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類學的終極考驗，是作為共同研究者的訪談對象，對研究結果發表看法的時候，他的贊同或否定都會影響研究結果。因此，研究者和訪談對象共同署名發表論文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科學向「門外漢」做出讓步。訪談對象作為外部研究者有充分的權利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即使他們與研究者的觀點大相徑庭也沒關係，不過他不能以一個科學研究人員的名義這麽做。外部研究者提供的信息和觀點可能被直接引用，或者也可能使用訪談或對話記錄。



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將自己置身於所研究的文化當中，要不帶偏見地看待訪談對象個體的傳統體系。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充當的是對現象進行科學分析的工具以及民俗的發聲器，不能多也不能少。從某個角度來說，研究者是至關重要的，但他存在的首要目的通常不是為了描述自己的世界，而是描述訪談對象，生活在那個民俗文化當中的合作者的世界。這也就意味著，研究者和他所承載的學術文化只是開展研究的工具，而不是等待開展的研究本身。…

研究者對於這一觀點局限性的認識十分緩慢，不論是佃農階層還是城市工人階層研究，在材料方面還有不少難以彌補的空白。只因他們的世界觀不夠「有趣」，許多文化術語就這樣無法以其本來面目記錄。像工人階級傳統這樣的文化要素，最多不過是被當作一種「馬後炮」式的思考，僅是為某一特定階層形象已有的固化觀念提供史學和現象學的素材而已。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過去的研究者對於民間詩歌所保有的浪漫主義的研究興趣是幼稚的。恰恰相反，對民間詩歌的研究有其充分的社會價值，即便這些價值並不十分明確。從這一角度來說，縱使正式講話也應該以嚴肅態度進行研究，作為局外人的威廉·威爾森(William A.Wilson)就是這樣在芬蘭進行研究的，人們沒有理由被宣傳的批判分析嚇倒。…

民俗這一概念正在經歷又一次嬗變。縱觀學術史，這是很常見的現象，每個時代都有其關於核心概念(如果它們真的是戰略核心概念的話)的特定解讀，以及據此引入、開發的新的分析工具，尤其對於人文學科而言，這些概念上的變化通常是緩慢的：舊概念早已不具備學術生命力，卻仍在發揮作用，這是由於新概念想要得到普及應用尚需時日。正因如此，我們可能需要不時地停下來，檢視當今民俗與大約半個世紀前的民俗在概念上的區別，畢竟目前大多數研究者所內化和使用的概念還來自那個時代；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謹記，這些老舊觀念通常根植於更早之前的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換句話說，每個時代的研究工具有著來自過去不同年代的烙印。我們欠缺對這些學術概念的代際差異及其關聯與整合的討論，這也使得研究者的內在學習發展成了一種試驗過程，盡管可以嘗試對同類理論或學說進行對比，但研究者對於研究材料的把握還是充滿著隨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