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點名簿”中可以知道，釣臺在中國山水中最能體現人文化特征，也正因  如此，《富春江遊覽誌》花了兩章的篇幅重點推出嚴老先生：“七里瀧嚴先生釣臺名聞天下，本書特詳述之，沿江古跡名勝皆由釣臺順流下數。”正如黃裳在給郁達夫的《懺余集》寫的書評中所做的精彩總結：“嚴子陵的釣臺確是一個好題目，歷代文人（特別是清人）的集子里，總免不了有一篇‘過釣臺’之類的詩， 其實早在明代中葉就有人編過一本《釣臺集》了。說到釣臺，好玩的故事真的足足有一籮筐，什麽‘客星犯帝座’；‘買菜求益’；‘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謝臯羽祭文天祥的遺址西臺；以及嚴子陵當日在山頂臺上垂釣，要準備多長的釣絲⋯⋯真是目不暇接。在有的作者看來，真是眼花繚亂，來不及抄撮，背上了這一捆重載，結果弄得自己也爬走不動。弄不好還會弄出一些小小蹉跌，摔個鼻青臉腫，惹人笑樂。”  …

正因為司各特對蘇格蘭風景的集中描寫，使司各特成為蘇格蘭民族風景的重要發現者，甚至成為蘇格蘭民族性的塑造者。有研究者分析過司各特創作中的蘇格蘭風景描寫，試圖從中辨認和分析風景如何體現出蘇格蘭的民族性，以及司各特如何把浪漫主義的自然之熱愛轉譯成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表達。按以賽 伯林的表述，蘇格蘭人是“根據風景來理解他們自己並獲得他們作為蘇格蘭人的認同”。在這個意義上，司各特創造了一種新的風景神話，給蘇格蘭人提供了“一種深厚的情感和文化連接”  。蘇格蘭高地也成為今天英倫三島上最有代表性的風光，而在司各特之前，那里以荒涼崎嶇貧瘠悲慘著稱，英格蘭人也總是把蘇格蘭的荒原景色同犯罪聯系起來，對蘇格蘭高地充滿偏見和恐懼，連當時英格蘭最有名的文人塞繆爾   約翰遜博士旅行到蘇格蘭高地時，也會拉下馬車的窗簾，“因為那里的山景使他感到不安” ，這與後來人們趨之若鶩地到蘇格蘭高地旅遊，恰成對照。…

二

當杭江鐵路局通過友人邀請郁達夫做風景遊記的時候，政府一方堪稱很懂得郁達夫的文人遊記會帶來可觀的旅遊效益，懂得文人身上所攜帶的文化資本會給風景帶來風景之外的附加值。地方風景的發現有賴於作家的足跡和眼睛，就像當年徐霞客遊記所起的歷史性作用一樣。當年浙江風景得以向全體國民展示，就有郁達夫不可埋沒的貢獻。 30年代的郁達夫自稱把兩浙山水走遍了十之六七，並出版了一冊遊記總集，這就是1934 年6  月現代書局出版的《屐痕處處》一書，反映的是風景遊記散文的“生產”與資本以及政府的新關係。作家遊記與政府行為、 旅遊產業以及出版觸媒一起催生了中國現代“風景的發現”。…

這種政府行為在推動旅遊事業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黃山攬勝集》 一書中得到更為突出的表現，《黃山攬勝集》的出籠，主要是因為響應蔣介石開發東南交通的倡議，“浙皖建設廳即以開發黃山為當務之急，乃另組建設委員會，聘請中央振務委員會主席許世英先生擔任委員長” 。《黃山攬勝集》即為“許委員長特作黃山之遊”的遊記。而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對於《黃山攬勝集》的推出也著實下了一番功夫，“匯集全山名勝攝影，各系以古今詩文記載”，“由本公司用最上等之黃道林紙加工印刷。書前並冠以郎靜山、陳萬里、葉淺予、邵禹襄諸攝影名家之美術照片，書後附以遊覽日程等，封面三色銅版精印”   ，可謂是一部相當精美的“攬勝”圖書，既應和了開發黃山的“當務之急”，同時也不失時機地匯入了方興未艾的旅遊熱。…

內容提要：20  世紀30  年代是中國旅遊業開始興盛發展的時代，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動旅遊產業，另一方面出版業也主動出擊，旅遊雜誌和旅遊書籍紛紛問世。現代作家也以風景遊記的書寫應和著以旅遊文化為表征之一的消費時代。本文以旅遊手冊《富春江遊覽誌》、風景遊記《黃山攬勝集》以及郁達夫的《屐痕處處》為中心研究對象，探討旅遊產業與現代出版以及遊記寫作之間的關係，並著重討論郁達夫1930 年代的遊記書寫。山水紀遊不僅構成郁達夫自覺的寫作形式，而且一度有資本和政府介入，遊記寫作成為地方政府有意識策劃的結果，也是文人與資本的結合催生出的產物，證明了在消費主義時代，風景的發現與文學藝術出版媒介之間的密切關聯性。文章最後分析郁達夫筆下的風景描寫所顯示出的風景與權力的內在關係，揭示郁達夫風景意識的復雜性甚至悖論性。

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