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的蘊育與和崛起，不但改變了21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式，而且深刻地重塑著當代中國的經濟、政治與社會。這不是偶然的，近代以來，文化就是中國的核心概念和問題之一，20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世紀中葉的“文化大革命”以及80年代的文化批判，都絕非單純的文化運動，而是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發生重大變化的表現和動力。本文以現代中國文化思想為線索，在中國現代性的圖景中討論文化產業問題。

1、文化失敗與現代性論說

“現代性”是一個覆數概念。這首先是指“現代性”在西方的兩種形態，一是指西方文明一個階段，它是科技進步、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帶來的經濟、社會、文化的產物；二是作為美學概念的現代性，它厭惡中產階級價值觀，傾向於激進的反資本主義態度。這兩種現代性以無可彌合的分裂並呈於現代世界。[1]哈貝馬斯在檢討韋伯現代性概念的缺失時，亦區分兩種現代性：社會的現代性(societalmodernity)與文化現代性(culturalmodernity)，前者即韋伯所指出的“社會理性化”（societalrationalization)，也就是單純由資本主義經濟和現代官僚國家所呈現的現代，後者的核心在於三大價值領域的分化：相對於客觀對象世界的認知領域、相對於客觀社會世界的規範領域、以及相對於主體內在世界的感性表達領域，分別成為獨立的價值單位。所謂獨立，意思是說領域之間沒有概念與價值的延續性：任何一個領域裏的價值，均無法成為另外一個領域裏的評價基礎。[2]“現代性”作為覆數概念的另一重含義是“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意指現代化不是西方化。發生在西方世界的現代性雖然具有全球性後果，但這種後果並非西方現代性模式在全球的普遍移植，而是在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出現了許多各具特色的現代性狀態。此論主要由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等人闡釋。[3]

中國也有兩種現代性論說。在一個不太嚴格意義上，可以稱之為“文化現代性”和“物質現代性”。

近代以來，中國被動地卷入全球競爭，在遭遇西方世界的一系列失敗中，迅速放棄自己的文化自信而擁抱西方文化。這種“文化失敗感”其來有自。中國文化在經歷了她的繁盛期間後，終於在宋元之後開始衰敗。清初的《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文學著作已經表達出濃郁的“末世”之感。清中葉的龔自珍即已敏感地表達了“日之將夕、悲風驟至”、“將萎之華、慘遭於槁木”的衰世哀感。晚清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也已刻劃出中國社會的腐朽積弱。隨著清軍在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面前的一次次慘敗，中國人普遍感受到亡國滅種的威脅，也領略到現代世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追溯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從晚清“學戰”到五四論爭，學術思想界在尋求根本性突變的過程中，日益明確地建構起傳統中國/近代西方的對比模式，越來越多的言論要求文化為中國的積弱和衰敗負責。陳獨秀指出：“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拙，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4]所謂“倫理的覺悟”，就是“文化覺悟”，所謂“覺悟”就是對中國傳統價值的懷疑和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在思想氣質及文化傾向上有很大差異，但在如何對待傳統文化上，卻有一個共同的態度:僅僅模仿西方的技術和政治制度是不夠的，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變革的前提是思想觀念文化革命，而這種革命首先需要全盤摒棄中國的過去。反傳統之所以必要，在於中國文化已無法應對現代挑戰。陳獨秀指出：“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消滅也。”[5]“文化改造”成為中國現代性的首選方案。

最明白地奠定現代文化論說語式的是梁啟超。流亡日本後，梁總結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認為國民素質低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由此認為凡一國之強弱興廢，全系國民之智識與能力。而智識、能力之進退增減，全系於國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國民之習慣與信仰。然則欲謀國家之獨立，不可不謀增進國民之思想，不可不於其所習慣、所信仰者，為之除其舊而布其新。1902年梁啟超創辦《新民叢報》上，其宗旨即“以為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五四”人大都在青年時代都接受過《新民說》的思想洗禮，新文化運動時期關於改造“國民性”的辯論和主張就自覺延續了“新民”的思考和努力。不管論者的具體觀點如何，但大都以文化為解決中國經濟、政治問題的前提。“西化派”胡適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她在多種文化的沖突中如何調整的問題。中國現在的一切麻煩，都可歸咎於在將近60年間尖銳的文化沖突中未能實現這種調整。這個問題從未得到人們的充分認識和自覺對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開和掩蓋。結果，中國今天對自己問題的解決仍像半世紀前一樣遙遠”。所以當務之急是“清楚地認識文化沖突這個問題的現實而予以解決”。[6]與胡適基本屬於同一陣營的陳序經指出：“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要“想著把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從文化下手。”[7]而在文化立場上與之相反的王新命等人也在1935年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劈頭就說：“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征。由這沒有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地不能算是中國人。”要使中國人重新成為中國人，關鍵是“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擡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8]知識人以文化為“綱”或許與其社會角色有關，但如果蔣介石、毛澤東這樣的政治人也倡言道德價值和精神力量，那麽文化在現代中國就絕非知識人所能壟斷的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了：它與中國社會的整體性轉換密切相關。

以“文化失敗”來總結中國與現代世界的鬥爭，表明這裏的“文化”是一個與“中國”等同的總體性概念。但由此失敗而激活的“文化先鋒”意識，即尋求中國困境和危機的文化解決的努力，卻又把文化落實到主觀主面，即創造意義和秩序的價值觀及其實踐。“文化改造”的實質是人的改造。魯迅1908年批評“洋務運動”時說：中國當時的富國強兵之說是“惟枝葉之求”而未得“本根之要”。他指出，“歐、美之強”，其“根柢在人”；故與列國競爭，“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9]以文化為社會改造、國家建設前提的實質，就是改造人心人性，塑造新人。魯迅認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10]朱光潛也認為：“我堅信中國社會鬧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問題，是大半由於人心太壞。我堅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並非幾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從“怡情養性”做起，一定要於飽衣暖食之外、高官厚祿之外，別有較高尚、較純潔的追求。要求人心凈化，先要求人生美化。”[11]正因此，文化在現代中國扮演了遠非審美所具有的廣泛意義和巨大功能。由於這種“文化”論說較多地關照到倫理、觀念、心理等主體性方面，所以生發出一種淩空蹈虛的文化激進主義氣氛；由於這種“文化”論說與政治思潮的起伏與政治集團的興衰關系密切，所以改造文化、改造人的工程任道遠，永無寧日，而社會制度建設、物質經濟發展亦因此受到一定抑制，而這後一個方面才是中國“文化失敗”的根源。

因此，中國的現代性論說也有另一條思路，這就是對“物質”、對“力”的追求。在1842年魏源編寫的《海國圖志》首次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後，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等人提倡並實施了以物質制造為中心的軍工企業和新式學堂，啟動了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