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兩條絲綢之路,在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環境,經歷過國號的改變,國界的改變。
可是,文化商貿和友好情誼,還是越久越醇實的那個傳統。
在新的紀元里,我們要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高期待、高關注度的背后,最現實的問題,是落實和普及的艱難。
要促進沿線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共識,如何來對話談合作? 如何來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
要講“文化先行”的優勢,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互動方面,可扮演怎樣的角色?
(攝影:鄧福恒遺作·沙巴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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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琦·建文帝謎蹤(7)
6 感情代替了史實,政治掩蓋了真相
對於明清以來出現那麽多關於建文帝的傳說,怎麽解釋呢:就神話或民間傳說形成發展的規律而言,借用胡適先生的話:
凡故事的演變如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證。
關於建文帝傳說的發生和演變是符合這一規律的。由於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測和傳說,而傳說不斷擴大不斷豐富,越說越神,越說越圓。
和許多不斷演化的傳說一樣,關於建文帝下落的追尋,對於許多人來說已經遠離了史學或學術,成了一種純粹的感情牽掛。歸納起來:
(1)明初史家在政治高壓和為尊者諱的禁忌之下,既不能批評太祖朱元璋,也不能指責明成祖朱棣,更無法記述事實真相。
(2)明人為伸張其政治抱負,對建文帝其人充滿同情和思念,為寄托對建文帝及忠臣義士的懷念,寧可相信傳說而不願深究歷史真相。為了宣揚忠君殉節的觀念,甚至有意渲染並不存在的傳說。
(3)清初史學家,或由於自身的經歷或由於政治環境而回避事實真相。以遺民自居者,借建文史事寄托故國之思,反省明亡之痛;降附新朝的亡國二臣,身負罵名,豈敢再指那些宣揚忠節的書為偽書:
(4)舊史家在正統觀念指導下,斤斤計較“書法”的長短,為了給統治者開脫,不惜抹殺事實,曲圓其說,比如,宣揚燕王繼統出於朱元璋的有意安排,建文遜國是有意讓位,朱棣入統受之無愧,等等。
還有,清朝在入關之初,也遇到了同樣尷尬的局面。他們趕走李自成,聲稱為明朝報君父之仇。而崇禎帝自縊後,仍有兒子下落不明。清朝控制了中央政權,但反清勢力仍然十分強大。一些反清復明的勢力就奉朱三太子為旗幟反抗清朝。所以在當時,清廷力主朱三太子已死,絕不可能在民間躲藏,用此來斷絕復明者的希望,以安人心。這同建文帝的生死一樣,是政治問題。於是,清初的一些書寫歷史的館臣體會當政者的意思,便主張建文帝焚死之說,以避免人們影射朱三太子。
7.不是結論的結論
關於建文帝的下落,仍可以用明史前輩王崇武先生的話:“官書曲解歷史,野史漫無根據,皆非信史”因此,從明末王世貞、錢謙益以迄清初徐乾學、朱彜尊王鴻緒輩,皆思於此段史事有所考索,而其實甚少發明者,誠以史料缺乏故也。”在現在還沒有新的材料發現之前,我們的結論是:
(1)建文帝不論是焚死還是出亡,不妨兩存其說。
(2)即使建文帝真的出亡,傳說中各種細節也都是不可信的。
(摘自毛佩琦著《永樂大帝朱棣》第二章·百折不撓 の五《建文帝謎蹤》)
鍾永有《婆羅洲島與中國》
3000年前東南亞婆羅洲島與中國產生聯系
