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據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載，皇祐六年即至和元年(1054)五十三歲，“廿母憂，居宣城……歲暮，詩人郭祥正來。”梅詩當作於此時，其文字各本稍異。

而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七〈郭功甫〉）中，除石作采石外，第一句的“聞”作“訪”⑤。清厲鶚《宋詩紀事》（卷二十〈梅堯臣〉）在此詩題月字後有“下”字，“贈”字下無“郭”字，第六句“魚”作“鯨”。王琦年譜中只引開頭六句，基本與《宋詩紀事》相同，但，第一句“聞”字作“逢”字。作“訪”和“逢”，均易懂，在聽到評論和轉述情況下稱“聞”也通。第六句，從後面講到的傳承關系看，顯系“騎鯨”所本。由寥德明校點的《苕溪漁隱叢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已據徐鈔本·明鈔本改作“鯨”。

①王瑤《李白》10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詹锳《李白詩文系年》152頁（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武部利男《李白》（上）8頁（中國詩人選集、巖波書店、1957年版）、小尾郊一《飄逸詩人李白》251頁（集英社，1982年版）、安旗、薛天緯《李白年譜》（齊魯書社，1982年版）、斐斐《李白的傳奇與史實》（《文學遺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1993年第3期）等。

②關於這點，由合校本《唐摭言校勘記》（《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確認。

③王琦注本自序中記有“干隆二十三年(1758)歲次戊寅正月望日”，跋中記有“干隆已卯(1759)秋九月”字樣。

④除筆者自己有關著作已注明此點外，其他如大野實之助《李太白研究》211頁（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59年），岡村繁《李白的政治自負及其本質》（集刊東洋學《東北大學中國文史研究會》，1983年10月），羅聯添《唐代詩人軼事考辨》（《唐代文學論集》下，學生書局1989年）中都注明這一點。

⑤但《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七）〈郭功甫〉項開頭引《王直方詩話》所引本文，“采”、“聞”照舊。

⑥清·曹笙南《李翰林姑蘇遺跡題詠類鈔》卷六（光緒八年〈1882〉）當塗縣南寺巷集文堂聚珍本。這里據《李白與當塗》120頁（馬鞍山市當塗縣地方志辦公室，1987年）所引原文。

⑦清·厲鶚《宋詩紀事》（卷二十七）郭祥正〈小傳〉。

⑧“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吟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傳》郭祥正）。此外，參照《宋詩紀事》（卷二十〈梅堯臣〉所引《采石月下贈功甫》附注。

⑨參照注⑤所引《王方直詩話》。

⑩最早繼承“騎鯨”一語用例見晚唐貫休“宜哉杜工部，不錯道騎鯨”（《觀李翰林真其一》（《全唐詩》卷八二九）。此外，還有杜甫《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仇注卷一）最後第二句“南尋禹穴見李白”的異文“若逢李白騎鯨魚”，也是繼承此一語。注①所標裴斐論已指明。

(11)關於這一點松浦友久《關於韓愈〈伯夷頌〉的二、三問題——伯夷故事的形成與繼承》一文有具體論述。（見1969年3月《東洋文學研究》第十七號，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會編。）

(12)參照《禮記·檀弓》（上）“死而不吊者三，畏（①犯法獄死②非罪而死③兵刃所殺），厭（死於巖墻下），溺”。

(13)關於杜甫溺死一說，參照本稿第（五）部分。另外，關於《千一錄》，翟蛻園、朱金城《李白詩校注》（下）叢說中，引作《方弘靜千一錄》。想是《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等中《素園存稿，二○卷，明·方弘靜》所記之明方弘靜，但該書卻未見。請指教。

(14)郭啟宏《李白之死考征》（《光明日報》1991年9月7日）

(15)早先我對此問題看法要點，見拙著《李白——詩與心象》。（社會思想社，1970年。中譯本，張守惠譯《李白——詩歌及其內在心象》，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

(16)參照村上哲見《杜甫的酒史及其詩》（吉川幸次郎注《杜甫》Ⅱ，築摩書店，1972年8月）。

(17)參照吉川幸次郎《杜甫與飲酒》（《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二，築摩書店，1968年）。

