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學的家國情懷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作家的責任與社會擔當。這主要體現為「詩言志」和「興寄」論。最早提出「詩言志」的是《尚書·堯典》。此後，諸多典籍如《左傳》《莊子》《毛詩序》多次申說「詩言志」。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時，詩人徐遲請他題字，並向他請教怎樣作詩。毛澤東題寫了「詩言志」三個字，這三個字後來成為毛澤東為新創辦的《人民文學》的題詞。「詩言志」中的「志」不是一般的志，而是家國之志。

「興」本為《詩經》的一種重要表現手法，後來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美學范疇。初唐詩人陳子昂將「興」與「寄」結合起來，創造一個新概念——「興寄」,…

二是重視含蓄的美。含蓄的美是一種內在的美，這與「中」的內在義相貼合。劉勰《文心雕龍·隱秀》指出：「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此處的「隱」即為含蓄。含蓄在中國美學中具有重要地位。宋代詞人姜夔說：「語貴含蓄。……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宋朝極為推崇「韻」,范溫《潛溪詩眼·論韻》中提出，「韻者，美之極」,而韻的特點也是含蓄，正所謂「有余意之謂韻」。

中國美學的最高范疇為「境界」,境界藝術審美領域亦稱「意境」,它是意象的高級形態。境界的特質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韻外之致」。王國維《人間詞話》指出：「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這種特質，其實也可以歸之於含蓄。含蓄是中華民族標志性的審美觀。…

周朝時期，孔子提出「夷夏之別」。孔子輕視少數民族政權當然是錯誤的，但是，他的「夷夏之別」主要不是在血統上，而是在文化上。當時有一種普遍的認識：以周室為代表的中原文化是先進的。凡是認同中原文化的政權均為夏；不認同中原文化的政權則為夷。夷、夏身份並不固定，經常發生變化，楚國、越國、吳國均曾一度認作為「夷」。「夷夏之別」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打破。一方面，北朝的少數民族政權接受華夏文化，另一方面，南朝也逐漸接受少數民族文化。

中國的文化融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中華民族內部各種民族文化的融會，另一種是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融會。漢朝通西域，首開國門，與諸多當時還不屬於中國版圖的西域國家以及印度、波斯諸國有了商業、文化、政治上的來往。…

自董仲舒開始的天人合一觀，對中國美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如何看待人的生命。蘇軾從董仲舒那里獲得啟發，但他不是簡單地認同人是天化成的，而是將人的生命與自然的生命看成一個整體。在《前赤壁賦》中，面對著朋友感長江之無窮而人生之須臾的悲傷，他安慰道：「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之共適。」在蘇軾看來，天人關係有一個如何「觀」的問題。如果將天與人對立起來，那麼天地確實是無窮的，而人生的確是短暫的；但如果將天與人看成一體，那麼天地無盡，人也無盡。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可悲傷的呢?自然物雖各有主，但自然美是可以共適即共賞的。…

由周公建立的禮樂治國制度是傳統社會中國的基本國策，集中體現為教化與審美的統一。這一國策在中國三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從未改變，對於當代社會仍有著深遠的影響。

教化與娛樂的統一在唐代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初唐文化建設上的一件大事，就是確立國家的雅樂體系。雅樂無疑是教化與審美相統一的音樂體系。當時遇到一件有爭議的事情：如何處理陳朝留下來的《玉樹後庭花》。御史大夫杜淹根據儒家的音樂觀點，認為「亡國之音哀以思」,《玉樹後庭花》屬於這樣的作品，不應納入雅樂體系。而唐太宗認為，「古者聖人沿情以作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玉樹後庭花》與陳朝的滅亡沒有關係，它不是亡國之音。尚書右丞相魏征贊成唐太宗的觀點，認為「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摘要：中國美學精神既是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結晶，又是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原動力。中國美 學精神具有本體性、主體性和主導性三個要素。它以中華民族的哲學為靈魂，以中華民族的審美為身體，在歷史長河中形成了自己的審美傳統。中國美學精神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美善相樂，教娛統一；二是天人合一，巧奪天工；三是夷夏一家，海納創新；四是中和之道，臻於化境；五是家國情懷，至美大公。…

其二，以結構分析揭示中國格律詩的普遍模式。在《中國格律詩的模塊設計》（1970）一文中，雅各布森對中國格律詩進行了細致入微的結構分析，他所構建的中國格律詩的模式既簡單明了，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涵蓋了音節組合、平仄、對偶和用韻這四大特征。他運用對稱與反對稱的原理，深入細致地分析了中國格律詩的結構特征，揭示出中國格律詩的普遍模式及其成因，不僅開拓了我們對於中國詩歌的研究視野，更揭示了中西詩學的同構模式，顯示出中西詩學對話與融合的可能性。…