從廣義的婆羅洲文化乃至於相對狹義而言的婆羅洲中華文明文化,或許早自中國周朝(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計起迄今3063年,就逐漸開啟建立婆羅洲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南中國海(南海)商貿活動、宗教傳播、人員往來互動的紐帶關係。
當然,大眾最為熟悉的是其後而來的中國自明朝(公元1368年至1644年)計起迄今649年,明朝特使鄭和7次下西洋(下南洋),以及隨後18世紀至20世紀300年間中國南部省份沿海民眾,一批接一批冒險遠渡南中國海“下南洋”到東南亞包括到婆羅洲島(Borneo)披荊斬棘在新天地謀生,融入當地社會定居,中國大陸與東南亞之間產生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歷史淵源,還有許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故事。
根據專家學者的史籍史料研究,前往婆羅洲島砂拉越的華人群體幾乎請一色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三個省:廣東省、福建省以及廣西省。
縱觀當時這3個華南省出現社會動亂、人口增長壓力,再加上地理位置比較靠近東南亞,因此東南亞各個地區也就形成中國大陸人員外流,尋找安居樂業新天地的目的地。
專家研究指出,早於公元5世紀初,中國大陸於晉朝(公元265年至420年)時期的東晉(公元317年至420年)僧人法顯,在佛教聖地印度學習佛學取經後,在乘船航返中國大陸的途中,曾經在一個名叫“耶婆提”的地方停留過。雖然無法確定“耶婆提”的確實地點,不過,一些歷史學家相信法顯曾在“婆羅洲”停留一陣子。
宋朝與勃泥建立聯系
而根據中國《宋史》(公元960年至1279年)所記載,公元977年至1802年,有個名叫“勃泥”的王國,曾向中國朝貢。而根據宋代趙汝適所撰《諸蕃誌》“渤泥國”(Po-Li or Po-Ni,公元1225年)所記載,每當一艘外國船舶航經“渤泥”時,船長總是會把中國佳肴饋贈“蘇丹”。若該記載是正確的話,這意味著在中國於宋朝時期,中國和“勃泥”之間就建立了聯系。
根據史料所述,中國的《梁書》(公元502年至公元566年) 最早提到“婆利”、《隋書》(公元589年至公元618年)、《舊唐書》(公元618年至公元906年)也提到“婆利”此名。這三個中國朝代的正史都記述“婆利”於公元517年、522年、616年、630年、669年,曾經派遣特使向中國朝貢。
在出土的許多文物,有助於確定中國早年與東南亞區域之間的來往關係。例如在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曾發現的中國大陸漢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陪葬陶器。這些出土陶器可能是由外國商賈或旅客們,從中國大陸帶到這些東南亞諸地。
此外,也有歷史學家指婆羅洲達雅族人(Dayak)的裝飾和圖案,與中國大陸周朝末年時期的圖案很相似。
中國人在公元前三世紀 與婆羅洲島接觸
因此,一些專家推測中國人早在公元前3世初,或者在更早時期,就開始“下南洋”與婆羅洲島島民往來接觸。
來到了14世紀,歷史記錄顯示較為明朗化。當時,明朝(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早期皇帝采取海洋開放政策,再度與南洋各國加強聯系。公元1405年,明朝三寶太監鄭和(穆斯林)首次奉明成祖之命下西洋。鄭和曾經前後7從次從中國大陸乘船南下,其中兩度據說經過了“渤泥”。
按中國歷史載籍,公元十五世紀期間,馬來群島的統治者曾多次前往中國覲見明朝皇帝。《明史》記載渤泥國王麻拉惹加納(Maharaja Karna)曾於公元1408年謁見中國皇帝。
從中國官方的編年史內容,發現在這期間中國和南洋(東南亞)之間似乎有不少非官方的貿易往來和各種交流接觸。
且看婆羅洲島上的第一個14世紀的露天遺址完成發掘工作。1966年7月12日,在砂拉越河三角洲山都望( Santubong) 的鐵礦區所進行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在望基山(Bongkisan)這個地方發現一堆木炭。而根據陶器年代測定法,可推斷婆羅洲與中國大陸的交往,應該是開始於唐朝(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後期,並相信婆羅洲島上的望基山曾於13世紀因與中國人往來而一度繁榮興盛。
