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語言轉向”的核心意義在於堅持哲學之為概念考察，以抵抗把哲學轉變為偽實證科學的傾向。然而，這一努力被廣泛理解為應將哲學問題視作語言問題，引使人們把哲學混淆於語言學和語義學。本文通過明確哲學的反身性質，劃清哲學和語言學、語義學的界限。

“語義學上的發現”

19 世紀20 世紀之交開始的語言轉向帶來的結果，最簡要地可以表述為：所謂哲學問題，其實是語言問題。這個表述含有不少可疑之處，但很多大哲學家的想法可以大致這樣概括。

威廉•詹姆士在《實用主義》第二講中講了個小故事。詹姆士與一些朋友去郊遊，朋友們為一個“形而上學”問題起了一場爭論。他們設想，樹上有一只松鼠，遊人張三站在樹的另一面，他想看見那只松鼠，就繞樹轉過去，但他轉，松鼠也繞著樹轉，無論他怎樣轉，松鼠總在樹的另一面。問題是：張三是不是在繞著松鼠轉？朋友們請詹姆士裁決，他裁決說，答是或不是，要看你實際上說“繞著轉”是什麽意思：若它是說順次處在某物的東南西北，那麽應該答“是”，若是說順次處在某物的正面、左面、後面、右面，則應回答“否”。

詹姆士把這個故事跟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連在一起。在詹姆士看來，世界是一還是多，是命定的還是自由的，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這些問題都與是否繞著松鼠轉同類。於是，他就可以主張用這種“實用主義方法”來解決爭執不下的形而上學問題了[1]。

羅素在評論蘇格拉底方法時說：我們討論“什麽是正義”這樣的問題，並不是因為我們對所討論的事情缺少知識從而不能達到正確的結論，而是沒有找到一種適當的邏輯來討論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要確定什麽是正義，所需考察的是我們使用正義這個詞以及某些相關詞的方式。“我們所作的只不過是一樁語義學上的發現，而不是一樁倫理學上的發現。”[2]

維特根斯坦的表述可說更加精細：我們不分析現象（例如思想），而分析概念（例如思想的概念），因而就是分析語詞的應用。[3]

我們的探究面對的不是現象，……我們思索我們關於現象所做的陳述的方式。因此奧古斯丁也在思索關於事件的持續，關於事件的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各式各樣的陳述。（這些當然不是關於時間、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哲學命題。）

因此，我們的考察是語法性的考察。[4]蒯因所謂的語義上行〔semantic ascent〕也是一例。語義上行的要點是把關於事質差異的討論轉變為關於語詞差異的討論。在蒯因看來，語義上行策略有助於我們避免很多無謂的爭論，例如，關於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問題曾在哲學史上爭論不休，而且似乎也爭不出什麽結果，但若我們轉而討論我們是在什麽意義上在何種系統中使用存在這個詞，問題就容易得到澄清。

語言或概念vs事質

上面幾位哲學家大致都在談論一種兩分，一邊是語言或概念，另一邊是事質。維特根斯坦說：

 必須問的不是： 什麽是意象〔Vorstellung〕， 或具有意象的時候發生的是什麽；而是“意象”一詞是怎樣用的。但這不是說我要談論的只是語詞。因為，若說我的問題談論的是“意象”這個詞，那麽在同樣的程度上追問意象本質的問題談論的也是“意象”這個詞。而我說的只是，這個問題不是可以通過指向什麽東西得到解釋的———無論對於具有意象的那個人還是對於別人都是這樣；這也不是可以通過對任何過程的描述得到解釋的。意象是什麽這個問題所詢問的也是一種語詞解釋；但它引導我們期待一種錯誤的回答方式。[5]

我們必須問的不是：什麽是意象、感知、意識、思想、實在、真理、時間，而是意象、感知、意識、思想、實在、真理、時間這些詞是怎樣用的。

我首先想說明，維特根斯坦在這裏並不是提出一個建議或命令，而是在說明哲學實際上在做什麽、能做什麽。我們怎麽“研究”真理呢？真理不是一物；不像白暨豚，我們可以捉兩條來，養在攔住的江灣裏，就近觀察它的活動、習性，甚至解剖它，查看它的五臟六腑。但你不可能這樣研究真理，你不可能把“真理”拿來觀察、實驗。所謂“研究”真理，只能是說，研究在種種情況中，我們是怎麽確定某物某事為真的。而這話似乎又可以說成，我們在哪些情況下正當地使用“真”這個詞。

反對形而上學

上述幾段引語已經提示我們，區分語言研究〔或概念研究〕和事質研究，與反形而上學緊密相連。維特根斯坦說：

 哲學研究：概念研究。形而上學的根本之處： 沒弄清楚事實研究和概念研究的區別。形而上學問題總帶有事實問題的外表，盡管那原本是概念問題。[6]

我們要問的不是意象這種東西，而是意象這個詞，這個說法，其一般背景是事質研究〔事實研究〕和語言研究〔概念研究〕的區分，進一步說，是科學與哲學的區分。近代哲學的很多根本問題，在科學與哲學分野的大背景下來看，才能看得更清楚。這是因為，philosophia 曾為一切知識的總稱，在牛頓革命之前，我們現在稱作科學和哲學的這兩樣東西始終是混在一起的。今天，哲學與科學各司其職。確切理解哲學和科學的區別當然並不容易，不過，我們能夠做出大致的區分。例如，從前，人們會說，哲學提供世界的整體圖畫或整體結構；今天人們不會這樣說了，人們要想知道哪些星星離得遠哪些離得近，要想知道宇宙一開始是什麽樣子，怎麽發展到今天的樣子，他們去問霍金，不去問維特根斯坦。即使今天仍然沒有完整的生理學-心理學感知理論，但我們大致知道生理學-心理學以何種方式工作來研究感知。科學家研究感知的生理-心理過程、機制，他在實驗室裏工作，尋找新的事實，通過對機制的掌握來說明這些事實。這些事情，哲學家幹不了，他如果也研究感知，他不是研究視網膜、神經傳導等等，他研究看、看見、看作、錯覺、幻覺這些概念之間的分合，研究看、聽、感知這些概念及其聯系。阿爾斯頓總論說：“傳統上人們總是覺得，概念分析的工作無論怎麽重要，那畢竟是一項初步的工作，哲學家的終極任務是獲取對世界的基本結構的充分理解、獲取關於人類活動和社會組織的一套充分的標準。”但是在我們的時代，人們已經不再相信這些任務可以由哲學家坐在沙發上完成，也許還只有概念分析適合於哲學家去做[7]。生理學-心理學不是通過語言分析來研究感知的，實際上，如果我們的語言不敷用，科學家就創造他們自己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