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人心靈素質(6)福柯 + 德里達

想進視覺傳達這一行?聽聽頻頻贏得國際設計大獎的臺灣設計師陳永基的體驗:“我認為風格不是重點,重點是要以國際性水準來檢視自己的設計,用國際觀和地球村的格局要求自己。” (Close by Dongyup S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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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媒上熱搜·官媒低調處理——特朗普遇刺在中國的反應

特朗普遇刺的消息在中國公眾中引起極大關注,其當選概率增加成為社交媒體談論的焦點。而全國性官媒《人民日報》只簡短報道特朗普遭遇槍擊,習近平向他表達慰問,國家重點網站中國網發表"特朗普遇刺是美國政治暴力的縮影"一文,稱該事件無疑會加劇美國內部的撕裂。

美聯社駐華盛頓首席攝影師埃文·武奇(Evan Vucci)在特朗普遇刺後拍攝的這張照片在網絡上被瘋傳。圖像來源: Evan Vucci/AP Photo/picture alliance


(德國之聲中文網)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遇刺後,他面帶鮮血,振臂高呼的照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登上熱搜。


振臂一呼的競選經典照片

"槍聲一响,選票拉滿"--知名專欄作家李月亮在微信公眾號文章中談到美聯社記者拍攝的特朗普遇刺後面帶血跡、揮舞拳頭,以美國國旗為背景的照片所帶來的公眾效應。文章說:"這張照片,今天登上了全世界媒體的頭條。美國媒體更是高頻使用,並賦予了它極高的意義:面對暴力的不屈,美國精神的偉大,等等。當然,它最直接的意義還是直接拔高了特朗普的形象,讓他的魅力值大大加分。"圍繞這張照片,《中國日報》雙語新聞還以"' 特朗普遇刺照'瘋傳,攝影記者火了"為題,專門介紹拍攝這張照片的記者和拍攝過程。

社媒關注特朗普支持率大漲

特朗普遇刺對美國大選的影響也是人們最為關注的焦點之一。專欄作家李月亮在文章中寫道,"一般來說,這種暗殺行為,會引發選民的巨大同情和支持。偏偏特朗普這次表現又非常好。不但當時反應機敏,立刻蹲下,之後還把流著鮮血的頭伸出來,振臂高呼。展現了領袖的堅韌和不屈,而這也是民眾心中的領袖,在緊急時刻應有的樣子。美國人特別吃這一套......今天的最新民調就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大漲到了69%。拜登只有可憐的16%,快被特朗普甩沒影兒了。遭槍擊的是特朗普,倒下的是拜登。"

不僅是自媒體,中國的官方網絡媒體也紛紛報道襲擊事件發生後特朗普贏得2024總統選舉的概率從60%大幅上升至70%的消息。這一數字來源於加密貨幣預測市場平台 Polymarket發布的一項預測,即特朗普遇刺後的勝選概率達到 71%,遠遠領先於他的民主黨對手拜登(18%)。不過,《每日經濟新聞》等中國全國公開發行的財經類日報采訪的中國學者則淡化該事件對美國大選的影響。

官媒:特朗普可能得同情分與美國政治暴力的縮影

《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國際關系學院美國問題專家孫冰岩在接受該報記者采訪時說,"短期內,特朗普可能會獲得一些同情分。長期來看,這次事件的影響不大。"他說,"現在美國總統大選的兩極分化很明顯,任何事件都不會輕易動搖兩方選民的態度。對於中間選民來說,這個事件可能被視為民主黨的極端分子所為,但這不會對民主黨的選情有太大影響。"不過,孫冰岩也指出,"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特朗普遇刺後,馬斯克出來支持特朗普。接下來,特朗普團隊可能會去聯系更多之前猶豫不決的共和黨人,現在特朗普受到同情,也得到全國性的支持,在這樣一個良好的氛圍中,宣布(為其)背書.這可能會幫助特朗普鞏固共和黨內部的溫和派支持,甚至贏得一些獨立選民的支持。尤其是像華爾街的這幫金主。"

