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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ne 2, 2022 at 10:29am

愛墾評：纳入講好南海故事框架探讨，對照今天的情况，我們的認識豈能只限于猫山王榴槤？我們應該有更大的視野来借本區域文史提升我們本身。

兩宋時期域外民族誌的書寫背景與特點：上面，我們對宋代有關的域外民族誌進行了一個簡單的歸類介紹。仔細對比各種不同類型的域外民族誌文獻，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大致而言，兩宋時期域外民族誌書寫呈現出如下一些鮮明的特點，這些特點有些具有廣泛的共性，有些雖不具備共性，但具備鮮明的個性。下面，我們結合時代背景、圍繞民族誌的構成要素及寫作實踐進行一個簡略的梳理。

（一）時代風潮：海洋世界知識的匯聚

中國作為一個陸海兼備的國家，在陸上絲綢之路發展與繁盛的同時，以徐聞港、合浦港等港口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開通。但在宋以前，大多數王朝統治者對海洋世界缺乏明確的戰略規劃和足夠的熱情，多注重向西的陸路地緣方向的發展，對海洋世界的認識也大多限於舟師船工與商人之間，關於海洋世界的知識儲備未真正進入主流社會的知識體系之中。

入宋以後，有諸多因素在促使這種局面發生變化：一是周邊各大政治勢力的崛起，宋王朝向西、向北發展遇到了難以逾越的政治阻隔，向西發展的暢通無阻的陸路交通已不復存在，要想復制大唐帝國陸上絲路的繁盛亦無可能。二是隨著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東傾，尤其是南宋偏安東南後，政治地理結構的變化和海洋經濟要素的增長，尤其是與東南亞、南亞等沿海國家商業貿易的增加，海緣政治和海上的交通，在不斷強化宋人的海洋意識。三是此時造船技術、航海技術的大幅提升尤其是指南針的航海運用，為宋代中國人走向海洋提供了技術保障。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關海洋世界的知識，伴隨著《諸蕃誌》所記載的數十種異域物產的“流動”，不斷地匯聚起來，大量的商人、航海者、水手、移民口述的有關域外國家的信息，為宋人建構海洋世界諸多國家的圖像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這種海洋知識積累取得巨大進步的基礎上，數十個海外國家的圖像被提煉書寫下來，這就是海洋視角下世界知識系統化的過程。

（二）層層累積的資料匯聚與多元的“報道人”

現當代民族誌的寫作一般基於撰述者親自的現地調查，調查資料是最為直接的第一手資料，但在調查之前，對研究客體和考察區域相關的文獻資料、前人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史的梳理，可以說也是調查者不可或缺的功課之一。古代中國人對域外世界的觀察與記錄，除了少量的求法僧人和諸如《經行記》的作者杜環因特殊的人生際遇流落域外，對觀察區域有直接的考察之外，很多並未有實地的考察。所以，向圖書館作調查、向前人作調查，依靠之前點點滴滴積累起來的史料，逐漸建構域外國家和民族的圖像，就是一種慣常的做法。宋代傳承下來的域外民族誌有不少具有這種特性，如頗具代表性的《諸蕃誌》除了大量的資料來自於其親自的采訪記錄外，還博采之前的《隋書》、《舊唐書》、《新唐書》、《五代會要》、《宋會要輯稿》、《太平寰宇記》、《云麓漫鈔》、《嶺外代答》等文獻典籍，向“女兒國”、“真臘”等內容完全轉抄自同時代的《嶺外代答》，對“蒲甘國”的記述有不少內容也來自《嶺外代答》。又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雖然直接源於作者出訪朝鮮的所見所聞，但也參考過其之前楊景略的《奉使句驪掜抄》、王云的《奉使雞林誌》[18]、孫穆的《雞林類事》等文獻。

 

