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學闡釋的重要性

張江教授《再論強制闡釋》一文也存在一些可以進一步商榷的問題，比如對造成「強制闡釋」的各種原因，特別是心理原因的探討所占篇幅較大，而相比之下，關於如何克服或避免「強制闡釋」的論證則篇幅較少。此外，他關於文學闡釋的判斷尤其是我不能茍同的。他說：「必須明了的是，文學的闡釋目的是求得共鳴，有共鳴即可，無真假對錯可言，不可證實，亦難證偽，極而言之，也無須證實與證偽，共鳴而已。歷史和其他學科的研究卻大為不同。」(11)也就是說，文學闡釋的唯一目的就是尋找「共鳴」，因此評價文學闡釋是否有效的唯一標準就看其是否獲得「共鳴」。…

那麽，合理的或者有效的闡釋應該是怎樣的呢？按照張江教授這篇文章的內在邏輯來看，有效的闡釋應該是一種「意義建構」而非「追問真相」。在這里我們可以做一點補充論證。其一，人文領域不像自然科學領域那樣有一個「真相」在那里。在自然科學領域，在主體與客體、我與它的關係中，客體或者「它」是不發聲的，不是主體，所以它是什麽，亦即關於它的「真相」，僅僅取決於主體的認知水平。在同樣一個認知水平上，「真相」只有一個。這里的關係是純粹的主客體關係。人文領域則不同。



這里的一切活動，無論是認知還是實踐，都是在主體與主體，即「我與你」之間的關係中進行的，作為對象的主體或者「你」是可以發聲的，因此這里的「真相」就不取決於人們的認知水平，而是取決於人們的價值觀和趣味，這里的關係屬於主體間性的關係。…

在我看來，這種大循環的路線應該是這樣的：首先是進行文本闡釋，弄清楚文本各個層面的意義，然後把文本意義與特定文化傳統和歷史語境聯系起來，梳理這些意義與各種外在因素之間的關聯性，然後再返回到文本之中，進一步對文本意義做出闡釋。通過文本—語境—文本的循環闡釋無疑可以更加深入地把握闡釋對象，揭示出更豐富的意義。

四、是「追問真相」還是「意義建構」？

在論及「強制闡釋」的普遍性時，張江列舉了四條原因，除了「心理本能」之外，其他三條基本上都涉及知識生產的方式問題：闡釋究竟屬於認識論還是價值論？闡釋的目的究竟是「追問真相」還是「意義建構」？這實際上觸及到了闡釋學的根本問題。…

這里我們不去辨別兩種觀點的是非對錯，我們感興趣的是對古史的闡釋立場。同樣一條材料，疑古者可以闡釋為偽造古史的證據，信古者則闡釋為古史的證據。二者皆有邏輯嚴密的論證，看上去都似乎無懈可擊。這說明，「先入之見」對於闡釋的結果而言有時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這種現象中國古人早就意識到了，孔子有「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之說，《淮南子》也說：「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繆稱訓》)可見這是一種普遍現象。這種現象的形成歸根結底都是「先入之見」的結果。「先入之見」規定了闡釋過程的指向，闡釋者只選擇那些可以證明此一指向的材料而忽視那些不符合此一指向的材料，闡釋的結果實際上已經先行存在於闡釋者的「先入之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