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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19, 2021 at 10:01pm

（續上）放射量測定員——他們就是這裏的神。所有村民都爭先恐後地擁向他們：“孩子，告訴我，我的輻射量是多少？”有一位相當有魄力的士兵由此想出了一個辦法：他找到一根普通的棍子，然後將棍子纏滿電線，接著，他就帶著這根棍子敲開了一位老太太家的門，一進門就開始用他的棍子在墻壁上掃來掃去。“孩子，告訴我，數字是多少？”“奶奶，這是軍事機密。”“可是，孩子，你告訴我吧。我會給你一杯伏特加作為酬謝。”“好吧。”他將那杯酒一飲而盡，“呃，這裏一切正常，奶奶。你不用擔心。”然後，他就離開了。

在那裏待了三個月後，他們終於給了我們一些放射量測定器。那一個個小盒子，裏面還有一塊水晶。有些人開始計劃，早晨的時候，他們應該帶著這些測定器前往填埋點，讓它們吸收輻射，如此一來，他們就能以此為根據，要求更快解散，或者，他們可以憑借這些讀數向那些人索要更高的報酬。於是，那些人就把這些小盒子掛在自己靴子上，鞋幫上纏著一圈繩子，如此一來，這些放射量測定器就能更加靠近地面。以往，只有在劇院裏你才能見到如此荒謬的情景。然而，掛在靴子上的儀器根本就沒有反應，因為只有當輻射物達到一定計量時，它們才會開始計數。換言之，這些不過是他們從庫房裏翻出來的具有50年歷史的小玩具而已。給我們發放這些東西不過是他們對我們采取的心理療法。六個月的服役期結束時，他們在我們所有人的醫療卡上填寫的內容完全一模一樣：將攝入輻射的平均劑量乘以我們在那兒逗留的天數就得到了我們所攝入的輻射總量，然而，他們計算時采納的輻射平均劑量來自於我們帳篷裏的測量數據，而非我們的工作地點。

我們有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我躺在一片矮樹叢下，發現樹上的櫻桃己經成熟。枝葉間掛滿了又大又紅又多汁的櫻桃，只要一伸手，你就能把它們摘下來送進嘴裏。還有桑葚——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桑葚。當我們不工作的時候，他們就會讓我們排好隊，在駐地周圍行軍演練。我們還看印度的愛情電影，一直看到淩晨三四點。有時候，看完電影後，廚師們常常會睡過頭，每逢這時，我們就只能吃一些沒煮熟的蕎麥面當早餐。他們會給我們送報紙看——報紙把我們寫成了大英雄。志願者！報紙上還有照片。要是我們能見到那位攝影師就好了……

許多國際營地都設在我們駐地附近。那裏就有來自喀山的韃靼人。有一次，我看到他們發生了內部爭鬥。他們在營地前追逐一個人，只要他一停下來或是躲到一旁，他們就會開始踢他。那個人一直都負責打掃房子，結果，他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個裝滿東西的袋子——他一直都借著打掃衛生的機會偷東西。立陶宛人也住在我們附近。兩個月後，他們發生了叛亂，要求回家。

有一次，我們接到了一條特殊的命令：立刻全面清洗一座位於某個村莊裏的房子，而那個村子已經無人居住。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麽？”“他們明天要在那裏拍攝一場婚禮。”於是，我們帶著一些水管，用水清洗了屋頂和周圍的樹，並且擦乾凈了地板。我們整平了種有土豆的土地，以及整個花園，還給那個院子鋤了草。那棟房子周圍空蕩蕩的一片。第二天，他們帶来了新娘和新郎，並且用公共汽車運來了大批賓客。他們奏響了音樂。結婚的兩人是真正的新娘和新郎，他們不是演員——他們已經被轉移到了其他地方，並且己經在那裏定居，但是有人說服他們回到這裏舉行婚禮並把婚禮場景拍攝下來，留作歷史紀念。我們的宣傳起作用了。這裏就是一個夢的製造工廠，就連那些殘存於我們腦海中的神話故事也開始發揮作用，幫助我們抵禦這一切：看，無論發生什麽，我們都能活下來，即便是在這片毫無生氣的土地上。

就在我準備回家的時候，指揮官把我叫了過去：“你在寫什麽?”“給我家中年輕的妻子寫信。”“好吧。路上小心。”

回想那些日子，我能想到些什麽？我的回答是：瘋狂投下的陰影，以及我們如何挖地。挖地。我在我日記的某個地方寫道：我明白了，在我到達那裏的最初幾天裏，我就明白了——人要化為泥土實在是一件再容易不過的事情。