三聯生活周刊7月14日發表的"特朗普遇刺:通往勝選的一槍?"一文中寫道,"根據美國民調網站"真實政治"(RealClearPolitics)的數據,截至2024年7月,特朗普的支持率略微領先,平均為44.4%,而拜登的支持率為41.6%。另一些民調顯示兩者之間的差距更小 。"文章援引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者孫成昊說,但此次事件後,共和黨內對具體問題的爭論會被政治暴力的陰影掩蓋,"短期內大家都會團結在特朗普周圍,更多地去譴責這起事件,而不是討論政治上的分歧。"文章末尾寫道,孫成昊認為,刺殺事件背後社會心理因素是美國選民在生活中"獲得感的喪失":"盡管沒有徹底地不好,但人們不滿的是'一代不如一代',是新一代人沒有像老一代一樣享受美國作為世界大國的紅利的焦慮與疲憊。許多人將矛頭指向外來移民與非白人少數族裔,反映的核心問題仍是經濟問題。"經濟社會議題疊加在一起,都讓一部分人對體制一點一點失去信心,"因為選來選去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該文也援引居住在美國加州的政治法律學者張軍表示,特朗普遇刺事件對民主黨既是危機也是"機遇",關鍵在於民主黨是否會正確認識到自身的危機、"痛定思痛"從而撤換總統候選人。文章還以黑體字強調張軍對本刊分析稱,特朗普遇刺未遂事件也是過去10年中美國政治極化現象的集中爆發,"左右兩翼在墮胎、種族、移民、環境等問題上,變得沒有任何共識,也不存在交流的空間。"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領導的國家重點新聞網站中國網7月15日發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郭金月撰寫的"特朗普遇刺是美國政治暴力的縮影"一文,稱"距離大選投票不足4個月上演的這場戲劇化事件,折射出美國政治斗爭暴力化、白熱化的現實,或將對特朗普重返白宮產生助推作用。"文章說,在遇刺現場,特朗普在美國國旗的映襯和特勤局特工的護衛下揮舞拳頭的舉動,再次強化了其長期樹立的"強悍""不屈"形象,等於就地取材地完成了一次效果拉滿的宣傳造勢。該事件有利於特朗普鞏固與其基本盤的關系,並爭取更多支持。文章還指出,事件發生後,特斯拉公司創始人馬斯克、對沖基金領域的億萬富翁奧科曼(Bill Ackman)宣布支持特朗普,"該事件無疑會加劇美國內部的撕裂,為2024年大選增添新的不確定性。" (摘自:徳國之聲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Tuesday


特朗普遭未遂刺殺·中國網絡零售商迅速推出周邊紀念品

美國前總統、共和黨人特朗普13日傍晚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市舉行的競選集會遭「未遂刺殺」。中國電商的反應幾乎與拜登總統對特朗普戲劇性的槍擊事件的反應一樣迅速。當地時間周六傍晚6點15分左右,特朗普在競選集會上險些遭遇暗殺。

拜登對槍擊事件的首次公開評論是在晚8點左右,而此時中國制造商已經開始生產印有特朗普揮舞著拳頭蔑視刺殺企圖形象的T恤衫。第一批T恤衫於當晚8點40分在中國流行的電子商務平台淘寶上開售,而此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還沒有就這起「未遂刺殺」事件作出反應。《南華早報》報道指出,這就是中國速度。

25歲的淘寶賣家李金偉(音譯)在中國的周日早餐時間就在網上上架了她的T恤衫。李金偉說:「我們一看到槍擊案的新聞就把T恤衫放到了淘寶網上,盡管我們還沒有印好,但在三個小時內,我們就看到了來自中國和美國的2000多份訂單」。

李的工廠位於河北省北部,她只需下載圖片並按下印花鍵,就能制作出新產品,工廠平均只需一分鐘就能完成一件T恤。她介紹稱:「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我們只做了特朗普的紀念品,因為他贏得大選的可能性比較大,而且他在中國網民中很受歡迎」。

來自廣東的新飛數碼印花生產公司聯合創始人姚艾倫(音譯)表示,美國市場對「選舉和集會主題」定制T恤衫的需求相當強勁。今年早些時候,姚艾倫在美國加州開設了一家全自動工廠,日產量約為3000件T恤,預計到下個月將增至8000件。

姚艾倫說:「這些T恤從越南進口,儲存在美國的倉庫裡,生產速度非常快」。他補充說,一台數碼印花機可以在一小時內印制27平方米,即大約8件與選舉有關的T恤衫,這些T恤衫可以立即在加州上架銷售。他談到:「需求如此旺盛,我們根本無法生產足夠的產品」。姚的公司計劃明年在美國東海岸開設一家新工廠,將日產量提高到3萬件。

專注於美國市場的中國跨境電子商務平台DHgate的數據顯示,自1月份以來,與大選相關的紀念品交易量每月增長40%以上,其中3月份的月增長率超過110%。上海媒體《一財》5月援引DHgate的數據報導稱,第一季度美國大選紀念品的總交易額比去年同期增長了90%以上。