在前人資料積累的基礎上，有關域外國家和地區各種自然地理、人文景觀、風物土產、交通里程等民族誌內容的來源，主要依靠大量的“報道人”來自各種不同渠道的報道。這些“報道人”大致包括中外使節、商人、航海家、地方官員、移民、僧人等諸多群體，他們源源不斷地向國內輸入有關域外的信息，而尤以頻繁往來穿梭於中外的使節（團）、龐大的商人群體最為重要。就使節而言，肩負王朝使命出訪的使臣，大多要記錄沿途里程及所見所聞，以“行程錄”、“異域錄”、“奉使錄”、“圖記”之類的報告回朝復命，如據《宋史》記載，宋朝使臣宋求“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19]而外國使節到來之時，從入境到抵達京城，每個環節都有專門的接待機構和陪同人員，當時以禮部主客司為主的接待機構，每當外國使節到來時要委派專門的人員問詢使節，通過主動而積極的問詢貢使制度獲取域外相關國家的信息。“與宋人的奉使錄相比，這些異國使臣的口述資料，某種程度是宋人不出門的‘旅行’記錄，正如宋代文人山水畫的‘臥遊’可謂異曲同工。”[20]（管彥波，2017，《海緣世界：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研究》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30, 2022 at 2:07pm

華團後繼無人問題——戰後, 東南亞華僑社會開始了當地化進程, 到 1975 年後, 基本都完成了從「華僑社會」 向 「華人社會」 的過渡。 20 世紀 80 年代, 在當地出生的第二、 第三代華人已經長大成人, 由於他們生長在當地, 在當地接受教育, 觀念上認同當地, 社交圈子已不局限在華社, 因此, 對參與華人社團缺乏興趣, 也覺得沒必要, 並且沒能力 (中文說寫) 參加。 所以, 在 80 年代以後, 東南亞華人社團便已經出現了後繼無人的問題, 這一問題到 90 年代以後更加嚴重。 在菲律賓, 社團後繼無人的問題以校友會最嚴重, 宗親會和同鄉會其次, 商會再次之。 對校友會來說, 因為母校不在本地, 老校友舊校友一離開, 在當地是無人可繼的; 對宗親會和同鄉會來說, 老一輩的會員越來越少, 不過他們會規勸和鼓勵子女接班;對商會來說, 雖然也有類似的問題存在, 但情況比較不一樣。 一是較有實際需要, 還有年青的一代樂意或感到有需要參加; 二是較容易改變作業方式。 事實上, 一些由年紀較輕的商人主導的商會, 已經逐漸變為西式的商會, 開會、 演講、 會議文件 (議程、 會議記錄) 以至獎牌, 已開始使用英文了。

馬來西亞也存在相似的問題, 有統計數據表明: 華裔占馬來西亞人口的 25% , 但僅有 4% 參與青年組織, 比例非常低。 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華裔青少年, 一般對華人社團的活動不大關心。 泰國的情形也差不多, 曾有泰國華人青年在接受訪談時這樣描述他們所認知的華人社團: 「我參加過泰國潮州會館的活動, 主要是去吃飯,有兩三次, 好像主要是唱卡拉 OK, 這些活動很沒有意思。 ……這些社團主要是老年人參加。」 「我念中學時, 知道有一個中華總商會, 但我不知道它是幹什麽的。 小時候曾去大峰祖師廟拜拜, 我父母三四年會去一次。 我知道華僑報德善堂, 他們出錢辦華僑醫院、 華僑崇聖大學等。 至於別的社團, 我覺得有沒有都一樣, 有一些年輕人會跟父母參加活動, 這樣也很好, 但我認為那些社團、 會館對我的生活不太重要。」

華人新生代與社團的疏離使得青黃不接、 後繼無人成為社團普遍面臨的問題。 近些年, 在菲律賓, 這一危機由於新移民的湧入而有所緩解, 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後, 越來越多的新移民來到菲律賓, 為遭遇斷代危機的菲華社團帶來一線生機, 尤其是校友會和同鄉會,除了原有的校友會人員得到補充, 而且新移民還逐漸組建成了一些新的校友會,這些校友會多以中學為單位, 甚至還有小學的校友會。 一些本身規模較小的同鄉會也得到補充, 一些新移民已經成為同鄉會的領導人。 雖然新移民的到來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團後繼無人的問題, 但還遠遠不夠。 社團活動需要耗費極多的時間和金錢, 而目前絕大部分新移民還處在事業發展的初期, 還在為事業忙碌和奔波, 所以, 不論是精力上還是經濟上, 都還不具備參與社團活動的條件。