伊凡•尼古拉耶維奇•祖科夫
化學工程師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15, 2021 at 5:52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采取行動
當時已經是五月月底，距離事故發生已經將近一個月。我們開始收到來自30公里隔離區內的產品——用於測試。整個研究所的工作突然有了嚴格的時間限制，就好像這裏已經變成了一間軍事研究所。在那個時候，我們是整個白俄羅斯唯一擁有這方面專家和設備的研究所。

他們送來了家養及非家養動物的內臟。我們還檢查了牛奶。經過初步檢測，一切都已經很明了：我們所收到的產品恐怕不能再被稱為“肉”——它們己經成了輻射汙染的副產品。在隔離區內，牲畜群有專人輪班照看——牧人們來來去去，擠奶女工被帶到這兒來的唯一目的就是擠牛奶。牛奶場按照政府製訂的計劃工作。我們負責檢查牛奶。事實上，那些不是牛奶，而是輻射汙染的副產品。


在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都把產自羅加喬夫牛奶場的奶粉及罐裝的濃縮牛奶作為演講中所使用的標準輻射源產品。與此同時，人們也可以在商店裏買到產自這一工廠的奶製品。當人們看到它們產自羅加喬夫而停止購買的時候，商店裏突然就出現了許多沒有標簽的罐裝牛奶。我認為他們這樣做絕不是因為他們缺少印商標的紙。

在我第一次前往隔離區的時候，我測量了樹林裏的背景輻射量，其劑量相當於公路上或田地裏輻射量的五至六倍。但是，那裏到處都可以測到如此高劑量的輻射物。卡車在公路上跑，農民們在田裏犁地。在一些村子裏，我們為一些成年人和孩子測量了他們的甲狀腺內所含有的輻射物，其劑量往往超出了人體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的100倍，甚至200至300倍，我們的工作隊裏有一個女人，她是一名放射線專家。當她看到孩子們正坐在一個沙坑裏玩耍時，她簡直就要瘋掉了。我們檢查了動物的乳汁——全都含有放射性物質。我們走進商店——和許多鄉村商店一樣，他們把衣服和食物放在一起：西裝和裙子的旁邊就擺著薩拉米香腸和人造奶油。這些商品就這樣置放在露天的環境裏，他們甚至都沒有在上面蓋一層玻璃紙。我們從那裏取了香腸和雞蛋——我們做了一個倫琴射線顯像——那根本就不是食物，而是輻射汙染的副產品。


我們看到一個女人坐在她家旁邊的一張長凳上，正在給她的孩子餵奶——她的乳汁裏含有銫——她儼然就是切爾諾貝利的聖母馬利亞。

我們問我們的領導，我們該怎麽辦？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一切？他們回答說：“帶上你們的測量結果。看電視。”戈爾巴喬夫在電視上安慰民眾：“我們已經迅速地采取了行動。”我相信他的話。作為一名工程師，我已經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20年，我熟悉各種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有生命的物體都應該離開那個地方，哪怕只是暫時的。盡管如此，我們仍然繼續我們的測量，看電視。我們己經習慣了相信。我出生於戰後，屬於戰後的一代，從小到大，我們所受的教育和成長環境中都充溢著這種信任，或者說，它已經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一種信仰。它究竟來自於何處？那場可怕的戰爭雖然慘烈，但我們最終還是取得了勝利。那時，全世界的人們都為這一勝利而對我們心存感激。


好了，讓我們回到你的問題上：為什麽我們在明知所有事情的情況下要繼續保持沈默？為什麽我們不跑到廣場上，大聲地說出事情的真相？我們把我們的報告訂成冊，我們將所有解釋性的注釋匯編在一起。但是，我們始終保持沈默，毫無疑義且不加任何評論地執行上級下達的指令，因為我們要遵守黨的紀律。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我記得我的同事當中沒有任何人拒絕前往隔離區執行任務。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害怕被開除黨籍，而是因為他們有堅定的信仰。他們堅信我們生活在一個公平且美好的國家裏，對我們而言，這是至高無上的原則，也是其他所有原則的基礎。一旦這一信仰倒塌崩潰，許多人都會因此而心臟病發和自殺。也正是因為如此，雷格索夫教授才會選擇用一顆子彈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當你失去這份信仰的時候，你就不再是一名參與者，而變成了一名失敗者，你已經失去了生存的理由。這就是我對他自殺的理解，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標誌。

馬拉•菲利波維奇•科哈諾夫
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前總工程師 （下續）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12, 2021 at 5:46pm

（續上）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

從一開始——我們聽說其他地方發生了一件事。我甚至都不知道事情發生的地點在哪裏，我只知道那是一個距離我們莫吉廖夫很遠的地方。後來，我弟弟從學校跑回了家，他說學校裏所有的孩子都在吃藥丸。很顯然，的確有事發生了。

不過，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度過了一個快樂的五一節。那天晚上，我們很晚才到家，家裏的窗戶都被風吹開了。這是我後來才想起來的。

