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0月下旬起，李鴻章開始與葛爾西耶談判。談判中葛氏矢口否認秘魯虐待華工，提出中方可以派人到秘魯調查。對此，李鴻章出示了種種證據，並斥責秘魯為“無教化、無禮儀”之國，虐待華工已為西方各國共知，更引起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怒。同時他“將計就計”，表示同意派人到秘魯調查華工狀況，等查明華工狀況後再決定是否與秘魯立約。這一招果然厲害，葛爾西耶不得不出爾反爾，表示反對，並以中斷談判回國相要挾。李鴻章態度依然強硬，談判陷入僵局，葛爾西耶便於12月中旬離開津赴京，雙方談判遂告一段落。 …

馬來西亞脫離英國獨立了五十一年，土地肥沃，境內人口大致和臺灣相近。人口的結構，華人在獨立之初，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五，馬來人（又稱巫族）占了一半，剩下的是印度裔人。一九六九年，馬來人以種族仇視屠殺華人於先，激起華人報復，釀成“馬華相殺”的事件。自此以後，華人能離開的都離開了，五十年後的今天，比例上更少了。種族歧視更甚。最近由一個華裔教授放出試探，要華、印兩族放棄母語教育，引起華、印族裔激烈的聲討。一些華人社團就此事請我發表意見。 …

我國東南沿海人多地少，因此向有出洋謀生的習慣。在近代以前，華僑主要集中在東南亞一帶。不過，這些背井離鄉到海外謀生的華人卻一直被視為“天朝棄民”，所以“祖國”不僅不關心他們在海外的生死存亡，反而認為他們死了活該，是罪有應得。 

明王朝開國之初即嚴海禁，規定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但浙江、福建沿海居民素有下海與諸“番”、“夷”經商傳統，所以禁令雖嚴，利之所趨，仍不乏鋌而走險者，私自出海者屢禁不止。面對如此情況，明朝統治者不是順應民情順勢而為，反思自己的舉措是否得當、是否有違實際情況，而是按照中國君主專制的政治傳統認為此乃“抗上”，因此出臺更為嚴厲的懲罰措施。…

在這個現代中國階段，海外華人與中國社會基本上是隔離的。由於不贊同中國政府自我封閉的政策趨向，也反感其對傳統文化的肆意破壞，同時他們又必須與所處身的國家地區的環境相適應，以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所以在這個時期，他們幾乎很少關注中國問題，也很少談論中國的前途和出路。可以說，這個時期的“現代中國”是他們最不屑的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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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海外華人主要是通過上海文化來觀察中國的，因為他們認為上海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代表了當時新的文化潮流和社會觀念。當時的海外華人是這樣看待當時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他們認為這些知識分子群體迅速分化，很大一部分在急劇的社會動蕩中迅速黨派化，知識分子的政治色彩變得非常明顯。



當時社會的基本狀況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競爭。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危機激蕩起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這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及當時反侵略反封建的整個社會風尚有關係。在這個階段出現了“愛國華僑”這樣一個具有政治色彩的稱謂，這些愛國華僑希望中國能夠富強起來，抵制外國殖民勢力的侵略。但是這些知識分子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處身在具體的海外華人社會中的，他們的社會實踐工作，包括他們為支援中國的努力而進行的活動，都遭到了當地政府的監控，他們的民族情緒也不得不有所保留，部分華人甚至為此而被逮捕和殺害。…

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是近年來知識界的一個熱點。但是，大陸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都是從一個本土視角出發。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談談看法，就是海外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何觀察中國社會的變遷，這也許可以為公共知識分子開辟一個新的論域。



海外華人對公共知識分子自然有他們約定俗成的理解和定義。雖然他們旅居或定居在其他的國家，但是血濃於水，這些海外知識分子並未放棄對自身文化傳統的關注，相反地，作為知識分子他們有著傳統的“士志於道”的憂患意識，認為中國文化是無法割捨的內化到血脈的根性，因此中國的現狀與命運就成了他們精神維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