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事與極權主義》一文中，哈維爾提出了過於故事和文學反面的一些非常深刻的觀點。

1、沒有故事的“發展的極權主義”

在《故事與極權主義》中，哈維爾的基本觀點是：後極權社會沒有“故事”。故事的最表面的、字面的含義是戲劇性的事件或有新聞價值的事件，沒有故事則是一個社會平靜和諧的標志，這種平靜正好是後極權社會的特點。所以哈維爾而說，人們通常的印象是：布拉格沒有故事（什麼事也沒有）而黎巴嫩則充滿了故事（暴力、戰爭等等）。哈維爾特別指出，這種情況是“發達的、穩固的極權主義制度的內在表達，直接從其本質中生長出來”。這裏所謂“發達的”、“穩固的極權主義”，實際上就是後極權主義（所以本文中的“極權主義”也可以全部理解為“後極權主義”）。

但是，沒有故事卻並不是什麼“社會和諧”的標志，相反哈維爾認為：有新聞價值的故事令人奇怪的缺席，實際上“一個危險的和極端的過程的外在結果：所有故事的消滅。”極權主義制度與生活本身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的必然結果和直接表達。

哈維爾指出：這種沒有故事的現象是一個典型的後極權主義的現象。它出現在1968年到1987年（也就是哈維爾寫作此文的那一年）這二十年。在1968年之前，在50年代，捷克處在極權主義時期，但是這個時期有故事，有公開的政治迫害，也有英雄受難，但是至少“沒有人會說什麼也沒有發生，或者這個時代沒有自己的故事。”這很像我們經歷過的反“右”和“文革”時期：充滿了災難，但卻有故事。

故事的消失是因為極權主義者采取了另外一種扼殺生命和生活的方式：它使得生活和人的生命通過慢性的、不流血的、靜悄悄的方式死去。這個時期，“狂熱者的歌聲和受拷打者的呼叫不再被聽到，無法無天已經裝出溫文爾雅的樣子，並且從拷打搬到了沒有個性的官僚們裝潢一新的辦公室。”哈維爾稱之為“發達的極權主義”――實際上就是“後極權主義”：“發達的極權主義賴以建立的操縱手段是如此精致，如此覆雜和有力，以致它不再需要謀殺兇手和犧牲品。”故事的死亡是與赤裸裸的屠殺不同的“另一種死亡”，它是“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純粹的，然而是沒有行動，沒有故事，沒有時間的死亡，集體的死亡，或者更確切地說，麻木不仁的，社會和歷史虛無化的過程。這種虛無化如此取消了滅亡，同樣如此取消了生命：個人的生命變成一個大機器中功能單調、整齊劃一的組成部分，他的死亡僅僅是意味著卸除了他的使命。”

這個意義上的“故事”就獲得了意義和價值的內涵：故事的存在是真正的生活存在的標志，是一個社會、一個人擁有夢想的標志。在有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在人們擁有個性和夢想的地方，就有故事，後極權社會（也包括極權社會）之所以沒有故事，是因為後極權主義是敵視生活、敵視個性的，也是沒有夢想的容身之地的。

2 極權主義本質上是敵視故事的

哈維爾認為，故事像生活一樣豐富，故事和生活的同源性在於它們都是多元化的、可能性和不可預測性，有故事存在的社會必然不斷有新事物出現，有非預定的事物發生。在這個意義上，“神秘是每個故事的尺度”。

“故事當然有自己的邏輯，但是它是一種不同的真理、態度、思想、傳統、愛好、人民、高層權力、社會運動等等之間的對話、沖突和相互作用的邏輯，有著許多自發的、分散的力量，它們預先不能相互限制，每一個故事都設想有多種真理、邏輯、采納決定的代理人及行為方式。我們才來不能真正知道在這種對抗中將會產生什麼，什麼因素將加入進來，結果將會怎樣；才來也不清楚在一個主人公身上，什麼樣的潛在素質將會被喚醒，通過他的對手的行動，他將被引導向怎樣的行為。僅僅因為這個原因，神秘是每一個故事的尺度。通過故事告訴我們的不是真理的一個特定代理人，故事顯示給我們的是人類社會這樣一個令人興奮的競技場，在那裏，許多這樣的代理人相互接觸。”

