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家,給予人共同成長的接納與關懷。苦或樂,摔跤或站起,都給予我們很貼心的鼓舞,變成後來人生的配樂,甚或主題曲。可是,“青年成才之家”是怎樣誕生的?這問題剛好可能回答,青運為何給予好些朋友,久久不能忘記的“狂戀”滋味。
原來,青運和我都中年了,算算我還比青運大兩歲。
回想1985年,響應聯合國推動“國際青年年”,馬來西亞頒布《國家青年政策》。從此,任何人過了四十歲,不好再自稱“青年”。那年,我們奔風逐月二十幾,誰在乎?
實際上,三十一歲,我便從青運退伍,說來二十一年了。脫籍青年,也已十二載。忽然有一天,聽聞“青運50啦!”提醒我,“你也年輕過嘛,而且,你年輕時一部分最好的時光,是在青運度過的。”就覺得自己其實還不老,正好打下半場球。
青運給“1985國際青年年”獻禮焦點活動《全國青年大會》,由八打靈青運縣會團隊承辦,右起籌委會主席陳慶利,邱寶燕、陳明發、許金瑞、高程祖、塗鴻棠、羅盛南。坐者左一黃國勇。站者左起鄭潔慧、李美昭。
一代青運人集體回憶
忽然又那麽一天,黃振隆總會長告訴我,“配合青運50周年喜慶,想請你從青年培育的角度,談談青運的前景。”
這是我最樂意做的事;這些年給企業和義務團體動腦筋、辦培訓,挑撥了我對文化創意的想象力。不多和人交流,遲早過期作廢。
又忽然那麽一天,總秘書陳詩蒔告訴我,總會在籌備一本“五十位青運人物誌”,我倒有些惶恐了。今天,非富即貴大有成就的青運人,大有人在;我還沒打完下半場,不敢說自己成不成功,應該讓更有資格的朋友上陣才是。
偏偏在一項活動上,碰上陳圓鳳主編,她可懂得變通。根據我們的聊天內容,加上之前訪談過的一些朋友說法,她傳來一篇有關我的文字,好像真的要給“人物誌”下版了。
她還再三的說,她所訪談過的好些朋友,都提到了1980年代,我們一起為青運賣力氣的事;他們說,“青年成才之家”,是你提的!
不知道是她有意強調,還是我熱衷追憶,後面這句話,瞬間推開一道門,我探頭往門後張望,一道長廊通向青運50年歷史的中途島。那興奮過、挫敗過,又爬起來的1980年代。
我們這一代青運人的集體記憶,遺留在那裏。
在半個世紀裏,青年組織人事流轉,必然歷經過多個世代。我輩何其有幸,趕上其中的一個。一塊兒提煉一些想法,二話不說把自己丟進一些事。而那些想法那些事,靠著後來者的堅持,居然存活下來,讓人深感當年沒白做,心裏就只有一句話,青運人好樣的。
感恩歸感恩,記憶遺留在一代人心頭,久了會變色、解體、隨風消逝。青運五十載,世代之間對談,交換體驗,也好為組織未來的世代,提供一些鐵條,一些磚瓦水泥,方便大家繼續擴建、再造或評議。
記憶保溫、經驗交會,當然不光是做檔案整理。那年那月那日星期幾,幾點鐘到幾點鐘在那裏辦何活動,那位長官或貴賓光臨開幕之類的,在青運各單位每年的秘書報告中,應該都有些記錄。
借此想和朋友們談談的是,每個世代總有那麽一些人,參加過青運以後,就好像狂戀一場,怎麽也忘不了。碰上當年同路者、聯手者、在場者、見證者;推波助瀾的、敲鑼打鼓的,一句話,共襄盛舉的,不得了,把酒話當年,故事講不完。
有一回,因為肺炎動手術,在醫院躺了一個月。吊血吊水吊藥,身上插的管子可不少。有些朋友聞風來訪,看我兩眼還張著,說話算清醒,居然沒多問病情,而開始蒸熱大家曾有過的青運風華,順道陳列許多朋友的近況。
這種現象是怎麽一回事?能搞懂這問題,大概就能明白,“青年成才之家”的真義。
第二屆(1985-1987)八打靈青運縣會團隊核心幹部集體照,坐者左起雪州主席高程祖、縣會主席陳明發、顧問葉欽賢和縣會署理主席黃國勇。
青運縣會有籃球、足球、乒乓與羽球四支球隊,鬥志昂然,常向八打靈一代的工廠球隊叫陣而旗開得勝。
創意的起源與演進
青年成才之家,是我在1987至1989年間擔任總秘書時,給青運建議與推動的品牌故事。偶有朋友問,我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得到“青年成才之家”這概念。
