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梁啟超在大倡“新民”的同時沒有忽視“力”，他認為國勢之一統、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摧蕩、習俗之濡染，終至於“二千年之腐氣敗習，深入於國民心腦，遂使群國之人奄奄如病夫。”“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並提出“心力”、“膽力”、“體力”三個改造國民性的方向。[12]雖然“五四”一代對梁的接受主要是“新民論”，但其以“力”代“德”的主張也是中國的努力方向之一，以至於一些人把“野蠻其體魄”置於“文明其精神”之先。蔣智由說得明白：“今日為異族所憑陵，遂至無抵抗之力，不能自振起，而處於劣敗之列，考其最大之原因，未始不由於此。此尚武之聲，所以日不絕於憂時之國也。”[13]“尚武主義”、“軍人之精神”、“軍國民主義教育”是如此地響徹域中，以至於魯迅1908年觀察到：“舉世滔滔，頌美侵略；暴俄強德，向往之如慕樂園。”有人寫詩“援德皇威廉二世黃禍之說以自豪，厲聲而嚎，欲毀倫敦而覆羅馬，巴黎一地則以供淫遊。”[14]

也是在流亡期間，康有為提出了與梁啟超的“新民說”不同的“物質救國”論，強調中國須在物質建設上與西方匹配。所謂“物質”，即是指西方近代科技及其所推動的工業化或現代化。在寫於1905年《物質救國論》及同時期的其他著作中，康有為承認文明有兩個同等重要且不要分開的因素：可見的物質科學（西方之長）和不可見的道德（中國之長）。康有為認為，科學與科學方法是現代工業的基礎。“撥千年黑暗而致萬星光明者，則培根創實驗學派為之先驅。而自洛克、霍布土、彌兒以至於斯賓塞，凡英國之學派皆偏重物質，故能致此大效也。”他還寫了一首小詩：“歐人所由強，物質擅作器。百年新發明，奇偉不可比。遂令全地球，皆為歐人制。”而“以農立國”的“中國古教”雖“教化可美”，但終因沒有新物質而“無由比美歐美文物”。19世紀以來的中國改革之所以未達目的，在於他們不了解科學乃是物質文明的根本。“……中國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講物質之學而已。中國數千年文明實冠大地，然偏重於道德、哲學，而於物質最缺。”在這個問題上，他認為魏源的“師其長技以制之”之論“至今猶為至論”。中國必須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建設強大的現代軍隊，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康有為的物質論有其政治考慮。蕭公權指出：“他於1905年所撰有關物質建設諸文，也有阻扼革命浪潮之意，把註意力推向較具建設性而少具危害性的現代化方向。”[15]據康有為說，梁啟超不讚成《物質救國論》一文，因為其減輕了民主思想與制度的重要性。而康在1919年五四運動後不久正式出版此書，又顯然針對由世界大戰而流行開來的質疑科學和物質的時髦論調。

從晚清的葉德輝、曾廉、梁啟超到五四的陳獨秀和當代的龐樸，都指出中國失敗日益深化的過程：從鴉片戰爭經洋務運動至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是承認中國在“制造”上不如西洋，需要“師夷長技”的時期；從甲午戰爭失敗經戊戌變法到1911年共和革命成功，是承認“政制”上不如西洋，需要改變制度的時期；從辛亥革命經帝制覆辟到新文化運動，是承認“文化”上不如西洋，需要從文化根本上進行反思的時期。[16]但這絕不意味著制造—政制—文化是一個直線過程且往而不返。即使在倡言文化變革的五四前後，也有人堅持鹹、同之世的“自強”觀念。羅志田根據大量文獻資料判斷，五四時期就有不少人“認為中國人在‘文化’路向上已走得太遠，應該回歸到‘物質’的層面。[17]比如吳稚暉就自覺承康有為而來，尖銳批評“20年前張之洞、王先謙、李文田之徒，重張顧、王、戴、段的妖焰……暗把曾國潘的制造局主義夭折了，產生出遮醜的西化‘國粹’。……幸虧有康祖詒要長過長素，才產生出一點革命精神。”從1916年起，吳就不斷著文鼓吹科學和工業文明，認為科學幫助人類擺脫中世紀的黑暗，使思想得以解放，文明得以進步。針對泰戈爾在華提出的“東方文明優於西方文明”的觀點，吳挖苦地說：“太先生心知帝國主義的暴秦的可恨，卻不給國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抱無抵抗主義，候使用鐵器的客帝自己惡貫滿盈，那就正如我們鄉裏有句俗話：‘把自己作爛菜葉，臥在地上，希望叫強盜滑倒’，同一滑稽呀！”吳明確指出：“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為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為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它丟在毛廁裏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幹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再整理什麽國故，毫不嫌遲。”[18]吳不但不承認文化解決的方案，而且把“文化”與國力對立起來，這就是“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在中國現代史上，每當政治無可作為或無法改進之際，種種文化論說就會盛行開來。吳稚輝此論意味極為深長。

吳稚輝的“老制造局主義”有意針對五四後的“文化先鋒”意識。應當說，雖然種種“文化論”在現代中國長盛不衰，但“老制造局主義”仍在社會生活中據有主流地位，並通過“實業救國”的理念和實踐有效地推動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抗戰開始後，“戰國策派”的學者們重提“力”的概念，意圖從“文化”轉向“武化”以應對強大的敵人。林同濟指出：“無論由國內政治與國際形勢言，或由精神情況言，今日的歐美很顯然的是正在另一種作風之下，重演商鞅變法以下的戰國歷史或羅馬與迦太基第二次大戰以下的地中海歷史。”要在此無情的時代生存，就“必須了解時代的意義……現時代的意義是甚麽呢？幹脆又是幹脆，曰在一個‘戰’字。如果我們運用比較歷史家的眼光來判斷這個赫赫當頭的時代，我們不禁要拍案舉手而呼道：這乃是又一度‘戰國時代’的來臨。”“道地的戰國靈魂乃竟有一種‘純政治’以至‘純武力’的傾向，充滿了‘非道德’、‘非經濟’的沖動的。韓非子如炬的目光早已抓住這點。他所說‘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力氣’，可算是對於戰國時代精神一針見血。”[19]作為人文學者，“戰國策派”最關切的不是器物、技術、制度等“硬”文化，而是精神和人格，其“文化”概念仍然屬於唯物史觀的“意識形態”，只是它不是經濟政治的消極反映，而是一種具有創造精神的民族整體意志和剛強勇敢的國民人格。“我們的理想是恢覆戰國以上文武並重的文化，每個國民，尤其是身處在社會領導地位的人，必須文武兼備，非如此，不能創造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如此，不能創造光明磊落的文化。”[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