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詩人，無論你在姿態和宣言上表現得多麽先鋒，多麽前衛，那也只是表象而已，或者因瞬間的激情使然，一旦這種先鋒在遭遇現實時，它是否能經得起讀者的檢驗？是否能經得起生活本身的考量？這些命題，可能才是先鋒詩歌得以存在並持續堅韌的前提。現在，我們看到的很多所謂的先鋒，充其量都只是口號性的、華眾取寵的偽先鋒。而真正的先鋒，它應該是關乎現實與理想，聯於心靈和精神。脫離了現實與心靈來談先鋒，或許只是一場虛幻的期待，過眼雲煙而已。

70後詩人朵漁在一次訪談中，對此曾有過清晰的表達，我們可以將其當作對先鋒詩歌與詩人靈魂之關系的回應。他說：“大靈魂寫大詩，小靈魂寫小詩，有什麽樣的靈魂就有什麽樣的詩篇，而不是相反。”這話似乎真正觸到了詩歌與詩人靈魂之間最切實的痛處，靈魂有大小，靈魂里也見氣量。以知識來叫板詩歌的時代正在遠去，而唯西方大師是從也遭到了年輕詩人的消解，詩歌寫作正有向傳統回歸的傾向。在這樣的轉向過程中，另一重困境又開始呈現：詩歌書寫中靈魂缺席的時代到來了。詩人於堅在其《棕皮手記》中有過這樣的感觸：“詩要到心。到語言是不夠的，詩本來就是從語言開始的，只是說話是不夠的，要立心。”後來，他又對此作了追蹤闡釋：“詩是通過語言招魂的藝術。沒有靈魂的寫作玩弄語言，而才子們又往往忽略如何說的智慧。”如果說這是對韓東“詩到語言為止”觀念的反撥和糾偏，那麽，他應該指涉了建立在語言載體之上的詩歌更為普遍的功能：首先是對語言的創新，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對世界可能性作一種藝術的描繪和書寫。這種書寫不一定就是“文以載道”之中的那個“道”，它更多的應該是詩人性情的真實流露。因此，詩歌不僅僅關乎語言，還應該和詩人的心靈相通，甚至聯與一個人的思想境界與精神品味。

於堅對韓東當年提出“詩到語言為止”的觀點作了修正，這一修正也可以說是延伸式的拓展，即強調詩歌創作的靈魂屬性。對於先鋒詩歌的靈魂性，詩人沈浩波說：“除了語言的先鋒性，還必須看到，詩人作為一個時代最敏感的觸角，他必須站在時代的前沿，用他的靈魂去感知這個時代的粗重呼吸，這就賦予了‘先鋒’一詞的時代性。”沈浩波曾經非常先鋒過，並且聲稱要一路“先鋒到死”，對此觀點他好像至今未變。只不過，我們發現他的“先鋒”，如今已不再僅是口語化與反叛道德的先鋒，或者說是“下半身”時代“肉體的先鋒”，他也開始意識到詩人靈魂書寫的重要性了。

就像里爾克在給青年詩人卡卜斯的書簡中所忠告的那樣，詩歌中最好的部分，就應是那些“生活的斷片與聲音”。所以，一個優秀的詩人應該“走向內心，探索你生活發源的深處，在它的發源處你將會得到問題的答案”。當偉大的詩人在強調心靈之於詩歌的重要時，我們還應意識到這種強調的共性：沒有精神與思想含量的寫作，定不會長久流傳。詩人們的“心靈”主張，放在當下來看，它應該是我們審視自己創作的一個鏡鑒，一份參照。只有在心魂的參與下，先鋒詩人的寫作才會有歡愉或痛感的光澤，才會有精神與思想的真相，否則就可能陷入純粹技術主義的困境，或以“知識”入詩，或沈於形式實驗，而無法更開闊地前行，最終因詩歌打動不了讀者而“泯然眾人矣”。

