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陳明發的詩 2006《煤》
很久很久以前,我是一株大樹
只因為妳曾坐在軀幹上
迎着風飄長髮,即興唸幾節詩
我便愛上了妳
當我死去、倒下
我的枝幹和花果
世世代代隨地殼輪迴
一層層深卷岩土
高温巨壓無休止地日鍛夜烤
我喪失最後一絲空氣
一抹人世間的顏色
還一直掛着妳
依然發願腐殖成煤
有一天燃亮妳的燈
陪妳唸詩
(30.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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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柯的詩性智慧與歷史—在西方思想史上,義大利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維柯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在維柯之前的時代,剛剛從宗教神學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的學者,無不把滿腔的研究熱情傾注於對自然奧妙的探索之中。無論是伽利略(1564-1642)、培根(1561-1626)還是牛頓(1642-1727),他們的興趣都在於研究自然事物,以期從中獲得關於世界的普遍的確定原則。
(Faces of the World)
在西方思想史上,義大利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維柯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在維柯之前的時代,剛剛從宗教神學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的學者,無不把滿腔的研究熱情傾注於對自然奧妙的探索之中。無論是伽利略(1564-1642)、培根(1561-1626)還是牛頓(1642-1727),他們的興趣都在於研究自然事物,以期從中獲得關於世界的普遍的確定原則。
編註:喬瓦尼·巴蒂斯塔·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或詹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年-1744年)是一名義大利政治哲學家、演說學家、歷史學家和法理學家。他為古老風俗辯護,批判了現代理性主義,並以巨著《新科學》聞名於世。
維柯的興趣不在數學和自然,而在於人的世界。維柯認為,數學中的數量世界和人類生活於其中的民政世界,同樣都是人類創造的產物,而且與數學世界相比,民政世界更為真實,因為人類不僅創造了民政世界,並且生活和參與到其中。維柯說:「幾何學在用它的要素構成一種量的世界,或思索那個量的世界時,它就是在為它自己創造出那個量的世界。我們的新科學也是如此(它替自己創造出民族世界),但是卻比幾何學更為真實,因為它涉及處理人類事務的各種制度,比起點、線、面和形體來更為真實。」所以,歷史同樣也可以跟自然哲學一樣,擁有普遍永恆的原則,從而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維柯認為歷史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科學,是因為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自然而然,人類就能夠認識它,並把握其中的真理性內容。因此,被笛卡爾(1596-1650年)普遍懷疑所拋棄的歷史,在維柯哲學裡獲得了真理性的保證,從而成為一門新科學。
新科學的研究必須要以歷史開始的地方為起點,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必須要從理性尚未充分發展的、處於野蠻狀態下的人類開始。正是在這一考察過程中,維柯為我們揭示了「詩性智慧」。
在維柯看來,所謂「智慧」並不僅是某種求知的活動,而是一種科學與藝術的統一;「詩性」則是指原始人類由於缺乏充足的理性,而本身所具有的強盛的感覺力和生動的想像力。詩性智慧並不是一種理性之下的低等智慧,而是人類產生之後的一種最基本的智慧。
弗洛伊德的“釋夢”開啟了情節的欲望解讀
囚禁於無意識的欲望伺機化裝出逃,各種象征性意象組成了夢的情節,從而實現欲望的代償性滿足。弗洛伊德將“釋夢”引申至文學解讀,《俄狄浦斯王》即是他的著名例證——如果沒有“俄狄浦斯情結”的普遍存在,人們怎麽可能沈溺於如此怪誕的劇情?