我在環境防護監察中心工作。我們等待上級下達指令，但是一直沒有收到。在我所在的監察中心的員工當中，專業人員寥寥可數，尤其是在管理層當中：那些人不是一些退役的上校，就是退休工作者或其他那些不受歡迎的人。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犯了錯，他們就會把你派到我們這兒來。來這兒以後，你的工作就是坐在那裏，整理一摞又一摞的文件紙。直到我們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阿達莫維奇在莫斯科發表講話，使人們心中的警鐘開始大響之後，他們這才開始有了動靜。他們簡直恨透了他！這不是真的。他們的孩子還住在那裏，還有他們的孫子，但是，向世界發出求救信號的不是他們，而是一位作家：救救我們！你也許會認為，這時候，某種自我保護機製總應該開始介入了吧。然而，在所有內部會議上，甚至包括其間的吸煙休息時間裏，你聽到的都是關於“那些作家”的討論。“他們為什麽要執著於一個並不屬於自己的領域？他們完全可以放下這一切！我們會接到指令！我們需要遵守命令！他知道些什麽？他又不是物理學家！我們有中央委員會，我們有總書記！”那時候，我想我大概對1937年的情況有了一些了解。我想我能明白那是一種什麽感覺。

當時，我對核電站還抱著一種田園詩歌般的理想觀點。從中學到大學，我們一再地被告知核電站簡直就是一種魔法工廠，它可以“無中生有”，從“無”中製造出巨大的能量，而這一切只須那些穿著白大褂的人們坐在操作臺前，輕輕按一下按鈕就能實現。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時，我們所有人都還沒有作好迎接這一事實的準備，而且我們也沒有得到任何信息。我們收到了一沓又一沓印著諸“絕密”、“關於事故的報告：機密”、“科學觀察的結果：機密”、“參與事故清理的人員輻射情況報告：機密”之類的文件。外面的傳言越來越多：有人在某份報紙上看到，有人聽說，還有人說……有些人相信了西方人的說法，而這些人也是當時唯一討論該吃什麽藥片以及如何吃的人。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的反應往往都是：我們的敵人正在歡慶，但是我們會讓一切都好起來的。5月9日，那些老兵將會出現在勝利大遊行的隊伍中，和他們一起出現的還有那些曾經參與核電站救火的消防員。正如後來的事實所顯示的那樣，當時的我們就生活在各種謠言和傳言之中。“我想，接過你手裏的石墨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我想……”

突然有一天，城裏出現了一個瘋狂的女人。她在市場裏走來走去，同時大聲說道：“我見過輻射。輻射是藍色的，它能覆蓋所有的東西。”聽了她的話，人們放下了手中的牛奶和鄉村奶酪。一位老婦人站在自己的牛奶旁邊，市場裏己經沒有人買牛奶。“別擔心，”她說，“我從不讓我的牛跑到田裏去，它吃的草都是我割回來的。”如果你駕車離開城市，來到郊區或農村，你就會看到那些奇怪的“稻草人”：一頭全身裹滿玻璃紙的牛，而站在它旁邊的則是一位全身包滿玻璃紙的農村老婦人。眼前的情景簡直讓你哭笑不得。（下續）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6, 2021 at 8:39pm

（續上）這時，他們開始將我們外派，監督下層工作。我被派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廠。這家工廠收到的原材料絲毫沒有減少——生產計劃並沒有調整，所以他們依然照原計劃工作。我走進倉庫，剛一打開我帶的儀器，它的指針就開始劇烈地搖擺。那些木板還算合格，但是假如我把它拿到那些掃帚附近，它的指針立刻就從零一下打到最高值，然後就不動了。“這些掃帚是從哪裏來的？”“克拉斯諾波爾。”後來的事實證明，克拉斯諾波爾是整個莫吉廖夫地區受輻射汙染程度最嚴重的地方。“我們還有一船貨物沒有發。其的都已經發貨了。”既然如此，你又如何能把他們已經發往各城鎮的貨物再找回來呢？

還有一件事，我必須要說一我怕我會忘記……哦，對了！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了，突然之間，你就有了這種全新的感覺，而我們還沒有完全適應它的存在——即每個人都有自己單獨的生活。直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人需要這種生活。但是，現在的你不得不思考：你吃的是什麽？你用什麽來填飽孩子的肚子？什麽東西是危險的，哪些又是安全的？你應不應該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或者，你該留下來嗎？每個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選擇。我們都己經習慣了生活——可是，你該如何生活？和整個村子裏的人一起生活，過那種集體化的生活——就像工廠和集體農莊裏的人一樣。我們是蘇聯人，我們已經被集體化了。譬如說，我就是一個蘇聯人，非常地道、非常蘇聯化的一個人。當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每年夏天，我都會參加學生共青團組織的活動。整整一個夏天的時間，我們大家一起工作，然後把掙的錢轉寄給拉丁美洲的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所在小組的工作報酬至少有一部分都捐給了位於烏拉圭的聯盟組織。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我們都變了。所有的一切都變了。我們需要花費很多的精力和時間才能明白這一變化。但與此同時，我們卻無法把自己的理解說出來。

