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賽義德“東方主義”批評的影響下，許多學者從莎士比亞的劇作中找到了批評的靶子，他們多半盯住了《威尼斯商人》和《奧賽羅》兩劇，因為那裏面文化他者的形象十分明顯。其實這兩個以威尼斯為背景的跨文化劇本還是充滿了人道精神，對劇中做主角的文化他者給予了不少理解和同情；但這並不意味著莎士比亞就沒有賽義德們所批評的白人基督徒沙文主義——他不但有，而且極其嚴重，甚至有時候會嚴重到丟失人性的地步。翻開他的《暴風雨》，就可以看到一個殖民帝國的作家也許是下意識地表現出來的可怕的殖民主義心態。

必須承認，大多數莎學專家和文學評論家並不這樣來看《暴風雨》，此說很可能被認為是危言聳聽。西方學者大多不願討論會讓他們不舒服的種族問題[1]，回避從種族文化的角度去看這個劇本。因為這是莎士比亞的最後的一部劇作，學者們多從該劇和作者以前作品的關系上來分析它，註意到這個劇在人物和情節上是個綜合了很多以前劇本的集大成者——例如，劇中的公爵普若斯普柔被其弟安東尼奧奪權趕走，明顯是哈姆雷特的父親和叔父之爭的翻版；妙齡少女米蘭達在荒島上邂逅白馬王子腓迪南，又是《皆大歡喜》中樹林裏的愛情故事的變形，等等。也有人說這是作者在寫最後一個劇本時對他自己所做的總結——劇中的魔法師普若斯普柔就是他一輩子寫作生涯的寫照。然而從跨文化的角度來看，這個戲和莎士比亞以前的劇本的最大的不同在於，它直接講述了一個完全虛構的殖民故事——普若斯普柔和他所侵占的海島上的原住民凱列班和愛麗爾的故事，而追根究底，這個故事的源頭來自莎士比亞從未登上過的北美大陸。

在這裏，賽義德於1993出版的那本分析具體跨文化文學作品的《文化與帝國主義》提供了可以借用的精彩理論。他寫道：

我所謂的文化，有兩重意思。首先，它指的是描述、交流和表達的藝術等等活動。這些活動相對獨立於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同時，它們通常以美學的形式而存在，主要目的之一是娛樂。當然，其中既有關於遙遠的世界的傳說，也有人種學、歷史編纂學、哲學、社會學和文學史等等深奧學科的知識。因為我在這裏關註的只是19和20世紀的現代帝國主義問題，我特別討論的只是作為文化形態的小說。我認為，小說對於形成帝國主義態度、參照系和生活經驗極其重要。我並不是說小說是唯一重要的。但我認為，小說與英國和法國的擴張社會之間的聯系是一個有趣的美學課題。當代現實主義小說的原型是《魯濱遜漂流記》，這部小說並非偶然地講述了一個歐洲人在一塊遙遠的、非歐洲的島嶼上建立了一個自己的封地。[2]

賽義德看得很準，笛福關於魯濱遜的小說確實很典型。他不僅寫了那個歐洲人在一個島嶼上“建立了一個自己的封地”的著名故事，還寫過《魯濱遜漂流記》的不是很著名的續篇，進一步讓魯濱遜周遊世界，甚至還來到中國登上了長城，然而他不但沒有一絲景仰之心，反而口出狂言道：“這道城墻只能抵禦韃靼人，除此之外就一無是處。”他設想兩連英國工兵有十天時間就可能弄垮這道城墻，“讓我們的大部隊開過去。”[3] 須知這是在英國使者馬戛爾尼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70多年之前，更是在英國和中國第一次交戰120年之前，這個由作家虛構出來的英國遊客就已經充滿了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如果說《魯濱遜漂流記》是在英國業已開始推行殖民事業以後作出的藝術的反映，那麽在遠東，文化人的侵略想象卻是走到了政治家和軍事家的侵略行動的前面。