家,給予人共同成長的接納與關懷。苦或樂,摔跤或站起,都給予我們很貼心的鼓舞,變成後來人生的配樂,甚或主題曲。
可是,朋友們的好奇,“青年成才之家”是怎樣誕生的?這問題剛好可能回答,青運為何給予好些朋友,刻骨銘心的年少情懷。
我在國立南澳洲大學念博士班時,研究的是“革新與創造力”,很關心一個創意的起源與演進。今天,我假如能回答,“青年成才之家”的創意何來,不僅朋友們可能有興趣知道,我其實也是滿足自己探討的興致。算是一舉兩得。青運素來克勤克儉,這麽做,也是物盡其用的一種。
想作有意義的探討,我當然不好意思憑空杜撰。唯有翻箱倒櫃,希望找到有關“文物”,包括自己1970、80年代的手劄。結果,塵埃反撲,叫我咳嗽、流鼻水兩天。哎,一大把年紀了,一說到青運,還是發點燒,恰好有個理由放下瑣事,翻閱往昔――
我1977、78年在拉曼學院念先修班,主要收獲是考了一張HSC文憑;唸過一些很大塊頭的書;課餘隨朋友辦人間詩社,代理《蕉風》、《學報》,寫過大量文字,有的後來收入《大馬新銳詩選》(1978)、《馬華文學大系》(2004)等選集;有的讓我和不少編輯、文友結上緣。其中一位說,出版社缺編輯,你唸完書有興趣,我去和老總提提。結果,考完試第二天即上班去了。
後來會考放榜,成績進不了那僅有的五家本地大學,家境又不允許我出國。想想“文藝青年”加入“文化機構”,也算是一條活路,在出版社幹下去再說吧。可是,怎麽也快樂不起來。高中時唸過王尚義的《野鴿子的黃昏》,我覺得那隻野鴿子還幸運些,擁有入暮的溪畔與天空,我天天坐在編輯室看稿與編版。
上班下班途中,腦子老縈繞著王潤華老師的一行詩,“師父,你何時才經過這裏,帶我一道上西天取經?”我是孫行者,理應八面四方的來,五湖四海的去;壓在五指山下怎不嘆息?於是,向出版社要求過採訪部當記者。
八打靈19區支會1983年4月成立,會所座落於十九區八路十九號門牌,後來也成為縣會會所,是我們這一代青運人的其中一個“重要據點”。右起李國孝、陳明發、許金瑞、高程祖和蘇育民。
八打靈青運是雪州分會的骨幹之一,多位領導都出任州分會要職。遇上相信培訓的高程祖、李國孝、王振順、陳文鈾、鄭博仁、葉志漢和李貴儒(故)等領導,陳明發及其團隊也主持著雪州的訓練計劃。這1984年假吉膽島舉辦的盛大培訓營,標誌著雪州,特別是摩立海濱,後來成為青運培訓的根據地之一。
接下來兩年,挖掘素材、撰寫專題的工作,對我的文字與創意,固然是很大的發揮空間,心上卻常常崩開一道裂縫,“餵,不打算讀大學了嗎?”最說不出話的,是偶有老同學來通風報信,“我上大學來啦!”“我要出國深造去了!”每恭賀人一句,我就覺得自己往自憐的泥潭深踏一步。
今天,誰念完中五或中六,不出國,擠不進那幾家本地重點大學,眼前還有是五十余家政府或私立大學,五百余家辦雙聯課程的私立學院,在癡盼著他;在教育展向他撲過來。
我應該上大學的年頭,沒碰上這光景。環顧四周,發現和我同年紀的男男女女,也沒碰上。當下狠下心說,十個人當中其實有九個沒上過大學;大學不教育我們,我們教育自己好了。
大話是跟自己說了,可我向誰說去?每個清晨,在八打靈租來的鬥室裏醒轉,看著鬧鐘,算算自己踏出學院多少時日了,而離開年少的志願又多遠。以前狂讀過的存在主義,排山倒海的在發酵,更認同沙特、卡繆,感覺得人生真的很荒謬。
客居臺灣的著名歌手姜育恒1985年首訪馬來西亞,特地與八打靈青運推廣現韓國代民歌的“新流小組”交流,由高程祖和陳明發接待。
新加坡於1980年代初掀起“新謠”城市民歌運動,地下鐵、水草三重唱等一群創作歌手1985年蒞訪馬來西亞,與八打靈青運“新流小組”交流。左二起青運成員張映坤、張永修、黃楚民、陳明發。左邊第四位是後來走紅歌壇的巫啟賢。
只好選擇方形的鐘
荒謬得不行了,1979年6月29日,寫了一首《鐘》,後來收集在天狼星詩社合輯《走不完的路》――
我們也許都很喜歡
圓形的鐘,此生無憾事
但圓形的鐘可能不準時
所以我們只好要一隻
方形的鐘,此生失落了
心愛的人和美好的事
在鐘的邊緣流逝
而方形的鐘可能很耐
一輩子都不損壞