在新一代詩人里，但凡有創新與冒險精神者，都在自覺地軟化所學的“硬”知識，讓其帶有生命的氣息，將其滲透到日常化的寫作中。與那些將“知識”直接納入詩歌創作的詩人相比，他們大都收斂了那種優越感與炫耀的姿態，自覺地回歸到平民詩人的心態中。也即詩歌不再是嘩眾取寵、引人關注的表演道具，而是成了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這種轉變是自然的、超越性的。世俗的物質生活與高貴的詩歌書寫並行不悖，讓個人的生命表達，呈現出異樣的“靈光”。

介入時代現實，書寫生活的美學，正是現在的年輕詩人努力的方向。生活是最質樸也是最廣泛的詩歌創作來源，無論是靈感，還是素材，在真實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可竭力取用，然而，一旦我們脫離了現實的生活，而去追尋那些虛假的、飄渺的神性與幻覺，很多東西就變得不再有力量，這些其實才是先鋒詩歌真正的敵人。錢穆先生在談到杜甫的詩歌時，曾這樣評價道：“工部詩最偉大處，在他能拿他一生實際生活都寫進詩里去。”這種評價很到位，也很精準。中國的詩人，在過去是以生命與靈魂入詩，而在西方觀念過度輸入後，很多人注重技術的錘煉，而輕視精神的滲透和靈魂的參與。

所以，我現在仍然這樣認為，當下先鋒詩歌真正的困境，還是出在詩人自己身上，而與其所處的外部環境之關系，並未像一些詩人抱怨的那樣緊張，那樣不堪。沒有哪個時代標明了就是適合寫詩的時代，也沒有什麽樣的環境是專為大師所設置和預留的。真正的詩人，在任何時代都可以面對自己的寫作，只要他能夠抓住詩歌的本質，認清自己的方向，參透詩歌與現實之關系，他也就能通曉詩歌的現實。面對自己的良心與靈魂寫作，才是先鋒詩人的正途，否則，就可能是一場徒勞的詞語搏鬥。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詩歌其實是審視國家文化藝術的一面鏡子，而不是隨著時代風潮湧動並隨波逐流的政治同謀，它應該是個人藝術追求與時代承擔相融合的表達，關乎時代與命運，同時也關乎歷史與現實。由此，詩歌寫作應該是由內向靈魂與心智進發，由外向時代與社會，乃至整個宇宙開放的，而不是封閉於純粹的語言實驗與遊戲趣味。關於這一點，我們有過不少曲折的歷程。不僅詩歌和小說創作如此，絕大多數藝術創作其實都有相通的一面，那就是面對心靈，創作者與接受者都是如此。道理如此清晰，但當下的詩人們仍然面臨困境：他們大多數時候都是在做“自我表達”的書寫，而與讀者或他人的“交流”，則很少進入他們的視野。其實，“自我表達”並不是一個詩人或作家寫作上的禁區，相反，寫作首先就是在進行“自我表達”，否則，其他的一切都不可能成立。然而，一旦“自我表達”不聯於詩人與讀者之間心靈的平等對話，那麽陷入一種自我封閉的囈語，也就在所難免了。

詩要到心，到語言是不夠的，道出的正是詩人不應僅停留於狹隘的語言實驗，而要在寫作中保持心靈的開闊，精神的豐富，以及對詩之內涵的拓展。但這些並不是取消詩歌對時代與社會的擔當，取消其批判性與審視存在的力度。相反，它由語言實驗到生命書寫的轉換，由介入現實到藝術創造的超越，凸顯的正是當下詩歌向精神縱深處邁進的探索性品質，以及理想主義重回詩人內心所產生的耀眼光芒。如果說我們的詩歌正在網絡化時代走向千篇一律的困境，那麽重申“詩要到心”的觀念，就顯得尤為必要。因為任何經典詩人，都是在個性化的語言表達基礎上，帶著精神、思想與心靈共同的作用，才會寫出那些具有獨特風格而又不乏永恒美感與普適價值的詩作，從而千古流傳。

注：本文刊發於《北京文學》2012年第11期，標題為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