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批評」力圖使批評成為一門科學到詮釋學到解構主義, 西方20世紀的確是批評的時代, 但這個批評的時代是以批評的科學化自覺意識開始, 以科學幻想破滅結束的。解構主義發現和揭示了文本的開放性和互文性, 把文本看成無限開放和永恆變化的動態過程, 消解了文本與意義的一致性。但他們過分強調文本的隱喻性和修辭性, 使得一切對文本的解讀都面臨無所適從的困境。雖然羅蘭·巴爾特的《是文學還是歷史》、哈特曼《超越形式主義》及德·曼的《文學史與現代性》風行一時, 但他們抓住文本中只言片語大做消解文章, 消解一切的結構使解構批評本身陷入困境。解構主義者總希望通過解構獲得出乎意料之外的東西, 最終的被解構的命運大概也是意料之外。

四、超越文本, 重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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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理論與讀者反應批評范式完成了從自足文本到開放文本, 從文本意義到閱讀生成意義的理論假設的轉換過程。它導致對文本意義的探討由確定趨於不確定, 由絕對變為相對, 由單義變成多義。他們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使命, 至於如何擺脫以「作品」、「作家」為中心的形而上學而又不至於陷入意義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 開放的文本會不會消解？生成的意義會不會主觀化？這些他們不願意承認的理論與價值觀, 已不是他們力所能及的了。他們理論自身的疑難正困惑著他們。一種全新的范式, 一種主觀相對意義論的新范式即將出現。

三、解構文本的意義

德裡達認為, 否定文本的終極意義, 就可能為探索意義開創無限廣闊的空間。舊范式陷入困頓, 預示著新范式的產生。以費史和解構主義者德裡達、布魯姆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批評,…

姚斯認為, 文學史研究不僅要注意到作者創作作品這一「事實」, 還要關注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和文本意義在歷史的期待視野中嬗變的過程。文學意義不過是文本在不同「期待視野」中被接受的「效應」、文本視野與讀者視野在閱讀中從差異到交融的接受過程的產物。誠如姚斯本人所說:「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 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 [2] (P24) 文本開放於閱讀的歷史過程之中, 文本的意義隨著接受視野的變化而變化。不存在所謂意義自足的文本, 只有接受史中開放的文本, 這是姚斯接受理論的基本思想。

在接受理論中, 文本與意義不僅被置於歷史的經驗視野中, 還被理解為一種閱讀的生成物。伊瑟爾認為, 文學作品既不是所謂客觀的文本也不是讀者純粹的主觀創造。文學文本中包含著由一系列意義空白構成的「召喚結構」, 有待讀者在閱讀中去填充意義。文學意義產生於文本與讀者交互作用的閱讀過程中,…

就文學意義內在於自足文本這一理論假設而言, 結構主義與「新批評」是共通的, 甚至結構主義的文本自足意義觀比「新批評」更為明確、更為絕對。索緒爾認為語言是獨立自足的系統, 意義產生於系統自身的結構運作關係。在這一原則下開展批評的結構主義批評家, 明確地將意義理解為文本語言指表系統的規則與慣例的產物。文本的句法產生多元複雜的意義。批評家運用思維自身的內在結構與形式范疇, 從文本的一系列秩序結構關係中組建出不同的意義。

羅蘭·巴爾特拋棄了任何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批評, 他主張文本的意義越豐富, 文本寫得也就越出色, 任何意義之間都沒有孰優孰劣的差別。意義滲透在文本的各處, 只有當我們完成了閱讀, 意義才會得到最終的展示。巴爾特從意義角度出發, 徹底轉換了批評家的職責, 他關注的不是產品本身, 而是生產體系, 不是意指本身, 而是意指過程。當我們還為文本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的問題充滿困惑的時候,…

摘要: 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紛繁複雜, 主要有四種批評范式, 這四種批評范式的轉承過程, 構成西方文學批評發展的線索。第一種范式假設文學的意義內在於文本結構中; 第二種范式以文學意義產生於閱讀經驗為前提而展開; 第三種范式認為文學的意義是讀者主觀的派生品; 第四種范式則主張文學的意義存在於歷史權力的話語之中。



20 世紀是西方文學批評的世紀。百年間理論紛呈、流派林立, 若想從中發現某種內在的規律, 必須從不同范式及其基本概念入手。這個基本概念就是文學的意義。



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和結構主義批評，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假設, 文學的意義內在構成於文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