我是一名生物學家。我的學位論文的主題是蜜蜂的行為。我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生活了兩個月。那裏還有我自己的蜂巢。我在小島上待了一個星期之後，它們將我帶到了它們家裏。通常情況下，蜜蜂不會允許任何人靠近距離其巢穴三米以內的地方，但是，在那兒住了一個星期之後，它們開始允許我接近它們。我把果醬塗在火柴上，伸進蜂巢裏餵給它們吃。我們的老師過去常說：“不要摧毀蟻丘，那是其他生命的生活棲息地。”蜂巢和整個樹林都是聯系在一起的，漸漸地，我也成了這片土地的一部分。小老鼠會跑過來，坐在我的跑鞋上——那是一隻完全野生的森林老鼠，但是它已經認為我就是這裏的一部分。我曾經在那兒度過了我的昨天，明天，我還會回到那裏。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人們曾經舉行過一場幼兒繪畫展覽，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隻鶴從一片田野裏走過，最後走進了泥土裏。“沒有人提到過鶴。”我也深有同感。不過，我卻不得不工作。我們走遍了地區內的每個地方，收集各種水和泥土的樣本，然後把它們帶回到明斯克。我們的助理對此怨聲載道：“我們現在帶著的可是一個真正的燙手山芋，而且還‘燙’得厲害。”我們沒有任何防護裝備，也沒有任何特殊的服裝。你坐在汽車的前排座椅上，而你的身後就放著那些“熾熱的”樣品。

他們擬訂了許多掩埋含輻射的土地的草案。我們用泥土來掩埋泥土——這真是一項奇特的人類活動。根據指示，無論掩埋的物體是什麽，我們都應該在掩埋前進行地質勘測，從而確保掩埋點周圍四至六平方米內不會出現地下水，而且掩埋坑也不能太深，與此同時，大坑的四周和底部都必須鋪上玻璃紙薄膜。我們接到的指示裏就是這樣要求的。然而，在現實操作過程中，情況卻完全不同。執行任務時，幾乎每次都是這樣。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地質調查。他們會伸出手，指向一個地方，然後說：（下續）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5, 2021 at 4:08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續）“就在這裏挖。”隨後，那些挖掘者就開始工作。“你們以前挖得有多深？”“天知道！當我挖到有水出來的時候，我就不挖了。”他們往往都是直接沖著地下水挖下去。

他們總是說：人民是神聖的，政府是有罪的。我可以告訴你，在此之後，我是怎麽想的，又是如何看到我們的人民和我自己的。

我接到的時間最長的一次外派任務是去克拉斯諾波爾斯克地區，之前我己經說過，那個地區受汙染程度最嚴重。為了阻止放射性核素從土地進入河流，依照指示，我們需要將每項工作都重復一遍。你必須在田裏犁出比平時多一倍的犁溝，然後留出一個缺口，然後再在另一塊田裏犁出比平時多一倍的犁溝，同時還要確保每道溝之間的間距相等。你還需要駕車走遍所有的小河，檢査河水。於是，我搭乘大巴到達了該地區的中央地帶，到了那兒以後，我發現我需要一輛小汽車。於是，我去找了地區行政機關的負責人。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用兩隻手撐著自己的腦袋：沒有人改變自己的工作計劃，收割工作照常進行，一切就像幾個月前他們播種豌豆時一樣，盡管所有人都知道豌豆吸收的輻射物質最多，但是他們仍然打算把地裏已經成熟的豌豆和其他豆類植物一同收上來，在那裏，有些地方的輻射量己經達到或超過了40居里。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應酬我。幼兒園裏的廚師和幼教都已經跑了。孩子們正在餓肚子。每當出現急症病人的時候，你都需要把他們送上救護車，然後拉到鄰近地區的醫院，而這意味著病人需要在凹凸不平猶如搓衣板的馬路上整整顛簸60公里——因為當地的醫生全都跑了。汽車？雙倍數量的犁溝？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搭理我。

遭到拒絕的我只得去向軍方尋求幫助。那是一群年輕的小夥子，他們已經在這裏待了六個月。現在，他們全都病了。他們給了我一輛裝甲運輸車和一隊士兵——不，等一等，事實的情況比我預想得要好得多，那是一輛車頂裝有機關槍的裝甲探險車。很可惜的是，我當時並沒有穿上部隊裏發給我的武器裝備和這輛車合影。一切就像我說的那樣浪漫，富有詩意。這輛車的指揮者是一名少尉，一路上，他不斷地通過無線電與總部通話：