(18)參照松浦友久《關於李白在長安的體驗——以‘謫仙’之稱為中心》（上、下）（《中國文學研究》第九期、第十期，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1983年12月、1984年12月）。

(19)如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中所載賀知章稱“謫仙人”這一重要評語，到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知己〉中就變為“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具有“太白星精”的意象，所以這一推測或較切實際。

此外，晚唐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武宗會昌三年〈843〉）有一段記載：“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賀監號為謫仙，不其然乎”，將“太白之精”傳說作為“謫仙”之評的前提，但，這是在兩種傳說同時並存的晚唐時期，是李陽冰撰的《序》和范傳正撰的《碑》的原樣繼承。重要之點是，“太白精下降”與“謫仙”都是說及相同性質（天才性、超俗性）話題的用語。

(20)具體作品例子，有王琦注本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三的“詩文”，或注⑥所引《李白在當塗》三，《歷代文人詠懷李白在當塗遺跡》等，多有收錄。

(21)《采石懷李白》（四部叢刊本《薩天錫詩集》後集·七言律詩）。

(22)《明皇雜錄》曰：“杜甫後漂寓湘潭間，羈旅憔悴於衡州耒陽縣。頗為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甫遺。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太平禦覽》卷八六三“炙”所引。）

(23)如清初黃生《杜工部詩說》（卷十一《諸體》）等，即持此見，可以說是有關文獻中普遍之說。

(24)後述“聶耒陽，以仆阻水，書致酒肉……”（仇注卷二十三）。這也是以《杜工部詩說》為首有關諸論所持普遍看法。

(25)如清初錢謙益《杜詩箋注》（卷八）、金啟華《杜甫詩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還有不僅僅是狹義學術專著的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也是這種立場。

(26)胡傳安《兩唐書杜甫傳》補正（下）（《大陸雜志》第三十卷第十一期，1965年），黑川洋一《關於〈唐書〉杜甫傳中的傳說》（《杜甫研究》創文社，1977年），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第三篇（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等指出：《杜傳補遺》即成於南宋中期《分門集注杜工部集》的序中所收為“皇宋李觀撰”《遺補傳》。

(27)仇兆鰲《杜詩詳注·附錄·諸家詠杜》中題作《杜子美墳》並注，“見分類千家注本”。

(28)杜甫“詩聖”之稱，實以李白“謫仙·詩仙”之稱為前提而逐漸形成以與之相對應，其文學史上的意義，松浦友久《李白在長安的體驗——以“謫仙”之稱為中心》（下）（中國文學研究第十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有較詳論述。

(29)“呂汲公年譜雲：大歷五年辛亥，是年夏，還襄漢，卒於岳陽。”（四部叢刊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頭諸年譜“嘉興魯撰”，年譜：“大歷五年”）。

(30)“子美北還之跡，見此三篇（指《回棹》、《登舟將適漢陽》、《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安得卒於耒陽耶。要其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知不足齋叢書》第三十集，王得臣《塵史》卷中“辨誤”）。

(31)“鶴曰……今以詩考之，公是秋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湖南幕府親友》及《過洞庭湖》詩，其誣不足攻也。”（黃鶴《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卷三十七）。

(32)當然，應該承認，也有一定程度的variation（變異）。“及賀卒，夫人（母親）諑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於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為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為念。’既而告去，夫人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宣室志》、《太平廣記》卷四十九《神仙》）。

這也同樣表明，不論是“白玉樓”傳說，還是“白瑤宮”傳說，其傳承本質是共通的。

(33)與這些傳說具有同樣的象征性而且在臨終傳說譜系中據源泉地位的，是屈原的“懷石自沈”傳說。（《史記》卷八十四《屈賈列傳》）。關於中國文學史臨終傳說的譜系及其意義，另文再論。

(34)杜甫有描寫自己性格和詩風的詩句“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八）等，但卻不見有第三者關於杜甫性格及創作風格的傳說流傳。

(35)再具體說，兩種情況各有其含義，基於史實，就表明詩人的個性和創作風格很容易被傳說化、故事化，而如果是虛構的，那麽，這虛構的傳說故事也表明詩人的個性和創作風格很容易被假托。（2015-03-27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