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是結構主義語言大師、現代語言詩學的創立者。以語言學的視角、理論、方法和批評實踐來研究文學，努力探尋語言學和詩學的跨學科聯姻，首倡「文學性」（literariness）並進行語言學闡釋，正是他留給世界學術的寶貴遺產。正確理解、合理借鑑、批判吸收雅各布森的文學闡釋學，對於建構中國文學闡釋學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一、正確理解：文學性的語言學闡釋…

布朗也指出，雅各布森早年關於現代主義先鋒派藝術的看法奠定了他全部詩學和語言學理論的基礎。(24)這些觀點也得到了雅各布森本人的印證，在他與潑墨斯卡合著的學術自傳《對話錄》中，他在回憶中寫道：「對謝赫伯尼科夫的詩歌肌理的語音分析促使我把語言學數據用於話語的分析之上。另一方面，這位詩人極具創新性的詩歌作品也向語言的語音投去一道嶄新的光線，引導我質疑語言學中關於語音材料的種種習慣思維，對它們做出根本修正。」(25)

其次，雅各布森在其詩學神話中提出一系列對立結構，如19世紀和20世紀、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散文和詩歌、換喻和隱喻，等等。它們體現出啟蒙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兩種話語實踐之間的斷裂和沖突，而雅各布森之理論天平總是偏向對立結構中的後者，偏向審美現代性。我們可以由散文和詩歌這對對立入手，分析其中所體現出的啟蒙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的對立。…

在《論藝術中的現實主義》一文中，雅各布森分析了「現實主義」一詞所具有的七種含義，指出各個時代的各個藝術流派都宣稱自己忠於現實，並指出藝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主導形式：文藝復興時期，繪畫；浪漫主義時期，音樂；現實主義時期，語言。在《論未來主義》一文中，雅各布森探討了立體主義和未來主義，尤其是兩種藝術流派對多種視角的使用，以及藝術幻象的打破。在《俄羅斯最新詩歌》一文中，雅各布森以俄國未來主義詩人謝赫伯尼科夫的詩歌為范例，探討了詩歌的一般屬性，提出語言之詩功能與實用功能對立這一他終生關注的話題。根據布朗的總結，雅各布森這三篇早期文獻中包含了以下一些影響了他一生的思想：

1.語言之「詩功能」。…

二、雅各布森詩學中的神話

神話和神話研究是雅各布森詩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克里斯蒂娜·潑墨斯卡(Krystyna Pomorska)指出：「雅各布森認為，神話不僅是值得研究的口傳文學，更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因素，潛藏在我們的一切行為之後。」⑦神話一詞頻頻出現於雅各布森的詩人研究中，如普希金詩歌中雕塑的神話、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神話，等等。在雅各布森看來，上述詩人的全部作品構成了一個連貫的超文本符號系統，他們的每一首詩不再是孤立的符號，而是成為能指，共同構成一個更龐大的系統——詩人的個人神話。之所以這些詩歌-能指(即巴特所說的語言-對象)能夠連為一體，構成詩人之個人神話(巴特所說的元語言)，正是由於相同組分(既包括主題，也包括話語結構等其他要素)在不同詩歌中的對偶與復現。…

內容提要：神話是存在於語言之上的二度符號系統，有著類似於詩歌的對偶結構；今日之神話也是一種審美現代性話語，是構成現代主義文化的重要部分。羅曼·雅各布森的詩學話語在各個方面都印證了神話的上述特征。如果我們把雅各布森的詩學話語看成一個超文本符號系統，可以說，雅各布森窮一生之力建立起這一系統去探索語言中的「詩功能」，而「詩功能」反過來也浸透到他所建立的符號系統中，令其呈現出結構完美，具有詩歌結構特征的神話體系。

As a second-order semiological system, myth is endowed with parallelistic structures similar to poems. At the same time, myth today is also a discourse of aesthetic modernity and constitutes an…

符號主體的地方性和語境性概念和強調自然與文化的二元主義截然對立。 在概念上，宣稱自然是文化的產物， 不可能學習處於文化之外的自然，這對於地方文化甚至是危險的。 ③ 這種論述使未然文化的自然環境，以及文化與它特有的地方環境之間的關係變得不重要。



另一方面，對文化在語境安置上的理解也可能會和自然科學、自然保護的看法相沖突。 為了保護自然環境，我們也應該保護它的非物質成分，即文化傳統，因為它支撐著這個環境，並增加了它的價值，這種思考方式有別於建立在荒野概念上的、二元式的自然保護。 在《風景和記憶》（Landscape and Memory）一書中，西蒙·沙瑪（Simon Schama） 勾勒出了不同文化和自然環境中的各種關係，特別是討論了地方的自然環境被納入文化記憶、被文化采用並在文學、藝術和神話中得以反映…

符號學理論將語境作為某種類型的一般抽象物來進行檢視，由此可能會導致這樣的疑慮：將和語境有關的某種適應性作為較之於對其他語境而言的某種語境偏好來談論，這樣做是否切題。因為，從更大的意義上來說，語境總是圍繞著所有的符號結構，即使在語境意味著符號結構的缺失時也是如此。 而且，當我們想到符號結構的自我組織能力時就會明白，這樣的疑慮是無法駁斥的。