我心裏的鐘,就是一般人的境遇。我們都渴盼圓滿無缺的人生;心愛的人和美好的事,沒來的終會來。失去的,也會再來。可是,荒謬的人生是卑微的,我們不能要求圓滿;圓滿的事情不會如期發生,發生的總是殘缺不全。
這世界其實更像方形的大陸,四面是沒得回頭的大海;心愛的人和美好的事,一旦和我們擦身而過,或和我們只是那麼瞬間一會,便轉身往我們相反的方向走,走,直到掉入那蒼茫大海,不再回來。而這不完滿的人生事實、“憾事”,竟然“很耐”、不因我們的仰望而改變。
四天後,7月23日,我又寫了一首《感覺》,後來也是收入《走不完的路》――
說感覺,發現了
每個人都很孤獨
我不知道你的,你不知道我的
感覺,我們是
河邊的小石頭,一顆一顆
一場大雨就將把我們
卷入不可抗拒的流離
而我不告訴你我的,你不告訴我你的
焦慮
人和人天天見面,像是河邊的石頭,一顆挨著一顆。我們都面對同樣的命運,心頭充滿現實煎熬的苦,在不測的風雨裏摔倒的害怕,可是我們終是像那河邊的石頭,選擇孤獨、沈默。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這已夠荒謬;最大的荒謬是,都在面對荒謬境況的人類,縱有萬種焦慮,卻不願意交流,不願意表達心頭的感覺,交流對於彼此的關懷。
多愁善感,都是因為上不成大學,憂慮自己才幹不夠,將來活得不像樣。
1985年“全國青年大會”及1986年“第一屆大專工作營”之後,八打靈縣會以及中央訓練局各項培訓計劃籌委,忽然增添了大量的大學生成員,許多還是馬大、國大(今天的博大)、農大和工大的學生領袖。陳明發為“大專工作營”主講其中一課,由林添拱主持。
大學不教育我,我教育自己
大學不教育我們,我們教育自己?別老想什麽“大我”、“群眾”、“社會”;還是“大學不教育我,我教育自己”更實在些。
工作地點在八打靈十九區一路,下了班繞到十四區四十九檔小販中心,吃過經濟飯常鑽進再也超級市場。底層MPH,是我最初認識Krishnamurti, Peter Drucker, Edward de Bono,Denis Waitley,Norman Vincent Peale, Robert Schuller, Maxwell Maltz, Dale Carnegie, O. G. Mandino諸子的地方。
那個月口袋有多幾塊錢稿費,就設法訂購他們的錄音帶。入寢前放進耳邊的隨身聽開著,聽著聽著模模糊糊入睡,在夢裏看見大師們對著我一個人授課,醒來自我陶醉說,世界上那有這麽優待的大學?後來接觸到“解夢”、“催眠”、“潛意識”、“神經語言”等腦能開發學問,我說,老天,我早就是Practitioner了!
再也超級市場三樓是一家教會書肆,我在那兒首次接觸到有關領袖培育的中文書,雖說都是以教會社團為對象,舉一反三,其實也適用於一般組織。特別是對於文化倫理與專業技能的認識。殷思重著,王一平譯的《屬靈領袖的塑造》(1981),幾乎成了我早年帶課的聖經。
偶爾下吉隆坡,不是泡蘇丹街的商務、上海,就是武吉敏登的馬來亞圖書公司、友誼商店。數數手上的錢,夠給電單車打油,剩下的全換成文學等閑雜書。包括在金河廣場長青書局所發現,剛開放的中國大陸出版的青年自學成功、成才書刊。想起徐志摩在《愛眉小劄》中說的:“論精神我主張貴族主義;談物質我主張平民主義。”來去電單車,也有“千山我獨行”的快意。
老天其實待我不薄。出版社的資料室,除了訂閱每日航空寄來的港臺報章外,還有《新聞》、《時代》、《明報》、《爭鳴》、《中報》、《七十年代》等數十種中英文刊物。資料室同事知道我愛閱讀,每個周末讓我捧一大疊雜誌回去看,禮拜一又送回去;港臺舊報上的好文章,也讓我剪下來,貼了幾大本。
因為采訪工作,在媒體與文壇之外,漸漸擴大了生活圈子。大量的閱讀與寫作,也自以為有些“人生體會”,是別人所沒有的。恰好幾位同鄉的學長,在八打靈成立一個青團運支會。我就想,城市裏的人,特別是年輕人,為甚麼不聚在一塊兒談談東西,認真理清一些關係生活、工作、感情、學習、社會等等的觀念,一起做些對自己、對社群都有益的事?