對其他制造商來說,特朗普在11月的大選中獲勝的前景不僅僅是T恤衫和紀念品——中國出口商因擔心關稅進一步提高而開始提前發貨。以美元計價的6月份出口同比增長8.6%,而同期的生產者價格指數和新出口訂單則出現下滑。

中國家居用品出口商肖山姆說,他在美國得州的公司已要求中國總部立即訂貨發貨,以便在年底前填滿倉庫。他指出:「許多出口商都在討論是否有必要在大選前發貨,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連帶變化,比如可能的關稅上調和運輸成本飆升」。

幫助中國企業進行全球投資的北京供應鏈專家高振東說,出口增幅不會很大,因為中國供應鏈在過去六七年中已經進行了調整,而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關稅政策。但特朗普獲勝會影響供應鏈。

高振東分析說:「大多數出口商認為,這一突發事件大大增加了特朗普獲勝的可能性。如果特朗普獲勝,『新三樣』產品(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鐵和鋁產品的關稅將大幅提高。此外,這也意味著越南和墨西哥的相關供應鏈可能受到負面影響,因為特朗普一直批評越南和墨西哥是中國生產的『再出口天堂』。」

高振東補充道,不過,中國進口量不太可能進一步下降。他稱,「近年來,中美貿易額大幅下降並趨於穩定。進一步減少中國進口的空間有限,因為美國政府進一步減少中國進口的任何嘗試都將受到美國通脹壓力的制約」。

(本圖文摘自:RFi平台,作者:弗林; 註:美聯社於傍晚6點31分發布了揮舞拳頭的特朗普的標志性照片。)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17, 2024 at 8:40am


[陌生的城市]

在我們住慣了的城市中,街道僅僅是溝通兩地的簡單工具,但我剛到這個城市,街上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我覺得這個陌生世界中的居民,他們的生活是奇特而絕妙的。一所住宅透著燈光的玻璃窗常常向我展示出一幅幅我無法深入了解的神秘而真實的生活畫面,我會收住腳步,佇立在黑暗中久久凝望。這裡,火神用一副染成紫色的圖畫展出了一個栗子商人的小酒店,有兩個士官在專心致志地玩紙牌,椅子上放著他們的腰帶,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魔法師使他們從黑暗中冒了出來,就像使劇中人物登台一樣,把他們此時此刻的形象赤裸裸地暴露在一個停下來張望而他們看不見的行人眼前。在那邊一個小舊貨鋪裡,一一枝燒剩半截的蠟燭把熒熒紅光投在一塊版畫上,把它變成了紅粉筆畫,而那盞大燈在搏擊黑暗,把亮光灑向周圍,把一塊皮革染成了棕色,使一把匕首發出閃閃的銀光,給幾張不過是拙劣的復制畫塗上了一層珍貴的金色,就像是舊銅器生了鏽或者舊木器塗上了漆一樣;最後,把這個充斥著贋品和麵包皮的骯髒不堪的陋室變成了一副極其珍貴的倫勃朗的傑作。有時我甚至會抬頭仰望一套沒有關上百葉窗的古色古香的大房間。那裡面,一群水陸兩棲的男女一到晚上就要使自己重新適應與白天不同的生活環境,在油膩膩的液體中緩緩游動;一到傍晚,這種油狀液體就會從燈的蓄油池中源源流出,流滿各個房間,一直漫到房間的石頭和玻璃內壁的邊沿;那些男女在液體中移動著軀體,傳播著金黃黃油膩膩的漩渦。我繼續往前走。在教堂前那條黑魆魆的小街上,難以抑制的情欲使我邁不開腳步。……這條中世紀的小街在我看來是那樣真實,如果我真能在這裡抱起一個女人並且佔有她,我不能不認為是古老的情慾將我們兩人結合(哪怕這個女人不過是每天站在街上拉男人的娼妓)。而冬天、黑暗、人地生疏感和中世紀式的街道,又給這古老的情慾塗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在這卷裡,詩的色彩猶如第一章一樣強烈。在本書漫長的寫作過程中,普魯斯特必然也有階段性的變化,情緒、風格,等等。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May 22, 2024 at 6:34pm

勒內·夏爾《近路》

他細心照料的山坡如一道急流從他的後背瀉下。可憐的語言向他致意;騾子在草地里為他歡慶。溝壑里玫瑰色的臉有兩次把它鏡子的水面映向他。有什麽東西睡著了。他成為他夢見的那個樣子。
(王家新譯)