《諸藩誌》和十五世紀的《東西洋考》對12世紀和13世紀的海上貿易有相當詳細的描述。羅幹(J. R. Logan)於1848年的《印度群島和東海》寫道:“有證據顯示,在九世紀時就有這種貿易在爪哇進行。如果當時已有這種貿易存在,他們(中國人)可能在極遠古年代,甚至在婆羅洲馬來王國成立之前,便訪問過婆羅洲。”
歷史學者田汝康也認為中國人與婆羅洲長期通商,以及偶而同婆羅洲進行政治接觸的證據,說明婆羅洲在早年時期可能就有一些華人拓殖地存在。
汶萊蘇丹娶華人為妻
關於華人群體與婆羅洲之間的接觸還有其它說法。按《文萊歷代國王系譜》記載,在15世紀時的文萊國第2位蘇丹(公元1435年至公元1450年在位)迎娶“王三呂”(或黃森屏)的女兒或妹妹為妻,而據說王三呂是跟隨鄭和下西洋的一個福建人。
還有,率領西班牙船隊環行地球一周的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於1521年航經文萊(汶萊)停留時,曾提及中國的絲綢,度量衡及刻有漢字的錢幣。
按聖約翰在其《東印度群島歷史和現狀》記載,在歐洲人與婆羅洲之間往來的16世紀初,已有華人在文萊定居,並指這些華人從事他們“特別擅長”的行業。
到了17世紀開起,海上貿易活動蓬勃擴展開來,於是,中國大陸華人群體與婆羅洲之間的接觸出現了密切聯系,而從這個世紀開始,掀起了中國大陸華人群體一批接一批大量移居南洋地區的新浪潮,而婆羅洲則是接受大量新華人移民群體的地區之一。
這對於南洋地區的馬來群島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習俗等方方面面發展,都產生一定的影響,乃至於與當地的統治者和原住民群體密切合作交融,同時,華人也與當地達雅群體進行異族通婚,逐漸形成一個多元種族和文化融合情況。
鍾永有《華人落脚婆羅洲》
從中國大陸下南洋的華人群,體分批次到婆羅洲諸地區。他們首先來抵達文萊、馬辰(Banjermasin)、坤甸(Pontianak)等地區,人數也越來越多,從事各種商貿、開礦、開墾、種植、養殖等活動。
1608年開始,荷蘭人婆羅洲設立第一商站,並雇用擁有社會影響力的華人,陸續開拓諸如在三發(Sambas)、砂督(Satok)、坤甸、馬辰(Banjermasin)、文萊(Brunei)各個王國的“酋長”(蘇丹)訂立商業貿易協議。這也顯示華人群體比較起歐洲人更早融入婆羅洲這片土地,並落地生根,發揮影響力。
到了18世紀期間,華人群體在西婆羅洲進行大規模的貨物例如胡椒、橡膠產品等出口貿易,同時華人為當地居民提供諸如絲綢、印尼棉布、白洋布、陶瓷器等價廉物美商品,可謂應有盡有。
砂拉越明顯和中國早在公元1300年以前便有了直接接觸。不過,由於某種不明原因,華人在砂拉越留下的直接接觸痕跡,到了15世紀中葉便消失無蹤。不過,華人群體卻在文萊的聯系延續了一百年之久,文萊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密切。
因此,華人在婆羅洲沿岸的貿易活動,看來是於16世紀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的競爭下才宣告中斷的。縱觀在往後的兩百年中,中國和砂拉越之間便很少來往了。
文萊原本是一個繁榮的貿易港口口岸,文萊王國蘇丹也因與中國之間的商業聯系而富強起來,王國領土版圖不斷在婆羅洲島上擴大,在蘇丹博基亞王朝(Sultan Bolkiah,統治期從公元1485年至1528年)時期達到最巔峰,領土版圖涵蓋婆羅洲島絕大部分土地、菲律賓中南部諸多大小島嶼。
有史學家認為,文萊早期的蘇丹國是依賴中國支持,而得以成立並強盛起來,而早期的蘇丹或許是一個中國大陸華人。
信奉伊斯蘭教的文萊蘇丹王國(Sultanate of Brunei 或 Negara Brunei)的第一位馬來族(Malay)蘇丹(王/國王)是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中國大陸稱他為默哈莫沙(Mohamo Sha),他自公元1368年起成立並統治文萊蘇丹王國,直至1402年逝世。
