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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風華正茂 2 hours ago

[愛墾研創·教改]故事，何以成為共善？——從桑德爾的公共哲學論敘事教育的文化力量

當二十一世紀教育愈來愈強調AI能力、數據素養、STEAM教育與職場技能時，人們卻同時發現一個更深刻的危機：人會計算，卻未必懂得判斷；人會分析，卻未必知道何謂善；人能回答問題，卻不知道應該提出什麼問題。

這正是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多年來不斷提醒世界的教育課題。

桑德爾的公共哲學，并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是一套抽象的政治理論。它其實是一種教育方法。他最重要的貢獻，不只是讓《Justice》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大學課程之一，更重要的是，他重新喚醒了蘇格拉底式教育（Socratic Education）的真正精神：教育不是灌輸答案，而是共同尋找何謂善（the good）的歷程。

因此，他晚近對幼兒教育與故事教育（Babayan Story Project）的投入，其實並不是他公共哲學的新方向，而是其思想最自然的延伸。

一、共善（Common Good）不是理念，而是一種共同說故事的能力

在《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2009）中，桑德爾指出，現代社會最大的問題之一，在於公共生活逐漸被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與個人權利（individual rights）所主導，而忽略了共同體真正需要討論的一件事：

我們究竟希望成為什麼樣的人？

到了《The Tyranny of Merit》（2020），他更進一步指出，當代社會最大的危機，不只是貧富差距，而是「共善」（common good）的瓦解。當所有成功都被理解為個人成就，社會便逐漸失去彼此理解、共同承擔與相互尊重的能力。

因此，桑德爾不斷強調：

Democracy requires public deliberation.

民主需要公共討論。然而，更深一層來說，公共討論之前，其實需要公共敘事（public narrative）。因為人們若沒有共同理解彼此生命故事，就沒有共同討論善惡、公平與責任的可能。

換言之，共善首先不是制度，而是一個社群共同分享、共同詮釋故事的文化能力。

二、故事，比道理更早進入人的倫理世界

許多人驚訝於桑德爾晚年投入幼兒故事教育。然而，如果回到他的哲學背景，這一點其實十分自然。

桑德爾長期受到Aristotle德性倫理（Virtue Ethics）的影響。在《正義》一書中，他便指出，相較於自由主義只關心程序公平，亞里斯多德更關心：一個人如何透過實踐而成為一個好人。

而故事，正是德性最自然的教育形式。因此，他與妻子Kiku Adatto共同發展的《Babayan and the Magic Star》，並不是一本教孩子「守規矩」的童書，而是一場道德想像（moral imagination）的實驗。

故事中的Babayan原本是一頭充滿憤怒、霸凌別人的怪獸。可是，故事並沒有把他消滅。而是讓他改變。這個設計，正體現桑德爾一貫的公共哲學。

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懲罰壞人，而是：壞人是否仍然可以回到共同體。

教育真正培養的，不是服從，而是理解；不是審判，而是判斷；不是恐懼，而是勇氣。

三、敘事，是道德推理真正開始的地方

桑德爾曾指出：很多學習和道德推理，都始於克服恐懼。這句話透露了一個十分深刻的教育觀。

在心理學中，恐懼（fear）是一種原初情動（affect）。它尚未形成完整的情緒，更未形成價值判斷。

然而故事提供了一個安全空間，使孩子得以把無法言說的恐懼，投射到角色身上。

於是：害怕霸凌的人，可以透過怪獸理解霸凌；害怕黑暗的人，可以透過森林理解未知；害怕失去的人，可以透過旅程理解離別。

故事於是成為情動（affect）向情感（emotion）再向倫理（ethics）轉化的媒介。

這與Martha Nussbaum在《Poetic Justice》（1995）中提出的觀點遙相呼應。努斯鮑姆認為，文學與故事並非裝飾性的文化活動，而是民主社會培養同理心與公共判斷不可或缺的基礎。透過敘事，人們得以暫時離開自身立場，進入他人的生命世界，從而形成成熟的道德想像。

因此，道德教育並不是先有倫理原則，再套用於生活；相反地，往往是先有故事、情感與想像，倫理判斷才逐步生成。

四、餐桌，其實就是最早的公共論壇

桑德爾經常提到，他與家人最重要的教育場所，不是在書房，而是在餐桌。

晚餐，不只是吃飯。更是一場家庭公共論壇（Family Public Forum）。

孩子分享學校發生的事情；父母分享社會新聞；每個人提出不同看法；沒有人急著宣布正確答案。

這正是他在哈佛課堂一直實踐的蘇格拉底式對話。

教師不是知識權威，而是問題的提出者；父母不是答案提供者，而是共同思考的人。

因此，家庭首先不是管理制度，而是一個持續生產公共敘事的小共同體。教育，也因此重新回到最古老的形式：一起說故事；一起討論故事；一起在故事中重新理解世界。

五、教育，不只是培養人才，而是培養能共享故事的人

如果說二十世紀教育最重要的是知識；二十一世紀教育最重要的是能力；那麼未來教育更重要的，將是：共同生活（living together）的能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1996）提出教育四大支柱，其中「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學會共同生活）」正是全球教育的重要使命。其核心並非一致性，而是透過理解、對話與合作，在差異中形成共同體。

而共同生活，需要共同理解;共同理解，需要共同故事。共同故事，又需要共同說故事的人。因此，故事從來不是教育的附屬品，而是教育本身。

六、從公共哲學走向文化教育：共善是一種可敘事的生活方式

桑德爾的公共哲學最終提醒人們，共善是一種能夠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被實踐、被分享、被講述的生活方式。

一個家庭，若能透過睡前故事與餐桌對話，讓孩子學會傾聽、提問與反思，共善便在家庭中萌芽。

一所學校，若能以故事、戲劇、閱讀、討論與角色扮演，引導學生理解他人的處境，共善便在教育中扎根。

一個地方，若能透過地方故事、文化記憶、節慶儀式與社區敘事，使居民共同理解「我們是誰、從何而來、將往何處」，共善便在文化中生長。

因此，共善不是等待政府完成的工程，而是每一個共同體每天都在創造的敘事實踐。

故事，不只是娛樂，也不只是知識的載體；它是文化記憶的容器、道德想像的起點，以及公共生活得以持續更新的精神基礎。當一個社會仍願意彼此講述故事、共同討論故事，便仍保有形成公共判斷、修復社會信任與追求共善的可能。

從這個意義上說，桑德爾所倡議的故事教育，不只是兒童教育的方法，更是一種公共文化的培育工程：它讓人們在敘事中學會理解，在對話中學會判斷，在共同生活中不斷追尋「何謂善」這一永恆而開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