加之大部分新移民都只有暫居此地發展事業、等掙到錢後再回中國的打算, 所以, 這種考慮也降低了他們參與本地社團活動的意願。因此, 近些年加入社團的新移民還是極少數, 但依然存在。 為解決這一問題, 各社團也在想辦法, 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組建青年組。 目前, 很多社團都設有青年組, 成員大都是宗親會、同鄉會領導人的子女, 由於父輩的動員而參加; 此外, 青年組也經常組織各種活動, 如聯歡、 郊遊活動等, 以吸引年輕人參加, 所以, 在華文報紙上, 經常可以看到各社團青年組舉辦郊遊活動的通知或文章。 但由於在當地土生土長的年輕人生活圈子與興趣已與傳統華社漸行漸遠, 所以, 目前看來, 這一方法的效果也不太理想。（見199-200頁，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30, 2022 at 11:43am

華團利益糾結
在海外華人社會, 「社團林立」 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只不過有些國家更甚。例如, 在菲律賓, 戰後以來的統計數據就表明, 雖然菲律賓華僑華人的絕對人口較少, 然而社團與人口比則一直位居前列, 因此, 有學者認為若要研究海外華僑華人社團, 菲律賓非常具有典型性。 而作為一個典型的 「社團社會」, 有關菲華社團的一些分析確實能為我們探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社提供啟發。 這裏我們首先可以以菲華社會為例, 探尋海外華社 「社團林立」 的根源。 就菲華社會而言, 答案是, 除了因為菲律賓實施西方民主體製的菲律賓結社自由、 華人多經商經濟條件較好之外, 還與菲律賓華人所承襲的性格與傳統不無關系。 菲律賓華人大都來自閩南, 閩南俗諺有雲 「泉州人個個猛」, 意即泉州人都自認不凡, 互不服輸, 菲律賓華人因此 「也喜歡三五成群, 糾合舊好新知, 組成小團體」①, 因此造成社團林立的局面。 另外, 社團林立也反映了華社中名利之爭的事實。 中國人素來重 「名」, 出人頭地、 衣錦還鄉是很多人的夢想, 華人也是如此。 不過, 對他們來說, 「名」 還有另一層重要的含義, 「名」 與 「利」 猶如一枚硬幣的兩個面, 是不可分割的。 「名」 意味著地位、 聲譽、 能力、 信任等, 有了 「名」, 人們就能利用自己所控製的網絡獲取更大的 「利」; 有了 「利」, 人們又能通過各種方式擴展自己的社會網絡, 進一步提升 「名」。 運用得好的話, 二者能夠相輔相成, 形成良性循環。 因此, 名利之爭也成了華社不可回避的現象, 這主要體現在對社團尤其是大型社團領導權的爭奪上。（見197頁，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29, 2022 at 9:55pm

國際化聯系加強
1991 年, 戰後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 冷戰的結束打破了國際交往中的諸多藩籬, 尤其是意識形態的障礙, 開啟了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 正因為如此,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 一個以商品、 資本、 信息、 技術、 人員等自由流通為標誌的全球化時代開始了。 在後冷戰時期的這個全球化時代, 由於政策的寬松和技術手段的進步, 跨國界的交流變得更為容易和便利, 正是在此背景下, 在戰後便起步的海外華人社團的國際化加速發展。 主要表現為:

①一些國際性社團組織相繼成立; ②積極舉辦國際性社團會議與活動。 根據不完全統計, 到 20 世紀 90年代, 世界性的華人社團達70 餘個, 其中70% 是80 年代以後建立的, 血緣性占34% , 地緣性占 28% , 業緣性占 23% , 綜合或其他性質的占 15% , 這些組織除了小部分外, 大都在其名稱前面冠以世界或國際的字樣。 另一資料顯示, 至 90年代中期的統計, 華僑華人已先後建立 100 多個世界性華人組織。

不少世界性華人社團定期聚會, 會議規模從數百到數千人不等, 如世界客屬組織每兩年召開一次懇親大會、 與會代表往往有 1000 ~ 3000 人, 世界潮團聯誼大會、 世界廣西聯誼會等有名的地緣和血緣組織的年會, 規模也不相上下②。 其他如海南籍團體和福清籍團體等也都召開過世界性的懇親大會。 在海外華人社團國際化的潮流中,東南亞華人社團也表現突出, 表現在不少國際性社團是由東南亞華社推動組建的, 以及東南亞華人社團對國際化活動的積極推動和參與。

最有代表性的, 如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首次倡導和組織的世界華商大會自從 1991 年在新加坡召開首次會議以來, 迄今為止, 一共舉辦過十次 (新加坡、香港、曼谷、溫哥華、墨爾本、南京、吉隆坡、首爾、神戶、馬尼拉)。 華人社團的國際化加強了跨國界華人的聯系, 不僅增強了情感上的交流與聯系, 同樣也擴展了人脈、溝通了信息, 對於華人自身的事業發展乃至促進居留國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和文化往來都有一定的助益。（見192-193頁，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27, 2022 at 5:43pm