“雄鷹！雄鷹！我們正在繼續前進。”我們沿著道路一直向前開，道路兩旁就是茂密的樹林——這是我們的樹林、我們的公路，但是我們卻坐在一輛裝甲車裏。女人們站在自家的籬笆旁哭泣一一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她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這些東西。她們害怕另一場戰爭已經打響。

根據我們接到的指示，那些在犁溝上作業的拖拉機應該有一個完全密封且帶有保護裝置的駕駛員車廂。我看到了那些拖拉機，駕駛員車廂的確被密封了起來，但是那輛拖拉機就停在犁溝上，而司機則躺在旁邊的草地上休息。“你瘋了嗎？你難道沒有接到那些警告通知嗎？”“可是，我已經把汗衫罩在頭上了。”他回答說。人們並不明白這一切。他們曾經不止一次地被告知核戰爭的危險性，並因此而感到害怕，但是，從來沒有人和他們提到過切爾諾貝利。

那真的是一片相當美麗的土地。那些年代悠久的樹林現在還在那裏，那些古老的樹林。還有那蜿蜒曲折的溪流，溪水的顏色幾乎與茶無異，但清澈如天空。碧綠的草地。人們在樹林裏呼喚著對方的名字。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那麽自然，就像早晨起來，走進自家的花園一樣。而你也站在那裏，心裏很清楚這裏的一切都已經受到了輻射的汙染。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2, 2021 at 3:39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續）我們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太太。“孩子，告訴我，我現在能喝從我的奶牛身上擠出來的牛奶嗎？”我們低頭不語，我們有命只收集數據，但是不能與繼人發生接觸。最後，還是那名司機開口了。“老媽媽，你今年多大歲數了？”“哦，我已經80多歲了。也許比那更大，我的出生文件己經在戰爭中被燒掉了。”“既然如此，如果你想喝就喝吧。”

我為這些村民感到難過——他們都是無辜的，就像孩子一樣，但是他們卻在受苦受難。創造切爾諾貝利的人不是農民，他們的一切都和自然聯系在一起，他們彼此間相互信任，從不剝削和掠奪對方，一切就像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一樣。他們無法理解眼前的這一切，他們想相信科學家.或任何受過教育的人，就像他們相信牧師一樣。但是，他們得到的信息卻是：“一切都很正常。沒有什麽可害怕的。你需要做的只是在吃東西之前洗洗手而已。”幾年之後，我突然明白了，我們全都參與了這次犯罪，我們都是同謀。（她陷入了沈默。）

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東西被送進了隔離區，更不知道又有多少東西被人從裏面運了出來，盡管後者是違法的——咖啡、罐裝牛肉、火腿、橘子。從裏面出來的東西都被裝在板條箱裏，然後被送上封閉箱式貨車。因為這些東西是這裏特有的。當地的供貨商、監察員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員全都靠此為生。人們變得比我想象得更加不堪。


我也一樣，也很不堪。現在，我終於意識到了這一點。（她停了下來。）當然，我會承認這一點，而對我而言，這已經變得十分重要。不過，我要再舉一個例子。在一個集體農莊裏，就當這個農莊裏有五個村子吧。這裏面有三個是“乾凈的”，兩個是“髒的”。村與村之間的距離大約兩三公里。在這個農莊裏，有兩個村子的人得到了“掩埋”費，其他三個則沒有。現在，“乾凈的”村子正在建一個牲畜聯合養殖中心，這裏的村民需要一些乾凈的飼料。他們從哪裏去弄這些東西呢？風會捲起塵土，從一塊地吹向旁邊的另一塊地，所以所有的土地其實都一樣。

不過，為了建養殖中心，村民們需要找一些部門簽署某些文件，而那些部門會委任一些人去做這件事。我就是被委任的人。所有人都知道我們不能簽署那些文件。這是犯罪。不過，我最後還是和所有人一樣，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合理的借口。我想：尋找幹凈飼料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環境監察員的問題。

每個人都會為自己找到一個合理的借口，一種說法。我就曾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基本上來說，我發現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

卓婭•丹尼羅芙娜•布魯克
環境監察員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October 29, 2021 at 11:05a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關於答案

不過，你有沒有註意到，我們彼此之間甚至根本不會談論這個話題。再過幾十年、一百年，那些歲月就會變成謎一樣的神秘時光。

我很害怕雨水。這就是切爾諾貝利後遺症。我還害怕雪、害怕樹林。這不是智力遊戲中的概括與歸納，而是一種真實的人類情感。切爾諾貝利就在我家，就在家中我最珍惜的一件財產當中——我的兒子，他出生於1986年的春天。現在，他病了。動物，甚至包括蟑螂在內，它們都知道該什麽時候繁殖後代。可是，人類卻不知道，因為上帝並沒有給我們一雙能夠預見未來的眼睛。不久前，我在報紙上看到，1993年，僅白俄羅斯一地，就出現了20萬流產痺例。這都是因為切爾諾貝利。現在，我們全都生活在那種恐懼之中。自然受到傷害後會把自己蜷縮起來，她在等待。梭羅亞斯德會說：“哦，我的悲傷！那些時光都去哪兒了？”

