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變革的動力與方向

這一百年來，馬來西亞華社經歷巨大的變革：從緩變到突變，從小變到巨變。這一百年來跨越兩個重大世紀，即從20世紀初到21世紀初。馬華社會從一個殖民地的移民社會蛻變為一個獨立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一個保守和內向的移民社會蛻變為一個現代化速變的地球村。這種變革是進步和驚人的。我們可以從歷史角度來考察這變革的動力和方向。馬來西亞華社變革的主要動力來自兩方面：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內在因素包括馬華社會的分化與整合，方言群內部的衝突與競爭；華語與英語群的分化與競爭；政治團體的衝突與組合，以及經濟和社會力量的衝突。外在因素顯得更為復雜，這包括種族的利益衝突，馬來西亞及東南亞政治變動的沖擊，中國政治的沖擊，經濟環球化的沖擊，以及高科技發展和資訊革命的沖擊。

34年前當馬華社會受到513事件所震撼時，它的發展方向晦暗不明，許多華人抱著悲觀的態度，確實對他們和他們子孫在馬來西亞的前途失去信心。不少華人萌起再移民的念頭，希望他們的子女能夠移民到西方國家，或者回歸到華人較多的地區居住，這包括臺灣和香港等地。20世紀70年代，馬來西亞華社在新經濟政策下感到壓力重重，前途茫茫；但在困苦艱難的環境下，華社又顯出巨大的生命力，力求團結和突破困境。除經濟和政治的壓力外，華文教育的處境也是四面楚歌。但頑強的生命力和自立更生的精神鼓勵和鞭策著華社勇往直前。

在重重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的壓力下，馬華社會為了生存和前途而搏鬥，終於挨過艱苦的歲月，雲開日出找出新方向。這新方向的找得主要受到馬來西亞政治的變動和亞洲的經濟變革所影響。第一，八十年代末馬來西亞政治力量的重組有利於華人社會，巫統的分裂緩和了政府對華社所施的壓力。第二，20世紀7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興起以及80年代中國經濟力量的勃興給馬來西亞華社帶來新契機。作為四小龍之首的臺灣70年代後經濟力量的快速發展給馬來西亞華人制造新的經濟機會。臺灣工商界人士在馬投資設廠部分改變馬政府對華社和華文的看法，解除它對華文的偏見。接著中國的開放和商業機會改變馬政府對華社和華文的態度。之前，政府一向把華文和政治掛鉤，認為華校是左派反政府份子的溫床，那就是把華文當作一種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語文來看待。但80年代後，華文在亞洲的商業有很大的利用價值，所以對華文的恐懼漸為解除。同時，政府對華社的態度也改變了，認為華社的經濟力量和專業智識是國家的重要財富，而那些受華文教育及熟悉中國和臺灣情況的馬來西亞人可以作為開拓這兩地區市場的先鋒。90年代馬來西亞華社更受到環球化及科技資訊革命的沖擊邁步向前，這使到政府了解知識與科技對馬來西亞的繁榮與建國的重要。因而對華社的態度與政策大有改變。這些內在和外在因素的變化不斷地沖擊著華社，並決定華社以後應走的道路。

2．1903年的馬來亞華人社會

1903年的馬來亞華人社會基本上沿襲19世紀下半葉移民社會的特征，那就是極端的保守，盡量保存傳統的文化與習俗。這特征的造成有三大原因。第一，華族移民社會的意識形態受到經濟活動所決定。他們從事商業，礦業和農業的活動，主要限於幾個重要的據點，如通商口岸，主要礦區和重要農耕地。他們之間少有往來。雖然當時已有會館和宗親會的存在，但這些組織側重照顧方言群與血緣群的利益，一個共存共榮的華社並不存在。第二，大部分華族移民深受傳統風俗習慣所影響。除了沿襲中國傳統節日外[1]，祭祀祖先和光宗耀祖的觀念非常強烈。舉個例子來說，1897年3月下旬的清明節，吉隆坡的陳氏宗祠就發動陳姓族人300余到陳氏墳山拜祭，一時車水馬龍，道路為之阻塞，而這舉止深受稱贊[2]。這傳統習俗除了受華社所認同外，也受到殖民地政府的認可。當時馬來亞的殖民地政府采取對各族分治的政策，不僅不干涉他們的風俗習慣，同時在司法上也給於承認。如1892年吡叻的代理政務司指令吡境內的縣長們，要他們承認有關華人的婚嫁，納妾，收養子女和財產繼承等傳統習俗[3]。第三，馬來亞華社作為英屬馬來亞的一部分也深受清政府所提倡的忠君愛國思想所影響。通過新加坡清總領事及檳城清副領事的努力，這傳統思想籠罩著華族移民社會[4]。1903年的馬華社會也保持移民社會的不穩定性。因為大部分的華人都屬於移民，他們來馬來亞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生活，希望多賺一些錢來維持在中國的父母和妻兒，很多人沒有定居的打算。他們大多數是單身漢，在馬來亞沒有建立家庭。這種不穩定性影響馬華社會的平穩發展。

注釋     

[1] 顏清湟著，粟明鮮，陸宇生等譯：《 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頁16-18；也見英文原著，Yen Ching-hwa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pp. 17-20。

[2] 見《廣時務報(吉隆坡)》，1897年3月22日，頁 3-4。

[3] 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Taiping, 1892), 1892, 5:4, p.94。

[4] 見《天南新報(新加坡)》，1898年8月12日，頁2，1899年11月10日，頁2，1902年7月29日，頁1；《叻報(新加坡)》，1888年8月3日，頁2，1899年2月11日，頁2； Yen Ching-hwang(顏清湟)， "Penang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Yen Ching-hwang,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p.289。

(本文作者顏清湟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史地系歷史組第一屆)

（珍藏自 第十屆全球新加坡南大校友聯歡會紀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