愛墾評·海外華人三寶的數字面向與文創方案對下一代的意義

海外華僑華人社會 (簡稱 「華社」) 有「三寶」 ———學校、 報刊和社團, 之所以被稱為 「寶」, 就因為它們是構建海外華社的支柱, 承擔著在海外傳承中華傳統文化、 保留中華民族特征的重任, 如果沒有這 「三寶」 在海外維持華僑華人之 「本根」, 那麼, 海外華社也將不復存在。 其中, 作為 「三寶」 之一的社團不僅是華僑華人和衷共濟、 溝通情誼和輔助事業發展的平臺, 而且是維系華人族群文化和族群特征傳承、 推進華僑華人社會發展的重要媒介, 在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變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東南亞華僑華人社會形成時間最早, 最為成熟, 人口數量最多, 經濟實力最強, 相應地, 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也最為悠久, 從目前的數量、 實力及影響力來看, 也頗引人注目。（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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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18, 2021 at 10:25pm

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

一帶一路就是要讓美國知道不再爭新大陸，不再講美國的全球化，中國所講的全球化是恢復地位，出發點是以歐亞大陸為世界史的中心。

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編按：筆者80年代在港大修業時，有幸體會過兩任校長黃麗松教授和王賡武教授的管治作風。王校長是國際知名的歷史學家，溫文儒雅， 著作等身。他在港大沒有完成10年的任期提前離職（1986-1995），後轉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管學術研究工作，備受李光耀器重，是國師級學者，目前擔任東亞研究所理事會主席。王教授以86高齡仍經常到處講學及發表演講，編著不輟。他對港大有深厚感情，經常回港出席學術活動，喜歡住在港大柏立基學院。早前王校長接受本社深度專訪，對香港大學的發展優勢、香港人文學科前景、學習中國歷史方法、一國兩制的理想與現實，以及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都有談及，將分五篇刊登，敬希垂注。本文為第五篇。

早在西方國家發起工業革命前，歐亞大陸一直都是世界經濟中心。王賡武教授稱美國現時雖擁有超權力，未來30年歐亞大陸或能恢復歷史地位，而一帶一路更有助中國重攀高峰。提到習近平近來有集權之動機，他指出管治班子需可靠，習近平集權或有助管治國家，更以新加坡一黨專政為例，表示國家領導要有長遠的治國計劃，並以國富民安為目標。

文：文灼非社長 / 王：王賡武教授

文：你主管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多年，可否談談亞洲近年的轉變？

王：我對中國在亞洲的發展非常感興趣。現時整個經濟中心移動到亞洲，至印度洋和大平洋之間，不再在大西洋。在這個大的轉折點下，歐亞大陸的歷史地位，要重新恢復到原來的重點，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歐亞大陸未來30年變化甚大

人類有記錄的5000-6000年歷史，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太平洋、歐亞大陸這一塊地方，這段歷史從西方的工業革命之後，所發展的新力量已到了某個地步。現在要把這一種力量借用到亞洲，亞洲不停在發展，利用西方科技方面的發明及經貿方面的發展，學好了之後，這種力量非常大。

美國也知道，歐亞大陸恢復歷史地位，我覺得是在這30-40年的事，將會不停地朝這個方向走，中國的地位會很不同。所以全球化的中心移向亞洲，中心並不在新大陸，回到老大陸即歐亞大陸。新大陸以太平洋為主的發展，中國是邊際國家，現在回到歐亞大陸就有優勢，新大陸的地位就會平衡起來。那種超權力（super power）的概念就會取消，世界就會改變。歐亞大陸的地位能夠復原的話，中國的地位就會不同，中國對印度洋和東南亞的國家與歐亞大陸、中歐、俄國將來的影響會更加重要，不像這200年，退出了歐亞大陸到了大西洋去。（下續）（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2018-08-13《灼見專訪》，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17, 2021 at 9:42pm