賽義德同樣說得很對的是，小說這個文學樣式並不是唯一重要的，也遠不是最早的，因為早在《魯濱遜漂流記》出版（1719年）一百多年前的1611年，莎士比亞就已經在他的封箱之作《暴風雨》中“講述了一個歐洲人在一塊遙遠的、非歐洲的島嶼上建立了一個自己的封地”的故事，而且《暴風雨》的作者的知名度絕不遜於《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暴風雨》中的歐洲人普若斯普柔是帶著他的女兒一起來的，其實《暴風雨》比《魯濱遜漂流記》更為典型地反映了歐洲人的殖民歷史，因為他和他女兒所來到的並不是一個絕對的荒島，而是一個原來住著人的島嶼。與《魯濱遜漂流記》相比，《暴風雨》對北美殖民經驗的反映要更為即時得多，幾乎可以說是同步進行的。劇中的原住民凱列班這樣對普若斯普柔說：

這島是我老娘西考拉克斯傳給我而被你奪了去的。你剛來的時候，撫拍我，待我好，給我有漿果的水喝，教給我白天亮著的大的光叫什麽名字，晚上亮著的小的光叫什麽名字。因此我以為你是個好人，把這島上一切的富源都指點給你知道，什麽地方是清泉鹽井，什麽地方是荒地和肥田。我真該死讓你知道這一切！但願西考拉克斯一切的符咒，癩蛤蟆、甲蟲、蝙蝠，都咒在你身上！本來我可以自稱為王，現在卻要做你的唯一的奴仆；你把我禁錮在這堆巖石的中間，而把整個島給你自己受用。（第一幕，第二場）

然而在普若斯普柔的眼裏，凱列班這樣的原住民根本不能算是人，只是半人半獸的怪物。他喜歡的是另一個原住民愛麗爾，但就是愛麗爾也只是一個“能幹的精靈”和“出色的精靈”，而凱列班更是“惡毒的奴才，魔鬼和你那萬惡的老娘合生下來的”，他斷然否認凱列班所敘述的該島歷史：

滿嘴扯謊的賤奴！好心腸不能使你感恩，只有鞭打才能教訓你！雖然你這樣下流，我還是曾用人的關愛來對待你，讓你住在我自己的洞裏，誰想你竟敢圖謀破壞我孩子的貞操！

接下去他進一步描述他剛來島上時凱列班是個什麽樣的東西：

那時你這野鬼，連自己說的是什麽也不懂，只會像最野的東西一樣咕嚕咕嚕；我教你怎樣用說話來表達你的意思，但是你們這下流之種，即使受了教化，天性中的頑劣還是改不過來，因此你活該被禁錮在這堆巖石的中間；光把你關在監牢裏是遠遠不夠的。[4]

這兩個角色在同一劇中講出來的“歷史故事”（his-story – history）截然相反，因為普若斯普柔是劇中的正面英雄，而凱列班只是一個陪襯的反角，作者顯然是站在普若斯普柔的一邊。這些話反映的就是莎士比亞本人對他當時所聽說的遙遠的美洲原住民的看法。這種現在看來明顯屬於不講人性的看法在當時並不稀奇，連親自到達美洲大陸見到“印第安人”（這個名字也是後來者給原住民起的）的哥倫布也拒絕承認他們也是人。[5] 當哥倫布1492年凱旋回到西班牙宮廷時，他獻上了從美洲帶回來的一批東西，包括金塊、鸚鵡和六個印第安人，後者後來被帶到歐洲各地像動物一樣巡迴展覽。[6] 這批歐洲殖民者入侵他人住地的歷史長期以來被說成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似乎他們天然地享有這塊“新”土地的主權。

賽義德下面這段關於現代小說的議論仿佛就是為《暴風雨》而寫的：

故事是殖民探險者和小說家講述遙遠國度的核心內容；它也成為殖民地人民用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歷史存在的方式。帝國主義的主要戰場當然是土地的爭奪上，但是在關於誰曾經擁有土地，誰有權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誰管理過它，誰把它奪回，以及現在誰在規劃它的未來，這些問題都在敘事中有所反映、爭論甚至有時被故事所決定。正如一位批評者所說，國家本身就是敘事。敘事，或者阻止他人敘事的形成，對文化和帝國主義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7]