(Sigmund Freud on skateboard LIVE-DRIVE Elena Mildner)
通常的大眾電影之中,“女人”與“槍”是兩個不可或缺的意象,二者或顯或隱地指向了“性”與“死亡本能”——盡管這種弗洛伊德式的觀念,隱含了明顯的男性中心主義。
當然,許多人對於弗洛伊德的“泛性論”表示強烈異議。他們的心目中,欲望無非就是企圖實現的各種渴求。這個意義上,情節的發展很大程度地隱含了欲望的邏輯。人們普遍期待的情節是曲折離奇、大開大闔,主人公歷經艱險,最後功德圓滿,平安著陸,“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對於大多數社會成員說來,這種令人神往的經歷即是欲望。
情節內部若干常見的修辭策略往往被欲望征用,例如“巧合”。“無巧不成書”,作為一種小概率事件,巧合突如其來地開啟了人生的轉折機緣,情節驟然獲得“花明柳暗又一村”的開闊天地。
然而,多數作家熱衷於運用巧合頒佈特殊的“運氣”:偶遇貴人、化險為夷、因禍得福、吉星高照,如此等等。巧合負載的欲望通常在“大團圓”的結局贏得徹底的釋放。
“大團圓”是情節的另一個修辭策略:終成眷屬、家道中興或者獲取功名、事業有成這些交代與其說展現了社會歷史的必然,不如說滿足了讀者的內心期待。相對地說,借助巧合疊加厄運——“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的狀況遠為稀少。
現今的網絡小說之中,“玄幻”與“穿越”如出一轍。堅硬的現實架構無法突破,作家選擇“玄幻”或者“穿越”擺脫社會歷史。遁入另一個時空的主人公不再含辛茹苦或者碌碌無為。他們輕而易舉地改變了自己的卑微身份,要麽身為公主,周圍簇擁一批白馬王子;要麽武功蓋世,征服所有的對手繼而權傾天下。
考察情節的時候,因果關係與欲望的想像性滿足成為一個特殊的話題。
陳明發釋讀:我們需要一套本身的獨有語法,協助亟須提升競爭力的地方敘事納進詩性解讀,以促進其廣泛而深入流傳。
定義維柯的詩性智慧
在維柯看來,所謂「智慧」並不僅是某種求知的活動,而是一種科學與藝術的統一;「詩性」則是指原始人類由於缺乏充足的理性,而本身所具有的強盛的感覺力和生動的想像力。詩性智慧並不是一種理性之下的低等智慧,而是人類產生之後的一種最基本的智慧。
(As A Dad Of Four)
在世界剛剛起源的時候,人類的思維就像孩子一樣簡單,不具備邏輯推理的玄奧智慧,只能憑藉自身具備的感覺力和想像力去認識和創造世界,他們最初「只感觸而不感覺,接著用一種迷惑而激動的精神去感覺,最後才以一顆清醒的心靈去反思」。這是一種類似於詩人般的智慧,只是在人類理智充分發展之後,才產生了哲學家的玄奧智慧。因此,原始人類都是詩人,有著孩子般的豐富想像力。
詩並不神秘,不具備嚴密的邏輯推理,只是對於人最本真的感覺能力的一種闡述。與哲學沉浸於理性的沉思之中不同,詩竭力避免受理性的侵蝕。原始的人類首先創造出來各種藝術,而後,哲學家在此基礎上創造出各種科學的世界,人類才達於完備。
維柯認為,以己度物是詩性智慧的一種重要的表現方式。原始人類從個人出發來認識和衡量外物,將自身的脾氣秉性轉移到自然界的萬事萬物上,在這種比喻和隱喻的幫助下,創造了遠古時代的神話和寓言故事。因此,神話故事就是以一種詩性的語言來表述的人類對於世界的認識。而後人類通過一種象形文字表達自己,形成了一種詩性的語言。這種語言的產生處處落下了詩的印記,比如說對於比喻、描述、隱喻和意象的運用。
在古代希臘語中,「詩」與「創造」同義,「詩性」亦即一種能動的創造性,「詩人」也就是「創造者」的意思。這種古老的詩性智慧正是古代社會的起源,同時也是「真理即是創造」這一維柯哲學第一原則的根據。維柯將其看作是「打開本科學的萬能鑰匙」。
維柯還認為各民族的詩性智慧具有一種同構性,一種共同的道德情感和價值取向。維柯通過研究發現,各民族之間具有天神意旨、婚姻制以及埋葬制度三種普遍習俗或制度,這三種習俗和制度反映了各原始民族對於宗教、神以及生死方面的共同認識,同時也是構成新科學的基本原則。正是從這三大制度開始,產生了人類社會的法律、科學和藝術等。
維柯認為,民政世界的產生是天神意旨的結果,同時也是原始人類憑藉一種詩性智慧的創造結果。這種創造能力到底是以何種方式來開展的,維柯卻並未提及。同時,根據「真理即是創造」,維柯將「創造」僅僅看作是對於對象物的一種採集和結合的過程,並未突出其中的加工、制作和利用的意蘊。(2014/08/26 中國社會科學網)
思潮庫
Margaret Hsing
韵文化:和谐的声音
意大利都靈聖卡羅廣場
IN SEARCH OF MY SENSES 追隨感官
詩性建構
公共闡釋論從闡釋的個體性到社會性以至公共性的邏輯行程。前提性地預設了關於人的公共性的理解,而闡釋主體、闡釋客體與意義接受環節上的現實缺失與斷裂,提出了公共性衰落的問題。阿倫特、哈貝馬斯、桑內特等代表性致思路徑及其限度,凸顯公共性問題域的生存結構的基礎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將其歷史性,具體化為無產階級意識生成與階級共同體建構的命題。在本土大眾文化實踐日益分化多元、公共性衰退的現實背景下,文學及其闡釋有可能發揮其介入性、日常性、交往性特質,探索當代公共性的詩性建構。(孫士聰·公共闡釋與公共性的詩性建構,《山東社會科學》