我以為沒有什麼比這段話更加深刻地表達了人的本質、故事的本質以及文學的本質――文學本質上就是故事。沒有故事是因為沒有“神秘”，而沒有神秘是因為（後）極權主義消滅了生活的多樣性、開放性、對話性和豐富性，一句話，消滅了自由。由此，哈維爾引入了對於極權主義的“理性主義”（其實質是一元的、獨斷的真理觀）的批判：“當前的極權主義的支柱是存在著一個所有真理和權力的中心，一種制度化了的‘歷史理性’，它十分自然地成為所有社會的唯一代理人，公眾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發的代理人擺開陣勢的競技場，而僅僅變成這個唯一代理人宣告並執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個由這種原則統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間，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著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將無從生長。”壟斷真理、規定人們的思想和信念，等於取消了人的本質、取消了自由，取消了生活，這樣，哈維爾的結論是：“極權主義制度本質上（和其原則上）是敵視故事的。”

哈維爾的這個思想與阿倫特是何其相似。阿倫特在《人的條件》等著作中反覆強調的是同樣的主題：人的本質在於自由，在於其生生不息的開新能力，在於投身到不可預測、充滿了無限可能性的公共領域並通過行動展示人的自由本質。

在價值的意義上說，消滅人的多元本質，消滅生活中的新可能性和不可預測性，就等於消滅了意義，“當難以預料的事情消失時，意義的感覺也隨之消失。”這只能導致徹底的虛無主義，“極權主義的虛無化完全是無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爾諾貝利核輻射它更看不見，然而更為當下的，更危險，換句話說，它比艾滋病或核輻射更內在，更緊迫地觸及我們每個人，因為我們每天都以個人經驗去了解它而不是從報紙和電視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較起來不那麼具有恐怖意味，不那麼陰險、不那麼內在的威脅就被驅逐到背景中去並遭到忽視，是不足為奇的。”故事的消失和道德－意義世界的虛無化是對人的內在的毒害。

故事的消失同時也是歷史和時間的消失。故事和歷史的一致性在於真正的歷史和真正的故事一樣充滿了可能性，充滿了覆雜性、神秘性和內在沖突。當這種可能性被“歷史理性”扼殺的時候，歷史也就消失了：“歷史被偽歷史所取代，被依次發生的周年紀念、代表大會、慶祝活動、群眾性體育活動所取代，被某種人為的活動所取代——並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著一個開放性結局的戲劇，而是一個真理和權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單向度的、明白的、可預見的自我諭示（和自我慶祝）。”故事是和歷史同時消失的。“當故事遭到毀滅時，有關歷史性的感情也同樣消失。……公眾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結構，它的沖擊力，它的方向，它的張力，它的節奏和神秘，我不能記得當時發生了什麼，或者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麼區別，而且我覺得這已無關緊要，因為當難以預料的事情消失時，意義的感覺也隨之消失。”就歷史和故事都是我們分享的公共世界而言，故事的消失也就是公共性的消失，“故事的消失意味著人類認識和自我認識一個基本手段的消失。”

歷史與故事死去的同時，時間也死去了：“因為人類的時間只能通過故事和歷史來體驗，所以，對於時間本身的體驗也開始消失：時間像停止不動或者原地循環，好像崩潰成可以互相替換的碎片。不知從何而來又往何處去的事件的進展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義，當歷史的地平線喪失時，生活變得毫無意義。”

3、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故事本質

哈維爾註意到，後極權時代的意識形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革命的精神氣質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已不覆存在。我們不再受幻想、革命或意識形態的狂熱所統治。這個國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們所支配，這些人聲稱堅持革命的意識形態，但卻僅僅想著他們自己，他們已經不再相信任何東西，原來的意識形態已經變成形式化了的儀式，它給他們提供一種其內部聯系的語言。”這種現象哈維爾又稱之為“極權主義的虛無化”，並認為，“極權主義虛無化的現象是種子早已埋下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後期果實之一。”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本身就是自由的反面，也是故事的反面，也就是說，它有反故事的本質：“它（意識形態）開始對歷史從某一個方面去解釋，然後將這一方面絕對化，最終將所有歷史縮減成這某一個方面。歷史的令人激動的多樣化由於一種有規律的、容易理解的‘歷史法則’、‘社會集團’、‘生產關系’間的互相作用而被廢棄，而這如此取悅於那位科學家的眼睛。然而這樣漸漸地從歷史中放逐了那些給予人類生活、時間和歷史自身結構的最主要的事情：故事。”哈維爾深刻指出：一個故事的神秘源於人類歷史的神秘，失去故事就意味著歷史開始失去它的人類內容。“人類生命的獨一無二變成僅僅是歷史法則的裝飾，真實事件中的張力和激動被排除而視為偶然，因此對學者來說，它們就沒有被值得註意的價值。歷史變得令人厭倦。”