我曾經想過很多。我還曾探尋過它的意義。切爾諾貝利事件是俄羅斯思維模式造成的災難。你有沒有想到過這一點？當然，我也很認同某些作家和記者的觀點：這不僅僅是核反應堆發生的一次爆炸，而是整個價值體系的大爆炸。但是，對我而言，這樣的說法尚不足以令我感到滿意。


我是一名歷史學家。過去，我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語言學上一那是一門關於語言的哲學。我們不會用語言來思考，但是語言會對我們展開思考。還在我18歲或更早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閱讀一些地下出版物，並且由此而認識了薩拉莫夫和索爾仁尼琴。突然之間，我就讀懂了自己的整個童年，讀懂了我在街道上度過的童年時光，盡管我的家庭也能算得上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我的祖父是一位政府部長，我的父親在聖彼得堡大學擔任教授），但是直到認識這些人之後，我的那些想法和觀點才突然穿越之前的軍事語言，出現在我腦海裏。對於當時還是青少年的我們而言，把父親稱作：‘爸”、母親稱作“媽”是一件相當正常的事情。“每個該死的渾蛋身邊總會帶著一幫小混混”——這是我在九歲時學會的一句俗語。當時的我不會使用任何文明詞語。就連我們玩的遊戲、說的話以及猜的謎語也全都來自於軍營俗語。因為軍營並不是另一個不同的世界，它就在我們身邊，只不過存在於遙遠的監獄裏。阿赫瑪托娃曾經寫道：“國家的一半被置之不理，另一半則被關進了監獄。”我想，這種監獄意識不可避免地會與文化——文明，以及粒子加速器相抵觸。

當然，我們全都是在一種蘇聯式的特殊信仰中成長起來的。根據這一信仰，人類是世上所有生物的統治者，因此他有權力按照自己的意志來對待和處置它們。米丘林規則說：“我們不能等待大自然母親眷顧我們，我們需要從她那兒索取我們想要的恩惠。”這是試圖在教授人們掌握某些他們生來並不具備的品質或特征。我們所持的是一種壓迫者的心態。


現在呢？我們需要弄清楚，我們是否有能力重新考慮“二戰”後由德國人和日本人向全世界所證明的關於我們自身歷史的問題。面對知識時，’我們真的擁有足夠的勇氣嗎？人們幾乎很少談論這些問題。他們談論市場、購物優惠券以及支票。我們現在的狀況只能說是生存，而並非生活——這樣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了。我們將所有的能量都放在了生存問題上，結果，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拋棄了自己的靈魂。

那麽，這一切又是為了什麽呢？你正在寫的這本書是為了什麽？我的那些不眠之夜又是為了什麽？假如我們的生活就像火柴點燃時擦出的火花，情況又會怎樣呢？對於這些問題，答案可能有很多。這是一種很原始的宿命論。當然，這其中也許會有不少很不錯的答案。俄羅斯人總是需要給自己尋找一個信仰，或者說信念——他們需要相信點什麽：鐵路、青蛙(巴扎洛夫）、拜占庭，還有原子。現在，他們相信市場。


布爾加科夫在《偽善者的奴隸》中寫道“我讓我的一生都罪孽深重。我是一名演員。”這是一種關於藝術罪性的警覺，也是他對於窺探他人生活的那種超道德的自然性的一種認識。不過，這種意識也許能起到和某些疾病的疫苗一樣的作用，使某人遠離錯誤。切爾諾貝利是一個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下筆一試的現實主題，而人類則試圖通過這一事件來證明自己。又或許，道德其實比這更簡單：你是不是應該踮著腳尖來到這個世界，然後在入口處停下來？走進這個不可思議的世界……

亞歷山大•雷瓦爾斯奇
歷史學家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October 20, 2021 at 10:17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關於回憶（續）

我不想談論這個，我將來也不會談論它。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無法感到尚興和幸福。

他從那裏回來了。他在那裏待了幾年的時間，一切就像做了一場噩夢。

“尼娜，他說，“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這真好。他們會留下來。”

他給我講了很多故事。在一個村莊的中央，有一個紅色的水坑。鵝和鴨子都繞著它走。士兵們——他們都是一些沒長大的大男孩——就躺在草地上，脫了上衣和鞋子，曬太陽，想把自己的皮膚曬成褐色。“起來！快起來！你們這些白癡，不然，你們全都會死！”他們回答說：“啊哈，別擔心。”