詩性語言
所謂"詩家語",即為"詩性語言",乃詩家用含蓄、形象、跳躍、誇張、凝練、音樂性的語言表達自己主觀情志之詩語。《詩人玉屑》卷六裏,提到王安石 "詩家語"的概念。周振甫先生在《詩詞例話》中,也為我們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詩(這裡指格律詩)的用語,有時和散文以及其他文體不一樣,要受到字數、韻律、立意等之限制,不能像散文小說那樣自由表達。如我們用"非詩性思維"去欣賞或者創作詩歌,就不能正確理解作品原意,就不能創造出好的詩作來。
詩家語有幾個顯著特性:含蓄婉轉;用語形象;字句凝練;語言跳躍 ;藝術誇張;和聲律協美等幾個主要特徵。總起來講就是具有詩性和音樂性。"詩家語"概念的提出,使得詩歌在整體表達上,體現出了它獨特之詩性和音樂性。(《詩家語必讀:詩性語言的五個顯著特性》,載2019-04-26《今日頭條》)
(Carl Jung 2 Art Print by Kevin Storrar)
愛墾編註:我們曾提到,若要通過傳統創作方法去找尋“時代意義”,往往會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文體本身在既有的“文化再生産”的需要下,存有種種的限制。在詩歌的情況,就是修辭、字數、聲韻、格律等要素,本文提及了這一點。本文作者對格律詩在探討“詩家語”的“形象用語”時,也提到詩家之情志和詩之境界,往往藉助於"物象"並通過形象語言表達出來,常常詩中有畫,詩畫相生而意味無限。物象的選取要集中、不雜亂堆砌,要與所達之意境吻合。這與後現代意識流、潛意識等創作要素不符。
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特征與宣言的“重寫”
20世紀下半葉,隨著丹尼爾·貝爾所描述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在西方社會的思想文化領域,興起了一股“反”現代主義的思潮。這一思潮最初發端於建築藝術領域,進而擴展到文學、社會學領域,後又濫觴成為一種對現代性事業本身進行深入、持久、全面反思的哲學運動。
由於這一思潮強調,它與現代主義傳統的決裂,強調它對現代主義思想理論的批判與超越,因此被冠以“後現代主義”的稱謂。
This famous Edvard Munch painting called The Scream is believed to be inspired by the 1883 Krakatoa eruption, which sent so much ash into the atmosphere that it made sunsets reddish for years. Ironically, this eruption might have also been the loudest scream ever heard.
對於這一詞匯的名詞形式“後現代性”,後現代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利奧塔明確地說到:“`後現代性'不是一個新的時代,而是對現代性自稱擁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寫,首先是對現代性將其合法性,建立在通過科學和技術解放整個人類的視野基礎之上的宣言的重寫”。
對現代性特征與宣言的“重寫”,意味著思維方式的轉變,意味著學術視角的轉換,意味著理論範式的重建和話語概念的重構。在這種新的語境中,我們以傳統方式建構起來的認識與實踐對象,必將呈現出新的面貌與特征。
因此,作為現代性事業的主要特征與推動力量的現代技術,以及對技術的哲學反思,在後現代主義的語境中將獲得新的內涵、新的思路。(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2005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 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
同一:自我趨向沉思自我的高級階段
蘇布爾在談及詩的涌起時,沒有直接用靈感一詞,而用了“念頭”一詞。他認為,這念頭是由遠離人類的源泉降下,但未明確指為神靈。與此同時,他又提到:希臘人和阿拉伯人是把詩的源頭與神靈聯系在一起的。
希臘人稱之為靈感,與祭司的預言同源;阿拉伯人則稱之為啟示,是精靈所為。
正如伊斯蘭前的大詩人烏默魯·蓋斯所說:
精靈為我選擇了詩句
從中我挑出自己喜愛的
蘇布爾認為,念頭的涌起是模糊的,無序的,有時是強烈的,它似閃電一般驟然出現。這時,寧靜的自我渴望捕捉到它。