意識形態的反故事性集中表現在用所謂的歷史的必然性扼殺了歷史的開放性：“當‘歷史法則’被投射至未來時，將要怎樣和必須怎樣突然變得一目了然。這種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毀了未來的本質：它的開放性。規劃建立世間天堂是歷史的最後結局，為了擺脫社會矛盾、人類的不良品質甚至貧窮，於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破壞。社會僵化成永久和諧的謊言，人被弄成紀念碑，象征著幸福的永久持有者——這些是無聲地完成的對歷史精神的殺害。”從這裏表現出哈維爾對於歷史必然性的深刻懷疑，這點同樣與阿倫特相通（參見阿倫特《歷史的概念》）。

哈維爾認為：意識形態通過把豐富多樣的歷史納入自己編造的單一框架而最終扼殺了歷史，也扼殺了故事。意識形態主張：“通過意識形態，歷史最終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將要去的地方和怎樣進行，這些都是在意識形態的引導之下。意識形態展示了必將發生的歷史必然性，從而也證實了意識形態自身的歷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於實現這種必然性。換句話來說，歷史終於發現了它的最終意義。然而，問題是，發現了自己意義的歷史是否還有什麼別的意義？甚至是否還是歷史？”

把人類歷史的發展定於一，就是消滅歷史的多種可能性和人類的開新能力，就是扼殺自由，“意識形態，聲稱自己的權威建立在歷史之上，變成了歷史最大的敵人。”當然，如果意識形態還沒有與絕對的權力結合，那麼，意識形態毀滅歷史僅僅是“意識形態式的”，但是，在極權主義國家，“建立在這種意識形態之上的權力卻以現實的方式壓抑歷史。”意識形態對於歷史的扼殺是必須的，“別無選擇的”，因為“如果歷史以其不可預見的方式呈現，來顯示這種意識形態是錯誤，這將令權力喪失其合法性。”

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從來是與極權主義的政治統治狼狽為奸的，“通過否定歷史，權力不僅為其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辯護，並且為其作為極權主義政權身份辯護。這個身份也有一個堅強的意識形態的庇護所：如果最初不是從一種意識形態中吸取力量——這種意識形態如此自滿以致輕視除它以外的任何其他觀點，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歷史使命，以及這種使命所帶有的所有特權——這種只存在一種真理和權力的核心代理人將很難存在，更遑論發展和壯大。”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的統治是難分難解的，這種意識形態的解體必然意味著極權主義統治的解體。“它（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一旦宣稱核心權力置於法律和道德之上，權力的行使便脫離公眾的控制，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權利制度上的保證將變成嘲弄，或者幹脆取消，那就沒有理由尊重其他任何限制。中心權力的擴張並沒有在公眾（生活）和私人（生活）的邊境停留下來，而是任意推進這條界線直至毫無廉恥地幹涉曾經屬於個人的領域。例如，一個鴿子愛好者俱樂部是享有自治的一種形式，現在發現他們處於核心權力的監視之下。這個權力通過在我的住房裏安裝竊聽器，將我的呼吸（這純粹是我個人的私事）從我說的話中識別開來，這個國家對我所說的話不能漠然置之。”

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這種“精神上的狂妄自大”的結果，就是消滅了故事，消滅了歷史，最終也消滅了生活本身。“對多元化，對故事，對公眾領域的侵害，不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個方面，而是全部生活。”生活是整體的，對生活的一方面的侵害必然也是對生活整體的侵害。哈維爾反覆強調的正是極權主義的反生活的本質：“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縱之網像一件緊身衣，它捆綁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現和結構的方式。所以生活從此萎縮、衰弱、耗盡，它變得廉價和平板，它變成偽生活。”

哈維爾曾明確認為，“極權主義之前的世界，是一個文學的世界。”這個觀點值得充分註意：極權主義一定是反文學的，因為它反生活，生活的原則就是文學的原則，比如自由、個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學天然地就是反極權主義的。故事的精神實質與文學的精神實質是相同的，因此，不消滅極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學。（愛思想網站 2007-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