於是便跟著大夥兒聽講座、辦講座、編會訊、搞活動。參加五天四夜之類的培訓課程,或參加其他社團三個月一期的黃昏班。最後,還被推薦去新古毛“國家青年領袖培訓中心”,參與類似今日國民服務計劃的短期“心理作戰營”。
1981年初,兩家日報邀我參與他們的采訪隊伍,我選擇了青團運剛收購的《建國日報》。理由是,除了工作性質大同小異外,我可以在報館成立一個青團運支會,白天工作,下班就用會議室辦活動。
原來,遠在互聯網與衛星電視,還有數不盡的購物消遣淹來以前,這城市裏的單身男女放了工,不看錄像帶或上戲院,休閑的選擇是那麽的有限。各類活動變成心靈社區求善的能量場,支援大夥兒學習、交流;相互取暖、打氣;進而發現自己、發揮自己。常常,深夜回到住處,我還能繼續讀書、作詩與寫信。因為充電的感覺,用今天的話來說,實在“牛”。
中央訓練局1986年的其中一個雙周論壇,嘉賓塗鴻棠(前左一)、胡亞橋(左二)、李永亮(左三)、韓雷疇(前右一)、胡立康(後左二)。與中央訓練局、出版局二單位核心幹部合照,邱寶燕(前右二)、陳明發(右三)後排右起陳慶利、林添星、朱旭龍、林添拱,左一紀經武。
像家一樣的學習團體
從1978年尾離開學院,到1981年10月,接近三年時間,在新聞工作、閱讀寫作與學習團體中沈浸,我走出上不成大學的仿徨,對領導教育的理論和實務,開始有所體會與實踐。一條終身要走的路徑,慢慢浮現,好像深造了一場。
我知道我的一生得到了安頓。心裏頭的那只方形的鐘,漸漸變成圓形。風雨偶爾還是吹襲,但我已不是河邊的石頭,而是一株樹,心靈社區大森林裏的一株樹。
不久,接到一通電話,邀請我全職協助一位政治領袖。他正好負責黨內的幹訓計劃,在黨務、政務上,也需要策略與文宣規劃。“民族自強”、“經濟自救”的號角,吹得我們這一代不少年輕人靜不下心。我倒看見一個全國的、寬廣的講壇,與自己原來談人生、文學與領導的小型聚會相輔相成。
我真正投進培訓工作,路子就從1981那年開始。在敏感而虛幻的23歲,沒機會當醫師、律師、會計師或工程師,開始有人叫我“老師”,也覺得自己是somebody。
人到中年,許多想法改變了,也嚐過自己的一份冷與暖,期許與幻滅。可是,碩士、博士、教授、管理咨詢師、潛能開發師、文化創意培訓師、人生再造工程師……,重量都比不上“老師”。
這身份,決定了我一生。說了謝謝,還是要說謝謝的是,這身份,是像家一樣的學習團體所頒發的。成功的學習團體對我們,就像家一般的接受與包容,陪同與扶持;一起造夢與摸索,互相提醒與激發。最後推我們一把,我們就像一只大鷹飛了起來,在鼓勵與祝福聲中越飛越高、越遠。
1987年,“青運=學習”的品牌效應,普遍受到了華社肯定。中央訓練局的工作開始延伸到眾多組織。青運聯合《南洋商報》和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婦女組舉辦大馬首見的“全國婦女領袖訓練營”,主題《開拓現代女性的天空》,受到全馬各州婦女團體高層踴躍參與。
自我提升的平臺
1981年杪,我到政黨的州聯委會上班。頭一個任務,就是為1982年的全國大選做準備。幾個月後,打了場勝仗,只輸掉一個州議席,獲賞到臺灣、香港旅遊,我卻趁機搜羅書籍、培訓材料與勵志歌曲。回來後,繼續和各階層願意叫我老師的朋友講大道理。
有一天,踏出吉隆坡陸佑路的辦事處,發現剛由芙蓉遷到吉隆坡,蛻身為全國青年領導機構的青運,總部就在我們斜對面。只有寫字廳,沒有活動空間。我原想,有需要的話,用我們的地方活動也很方便。可是,許金瑞總會長、雪州主席高程祖倒高明,建議我們成立一些新支會。
對啊,我在八打靈各階層,從菜市、商店、工廠、企業、媒體到學府,願意聆聽彼此講話的年輕朋友還真不少。“大學不教育我們,我們教育自己”;或且,“大學教育過我們,我們需要再教育自己”,大家可需要一個自我提升的平臺。
經過一番奔走召集,從1983年4月起,數月內陸續在八打靈成立了十個新支會。頭一個,八打靈十九區,我不僅老實不客氣自任主席,還拿十九區八路十九號門牌的住處當會所。從此這地方高朋滿座,講座、閱讀、繪畫班、現代民歌推廣計劃等活動不絕,後來還成了縣會會所。幸而房東老吳也是報館編輯,夫婦倆包容了我們好幾年。
而我在吉隆坡的辦事處,從1983年4月到12月,召集了十七個單元的《直轄區及雪州青運演說與辯論講習計劃》。每次聚會大約三個半小時,在固定的二十位參加者外,也接受一些人旁聽。除了演辯能力的探討與實踐,還加入角色扮演、主持磨練、文章選讀、專題研討與外賓主講等項目。這個計劃演變成後來的“口才圈”、“政說館”。
八打靈青運最早只有一個支會,是成立於1978年的舊區。1982年再添三個。新單位湧現後,在1983年成立了縣會。當我在1985年從第一任主席李國孝手裏接過棒後,活躍的支會總共十五個。雖說平均會員都不超過一百位,可是,每個支會至少有十五位主要執委,足以在地方上推動工作;當十五個支會的十五位執委一道出現在縣會,就是二百二十五人。不是幽靈,而是活生生,叫得出名字的二百二十五個腦袋,二百二十五雙手,任何問題都不再是問題。
所以,當我翻開八打靈青運的一本特刊,看見第二屆團隊在1985年5月19日上任後,到10月13日舉辦青運給“國際青年年”獻禮的焦點活動,“全國青年大會”,在不到五個月的時間內,大大小小總共舉辦或參與過50餘項活動,我知道不是打字錯誤。