研究指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原名為阿旺阿臘伯達達(Awang Alak Betatar),他成為“阿旺阿臘伯達達”(Raja Awang Alak Betatar)直至1360年代初改變信仰成為伊斯蘭教教徒,然後迎娶淡馬錫(Temasik)國王的女兒(Iskandar Shah國王或 Sang Nila Utama國王其中之一人的女兒)。淡馬錫是新加坡舊稱,當時文萊把淡馬錫稱作“柔佛”(Johor)。
從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的原名“阿旺阿臘伯達達”(Awang Alak Betatar)這個名字來看,穆罕默德沙阿這位蘇丹很可能原為一位佛教徒或興都教徒。他於1371年派遣特使前往中國。按《明史》(書 325)Ming Shih (Book 325)記載,1370年的文萊王是“Ma-ho-mo-sa”,並指其繼承人也擁有佛教徒名字。
這也意味著,在文萊馬來蘇丹王國誕生之前,就已經有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先民在婆羅洲島的前文萊蘇丹國王朝(Pre-Sultanate)這塊土地及附近地區定居或活動了。
後來,由於文萊蘇丹王國發生內訌,王朝家族人事出現了變動,與西班牙入侵者戰鬥傷元氣,再加上隨後英國殖民地政府刻意扶植其新加坡殖民地成為一個全新的商業轉運站,文萊蘇丹國的商港地位和蘇丹王朝開始(19世紀明顯開始),縱使文萊蘇丹當時不歡迎新加坡崛起,可是卻無能為力扭轉文萊王國沒落的窘境,其龐大國土也遭英國人瓜分,納為今日的東馬來西亞的砂拉越和沙巴。
早期華族商賈對砂拉越的重要性,不在於他們是現今砂拉越華人的先驅,而是他們對當地土著社會所起的巨大影響力。其中之一是華人群體同土著群體大量通婚,這不但讓土著群體擁有華人血統,而且還承傳了華人擅長的許多技藝和文化,即土著傳承了中華文明內涵。
鍾永有《羅芳伯建“蘭芳共和國”》
在婆羅洲南部,華人的貿易活動在砂勞越這所謂對華人不利的“黑暗時代 ” (公元1580年至1840年)里,仍然持續著。
到了19世紀中,有數千名華人散居在三發和坤甸一帶,而他們也就是從西加里曼丹移居到砂拉越的第一批華人,即西加里曼丹開拓者羅芳伯客家籍貫後輩群體。羅芳伯在婆羅洲島坤甸建立從1777年至1884年強盛一時,實行大總製的“蘭芳共和國”或別稱“蘭芳公司管轄區”,這也是由中國大陸客家籍貫華人在海外創建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根據文獻記載,當英國探險家詹姆士布洛克(James Brooke)東來砂拉越時,當下已有一名中國大陸的廣府籍貫人已在砂拉越居住,他就是劉直。劉直在1830年前後偕同數名友人,從中國乘搭帆船首先抵達砂拉越的成邦江(Simanggang),然後轉到古晉的砂督。他以種菜和飼養牲畜為生,後來成為白人拉惹布魯克的管家,而後來追隨他的同鄉於1857年積極協助拉惹對付叛亂行動。
砂各籍貫華人各有領袖
且說客家群體在砂拉越安家落戶之後,隨布洛克管家劉直之後而來的新移民,有詔安人、潮州人和其他各籍貫群體的華人。每一種籍貫的華人都有一名領袖當代表人,客家群體為劉善邦、福建籍貫領袖王有海、詔安籍貫領袖田考、潮州籍貫領袖劉建發,被看成華人社會的首領,對於華人事務,白人拉惹征求領袖們的意見或商談。
縱觀二十世紀掀開了砂拉越新一波發展新時代。在這個世紀初,新一批華族移民的新浪潮出現,不斷地湧入砂拉越的拉讓江(Rajang River)流域,推動砂拉越的經濟和教育不斷向前發展。
賴逋泓〈晚秋旅感(半集巫來語)〉四首
一年辣咭又重陽,粦亦趨人日夜忙。
辜負加基空夜爛,阮郎依舊嘆哥商。
秋深麻纜聽蟲鳴,碼打流珠夢不成。
最是霜飛甲罷罅,驚天事業未圍荊。
黃花麻逆滿籬東,那有交彎顧客窮?
留得三司天地醉,人情查甲總窩風!
天涯浪跡感輸沙,捨影韶光兩鬢華。
古打脛疲人已老,吟鞭何日布鈴家?
