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宋代官員的公務旅行主要有公差、出使、赴任或離職三類。歐陽修《於役志》是宋代第一部記錄赴任旅程的日記體遊記，受到後繼官員的仿行。通過《於役志》及現存宋人赴任或離職旅行日記可見宋代官員此類公務旅行多攜帶家小，以水路交通為主，亦有水陸相接的行程。船舶是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輕便的小舟常用於途中的遊覽，轎子也常在旅行或遊覽中運用。官員們旅途中的主要活動有交遊、觀覽、祭祀等。公務旅行是宋代官員交遊酬答，積累閱歷，驗證知識的重要機會，“行萬裏路，讀萬卷書”也正是宋代士大夫知行風範養成的重要過程。

《於役志》是歐陽修記錄其景祐三年(1036)自開封赴夷陵令之任時的行程，是宋代第一篇除外交使節行程錄外的官員旅行日記，開創了一個新的文體(日記體)，其後官僚紛紛效仿，今天仍留有多篇宋人旅行日記。這些旅行日記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記錄了當時官員生活、交通、社情、環境等情況，為後人留下了第一手資料。目前對這些旅行日記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文學意義及旅遊地理的討論，對宋代官員旅行活動本身卻缺乏關註。本文以歐陽修《於役志》為線索，參以其它旅行日記，探討宋代官員赴任或離職時公務旅行中的活動和交通情況。

一、《於役志》及其影響

宋代文人官僚常見的長途公務旅行一是調換任所，如赴任、離職，二是職務行為的公差，如出巡、押綱等；三是臨時差遣，如出使境外等。現在文獻中留存下多種宋代文人官僚調換任所和出使境外的旅行日記。出使官員必須撰寫行程錄(又稱語錄)，作為工作報告遞交樞密院。外交出使是特種公務旅行，有路線和日程規定，特別是賀正旦、賀聖辰等常使，有具體時限，入出使國後又有對方伴使陪同，使臣身負外交使命和搜集境外情報的責任，現存的使臣行程錄除樓鑰《北行日錄》外，幾乎都是記載出境後的見聞，略記甚至不記本國境內的活動和見聞。公差和出使可使用驛站設施，且多為團隊行動。外交使團使副三節人等往往達數十人。另如鄭剛中紹興九年(1139)作為從官，隨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往陜西公差，宣諭德意，一眾官員有15人。官員赴任或離職的旅行與上述兩種公務旅行有所不同。赴任或離職的官員行程相對寬松，且多拖家攜口，他們的旅行反映的信息具有自身特點。本文僅討論官員赴任或離職的旅行。

宋代官員調換任所時的旅行日記始於歐陽修作《於役志》。《於役志》全稿1774字，不分卷，記錄景祐三年(1036)歐陽修被貶為夷陵令的赴任行程。當時以範仲淹為首的中青年官員與宰相呂夷簡政爭，範仲淹、尹洙、歐陽修等多名官員被貶，歐陽修由館閣校勘貶為夷陵令。《於役志》按時間順序記事，記錄了被貶謫前數日的活動，以及五月二十四日啟程離京，九月十七日抵公安渡的行程。歐陽修“十月二十六日到(夷陵)縣”，全程共用時五個月零兩天。

日記體遊記的發端被追溯到東漢馬第伯的《封禪儀記》，唐代有李翺的《來南錄》，尚是日記體遊記的雛形。前引王雨容《宋代日記體遊記的文體特征》認為日記體內容自歐陽修《於役志》開始豐富起來，將《於役志》列為宋代第一部長篇日記體遊記，但作者漏錄了張舜民的《郴行錄》。前引梅新林《張舜民〈郴行錄〉考論》則認為《郴行錄》對《入蜀記》等有導夫先路的作用，是日記體遊記臻於成熟的奠基之作。明人賀覆征稱《於役志》是第一部日記，開創了新的文體：“日記者逐日所書，隨意命筆，正以瑣屑畢備為妙，始於歐公《於役志》、陸放翁《入蜀記》，至蕭伯玉《諸錄》而玄心遠韻大似晉人，各錄數段，以備一體。”大概認為《封禪儀記》和《來南錄》皆偶出，且內容簡單，而以《於役志》為日記體之始。四庫館臣說：“《郴行錄》乃(張舜民)謫監(郴州)酒稅時紀行之書，體例頗與歐陽修《於役志》相似。”《郴行錄》顯然受了《於役志》的影響。不僅如此，作為宋代第一篇官員赴任旅行日記，加之歐陽修一代文宗的地位，《於役志》被後來的官員紛紛效仿，湧現了一批日記體遊記，可知梅文為強調《郴行錄》而降低了《於役志》的首倡地位。

《於役志》以日敘事，記載內容主要包括交遊宴飲、對沿途名勝古跡和社情風俗的觀感，以及對名勝典故的考證。這一敘述方式成為此後官員旅行日記的基本體例，並不斷得到豐富。陸遊顯然閱讀過《於役志》，其《入蜀記》所記自兩浙經長江入蜀行程，運河與長江交匯點以西至夷陵的行程與歐陽修赴夷陵任相同。《入蜀記》談到長江有地名“大信口，歐陽文忠公《於役志》謂之帶星口，未詳孰是”。《入蜀記》按日敘事，記載交遊會友，以及對名勝古跡和社情風俗的觀感，顯然仿行了《於役志》。範成大的《驂鸞錄》和《吳船錄》兩書的體例和內容也仿行《於役志》。《驂鸞錄》記錄範成大乾道八年(1172)自平江府赴知靜江府任的行程，歷時三個月零七天。《吳船錄》記錄範成大於淳熙四年(1177)自四川制置使召還，取水程赴臨安的行程，歷時四月余。

周必大的多篇旅行日記體例也同於《於役志》。《乾道庚寅奏事錄》記錄其乾道六年(1170)赴權發遣南劍州闕前，自家鄉廬陵赴杭州奏事的行程，歷時83日。《歸廬陵日記》與《乾道壬辰南歸錄》記錄其兩次罷官歸裏，自杭州回廬陵的行程，體例皆與《於役志》一樣，按日敘事，記錄沿途交遊觀覽情況。有些公差旅行日記和部分外交使節行程錄也受到《於役志》的影響。如鄭剛中的《西征道裏記》就是按日記事，不記公務，只記觀覽。鄭剛中稱“其本末次序屬吏不敢私錄，至於所過道裏則集而記之。雖搜覽不能周盡，而耳目所及亦可以驗遺蹤而知往古。與夫兵火雕落之後人事興衰，物情向背，時有可得而窺者”，“自吳逾淮，道京入洛，至關陜，其所經歷得於聞見者靡不具載”，體例完全與《於役志》相同。外交使節行程錄寫作目的主要是記錄境外信息和稽查使節言行，因而主要記錄出境後的見聞和言行，但也有樓鑰《北行日錄》按日記錄了宋朝境內的行程及見聞。王十朋《西征》詩中有“歲雲莫矣卻歸來，捉筆書為《於役志》”之句，說明《於役志》已成為旅行日記的代名詞，具有廣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