（續上）我現在看的轉折點就是世界經濟中心移到亞洲後，歐亞大陸就變成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地方。若經濟力量能夠發揮的話，整個世界就全部改變，中國地位完全改變。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會受影響，因為香港不完全是靠大海洋的市場經濟為主的力量。不僅香港、新加坡，甚至一些島嶼國家在這個新的局勢下，要考慮怎樣應付和適應這種變化。現時新加坡得益不少，是因為位於印度洋與大平洋之間的主要位置裏。如果歐亞大陸能夠發揮的話就不同了，從巴基斯坦、緬甸而上，新加坡就直接受到影響。若北大洋開發的話，歐洲也可以從北極地區（Arctic）那邊走，整個海洋地區也受影響。

中國的高速發展如果能從中國到歐洲地中海、非洲，那世界就不同了。將來30年可能有大的變化，若這個變化真的形成的話，那麼不僅香港、新加坡都受影響，中國的地位也改變了。中國思想家從來沒有忽略過大陸的問題，最初俄國在中亞、西亞這些回教國家的國際關係來往，各方面都非常注意，並沒有忽略這些問題。我們身處海洋地區反而沒有注意，沒有想到恢復地位的重要性，所以這一點應該重新再考慮。


一帶一路助中國恢復地位

文：這個跟大陸提出一帶一路的背景是否很緊密?

王：基本上要看清楚問題，在我看來，一帶一路最明顯的地方是中國不再與美國在太平洋上爭持，主要的力量放在歐亞大陸。不管是海洋與大陸的路線，中國的基本發展中心就在歐亞大陸。一帶一路就是要讓美國知道中國不再爭新大陸，不再講美國的全球化，中國所講的全球化是恢復地位，出發點是以歐亞大陸為世界史的中心。雖然沒有明顯地講出來，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文：很多人認為習近平的外交政策從海上突破不容易，不如從內陸突破。

王：我相信他了解得很清楚，而且這一點他們是有希望和優勢的，應該是要走有優勢的地方，這是很基本的概念。

文：一帶一路推出後，各國會否有疑慮？中國的政策要走到人家的門口，其他國家會有所忌憚嗎？

王：這是很難避免的。因為每一個國家，尤其在殖民地之後所建立的新興國家，基本上是受到大海洋市場經濟的影響，以英、美帝國的觀念作為出發點，總會有這樣的想法。希望他們能看清這個世界的大變化，可能會有另外的考慮。


大國應考慮小國利益

王：另一方面，中國也要了解，一個大國與小國的關係，我認為是很重要的。從中國最近這幾十年的想法來看，主要的勢力來源主要看美國，就是大國與大國之間的關係擺在最重要位置，這個看法不能夠長久。若不注意小國，看不起小國，認為小國不重要，個別地去對付他們，很自然地小國會感到驚慌和恐懼的。所以要小國對中國有信心和敬仰，須下相當大的外交工夫，一兩天是不能說清楚的，而且他們有全球化大海洋的政治背景，有相當深的偏見，現在要走另一種發展，需要點時間來消化。在這段期間，中國怎麼與小國來往溝通是很重要的。


我經常跟大陸朋友說：「你們太重視美國，忽略了其他國家，以為中美問題解決了，其他都是小問題。」這是不對的，美國也如此，以為找個大國家就可以解決問題。但美國有另外一套，本來他們就有這個基礎，是英國帝國主義交給了美國，英美海洋帝國的勢力已有200年的歷史，也有與小國交往的歷史和經驗，這是他們的優勢。只靠搞好兩個大國之間的問題，那其他的問題就能夠解決嗎？美國常常會有誤會，做錯的事也太多了，大國對小國不注意，經常會出事。美國打越戰，就是一個很大的誤會。中東也是搞這一套，誤會太多，問題也多，自己的問題影響到別人。

所以大國不考慮小國的利益，不注意小國的需要，這是嚴重的問題。現在有一個全球化的國際機構是聯合國，但效率不高。不過中國是接受聯合國機構的概念和國際法的，以國家為主的聯合國秩序，中國並不反對。其實，聯合國190個國家中180個都是小國，我覺得大國跟小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希望大國都可以注意到這一點。

文：你看到中國有改進嗎?