(Source of Photo: https://www.facebook.com/melakainfact)
註:此組詩使用馬來語。辣咭(Lakas快速),粦亦(Ringgit金錢),加基(Kaki双脚),夜爛(Jalan行走),哥商(Kosong空蕩);麻纜(Malam夜晚),碼打(Mata眼睛),甲罷罅(Kepala頭顱),圍荊(Wajib尽责);麻逆(Manis漂亮),交彎(Kawan朋友),三司(Samsu酒),查甲(Chakap說話),窩風(Bo-hong謊言);輸沙(susah艱苦)、舍影(sayang可惜)、古打(kuda馬)、布鈴(pulang回返)。
郁達夫·止園餞送徐教授悲鴻席上偶成
夜雨平添水閣寒,炎荒今始覺衣單。
叨陪孺子陳蕃席,此日清遊夢一般。
阿修羅箋註:
1:是詩一九四一年秋作於新加坡。止園,無考。
2:徐教授悲鴻,徐悲鴻在新加坡辦畫展,主要是為了抗戰籌款,其間留下了40餘幅油畫作品,在日軍佔領新加坡之前,他的朋友黃曼士、馬駿等把這批油畫深埋在地下,使其幸免於難。新加坡是全世界藏有徐悲鴻畫作最多的地方,至今也是世界拍賣行征集徐悲鴻畫作的一個主要來源地。
3:叨陪孺子陳蕃席:叨陪,叨光陪侍,王勃《滕王閣序》“他日趨庭,叨陪鯉對。”陳蕃,《後漢書。徐稺傳》載,後漢陳蕃為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徐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白垚:本身情感經驗的 “忠實 ”
就上述兩部歌劇(編註《漢麗寳》與《中國寡婦山》)的開端而言,極為相近的敘述角度與寓意的重復出現,倒並非於對各自源文本回應,而是白垚詩作“互文”,在一定程度上不無指涉作者本身情感經驗的 “忠實 ”:
沈默中船駛出了黑暗的海港,
揚起帆向遠處的雲山啟航,
回首看來處已沈入浪渚,
海水又有力地激在船旁。
厚的黑雲遮住了星和月亮,
只有桅燈上微弱的光,
天冥遠處有雷聲震響,
黑暗海洋中有洶湧的浪。
我怕深沈的夜里會加上風雨,
我擔心明天早上醒來仍看不到陽光,
我聽人說過海上折毀的船桅,
又聽說過船隻怎樣在霧里迷航。
雖然起錨後一切都如此令人失望,
但請聽我訴說那要去的地方,
那晴空下美麗雄偉的海港,
那進港時歡躍跳動的心房。
(林春美《身世的杜撰與建構:白垚再南洋》,2017,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臺灣、馬華、新華文化與文學國際研討會報告,拉曼大學)
曾仁青整理·謝九客家山歌《九伯後生下南洋》(15-16)
(十五)
阿娘祖傳有好多,拾滴來講冒嫌多;
太平世界用吾着,有朝一日就是寶。
(十六)
初生哦芽面播廯,娘娘教你吾使錢;
阿米乳汁查面八,三日皮滑白又淨。
郁達夫·小草
生同小草思酬國,志切狂夫敢憶家。
張祿有心逃魏辱,文姬無奈咽胡笳。
寧辜宋里東鄰意,忍棄吳王舊苑花。
不欲金盆收覆水,為誰憔悴客天涯。
阿修羅箋註:
1:一九三八年冬,郁達夫到達新加坡,擔任“星洲日報”的副刊編輯。本詩當寫於到新加坡後不久。詩題一作《抵星洲感賦》。
2:狂夫,放蕩不羈的人。《後漢書·獨行傳·譙玄》:“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唐杜甫《狂夫》詩:“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3:張祿,《史記·穰侯列傳》:”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説秦昭王。”
4:文姬,《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女傳·董祀妻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5:宋里東鄰,〈〈韓非子〉〉: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6:吳王舊苑,指的就是今天蘇州西郊靈巖山頂的館娃宮遺址。相傳春秋末年,越國被吳國打得幾乎亡國,越王勾踐立志復仇,除了自己每天“臥薪嘗膽”,還針對吳王夫差”淫而好色”的弱點,獻美女西施和鄭旦二人於吳王後宮。夫差為博西施歡心,在靈巖山上大興土木建造”館娃宮”供美人盡情享樂。
7:覆水,漢代朱買臣貧賤時,其妻出走,顯達後,其妻又回來,朱買臣潑水於地,令妻收回。這裏指王映霞願隨郁達夫赴南洋。郁達夫《毀家詩紀》自註:”但在臨行之前,她又從浙江趕到了福州,說將痛改前非,隨我南渡,我當然是不念舊惡的人,所以也只高唱一闋《賀新郎》詞,投荒到這炎海中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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