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這一概念正在經歷又一次嬗變。縱觀學術史，這是很常見的現象，每個時代都有其關於核心概念(如果它們真的是戰略核心概念的話)的特定解讀，以及據此引入、開發的新的分析工具，尤其對於人文學科而言，這些概念上的變化通常是緩慢的：舊概念早已不具備學術生命力，卻仍在發揮作用，這是由於新概念想要得到普及應用尚需時日。正因如此，我們可能需要不時地停下來，檢視當今民俗與大約半個世紀前的民俗在概念上的區別，畢竟目前大多數研究者所內化和使用的概念還來自那個時代；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謹記，這些老舊觀念通常根植於更早之前的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換句話說，每個時代的研究工具有著來自過去不同年代的烙印。我們欠缺對這些學術概念的代際差異及其關聯與整合的討論，這也使得研究者的內在學習發展成了一種試驗過程，盡管可以嘗試對同類理論或學說進行對比，但研究者對於研究材料的把握還是充滿著隨機性。

想要在一篇文章中盡述目前民俗理論的變化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這篇文章中，我將針對過去20年發生的較為重要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的變化，闡述我本人的觀察和觀點並進行分析。

從民族到群體

這些年最基本的變化之一是對信息提供者、民俗創造者、使用者及表演者的態度。目前，研究者與上述群體之間的關係已經不斷趨於平等。在過去幾十年中，民俗學家進行觀察研究的對象大多是不識字的農民或原始族群；而現如今，民俗學的研究對象甚至已經延伸到大學教授。作為過去那種充滿神秘感和浪漫主義的民俗傳統的來源，平民百姓的身影已經在現今的民俗研究中漸漸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根據社會地位、職業、種族、宗教、居所及其他因素的不同而劃分出來的群體類型。民族當然也是一個群體，但是隨著浪漫主義思潮的退去，人群與其民族間的神秘關聯就被切斷了，民族作為一個宏觀的群體概念很顯然已經無法滿足學術前沿對於群體的細化研究了。

這一變化有其文化哲學層面的意義，即民俗是在各群體的生活中天然發生的，甚至是至關重要的元素。歸屬於某一群體的成員也許並不認識彼此，但他們或多或少遵循著該群體所共有的傳統、價值觀、行為準則、文化符號等。對於共有傳統的熟稔是一個人歸屬某個群體的真正標準，在此基礎之上的個體行為模式可以既帶有群體要素，又帶有個人色彩，有時甚至是獨一無二的。

從這一角度來看，民俗可以說是一個群體得以存續的關鍵因素。民俗與該群體秉持的世界觀、與群體成員間共享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緊密相關。因此，「一個群體是否具有民俗」這樣的問題是不成立的，我們真正應該探究的是其民俗的本質。民俗不是一個即將消亡的社會變量或一個亟待拯救的舊日遺產。民俗研究不應只停留在對其特定風格、流派的歸類，或對其傳統特征及存續問題的探討，對民俗屬性特征的描述應該讓位於對其社會功能的分析。

這一新的研究視角似乎極大地拓展了民俗的研究範疇，以至於它與那種傳統的、屬性歸類式的民俗研究幾乎成為兩個斷層。這兩種研究視角之間確實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如果一個民俗學者不想將自己局限於由過去數代研究者搜集整理的檔案資料堆砌而成的民俗研究，或是被迫參與那種缺乏持續性和文化關聯性的田野作業，那麽，他必須鼓足勇氣，才有可能跨越這道研究範式的鴻溝。

另一方面，這種新的研究視角同樣有可能給民俗研究帶來局限性。畢竟，一群隨機個體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能否被定義為民俗，一個群體所表現出的行為是否具有可提取的抽象意義，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懷疑的。換言之，民俗與實體的、相對穩定的群體之間的關聯應得到進一步強調。能夠識別一個群體中的部分成員，並與他們交流其在群體中的角色，是民俗得以被確認的基本條件；另外，對於歷史上存在過的群體，相似的交流方式應該能夠被重構。

從古老的信息到人們的理解

長久以來，19世紀對於民俗傳統的研究框定了民俗學的基本架構，賦予了民俗學思想內涵，明確了其研究模式和成功範例。然而，19世紀的民俗學者是將先人留存檔案中的古老信息作為經驗主義材料研究的，而現今的民俗學者進行實證研究的對象，已經無法用經驗主義手段進行補充了。19世紀的民俗學前輩為數眾多：16世紀在芬蘭領導宗教改革的米蓋爾·阿格里克拉(Mikael Agricola)，17世紀倡導舉國搜集民俗傳統的學者們，以及18世紀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時代的學者們。當然，19世紀的民俗學者並不僅僅是回望過去，他們還開啟了社會秩序的變革。在他們的努力下，民眾開始認識自己的歷史、語言、文學，新興的社會階層——資產階級——也以農民群體的後代自居，獲得了相應的社會合法性。



(作者簡介：[芬]勞里·航柯(Lauri Honko，1932-2002)，國際著名民俗學家，1982年，勞里·航柯正式受邀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民俗保護項目的主要專家。原文出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2022 年 0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