王：有改進，但過分重視中美關係，我向來都認為這是個弱點。

（下續）（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2018-08-13《灼見專訪》，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 下圖 14.10.2021：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and Asean– Key Note Address by Pr...）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16, 2021 at 9:50pm

（續上）習近平做得好不好很難說，沒有權力什麼都做不到，國家也很容易亂

文：你對習近平有何評價？請對他的內政、外交和領導的風格做一個概括的評價。十九大之後，中國應如何發展才有更大的進步？

王：我對他有很多地方不認識。他所面對的問題是多得不可想像，但可以看到他處事穩健和謹慎。他明白哪些問題要先幹，有次序。這20年來，共產黨的腐敗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腐敗的程度實在很可怕，政府、黨內、軍隊、商業上的腐敗，大家都十分擔心。當領導的如何去面對這些問題，處理要有先後。依我看治黨是最重要的，讓大家要信任黨，把共產黨整頓至健全。他反腐的政策，我覺得很有道理，他不得不做。

尤其他當官有親歷的經驗，親眼見到這個黨的腐敗，當時沒有力量只能靜觀；今天有力量，就要抓緊這個力量，用他的權力去改進黨健全的問題，才可以解決中國其他問題。他看到前兩位領導的中央權力有限，很多事情做不到。我很記得在新加坡的時候，聽胡錦濤、溫家寶講話，他們想做的事很多，很有理想，計劃講得很清楚，也很有道理，卻做不到，因為沒有權力。

所以我看習近平需要集中權力有這個需要，他做得好不好很難說，沒有權力什麼都做不到，國家也很容易亂，共產黨才會在那種情況腐敗到這個程度。習近平要拯救這個國家和黨，必須要有權力，沒有權力等於空談，可以說把權力集中是不得已的事，沒有權力什麼都不能做；但集中權力有他的危險，若大家都要攻擊就攻擊他，個人要負責，這個很危險。他也是知道的，所以不能靠一個班子，這個班子可不可靠，都是大的問題。

中國領導人面對的問題實在太多，如果說他沒有照顧香港，因他沒有這個精力和時間，可能才會忽略了香港。不得不稍為同情他們，當領導真不容易。習近平很清楚要解決這些問題，5年是不夠的，10年也不夠，所以權力不能集中在他手裏，要集中在一個可靠的班子。繼承人都要選好，他們也要有同樣的理想、願望、本事，用20-30年的工夫，把許多基本的問題解決。有很多地方做得很好，弱的地方如何改良，不僅是政治上的問題，而是經濟的問題，這些是不得不做的。

10年要解決這些問題，是不大可能的。繼承的那批人也要認同他的想法，繼續下去。否則，像民主國家那樣，若換一批人就會全部改掉。現在美國就面對着這個問題，大家都感到驚慌，不知道應該走哪一條路，美國因為很富強，避免了一些問題，但問題太多就不能改變，所以要維持長期的發展是很不簡單的。

我在新加坡住了幾十年，這個地方跟民主國家不同，基本上是一黨當政。她有一個長期的計劃，喜歡和不喜歡是另一個問題，要執行能夠成功的話，就要有長的時間，主要的計劃需要15至20年。政府工作人員和所教育出來的人，都是有長遠計劃，為新加坡着想的。小小的國家能夠維持長久的穩健，就是由這種長遠計劃而來的。但也有弱點，若計劃錯了，就會產生很多麻煩；但到現在為止，他們的計劃很不錯，所以不停地發展。中國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不能要求太高，在經濟方面的發展，使到百姓生活方面有改進，已經很好了。

 

以中華文化視野研究悠長中國歷史

在中國的歷史傳統裏，中國文化最主要的河流不停地發展，各方面吸收新的知識，發展自己的學術，也是在這個歷史上建立起來的。

文：你作為歷史專家，你怎樣看香港的中學把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這幾年間有很多人在討論。

王：我不太清楚香港的情況。歷史就是人類不停的發展，懂得自己的歷史有直接的關係，沒有一個社會沒有自己的歷史，都很重視傳統和發展。每個人都必須知道自己國家的文化、歷史背景及社會發展的過程，若不知道自己的過去怎樣面對今天和將來，怎樣去發揮？至於是否應該需要在學校裏成為考試題目，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認識許多教歷史的中、小學老師，小學老師都沒有問題，講講故事，中學老師也可以靠講故事，但除了講故事之外，再深入一點去了解的話，學生興趣就會不停地減少。為了考試去背那些人名、國名沒有太大的意思，所以我覺得因為考試需要而讀歷史的話，對了解歷史沒有很大幫助。要了解自己為甚麼要知道歷史，才會對歷史產生真正的興趣。每一件事都有它的背景，有的要知道過去是怎麼一回事，完全不注意歷史的話，對自己個人的發展和發揮都受限制，這一點大家都應該了解。（下續）（下續）（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2018-08-13《灼見專訪》，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  下圖：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and Asean– Key Note Address by Prof Wang Gungwu）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15, 2021 at 9:44am

