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代官員公務旅行的交通方式

 
(一)《於役志》所記歐陽修赴夷陵行程

夷陵與開封陸路直行相距2600裏。自開封赴夷陵，最近的道路可開封西南陸行經潁昌府至唐州，順漢水支流至襄州和郢州，再陸行至夷陵，或自襄州直接陸行至夷陵。與歐陽修前後被貶至郢州的尹洙走的就是這條路。歐陽修在鄂州“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即尹洙)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此時是八月二十七日，尹洙抵郢州已久。歐陽修在荊州“問荊人，雲去郢止兩程”。而且郢州還可直達夷陵，“夷陵有一路，只數日可至郢”。嘉祐四年(1059)蘇軾與蘇洵、蘇轍三人攜家小赴京，取水路出川，“自荊門出陸，由宜城、襄、鄧、唐、許、尉氏至京”。襄州以北所奏應與尹洙相同。蘇軾自南而北，逆漢水而行，所以主要走陸路。歐陽修如果選擇此路，自唐州即可改水路。但歐陽修選擇了水路，“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裏，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荊南”。歐陽修取水路赴夷陵，經運河入長江，溯江而上，直抵夷陵，顯然要比陸路廢時。

歐陽修給尹洙的信中說到他舍近取遠，選擇水路的原因：“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信中還說“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指夷陵)來，日能飲五七杯，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老幼無恙”之幼是指他的第一個夫人胥氏明道二年(1033)所生之子。這是歐陽修第一個孩子，赴夷陵時，此子三歲，但寶元元年(1038)夭折了。胥氏生子未逾月即去世。他此行扶老攜幼，除母親和幼子外，應該還有照顧老幼的家人隨行。陸路跋涉，時值盛暑，老幼隨行無馬當然不能陸行。水路雖然道裏更遠，但有舟船代步。

蘇軾《赴英州乞舟行狀》也談到攜帶家小，特別有身體孱弱的老幼同行，陸行較水行更為艱難。紹聖元年(1094)，蘇軾年近六十，被貶往英州，“帶家屬數人前去”，本人已“憂悸成疾，兩目昏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緩弱”。而且“若強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災荒四千余裏，則僵仆中途，死於逆旅之下理在不疑”。只有“輒為舟行之計”，才能“尚延晷刻於舟中，畢余生於治所”。蘇軾嘉祐元年(1056)和嘉祐四年(1059)兩次出川的路線選擇也說明攜帶家小選擇水路為主。第一次蘇軾父子三人赴京趕考，由陸路出劍門，經關中到開封。第二次攜帶家小赴京時選擇了水路，“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

範成大赴廣西靜江府任時也攜帶家小，自蘇州、湖州、德清縣至余杭縣皆水行。余杭取捷徑入浙江只能陸行到富陽，其間僅一日程。但“乳母徐自登舟，病喘甚，氣息綿惙，若以登陸行，則速其絕”。範成大在余杭滯留五日，“達曉不寐”，“計無所出”，最後還是把乳母留給在當地做官的親屬，然後陸行。這也說明對攜帶家小的長途旅行而言，水路是最安全的選擇。水路可能也是更省錢的交通方式。蘇軾說到“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資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買馬之資無所從出”。歐陽修選擇水路，既因扶老攜幼，水行更輕松，也因“臨行，台吏催苛百端”，“使人惶迫不知所為”，貶謫令下三日內即被催促啟程，無充分時間置換財產，雇人買馬。歐陽修家境貧寒，自幼而孤，天聖八年(1030)中進士，次年任西京推官，進入仕途，到景祐三年(1036)被貶，為官不過五年，家庭屢遭變故，兩任夫人先後去世，此時官品又低，手頭一定不寬裕。

隆興元年(1163)周必大自杭州回廬陵，因要到寧都看望姐姐，自貴溪南下金溪、南城、南豐、廣昌、寧都，再經贛水北行，迂回數百裏，多選擇行程更快的陸行。他先把妻孥送至宜興的外舅家，然後率諸仆南行。他也說到陸行之艱難，本計劃自余杭“欲便道趨桐廬”，“值盛暑，雇夫懦弱，數步一息，急改塗之富陽縣，少休於接待院，為舟行計”。在壽昌縣“終日冒大雨，皆告憊”。在南豐縣“極暑，疲憊，幾不能出語”。乾道六年(1170)周必大自廬陵赴杭州，“挈家泛舟入浙”，就選擇了順贛水入鄱陽，經長江轉運河的水路。