為此,他需獨處,靜靜地等待它一次次地出現,從而把握它的存在。自我的孤獨是為了意識到自我,經由同一而認識自我。因此,偉大的藝術都產生于同一(at-tawahhud)之中。
同一,在這里指“自我趨向沉思自我的高級階段”
(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10頁。)(李琛,1998,《詩歌的神秘主義闡釋—蘇布爾與馬利坦的比較》,刊于《外國文學評論》1998 年第 03 期 第 49-56 頁,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陳明發企業創造力魔課師札記:馬利坦·階段5的人的意識
陳明發博士文創慕課の社會心理學的大師們
陳明發博士文化產業慕課札記:馬利坦·人的意識覺醒階段
同一·自我趨向沉思自我的高級階段
蘇布爾在談及詩的涌起時,沒有直接用靈感一詞,而用了“念頭”一詞。他認為,這念頭是由遠離人類的源泉降下,但未明確指為神靈。與此同時,他又提到:希臘人和阿拉伯人是把詩的源頭與神靈聯系在一起的。
希臘人稱之為靈感,與祭司的預言同源;阿拉伯人則稱之為啟示,是精靈所為。
正如伊斯蘭前的大詩人烏默魯·蓋斯所說:
精靈為我選擇了詩句
從中我挑出自己喜愛的
蘇布爾認為,念頭的涌起是模糊的,無序的,有時是強烈的,它似閃電一般驟然出現。這時,寧靜的自我渴望捕捉到它。
為此,他需獨處,靜靜地等待它一次次地出現,從而把握它的存在。自我的孤獨是為了意識到自我,經由同一而認識自我。因此,偉大的藝術都產生于同一(at-tawahhud)之中。
同一,在這里指“自我趨向沉思自我的高級階段”
(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10頁。)(李琛,1998,《詩歌的神秘主義闡釋—蘇布爾與馬利坦的比較》,刊于《外國文學評論》1998 年第 03 期 第 49-56 頁,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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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波德萊爾的《巴黎的憂郁》
這里的七篇文章,選自波德萊爾的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文章中充滿著共同的主題;或一言不發,或歇斯底里的“精神病患者”;對同樣的對世界感到絕望又總是渴望光明的矛盾痛苦。
一位年輕而才華橫溢的詩人,為何會創作出這樣充滿著暗淡、抑郁色彩,甚至令人絕望的文章呢? 想要弄清這個問題,還得從詩人的不尋常的生平經歷談起。
波德萊爾,1821年生於巴黎。6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 一年之後,母親即改嫁他人,詩人幼小的心靈從此蒙上一層陰影。而他的繼父歐皮克上校後來擢升為將軍,並曾在第二帝國時期被任命為法國駐西班牙大使。身為一名軍人,繼父無法理解波德萊爾的詩人氣質和複雜心情,而波德萊爾也不能接受繼父的專製作風和高壓手段,於是父子倆幾乎無法溝通,關係極為不睦,這使得詩人產生了一種“永遠孤獨的命運感”。
隨著繼父工作的幾次調動,波德萊爾也不得不幾次轉學,這又導致其沒有什麼朋友可以傾訴內心的迷惘與痛苦,於是更多轉向內心世界,其詩歌創作的天賦逐漸顯露出來。到他19歲那年,終於和繼父鬧翻,且因不守紀律被學校開除,開始了漂泊生涯。在花花世界巴黎,他博覽群書,生活浪蕩,以致貧困潦倒,1845年曾兩次企圖自殺。1848年曾積極參加革命團體,其間幾經周折,終於在1851年隨著革命失敗而放棄所有政治活動,更多地投入到詩歌《惡之花》、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等文學創作之中。1859年左右,詩人的精神和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雖因《惡之花》名聲大噪,還曾被提名為法蘭西學士院院士候選人,但終於在精神抑郁和身體健康不佳的雙重折磨下,於1867年病逝,年僅46歲。
詩人生活的時代正是革命此起彼伏、眾多社會階層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動蕩時代,家庭不睦與國家衰頹的雙重壓力,極大地壓縮了詩人的生存空間,讓一個熱愛光明、熱愛生活的人時常艱於呼吸,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找尋不到半點快樂的因素,每天在這樣的矛盾中徘徊,在痛苦中抉擇,詩人因而常遊走在精神幾近失常的邊緣。
充斥於詩人眼中的,盡是以巴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大都市的種種醜惡、畸形的怪現象,被社會拋棄的窮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橫陳街頭的女屍……這一切都促使詩人一次次地追問這個世界是怎樣的世界,人生是怎樣的人生。
