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默爾關於制度和企業家才能之間關系的文章（參閱：William Baumol，1990，“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Part 1，pp.893-921）與上述主題密切相關。圖8取自2011年我在北京大學講授的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生課程第六講，充分表現了波默爾這篇文章的涵義。人格心理學家Hans Eysenck（1916-1997）關於創造能力的研究工作支持了波默爾的這一假設：給定時期給定人群的企業家才能總量不變。所以，圖8，我畫了一條概率密度分布曲線，大約是正態分布，在同一坐標系裏，老埃森克畫了一條創造能力的分布密度曲線，表現了人群當中少數人（在正態分布峰值的右側）的創造性的分布。事實上，這條曲線是老埃森克臨床觀察到的被他定義為“精神質”的人格特質的分布密度。構成這一分布的樣本，至少具有“反社會型人格”，多數具有“犯罪傾向”，而在最右側的則是精神分裂癥患者。我在正態分布曲線和精神質人格分布曲線中間畫了一個寬箭頭指向“企業家才能總量”，意思是，企業家才能其實是這兩條曲線之間的某種平衡——不能太平庸如普羅大眾也不能太孤僻如精神分裂癥患者。

　　 圖8

　　 波默爾的論點是，如果一個社會的制度有利於企業家才能被引導至生產性（企業）和建設性（文化、政治、藝術）的領域，那麽，這一社會的犯罪率就應大幅度下降。反之，當制度阻礙企業家才能的宣泄時，犯罪率大幅度上升。因為，對於深層心理分析學家而言，這是一項基本事實：人類的創造力源自無意識世界，如同一口沸騰的大鍋，湧現到意識之內的只是極少數的泡泡，表現為“創意”。有鑒於此，制度對企業家才能的疏導就顯得至關重要了。圖9，仍取自2011年我在北京大學講授的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班課程第六講，根據老埃森克和波默爾的上述論點，我大致刻畫了有利於疏導人群創造性沖動的制度特征，當然，是理想特征。

　　 圖9

　　 這些理想特征，或許“寬容”之於天才人物的順利生存是最重要的社會因素，其次才是諸如“自由”、“民主”、“效率”等因素。雖然，所有這些特征，長期而言，取決於奈特定義的“社會過程”。奈特的社會過程學說意味著這樣的“社會選擇”基本議題：任一文明可能達到的文明水平最終取決於這一文明能夠容忍和鼓勵的多元化（個體自由）程度同時維系自身不致因這樣的個體自由而瓦解。

　　 如果一個社會陷入完全無序狀態，它就很難保護或鼓勵原創觀念或有極強創造性的人物的生存。另一方面，如果一個社會只停留在洞穴時代，從無可能獲得新鮮的與眾不同的信息，那麽，它也很難產生原創觀念。如果這一判斷可以成立，那麽，只有“小世界”社會網絡適合於產生原創觀念。

　　 對於制訂與互聯網相關的公共政策而言，真正困難的不是上述這些基本原則而是尋找適合於特定時期特定社會情境的小世界網絡。因為，我們知道，符合小世界拓撲結構的社會網絡的集合，幾乎涵蓋了純粹的官僚科層權力結構之外的大部分結構。

　　 當然，小世界網絡的集合哪怕包羅萬象，也絕不意味著任何一個小世界網絡必定是自我穩定的。事實上，目前的互聯技術趨勢很可能使人類社會迅速離開小世界並進入冷漠時代的拓撲結構。也因此，晚近幾十年興起於西方的“社群主義”思潮的追隨者們熱衷於“面對面的交往”（face-to-face communication）。換句話說，在世界趨於冷漠（完全隨機互聯）的時候，為使更多的原創觀念有機會湧現出來，公共政策必須充分顧及人與人之間的深層情感交流（in-depth emotional involvement）。　　 

　　 汪丁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載於財新網（收藏自 中國愛思想網站 2016-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