主體通過符號活動建立了與語境相關的、對冗餘的限制，從而使周圍的語境變得有價值。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客觀的角度來描述主體與語境的關係，還要考慮到個體的、現象學上的、質性的關係。符號學上的適應性和語境、或者說環境的價值性源於具體語境中主體的存在和主體在其間的符號活動。 對環境而言，存在於其間的時間是一個價值標准。

四、地方身份與環境…

在布拉格符號學派的著作中，語境的概念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雅柯布森發展了卡爾·比勒（Karl Burhler） 的語言模式， 在他的語言交流模式中，他將文本和語言的指涉功能聯系在一起。 在雅柯布森的學生、 美國著名的符號學家西比奧克（Thomas A. Sebeok） 對動物交流的符號學研究，也就是動物符號學中，這一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④



作為圍繞文本或符號的一種結構，語境對符號的形式以及主體可能賦予符號的意義都有影響。語境存在於符號之外，同時通過符號關係規定著符號的局限和特征。 如此，新的詞語在形態上的形式和意義不僅取決於語言中已經存在的概念，還取決於語言中意義與形式之間罅隙的存在。在不同的語境中，一個詞語的意義會有所不同，行為是否合宜也取決於它的語境。…

環境規定了生命體的一些代表性特征，由此，作為主體的生命體可以對環境因素賦予自身物種特有的意義。在其他環境因素的情況下，整個意義系統就會有所不同———它們和符號載體相互關聯。主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也為符號過程產生的次現象作出了很好的定義：經驗（從之前的符號過程中積累而來），記憶（使得之前的經驗可以被辨認出來）， 物種層面上的累積以及在進化過程中得到部分發展的特征（後者可以被稱為符號選擇）。



主體及其環境之間的每一個以反應為基礎的交流模式都可以被作為結構方式進行檢驗，這種結構方式允許了主體及其環境之間一致性的發展，或者說允許了適應。或許最廣為人知、被引用最多的就是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模式，主體在其間通過感覺和行為與對象發生關聯。（見前圖）



在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模式中，主體和對象經由感知世界…

後文將會提到，主體及其所在的環境之間互為條件性是生命體與人類起源的符號系統的典型特征，並且，我們是從理論生物學和理論符號學——即產生生態符號學的兩門主要學科——的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因此，在這裡提出的方法認為，對生態符號學而言，自然是特征性的，而且，這種方法能夠運用於更廣意義上的，對文化與自然之關係的研究。 在本文的最後部分，我們將會討論在文化認同的塑造中，作為安置的地方性在一個特定的自然環境中所起到的作用。

二、作為生命體特征的地方性

每個生命體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適應於它所在的環境，這一理念是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生物學的主要觀點，屬於生態學的核心部分。但是，在現代進化論生物學中，生命體及其環境仍然是相當抽象的，它是在某種間接的、抽象的指標，比如適應性、適應價值之上被定義的。…

因此，與尋求共性的「大」的文化相反，源於這樣一個文化的學術傳統的優勢在於，它是以差異為主題的。而且，就小型文化而言，在對象層面和元語言層面描述和驗證其不同與特性的科學概念都尤為寶貴。由於缺乏對地方之軸進行描述和評估的方法，在融合地方文化和全球科學的道路上，全球性就成為最顯而易見的、令人憂心的障礙。 而我們的理論語言對於表現地方的獨特性是否足夠靈敏，這也可能成為阻礙發展對文化與自然之研究的一個問題。 填補這一罅隙的一個方法可能就是，創造出綜合性的理論概念，它可以為描述地方文化指明一些方向， 同時又使這種描述的確切本質保持開放性。

在元層次上，作為描述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描述人類在生物系統中的位置以及人類文化中的自然的學科，符號學的興起可算姍姍來遲。 盡管自20世紀90年代起，生態學的符號學研究就在不同的語境中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但作為范式的生態符號學是直到諾特 （Winfred NO ǖth）1996…

[摘 要]本文立足於小型文化體系，提出了微觀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 —地方性，將其作為考察地方文化和生態系統的一個基礎單位。由於符號活動的語境性和生命與環境之間密不可分的意義關係，地方性作為生態符號學研究的一個可能起點，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撐和高度的可操作性。 並且，這種強調符號主體的地方性、語境性的概念，為解構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將起到重要作用。

（原題：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① [愛沙尼亞] 蒂莫·馬倫文著  湯 黎譯，見：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三期，37頁—43頁）[關鍵詞] 地方性；語境性；生態符號學；環境；符號主體）

 [作者簡介] 蒂莫·馬倫（Timo Maran），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符號學系高級研究員，主要從事生態符號學研究和自然文學研究。

[譯者簡介] 湯 黎（1982—），女，四川內江人，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