（續上）中國歷史在不停演變

學校怎麼教歷史，這是很大的問題。我做學生的時候，最不喜歡歷史，所教的歷史是靠背書去唸，我感到沒意思。後來上了大學，我喜歡文學和經濟學，結果選擇了歷史，是什麼理由呢？一方面是環境的關係，另一方面，我覺得很多問題我不懂，要多去了解，一定要找歷史的背景，慢慢地去吸收，研究社會發展與過去有什麼關係。若考慮到這一點，你就會對歷史感興趣，不只是靠教科書，自己去了解和明白，不明白的話，對將來的研究就有限制，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這個題目最近我在中國大陸幾個大學都談過，比其他地方更特殊的是，中國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文化五千年不斷地發展並維持至今。只有中國和歐洲這兩個重要的文化是最早的，印度也早，但歷史觀不同，中國與印度切斷了好幾次，歐洲也有切斷的一部分。不管是入侵的蒙古族還是滿洲，結果他們是接受了中國主體的歷史背景傳統。在中國的歷史傳統裏，中國文化最主要的河流不停地發展，各方面吸收新的知識，發展自己的學術，也是在這個歷史上建立起來的，這一點好壞不是問題，原來就是如此，維持至今。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中國歷史至五四運動後，打倒孔家店，儒家的經典都要拋棄掉，但中國社會若沒有經典，發展便沒有方向。毛澤東想建立一個新的經典，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列主義作為經典，但中國不可能沒有經典，必須考慮中國的經典是什麼。其實在宋朝以後，沒有一個大家具有共識的經典，有佛經、道德經，還有儒家等各種各樣的，宋朝以後建立了理學的經典。但理學本來不是純粹的儒家經典，它夾雜了許多佛教、道教的思想。那麼成了經之後，這一千年以來，朱熹、王陽明之後的都是理學的經典作為經，這個經只不過是幾百年而已。

清史仍未有清晰定位

我非常佩服清朝的一位史學家章學誠，他有一句話是從傳統中來的，他說：「六經皆史也。」這句話本身很簡單，也很有爭論，到底是什麼回事？若是要研究的話，可以發覺到，宋朝的經不是原來的經，但原來的經從哪來的呢？哪一方面傳統沒有改變的呢？那就是中國的歷史。中國從儒家孔子《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傳承下來到二十四史，這個不停的演變，不是經而是史。所以到最後，中國所有的知識全部集匯起來，用經、史、子、集這個稱呼。把經擺在首位，因為是理學沾光，所以一定要把經擺在上面。經不是儒家的東西，把其他的經擺在子，把史排在第二，是有它的道理。其實，經能夠維持到宋朝，能夠從宋朝發展到明清，因為有這個傳統的歷史，不斷地從孔子的《春秋》伸展到民國。換句話說，中國的經是靠中國的史，這個六經皆史，不能夠太輕視它，它有它的道理，並不能說每個經都是史。但是史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認的，中國文化沒有這個五千年的歷史傳統，不會是今天的文化。如果這樣想的話，這個史非常重要。不只考慮教科書用不用的問題，要了解中國人是什麼人，怎樣的人，怎樣的文化，就是從史的演變。

依我的想法，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就是二十四史停在明朝，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這中間的200年怎麼辦？沒有一個清史，就變得似乎有點斷層，解釋不了。我問內地史學家：「你們現在怎麼對待清史？清史搞到現在，清朝已過了100年，正史還寫不出來。」像戴逸教授等一大批人不停在考慮清史的問題。當時五四運動的史學家決定了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若接受這個區別，就是接受了西方的歷史條件，條件改變了，就影響了中國歷史的延續性。換句話就是明史停了之後，就從鴉片戰爭開始，寫明末到清中葉1840年這一段歷史，寫得最好的是外國人，中國史學家貢獻有限制。面對這個問題，一方面不是正史，不是繼承二十四史，一方面又要跟近代史隔閡了。要解釋這一段200年滿清的早期歷史及清初到中晚期的清史，兩邊很難接上。因此，最好的還是來自西方的學者，他們有不同觀點，中國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這一段是屬於早期現代史。若以這種方法來解釋，這不是中國整個的歷史傳統，所以不面對這個問題的話，現在要談中國歷史，就會空了一段，說不清楚。從這個觀點來看，中國人、中國的傳統、文化、文明是主要來自一個不停頓的歷史，若不承認這一點，就很難了解中國文化。（下續）（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2018-08-13《灼見專訪》，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  下圖：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and Asean– Key Note Address by Prof Wang Gungwu）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13, 2021 at 9:42pm