賽義德說的這位批評者霍米·巴巴主編了一本書名為《國家與敘事》（英文書名中Nation and Narration這兩個詞確實相象，還有諧音之趣），他在導言中寫道：“國家作為一種系統的文化意義的形成，更多地是社會生活的代表而不是社會政體的規則，這一觀點突顯出所謂知識的不穩定。”[8] 大至一個國家，小至一個島嶼的歸屬之爭，總是伴隨著爭奪者各自為此而建構的互相矛盾的敘事，這就是與武力爭奪相平行的文化方面的敘事之戰。關於國家主權的“知識”很難說是客觀的，因為它是由敘事者的身份決定的。普若斯普柔在《暴風雨》中所做的，就是一方面建構自己的敘事並將其正統化，一方面竭力阻止凱列班的敘事的形成。他不僅在上引的對話中直接否定凱列班說的話的真實性，還間接地透露出他剛來島上時就采用的策略——令原住民凱列班放棄自己的語言，教他學說新的語言。他說凱列班“連自己說的是什麽也不懂”，這不可能是事實。如果凱列班真的不是人而只是一種類似人的動物，那麽普若斯普柔再怎麽教他，他也不可能學會普若斯普柔的語言中哪怕只是罵人的部分。再說，普若斯普柔肯定不懂得凱列班的語言——不管這語言的形式和成熟程度如何，所以他根本無從了解凱列班不知道他自己的話的意思。最大的可能是他不知道凱列班在說什麽，卻盲目地斷言人家沒有語言，只會“咕嚕咕嚕”。事實上，對於不懂的耳朵來說，任何一門外國語都可能只是“咕嚕咕嚕”。普若斯普柔為什麽不學學人家的“咕嚕咕嚕”呢？就因為他比原住民更強有力，可以迫使人家反過來學他這個後來者的語言。凱列班對於必須學普若斯普柔的語言心理上是矛盾的，有時候覺得不錯，又有時候極為憤慨：“你教我講話，我從這上面得到的益處只是知道怎樣罵人；但願血瘟病瘟死了你，因為你要教我說你的那種話！”[9] 事實上美洲印第安人的悲劇也正是這樣，在外來的白人文化的強勢壓力下，他們逐漸學會了英語的“咕嚕咕嚕”，而自己原來說的好幾百種部落語言大多已經消亡，現在相互間多數只能靠英語來交流了。

對於傳統的《暴風雨》欣賞者來說，他們的問題是，憑什麽說《暴風雨》裏的那個小島是指的美洲大陸，憑什麽說凱列班的原型是真實存在的印第安人，而不是像中國《西遊記》裏的牛魔王一樣純屬想象的產物？

誠然，《暴風雨》不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劇作，莎士比亞並不需要為凱列班和愛麗爾寫出可以考據的家族史。評論家所能探究的，只是他寫這個劇本時的社會背景，從而推測他的靈感的可能的來源。該劇在倫敦首演的1911年，正是歐洲人殖民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那是在西班牙皇家政府讚助的哥倫布登上新大陸一百多年以後，這時候英國人約翰·史密斯已經帶人來到了北美洲那個被“發現者”改稱為“弗吉尼亞”的地方，但英國和新大陸之間大規模的煙草貿易尚未開始；這時候那個被英國人命名為“新英格蘭”的地區還沒有變成殖民地，但英國人已經入侵了他們的近鄰愛爾蘭島，並開始了全面的殖民行動，鎮壓被認為是“野蠻”的“像野獸一樣”的愛爾蘭原住民。因此，確有可能的情況是，莎士比亞在寫《暴風雨》時想到的是英國人已經相當熟悉的附近那個島上所發生的事情。英國人在那裏所做的和普若斯普柔在凱列班的島上所做的十分相似：“只有用恐懼和武力才能教這個叛逆的民族學會責任和順從。”[10] 普若斯普柔就是這樣教訓凱列班的：

記住吧，為著你的出言不遜，今夜要叫你抽筋，叫你的腰像有針在刺，使你喘得透不過氣來；所有的刺猬們將在漫漫長夜裏折磨你，你將要被刺得遍身像蜜蜂巢一般，每刺一下都要比蜂刺難受得多。[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