數量當然不能說明什麽,重點在於其中的許多工作,都環繞在團體學習的議程上,包括每兩個星期一堂的講座;為總會和全國其他單位提供各種課程;編寫縣會、州分會與總會的會訊或特刊;上電臺、電視和報刊做公關、行銷,講青運故事;以及接待到訪的外國青年組織等。
此外,文教局、政府事務服務局與康樂局,每周或每二周還提供八項例常活動:現代民歌推廣小組聚會、舞蹈、政府事務、足球、籃球、羽球、乒乓以及跑步與健身操。
現代民歌推廣小組也就是“新流小組”,由張永修策劃,副策劃是張映坤、黃楚民,創作主任楊艾琳,覃宗興。當姜育恒發第一張唱片,到馬來西亞作宣傳時,還特地蒞臨青運和這個小組見面交流。當“新謠現象”在新加坡燃起,創作歌手們到大馬發他們的《海蝶系列2》唱片,想起的也是此青運組合。不久後,有一位歌手紅遍歌壇,名叫巫啟賢,也是我們當時的一位客人。
“新流小組”1985年出版了一本專書《新流向》,收入本地創作人的歌曲與文字作品,作者除了“新流”組員,還包括汀湘、杜祖舜、溫任平、周金亮、林泰憲、賴國芳、張樹林、程可欣和柯思彬等名家。這與後來的“激蕩工作坊”深有淵源。
政府事務組則定時協助民間申請公民權,此外,展開了兩項深具社會意義的工作,一是積極參與“反對1984年選區重劃偏差事件”,從透過具體數據的收集與分析,號召八打靈選民簽名抗議,與其他20個全國華團聯手提呈備忘錄,到向選委會召開的聆聽會陳情,眾多的縣會幹部,不分學術人員或草根領袖,都盡了力。
第二項,1985年發動了一項“杜絕淫歌褻舞運動”,針對吉隆坡、八打靈一部分酒廊,出現歌手作不道德的表演,而向當時的副首相兼內長慕沙希旦提呈備忘錄。這個行動獲得許多當紅的本地藝人親臨支持,大馬電視臺還特地制作了半個小時的相關特輯。沒多久,警察便開始突擊這些酒廊。
要提一提的是我們的幾個球隊。領導人或球員,主要都是一些小商家和工友。八打靈多的是工廠,這些鬥志昂然的年輕人,到處去向工廠球隊下戰書。常常開著會接到電話,“主席,我們贏了!”後來,我有機會給國家球隊的種子球員,以及事關重大的行銷團隊講課,那些聲音的記憶,是我啟動自己的其中一個要訣。
在隆雪一些青運單位配合下,八打靈團隊主導或協助推動多項青運的“1985國際青年年”重點活動,包括“開拓新邊疆”八大計劃(全年);“全國青年輔導員訓練課程”;“八十年代青年運動主管人員”全國高級領袖訓練課程;以及“全國青年大會”;加上1986年的“青年輔導員訓練課程”(全年);“大專青年工作營”;“新一代領袖工作營”;以及系列溝通、演講、領導與自我發展課程等計劃後,兩年間,大量新會員加入了八打靈各支會,特別是從國內外畢業的大學生,或本地大學在籍的學生領袖。同時,也出現了純大學生的支會。
與我同時期協助青運總會的八打靈夥伴,印象中有李國孝、黃國勇、陳慶利、李美昭、鄭潔慧,廖中萊、何國忠、陳儀喬、劉瑞明、邱寶燕、林添拱、林添星、陳思源、范利宜、溫德欽、紀經武、李吟、彭湧財、黃金財、陳添發、沈亞弟、陳國旗、何書忠、朱旭龍、梁麗晶、林定光、譚熾才、葉定君、歐陽志文和李祥發(故)等。而中央訓練局或出版局的一些組員,如陳春生、李桑、陳仁財、李官華、廖天才、張傳福、何廣福、朱雅芬、林淑芬、陳澤清、沈桂芳、紀華順和吳澤源等,則到八打靈來協助我們。
看見來自各領域的新舊朋友,打完球的,在大學講完課的,剛從銀行服務臺走出來的,剛賣完豬肉或修好車子抹抹手的,湊在一起便融洽的為共同的目標商議、動手幹活,老實說,直到今天我都懷念。
我在一本特刊中很感慨的說,八打靈八九十巴仙的人口在四十歲以下,而且絕大部分都是異鄉人,這其實是大家為理想拼搏的“他方”。為年輕人建立一個“家”,大夥兒在課餘或業餘,享有康樂、社交與學習活動,除了擴大圈子,增進情趣,更能透過醒覺開展視野,借助感悟達致成長。
我在縣會1986年度的代表大會上提出,將八打靈打造成青年運動的試驗場,就是希望把我初入社會那三年所學到的一個道理:學習團體如果經營得當,她就是一個溫馨的家,允許我們發夢、為夢試爆,找到成長的鮮泉。這個學習團體的文化理念與專業技能,應該發展成一套比較完整的體系;叫“青年成才之家”,唸起來也挺好聽。
隨著青運聯合《南洋商報》和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婦女組,成功舉辦盛大的“婦女領袖訓練營”,參與此盛事的砂拉越婦女總會會長李仲華大姐(前排坐者右起第八位,故)及其團隊,於1989年假古晉達邁海濱舉辦“全砂婦女領袖訓練營”,由華運棟、陳明發和永樂多斯(前排坐者左起四、五、六位)主講。
紛擾年歲,同在一個節拍上脈動
1984、85年,馬華公會陷入二十個月的黨爭;1986,全國24家華資合作社因失信、擠提而被接管;1987年,茅草行動大逮捕;1988,高庭宣布巫統為非法組織,原來的人馬一分為二,一群叫新巫統,另一群叫46精神黨,而涉及巫統案件的五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史無前例地被革職。
幾年的紛紛擾擾,人們看見的是,多位華社黨團領導入獄,更多領導則因為與合作社有所牽連,出入武吉阿曼和法庭。當然,在所有的亂象中,我們這一代青年很難忘掉的,是巫統中有人居然叫華族“走路回唐山”;印度人“游泳回印度”。關於鮮血與馬來劍之類的,這裏不多談了。
記得檳城青運夥伴原定在25.10.1987,舉辦一場《積極人生大會》,一千多張票都賣出去了,臨時因為開幕的佳賓,在內安法令下被捕,加上整個社會人心惶惶而延期。州主席李學德在電話裏說,“怕不了那麽多,我們改在第二個星期,11月1日,照辦!”