因而在《雙重屋子》中,屋子成了人類世界、精神世界的象征,如同夢境一般,光怪陸離,忽而屋內彌漫著“一種經過精心選擇的極細致的馨香,摻雜著輕度的濕潤在空氣中飄蕩著”,讓人感到“神秘、寧靜、和平與芳香”,真是幸福啊; 忽而,“一聲可怕的、沈重的聲音,在門上敲響了,就像夢遊在地獄中一樣”,屋子隨之變得骯臟、醜陋而無聊。詩人在向我們叫嚷著,現實世界中的美好只是短暫一瞬,而且還常常如同夢境一般不真實,真正的世界的本來面目是混亂、狹窄而令人惡心的,正如時間的鐘錘上迸發出來的聲響:“我就是人生,不可忍受的、無情的人生 ! ”
而生活在這世界上的人們,也被這世界傳染上了可怕的疾病,《每個人的怪獸》中就描述了這樣一幅圖景,“頭上是空闊而灰蒙的天空,腳下是塵土飛揚的大漠,沒有道路,沒有草坪,沒有……我碰到好多人,駝著背向前行走。他們每個人的背上都背著個巨大的怪物”,“這怪物並不是一件僵死的重物,相反,它用有力的、帶彈性的肌肉把人緊緊地摟壓著”,“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旅行者對伏在他們背上和吊在他們脖子上的兇惡野獸表示憤怒,相反,他們都認為這怪物是自己的一部分”。很明顯,在詩人眼中,這世界上的人們只顧著過自己的生活,沒人知道這種生活的方向和意義是什麼,也沒人關心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城市,甚至同一個家庭中的其他人,冷漠、殘酷、兇狠的野獸已經不再是異於人類的怪物,它正逐漸進入人的內心世界,成為人心靈的一部分,這樣的人類無疑也是可怕、無情,令人難以忍受的!
醜陋無情的世界,冷漠自私的同類,共同造就了病態的個體——詩人及與詩人相似的人,於是,在《惡劣的玻璃匠》、《瘋子與維納斯》、《狗和香水瓶》中,一個個矛盾、變態,甚至有些癲狂的精神病者便不斷呈現在讀者面前,“有些人的習性是純粹思維性的,並且完全懦於行動。可有時,他們會在一種神秘力量的促使下,做出某種異乎尋常的行為,其迅速的程度連他們自己也覺得是不可能的”,甚至“我曾經不止一次地成為這種沖動和發作的犧牲品,這使我不得不相信是調皮的惡魔溜進了我們的軀體,在我們毫無意識的情況下,指使我們執行它們那荒唐透頂的旨意”(《惡劣的玻璃匠》)。
可是,當詩人每每從夢境般的生活突然猛醒過來時,他就會感到一種從幼年時就深深體會到的無以名狀的巨大孤獨,一種無法得到親情、愛情、友情的無力與無能之感。他覺得自己是個瘋子,與生活的那個時代那樣格格不入,“可笑而紮眼”,偏偏地,還是一個那麼渴望能品嚐到美好、光明和熱情的滋味的人,這種種矛盾悖論逼使他蜷縮在維納斯石像下,從心靈最深處發出吶喊:“女神啊!可憐可憐我的憂傷和狂熱吧! ” (《瘋子與維納斯》)
可惜,維納斯也是無情的,沒有給予他任何回應。於是,詩人將人生視為一個醫院,自況為其中的一個病人,沒有任何所謂療救的方法能將自己治愈,無論是“由光明和礦物組成,並且還有誰來映照這風景”的里斯本,是可以“在觀賞運動的同時休息”的安然恬靜的鹿特丹,還是波羅的海的最遠處,甚至是地球的另一端——北極,都無法使詩人的心靈產生絲毫波瀾,終於,這個世界再也沒有榮幸挽留詩人寄居於此了,詩人向世界大聲宣告:“哪兒都可以,哪兒都可以,只要不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世界,哪兒都可以》)
正如詩人自己對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的評價:“總之,這還是《惡之花》,但更自由、細膩、辛辣。” (石麗娜) (原載:作品人物網)
帕斯捷爾納克·散文是最具現代性的體裁
關於詩歌與散文的關係,帕斯捷爾納克有著獨特的理解。他認為“詩歌和散文是彼此不能分離的兩極”,“散文是最具現代性的體裁”,而”抒情詩已經不能表現我們經驗的宏大規模與廣闊空間”,他個人的詩歌只是散文創作的準備。上述觀點,以及他關於“藝術注目於被情感改動的現實”、關於抒情主義與歷史主義之關係的見解,構成了詩學理念的基本內容,並影響著他的全部小說創作,使之具有雅各布森所說的“詩人的散文”的藝術風格。
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 1890-1960年)因“在現代抒情詩和偉大俄羅斯敘事文學傳統領域取得的卓越成就”,而獲得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在敘事文學——散文創作方面的實績,卻一度被作為“純粹抒情詩人”的身影所遮蔽。(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人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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