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當代雜文界，龍應臺是個"異數"。

在發表《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以前，全臺灣幾乎還沒有人聽說過"龍應臺"這個名字；僅僅過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後，全臺灣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龍應臺"三個字。

她的經歷似乎極為平順、簡括。

無妨展視一下履歷表：原籍湖南省衡東縣，一九五二年生於臺灣省高雄縣大寮鄉水源地；一九六九年，進入臺灣成功大學外文系就讀；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學美國，攻讀英美文學，在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獲博士學位，在紐約市立大學及梅西大學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臺灣，任中央大學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八五年八月，轉任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蘇黎世；一九八八年五月，遷居聯邦德國法蘭克福。…

冬英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離開淳安古城的，她才二十四歲，燙著短短的鬈發，穿著好走路的平底鞋，嬰兒抱在臂彎裏，兩個傳令兵要護送母子到江蘇常州去，冬英的丈夫是常州的憲兵隊長。已經是兵荒馬亂的時候，冬英倉促上路，並沒有對淳安城多看兩眼，庭院深深的老宅，馬蹄達達的石街，還有老宅後邊那灣新安江水，對冬英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樣是永恒不變，理所當然的東西，時代再亂，你也沒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別吧？人會死亡，朝代會顛覆，城，總不會消失吧？更何況，冬英向來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她明快，堅強。…

電梯小姐將鑰匙插進孔裏，電梯就晃蕩晃蕩地上升。五樓？

您好。麻煩您。是五樓。謝謝。再見。

一把行李拖進公寓，再出來，我傻了。這不是自動電梯，我得按鈕，樓下值班小姐得從她小房裏出來，拎著鑰匙，啟動電梯，上來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對不起又要麻煩您。是的，出去辦點兒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謝謝，不客氣。再見。

進進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讓我受不了了。我是個討厭寒喧客套的人。甚至於在社交場合裏，我也有一種本事：和對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說話的時候就是不說話，我可以忍受；雖然社會習慣要求你談談天氣、問問貓兒狗兒、淺笑兩聲，我不怎麽在乎社會習慣。…

一個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濱，可以去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叢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樣，回家——回臺灣那個家。

但是我決定去北京；我想用一個月的時間粗淺地體驗一下那既是祖國又是外國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輛單車，行囊裏塞著一本《萬歷十五年》，就可以親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這個因"生氣"而出了名的中國人就一再給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氣；第一，你一個人帶著兩個稚齡的孩子，沒有那個力氣。第二，那是別人的地方，你沒有充分的發言權。第三，如果你尋找的是幹凈、秩序、效率、禮貌和諧，那你就該留在歐洲——到北京，你顯然有別的需求，不是嗎？

是的，我不生氣。…

新的車站那麽大，萬頭攢動，人山人海，她偏偏一眼就看上我，行李還沒從計程車裏卸下來，她已經貼著我的身體，挽著我的手臂，像個極疼愛我的老人家，很久不見了，不放我走。

她長得也像個慈祥的老太太，頭發在腦後紮成一個髻，梳得光亮，一絲不亂，身上穿著傳統中國婦女的黑藍色布衣布褲布鞋，顯得樸素端莊，可是她的嘴，對著我毫無準備的耳朵說："給點兒吧！給點兒吧！"我不禁擡頭仔細看看她——是得擡頭，因為她比我足足高出一個頭來——老太太長得高頭大馬，健康硬朗，纏著我的手臂孔武有力。

"您讓我把行李卸下來。"我說。

她還好商量，手放了開去。…

我們踏進和平飯店的咖啡廳。客滿。角落裏倒是有張桌子只坐著一個客人，白種人，我們走近，問他是否能讓我們共坐；他點頭，我們坐下。

侍者看見了，有點緊張地走過來問："你們跟客人打過招呼嗎？"

我楞了一下；他憑什麽以為我們不懂這個基本禮貌呢？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人，他卻以質問來冒犯我們？反過來說，如果原先坐著的是長著東方臉孔的我們，而兩個西方人前來與我們共坐，他是否也會緊張地質問他們："你們打過招呼嗎？"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國主義橫行的上海，能住進典雅的和平飯店，能在太平盛世和一個上海人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麽愉快的事。我擺出主人的架勢為陪我的朋友點飲料："有鮮榨的柳橙汁嗎？"我舉頭問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