放下電話,一方面為學德的語氣所感動,另一方面還很清醒,“總會的經濟狀況很壞!”我於是翻出幾年來為講課所準備的勵志詩歌,漏夜編成一本可以放在口袋的冊子,叫《贏家說》。第二天一早拿去打字、印刷,希望提到會場給總會籌點錢。
冊子印好的那天,我恰好沒開車。捧著幾大疊印刷品,來到半山芭星光戲院前的巴士站,打算截住一部計程車回家。大白天的,路上居然見不著幾部車子、幾個人。還好,有個願意“亂世尋夫”的妻子來載我。
我們的車子開過冷冷清清的街道,只感覺得空氣裏,是害怕、不信任的味道。耳邊回響著人們這些時日善意的提示,“少出門的好!”甚至,深夜裏也接到外地同志焦慮的電話,“吉隆坡沒事吧?”
好事;我是說檳城青運的《積極人生大會》,那是我最難忘的演講時光之一,可以感覺得到自己的心,和那坐著站著擠滿大禮堂的人們,就同在一個節拍上脈動。於不尋常的時刻,交換著彼此都需要的熱忱與仰望。
青運培訓模式進入政黨。青運1987年破天荒與馬青總團聯辦《華青領袖訓練課程》。青運中央訓練局工委大功告成後拍全家福:前排左起何書鑾、廖中萊、朱雅芬、邱寶燕、陳明發、廖天才、戴麗芬、官秀珍;後排左起陳慶麟、鄭添發、張榮華、陳聲隨、張傳福、何廣福。
誰看見年輕人的無助?
從1984到1988這五年間,亂象不息,當政者自顧不暇;國家的經濟很糟糕,誰人看見了年輕人的無助?今天,在各個領域出人頭地的許多青運人,年輕時就非常優秀。可是,在國家與民族都似乎喪失方向的1980年代中期,這些朋友也有過他們的掙扎。不管他們是不是大學生。
讓我這樣比喻好了。他們都是很熱情、造詣不錯的樂手,在蕭瑟的街市廣場,卻找不著一個交響樂團。每天早晨睡醒,便帶著自己的一份期盼,各自的長笛、小號、單簧管、小提琴,出門去找尋夢裏的安身處。
後來,在公園裏沒人注意的角落,發現有幾個叫“青運”的人,在拉二胡、敲三角鐵。反正沒事做,便湊在一起即興演奏幾首曲子。雖然常常忘記了本身還沒吃早餐,卻也組成了一個看來還行的樂團。
在許多人失聲或噤聲的年頭,青運演奏的調子贏得了一些掌聲;總會開始常常接到媒體、社團、校園與企業邀請講師的書信或電話。甚至在政黨內,也可以看見青運的痕跡。劉文正唱的《誰也不許欺侮她》,在1985、86年的青運培訓營唱響東西馬,後來居然成為政黨在1986年務邊補選中的“主題曲”;青運最早引進的肢體、手語帶動唱,後來也普遍見於政黨。20年以後,“終身學習”更變成了政黨的“時尚”。
青運的“學習體驗”,那陣子自然受到媒體的注目。每年青年節,大馬電臺、電視臺的訪談,在國人少有電子媒體曝光率的時代,在青運卻似乎是“例行公事”。我初參與青運的時候,招會員總會碰上一個問題,“你說的是不是青團運?”後來,多數人都能分別“青運”是“青運”;“青團運”是“青團運”,媒體幫了我們很大的忙。
許少輝1987年編著了一本培訓專集,很大篇幅都是獻給青運。其中,他這麽寫道,“在我國,青年運動(青運),相信在讀者心目中不是一個陌生的名稱,青運在這幾年來,已崛起成為一個在訓練青年的領導素質與培養領導才幹方面極富盛名的團體。”《不平凡的旅程》(136頁)
1987是青運屢建歷史的一年。首先是與《南洋商報》及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婦女組,聯辦華社第一個婦女領袖營,主題《開拓現代女性的天空》;與馬青總團破天荒聯辦“華青領袖訓練課程”,主題《肯定華青自尊》;與佛青、青團運以及鄉聯青聯手,舉辦華社第一個“全國華青領袖集訓營”,並成立了學員會,許美智中選主席。有關的培訓方式由青運策劃與帶動,標誌著各友好組織對於“青運模式”的肯定。
砂拉越第一、第二省留臺同學會,1987年舉辦了一項千人的《開拓社會新局面專題演講會》。讓我意外的是有一家報章,不僅分幾天全文刊登了我長篇大論的報告《青年與社會參與》,和另一位主講人永樂多斯的講詞,還針對我們的內容發表了一篇社論。
1987年的故事高潮,是涂鴻棠把《積極自我的開拓》、《活出現代人的意義》作者陳怡安教授,從臺灣請到馬來西亞開課,並巡回吉隆坡、新山與太平,主講“積極人生大會”,把“青運=學習”的品牌效應,進一步深紮廣大民眾。
1990年,總會在吉隆坡天后宮,給我辦了一場“邁向豐盛的21世紀大會”,回想起1987年和陳怡安老師同在一個講臺上,我告訴自己要說得很好,陪同大家倒數千禧年的到來。此後十年,這個講題我講過無數次,常常想起陳教授。
