑟夫·奈認為，冷戰後的國際政治變化主要表現在世界權力的變革和權力性質的變化之上，他寫道：“傳統而言，作戰能力往往是檢驗大國的標尺，但是現在權力的定義已經不再強調軍事力量和征服技術的重要性；教育和經濟增長等因素在國際權力中的作用日益顯著。隨著兩個超級大國的全球軍事對抗的消失，軍事力量的地位逐漸下降，而文化、價值觀等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7]。此後，約瑟夫·奈不斷對“軟實力”概念進行補充、修正和完善。1999年他認為“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的文丈化與意識形態吸引力，它通過吸引力而非強制力獲得理想的結果，它能夠讓其他人信服地跟隨你或讓他們遵循你所制克定的行為標準或制，以按照你的設想行事。”[8]2004年3月他在《軟實力——國國際政治中的制勝之道》一文稍作修正，他寫道：“軟實力是一種能力，它能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逼或利誘達到目的。這種引力來自一國的文化、政治價值和外交政策。當在別人的眼裏我們的政策合法、正正當時，軟實力就獲得了提升。”[9]同年，他又在《硬權力與軟權力》一文中指出：“軟實力是一個國家文化的普世性及其建立有利的規則和制度、控制國際行為領域的能力。”[10]同年，美國學者蘇珊尼·諾瑟在《外交》雜志上提出了的“巧實力”（SmartPowel）概念，強調自9.11事件之後，保守主義者打著自由國際主義的旗號，實行侵略性的單邊主義戰略，宣稱要擴展人權和民主。但是布什政府采取的軍事危險政策同他們聲稱的理念根本不相符。“必須實行這樣一種外交政策，不僅能更有效地反擊恐怖主義，而且能走得更遠，通過靈巧地運用各種力量，在一個穩定的盟友、機構和框架中促進美國的利益。”蘇珊尼·諾瑟認為巧實力戰略是威爾遜、羅斯福、杜魯門和肯尼迪奉行的自由國際主義理論延伸[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