死亡己經遍布我們周圍，但是這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視。

疏散、撤離：一位老太太抱著一座小雕塑跪在自己的老房子前。她說：“孩子們，小夥子們，我不會走。我不會離開這裏。你們可以拿走他們發給我的這點錢。他們給我錢是為了賠償我的房子，還有我的奶牛。可是，又有誰能夠賠償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一片漆黑。戰爭年代，他們殺死了我的兩個兒子，現在，他們就躺在這裏的一座小墳墓裏。你們把這也稱作戰爭？這是戰爭嗎？天空中飄著白色的雲朵，蘋果樹上的花兒開得正歡。沒有人攻擊我們。沒有人開槍。這裏只有我們。這是戰爭嗎？”沒有人能回答她的問題：上校就站在那裏，他正在指揮村民轉移。沒有人知道這是戰爭，沒有人知道這一事件被稱為“切爾諾貝利核泄漏”。

我從沒親口問過他什麽。我了解他，他的思想有任何蛛絲馬跡的變化，我都能察覺到。我們對彼此的了解已經達到了一種更加深入的程度。我們能夠讀懂對方的想法，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對方內心的那種孤獨感。那種孤獨感……

他早就知道自己會死，或者說，他明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死亡。他向自己保證：他要在愛和善良中走完這一生。我做兩份工作，卻只有一份報酬，而他的撫恤金總是不夠用。他說：“我們把車賣了吧。盡管不是新車，但是我們依然會有所收獲。至少，這樣一來，你在家的時間會更長，這樣我就能經常看到你了。”他邀請朋友來家裏做客。他的父母也來了，並且和我們一起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他明白了一些事情。在那裏，他理解了一些之前他並不理解的關於生命的事情。他找到了一種不同的語言。

“尼娜，”他說，“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這真好。他們會留下來。”

我問他：“你想過我們嗎？你對那個地方有什麽想法嗎？”

“我見到了一個男孩——爆炸發生兩個月後，他出生了。他們給他起名叫安東，但是那裏的人都叫他‘原子小雞’。”

“你認為……’’

“你為所有生活在那裏的人感到難過。你甚至會覺得就連那裏的蒼蠅和豬都很可憐。每個人都應該活下去。蒼蠅應該能夠在空中飛，還有黃蜂也是，蟑螂應該在地上爬。在那裏，你甚至連一只蟑螂都不想傷害。”

“你……’’

“孩子們用圖畫來表現自己心中的切爾諾貝利。在那些圖畫中，樹全都倒著長。河水不是紅色就是黃色的。他們會把這一切都畫下來，然後就開始哭。”

我想了解……什麽？我不了解我自己。（她笑了。）他的一個朋友向我求婚。很久以前，他就愛上了我，當時我們還在上學。後來，他和我的一個朋友結婚了，再後來，他們離婚了。他向我提出了結婚的請求：“你會過上女王一樣的生活。”他經營著一家商店，在城裏有一套大公寓，他還有一棟別墅。我想來想去，反復地思考。結果，有一天，已經喝醉了的他走了進來：“你永遠都忘不了你的英雄，對嗎？他去了切爾諾貝利，而我卻拒絕執行這項任務。我活了下來，但是他成為了一個值得紀念的人。”（下續）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October 18, 2021 at 3:33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關於回憶（續）

(續上)哈哈哈！我把他趕了出去！我把他趕了出去！有時候，我常常會萌生出一些奇怪的念頭；有時候，我覺得是切爾諾貝利救了我，它迫使我思考。我的靈魂因此而得到了升華。

他對我說了一些關於那裏的事情。他說了，而我也記住了。

灰塵聚集成一團團像雲一樣的東西，飄浮在空中；拖拉機在田裏工作；女人們手裏握著乾草叉；放射量測定器在滴答作響。在那帶刺的鐵絲網後的一切，隔離區：沒有人在那裏生活，可是那裏的時間卻從沒停止過，依然一分一秒地向前推移。白天顯得無比漫長，一切就像又回到了你小時候。

娛樂工作者趕到那裏，進行慰問表演。詩人朗誦他們的詩歌。阿拉•普加喬娃在田裏舉辦了一場特殊的演唱會。“小夥子們，如果你們睡不著，我願意為你唱整整一夜的歌。”她把他們稱為英雄。

所有人都把他們稱為英雄。（她哭了。）假如這樣做沒有任何意義，假如沒有人們用來贊美他們的那些古老的詞語，假如沒有他們賜予他的勛章，我想，沒有人能夠承受如此殘忍而沈重的苦難。對於我們而言，家和那裏根本沒有區別。他把這一切都給了我們的兒子。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再也不會感到高興和幸福。

尼娜•普羅霍羅芙娜•科瓦列娃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October 14, 2021 at 6:55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對物理學的熱愛