(二)宋代官員公務旅行的交通工具

歐陽修此行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只。他未說及船只大小。在宿州，“舟失水道，敗柂”。船有舵，應屬中等船。且歐陽修曾“見安道於舟中”、“小飲舟中”、“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具酒為壽於舟中”、而且偶有來客“遂宿舟中”，船中還可置酒擺宴，辦生日宴席，甚至能留宿客人，也說明這艘船只不小。

到真州，歐陽修移“入客舟”。客舟即商船。北宋前期汴船多止於真州，官府漕運“汴船不入江，江船不入汴”，因船形水情各異。看來真州官府並未為這位貶謫官員配發官船，他只能搭乘商船西行。行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假舟於邵曖”。這位邵曖別無記載，不得其詳，大概是岳州的一位官員。歐陽修一行成功地借到了官船，乃“入官舟”。曹家齊的研究表明宋代官員出行，非公差或出行者地位顯赫，一般多雇民船，北宋汴河段往來船多，或可借官船，南方則普遍雇民船。歐陽修搭乘商船亦是正常狀況。

陸遊自杭州赴夔州通判任時，逆長江而上，初入長江，“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揺兀掀舞才如一葉”。這樣的船“檣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船上有倉室，開窗可觀景，陸遊在途中“開南窗觀溪”，“晚晴，開船窗觀月”。進入川江後，換了更小的船只，“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檣六枝、百丈兩車”。“百丈以巨竹四破為之，大如人臂”，(百裏荒)“無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可見百丈就是竹制纜繩。

從官員旅行日記可見，在長江及運河等河道航行的船只，順風則揚帆，逆行無風、逆風或遇灘頭則拉纖。陸遊“離瓜洲，便風，掛帆，晚至真州……風便，解纜掛帆，發真州……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便風，張帆，舟行甚速”。周必大在富陽縣舟行，“偶遇上水風，夜半至桐廬縣”。範成大赴廣西，船行贛江，在江西豐城縣境得順風，“風駛盡帆力，舟如飛”。

但風向時常變幻。如周必大赴杭州，在鄱陽湖中“早，陰霾，風逆，行二十余裏而晴，風色亦順，揚帆頗駛”。一日在長江，初“風正，揚帆而下”，午後卻“風猛而橫”，次日又“北風未止”。一次在贛江吉水縣境南行，“早微有北風，舟人卜方擊鼓掛帆，得未曾有，僅行兩箭地已轉南熏矣”。所以內河航行主要還是依靠船工篙師，逆行則常須拉纖。長江上遇“逆風挽船，自平旦至日昳，才行十五六裏”。張舜民赴郴州任時在長江逆行，一日“風逆，循北岸纖行”。次日仍“循丁家洲北岸牽行”。銅陵以上逆風“牽行可四十裏”，池州又逆風，“循東岸挽行可四十裏”。進入湘江，一日“無風，發潭州，循西岸牽行”。次日“晴，無風，拋東岸牽行”。周必大船行運河中遇“南風打頭，牽挽者泥淖沒骭”，“逆風牽挽進寸退尺”。遇險灘則“舟人束手”，依靠當地專門在“船上執色倡道”的“灘子”。這些灘子，“官舟過者擊鼓呼之，實時來集舟上”。範成大稱歸州新灘“石亂水洶”，“兩岸多居民，號灘子，專以盤灘為業”。旅程中官員們還常用到小舟和轎子。官員水行途中常遊覽名勝，就需要更便捷的小舟，登山則需轎子。張舜民在虹縣，“與辛大觀以小舟遊定林寺”，在潤州“趨金山寺，自南岸登小舟”。而登衡山“以轉軸轎子迤邐挽行，路皆直上，略無盤曲，一轎至十余夫方可舉而前”。

陸遊曾“買小舟泛西湖”。在歸州，“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瀆南廟”。一日見隔江一溪“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陸遊“過白狗峽，泊舟興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在三峽“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轎陸行過灘”。周必大赴杭州途中，“肩輿過簡寂觀”遊覽。官員陸行則多乘轎。範成大赴廣西，“陸行，發余杭”，親戚送別者“嗚泣且遮道，不肯令肩輿遂行”。顯然是乘轎。途經江西宜春，“輿夫行泥中，則漿深汩沒；行石上，則不可著腳”，舉步維艱。到湖南儲州市乃“舍輿泝江”。範成大自成都任滿回杭州，途中遊峨嵋山，“單騎入峨眉”，也使用馬，但此情形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