也常常想起,打從許金瑞總會長,延續到涂鴻棠總會長,加上我這一代的各州青運領袖,如柔佛的楊斯欽、鄧文村、莊坤興和鄭修強;森州的王昭雄和林傳舉;雪州的高程祖、李貴儒(故)、王振順和陳文鈾;彭亨的李錦賢、劉震林和劉官金;吉蘭丹的鄭生發和彭清泉;鄧嘉樓的王雅浩(故)和張明麗;霹靂的李學超和張樹林;檳城的李學德和林錦順;吉打的蘇子芳和張日洲;沙巴的楊秋立、彭道章、黃金龍、方年華和白鏡亮;直轄區的蘇育民、何子濃和鄭承達等,都是相信培訓體驗的人。要不是大家同心同德,努力在各自的崗位號召青年自強不息,學習求上,再偉大的哲學與技術,也找不到土壤生根萌芽。
在許多人都失聲或噤聲的1987年最後一季,陳明發(右一)卻經驗了此生最難忘的演講之一,由檳州青運舉辦的“積極人生大會”。左二起主講人永樂多斯、華運棟和主持人李學德。
青年成才之家
是的,我擔任過青運總秘書。此前,1983到1985年,做過總會宣傳與組織部秘書,兼《匯點》會訊編委會主席;1985到1987,署理總秘書,兼中央訓練局主任。1987年,鴻棠升上總會長,總秘書位子空著我填上。
做個總秘書,有責任重新思考組織的定位與活動計劃。在八打靈十九區支會兼八打靈縣會主席職,移交給廖中萊以前,我一直試驗將青年運動,打造成“青年成才之家”;它指的不只是一個活動的場所而已,更是一個由完整體系支撐著的成長過程。
我猜想,給整體青運定位在“青年成才之家”的時機應該成熟;而支撐其輔助青年成才的文化理念與專業技能,就叫“青年工作者哲學”,簡稱“青工哲學”。有關的系列文字,後來都陸續發表在1987、1988年間的《南洋商報》,1989年結集成《終極為了關愛:青年工作者的靈視》一書。太長了,這裏就不cut & paste了。
總會在這時期的十大活動肢臂,是工作隊(主任林猷傑)、廣招會員組(許美智)、婦女組(李珠)、文娛組(李美昭)、社會事務組(周世揚);口才圈(劉天吉)、訓練團(鄭添發)、課程組(李官華)、出版組(邱寶燕),研究開發組(陳明發)。前五個單位隸屬“青年之家理事會”,由署理總會長李貴儒(故)領導;我協調後五個單位組成的“青年成才理事會”。除了我和李珠是原任中委會成員外,其余八位都是新面孔。絕大部分的各組組員,也都是那些年在各種培訓中冒現的新血。
這樣的安排,回答了一個許多青運人都問過的趣題:培訓復培訓,培訓後又怎樣?培訓後就去實踐、磨練看看吧。後來證明了,大家在青運的崗位上都表現卓越。再後來,許多也在各自的工作領域大所造就。
找到適當的領導主持大局,活動不操心了,要操心的是總部的同事幾時發薪水。除了繼續販賣勵志書刊、海報與錄音帶,出門講課,專買最廉價的機票。淩晨一點起飛,三點半到亞庇,在機場椅子睡到五點半再飛山打根。一抵步,在青運同志家裏洗個澡,扒碗飯,就開始講課。夜裏又飛到亞庇,乘半夜班機回來。奇怪,一早照樣爬得起來上班,年輕就是這點好。
揚帆離開的好天氣
1989,三十而立啦。算算我踏進社會已整整十年,六年生活在青運大家庭裏。成了家,大兒子八月就要出世;祖母在前一年往生。講了八年課,輪到自己面對生與死、喜與悲,總得嚴肅想想,才算實踐檢驗真理。不管怎樣想,我還沒上過大學。市場上,開始出現大量私辦的高等教育,我應該找得到要唸的東西,乘機總結自己對人力資源開發的體悟。
經過五年的動蕩,1989年對馬來西亞來說,許多老問題一樣沒解決,可是也沒有新危機,整體相對算穩定。全國各地的青運,就像總會的十個工作團隊,真是人才輩出,信心滿滿。任何人事更動,不再像1987年那一次,因為許多中央領導同志卷進合作社事件而被迫離開,多少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在上下一心慷慨解囊或四處求人下,新會所有了著落。活動與行政開銷,也開始得到更多企業主熱心贊助。
沙巴是青運在1981年重組後,於1985年左右加入的新夥伴。此後一直都是最積極推動培訓的州屬之一,州分會與各支會都一樣努力不懈。右四起彭道章、藍開明(故)、楊秋立和陳明發。
對,是我揚帆離開的好天氣。
二十一年了。要不是青運50,還真沒回首過;爾今想來,青春小鳥如歌者所言,是不回來了。只是,它得到了應有的命名,就叫“成長的感恩”。
在青運的日子,南上北下。有時經過一些很小的地方,看見青運的招牌,我特地下車去,看見一位女兒家,很用心的在教一群小孩畫畫;另一個地方,看見一群少年郎在打籃球,背心上印著“青運”,啦啦隊在旁拍著嘹亮的“愛的鼓勵”掌聲。我在趕路,沒驚動他們;心想,有那麽一些人了解青運,很夠了。