（續上）不要盲目接受西方史觀

文灼非社長：中學老師要教學的話，觀念應是如何呢？

王賡武教授：中國歷史是五千年的，而且是分不開的，若分開了整個中華文明的概念就成問題了。

文：課程該怎麼寫，難度高嗎？

王：我的看法很不同，最大的限制是受到西方影響太多，什麼都講國家，其實中華文明與國家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靠國家的邊界，是靠文明的價值觀，還靠傳統。不同歷史。哪些方面延續下來，發展程度怎樣，有好有壞，不一定是好，不是說中華文化裏沒有弱點，弱點實在太多，好的地方不可以否認，但就要了解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怎麼去決定，不了解的話怎麼考？所以我覺得用西方的歷史學來看是有問題，有問題就想國家的某某邊界，這個裏面才是你的歷史，所以那就成大問題了。台灣和香港都面對着這些問題──國界的問題，這其實是西方的概念，而且是很新的概念。所謂國家（nation state），民族國家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是19世紀開始才有的，連西方以前都沒有，都是以國王、帝國，戰爭都是帝王之間的鬥爭。到19世紀之後，把幾個帝國打敗之後，才建立成為所謂民主國家。歐盟為什麼搞不起來，她們面對的問題是民族國家限制在於狹義的民族主義，發展難以成功。英國退出來，是沒有想像過的，完全對國家的利益沒有好處，就是因為狹義的民族主義，使他們走上這條歪路。

 

現在我們為什麼要學這樣的東西，這不是我們的傳統，而且沒有這個需要。僅談民族國家、民族主義這種概念，用西方的史學限制了我們的了解，我覺得這是有欠缺的。我們不應該盲目地去接受這一套東西，對中國史學的發展有很大的限制。

「所謂國家（nation state），民族國家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

香港歷史發展靠市民力量

文：近年很多年輕人對本土歷史非常感興趣，想尋根。你在二十多年前編訂的《香港史新編》最近有增訂版，成為研究香港歷史重要參考書籍。你覺得中國歷史應如何處理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本土的論說，該從哪個角度出發去編寫這段香港歷史？

王：最初我們編這本歷史書的時候，就是認為我們過往的歷史書裏，都是以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出發點為主。這不是完全錯，是有道理的，我覺得不需要有限制，要有另外一些看法，並不是否定香港是一個殖民地。但僅為殖民地的話，我覺得對香港人、香港社會及香港本土的發展會造成許多誤會，很多地方講得不清楚。我們的出發點是怎樣來明確這方面的問題，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香港社會本身的發展，與殖民地政府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這是關乎市民的力量，是由他們的天才來發展。

到現在為止，我們覺得這還是值得做的，但是很多地方都是不太清楚，我們少談政治上的問題，多談一些社會、經濟、人文的城市、文藝的發展，這些都是靠本土的天才。到了香港的人，兩三代之後，他們怎麼看中國及全世界的發展，在文藝、文學方面，人與人之間及社會都受到各方面的影響，發展是沒有邊界的。

我寫的文章在這方面較為重視，很少談政治問題。當時香港沒有自己的政治，在這種環境之下，對我們了解香港很重要。香港100多年的歷史，主要的動力是來自一般人的生活，不是靠英國殖民地政府，政府管的範圍也很有限，只考慮帝國政府的需要，其他都讓香港人自由發揮，沒有去影響他們。香港人的考慮是完全兩樣，與國外的關係非常密切，有許多人都到國外發揮，如到美國、澳洲、東南亞、日本、中國大陸做生意，到處都會去發展，完全是考慮自己的需要，與英國殖民地政府沒有直接的關係。

本土發展應該從這個來說起，一般人的動力來自中國各地的人，可以說中國每個省都有人在香港，這個環境很特殊，所出的本土天才的性質跟其他地方很不同。要重視這一點，這跟國家的邊界不應該有什麼問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人怎麼發揮，整個社會的組織、社群如何發揮他們的力量、精神。香港的特點就是來自這方面。

（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2018-08-13《灼見專訪》，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  下圖：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and Asean– Key Note Address by Prof Wang Gung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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