從我年輕的時候開始，我就有一個習慣，會把周圍發生的事情都記錄下來。斯大林死的時候，我把街上發生的所有事情和人們說的話全都寫了下來。從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的第一天開始，我就一直在記錄事態的發展情況，我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事情都將被人們忘卻，並且永遠地消失。事實就是如此。我的朋友們處於這一事件的中心位置，因為他們是核物理學家。然而，他們現在已經全然忘記了當時的感受，以及他們曾經對我說過的那些話。不過，我已經把一切都寫了下來。

事故發生的那一天，我和往常一樣，來到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上班。我是那兒一個實驗室的負責人。研究所位於城外的一片樹林里。那天的天氣簡直棒極了！春天，我打開窗戶，外面的空氣既清新又乾凈。這時，我驚訝地發現我冬天餵的一群藍松鴉竟然不見了。平時，我經常會在窗臺上為它們留一些薩拉米香腸，但是今天，它們竟然全都不見了。難道它們已經找到了另一個能夠給它們提供更好的食物的地方？

與此同時，研究所內部的核反應堆突然傳來了令人恐慌的消息：剪射量測定器顯示出了超強的活動信號，空氣凈化過濾器上的讀數也突然升高了200倍。靠近入口處的放射量己經接近每小時3毫倫琴。事態嚴重——這個強度已經達到了在放射性環境中最長工作時限6小時所能允許的最高值。對此，人們作出的第一個假設就是，放熱元件之一的密封設備出現了破損。經檢查後，我們發現一切正常。於是，人們立刻得出了第二個假設：難道是放射化學實驗室的容器在運輸過程中遭到破壞，從而汙染了整個地區？據此推斷，出事地點應該是在走廊的某個地方——立刻清洗該地點！然後，接下來該怎麽辦呢？

就在這時，我們的內部廣播突然響了，廣播里宣布所有的工作者都最好不要離開自己現在所處的大樓。廣播剛一響，原本站在各棟大樓之間空地上的人們很快就消失了。眨眼間，大樓外面的空地上一個人都沒了。當時的情況顯得有些奇怪，但也令所有人都不禁感到有些害怕。

放射量測定員檢查了我的辦公室一-辦公桌在“發光”，我的衣服也在“發光”，就連墻壁都在發光發熱。我立刻站了起來，我甚至都不願坐在那張凳子上。我在水槽里洗了洗頭發，然後又檢查了一遍測定器——情況好多了。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研究所可能遇到了緊急事件？某個地方發生了核泄漏？如果是這樣，我們怎樣才能把我們乘坐的大巴洗千凈呢？我們將不得不絞盡腦汁地思考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問題。至於我，我為我們的核反應堆感到驕傲，我曾經仔細研究過它，每一毫米都不曾放過。

我們給附近的伊格納棱斯克核電站打電話。結果獲悉他們那兒的儀器也全都像發瘋了一樣，完全不聽使喚。他們那邊的人也正在為此恐慌不已。接著，我們給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打電話——沒有人接。到了午飯時間，我們發現整個明斯克都被覆蓋在一層放射性雲層之下。我們最終斷定，這是自然界的碘在活動，而這也意味著是某個核反應堆發生了事故。

當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給妻子打電話，想向她發出警告。但是，整個研究所的電話都打不通。噢，那種古老的恐懼，我們在這種恐懼中長大並生活了幾十年。可是，我們的家人還什麽都不知道。這時，我的女兒已經結束了她在音樂學院的音樂課，正和朋友在街上逛街。也許，她正在吃冰激淩。我該給她打電話嗎？我知道，這樣做會令我的領導感到不悅，今後，他們將不會再讓我做任何機密工作。可是，我做不到，於是，我拿起了電話。

“認真聽好我說的每一個字。”

“你在說什麽？”我的妻子大聲地問道。

“不要這麽大聲。關上窗戶，把所有食物都收進塑料袋里。戴上橡膠手套，用一塊濕布把家里所有的東西都抹一遍。做完之後，把這塊抹布裝進一個塑料袋，然後扔掉它。如果陽臺上還掛著沒有幹的衣服，你現在就立刻把它們收進來，重新洗一遍。”

“發生了什麽事？”

“不要這麽大聲。將兩片碘片放進一杯水里，使它完全溶解。然後，用這個水把頭發洗一遍。”

“什麽——”可是，我並沒有等她把話說完就掛上了電話。她應該會明白這是怎麽回事，她自己也在研究所里工作。

下午半，我們得知切爾諾貝利的核反應堆出事了。

那天晚上下班後，當我們坐上大巴，從研究所返回明斯克的時候，在半個小時的車程當中，大多數人都保持沈默，只有極少數人在談論其他事情。所有人都不敢談論發生了什麽事。（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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