現在,還有幾位朋友記得,我們有過的時光,我要說,很夠了。謝謝。
青運,快樂50。
陳明發曾在歐亞澳三大洲五十余個城市,實地研究文化創意產業。2007年在意大利遊走一個月,其中包括考察1953年不朽名片《羅馬假日》拍攝地點。照片背景為電影的其中一個景觀西班牙廣場。
從青運退伍後,陳明發努力學術與培訓專業,1997年金融風暴使他力圖思考馬來西亞的後工業時代。而深信文化創意產業是我們的明天。今天,他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受到圈中人的贊賞,常受邀到國外發表有關見解。2008年,配合第四屆中國國際文化博覽會,深圳政府舉辦國際文化產業論壇,陳博士受邀發表專題。
陳明發博士履歷
陳明發博士在學術方面,是澳大利亞阿得雷德國立南澳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Adelaide)企管博士,研究論文題目《組織創造力的決定因素》;澳大利亞昆士蘭國立格禮菲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工藝管理碩士,曾榮膺該大學1998年度卓越學術獎。
專業方面,陳明發現為馬來西亞管理學院院士。
陳博士近年的學術研究主攻《文化與創意經濟》,《組織敘事與創新資本》以及《開發地方體驗品牌》。他曾於歐亞澳三大洲50餘個城市,實地觀察文化創意產業大趨勢,開發出了本身的一套咨商與人才培育體系,常受馬來西亞及海外媒體、論壇和企業邀請,發表有關洞察。
在專業實踐方面,陳博士是馬來西亞最資深的人力資源發展顧問之一;1981年開始投入帶領組織學習的工作,近30年來曾培訓、輔導超過十萬名企業、文教、社會、青年、學生、婦女、體育等領域的領導人及各階層幹部。
他現任馬來西亞民辦之文化創業研究機構“創新大學計劃”(Innoversity Initiative)主席,與中華圈學府、商團、官方單位、企業組織、品牌學人、文化評論家、藝術工作者和地方建設與行銷業者等,組成專業的支援網絡,把握本區域古老、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產,協助地方社區、文化創意人才和創新型企業投進新經濟浪潮。
在社群工作方面,陳博士現任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科技創新組主任;吉隆坡雪蘭莪中華總商會常務董事兼人力資源發展組主任;“全球客家、崇正會聯合總會”顧問。1980年代曾任“馬來西亞青年理事會”最高理事;“國家青年咨詢理事會”咨詢委員;“馬來西亞青年運動”全國總秘書與“青年成才理事會”主席,奔走全國各城市鄉鎮推動“青工哲學”,制定、推動各項有助鄉土提升、社區領導的學習體系,有者已延續二十餘年仍不斷開枝散葉。
(收藏自 2010年馬來西亞青年運動50週年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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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發《青工培訓》
這篇《心裏欣賞說出來》(陳明發原創《文創意識 25》系列),記載了33年前的一場青運培訓課程。地點是在青運當時于森州波德申海濱所設立的培訓中心。
文中提到的“大露營”,是青運工作隊當年成功打造的一個品牌活動。曾幾何時,露營在旅遊產品多元化的今天,成為了新的體驗需求。我十餘年前在意大利遊走一個月,其中在羅馬、威尼斯與翡冷翠(佛羅倫斯)都是住在營帳裏。
我從許多年後所得到的反饋獲悉,1980年代的青運培訓,幾乎是華社大部分——從大學、華團到其他青年組織——想辦培訓者的藍本。青團運有位前領導告訴我,他們當時也在采用《終極為了關愛》做教材。這是上一代華族各領域青年工作者給予青運的一個肯定。(9.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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