《追憶似水年華》

[百葉窗]

幾乎全都合上的百葉窗顫顫巍巍地把下午的陽光擋在窗外,以保護房內透明的涼爽,然而,有一絲反光還是設法張開黃色的翅膀鑽了出來,像一隻蝴蝶一動不動地歇在百葉窗和玻璃窗之間的夾縫裡。。

[蒼蠅]

一群蒼蠅,像演奏夏季室內樂似的在我的眼前演奏他們的小協奏曲。

[看一件東西]

當我看到外界的某一件東西,看到的意識便停留在我與物之間,在物的周圍有一圈薄薄的精神的界線,妨礙我同它直接接觸;在我同這種意識接上關系之前,它又仿佛飄然消散,好比你拿一件熾熱的物體,去碰一件濕淋淋的東西,熾熱的物體接觸不到另一件東西上的潮濕,因為在觸及前水分總是先已汽化。

[從窗口往街上看]

她從早到晚就像波斯王公批閱史冊那樣地研讀貢布雷街頭的日常要事,說它日常,其實風味之古老勝似遠古史冊。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March 25, 2024 at 12:34pm


陳榮鋼譯·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方法與海洋》(2020)

摘要:本文研究哲學家、建築師和物理學家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作者斷言,幾乎所有戰爭都有一種領土性質。作者將這種世界觀與對海洋思維進行了對比,後者認為地中海等水體是各大洲之間,乃至對立世界觀之間的中介,同時起到連接和分裂的作用。

然而,海洋連接的不是同質化,而是創造了距離。海洋是交流的重要前提,將所有多元性聯系起來,成為普遍主義的替代物。作者繼續認為,世界主義是一種悖論,它面向特定個體的同時想象普遍的世界共同體。

進一步,作者研究今天被互聯網的想象力與象征力淹沒的世界。他提出,世界主義是技術先進的世界共同體的適當表達,因為它有能力在個人和全世界、文化和技術產生的合成身份之間取得平衡。最後,作者在兩部電影的啟發下,對世界主義的另一種選擇進行了簡短的思考,他稱之為世界倫理學,這是思想和行動的指導原則。


方法與海洋
Means and Seas

作者: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柏林藝術大學
譯者:陳榮鋼
引用:Siegfried Zielinski; Means And Seas. Nk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Art 1 May 2020; 2020 (46): 40–54.

黑格爾(1770-1831)的基本觀點是:「世界歷史無非是自由意識的進程。」他在有關世界歷史哲學的柏林演講中,從各個角度闡述了該論點。黑格爾認為「精神的本質是自由」。相對地,根據黑格爾的論證邏輯,物質的本質是重力,物質意味著非自主、依賴、勞役和奴隸。

在這位德國哲學隱喻大師的文本中,上帝的計劃被描述為等級制度,其形式為一種清晰的分級結構。如果你把這種隱喻轉化為一幅圖像,那麼你會看到「階梯」——基督教文化中最基礎、有力的古老主題。世界史「是最高形式之精神的神聖而絕對的展示——通過這個層次,它獲得了它自身的真理和意識。」

黑格爾認為,中國人和印度人等「東方人」只知道「君主『一個人』是自由的」,而「雖然自由意識最早出現在希臘人身上,但他們和羅馬人一樣,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這「一些人」說的是達到人類文明最高水平的基督教歐洲人。
他寫道:「在基督教的影響下,德意志民族最先意識到人之為人是自由的,精神的自由構成了它的本質。」該層次包含了過往所有的文明成就。

黑格爾將亞述/巴比倫、猶太和埃及劃歸中東,他認為中東實際上屬於歐洲,是西方和東方之間的聯系。「穆罕默德主義」(Mohammedanism)形成了東方世界和歐洲世界之間的相互聯系。它還將這兩個世界與非洲聯系起來,同時又將它們與智人起源的大陸分開。

「穆罕默德主義」是一個「接合點」(interface/Schnittstelle),起「連接」和「分裂」兩種作用。根據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等人的藝術和世界觀,歐洲和亞洲合並為一個稱作「歐亞大陸」的領土。在黑格爾的視角中,這個模式應該從右到左理解;今天它要反過來從左往右理解——從日耳曼到中國,這是黑格爾無法想象的。
黑格爾出生前900年,法拉比(Al-Farabi,870-950)從敘利亞大馬士革而來,在巴格達的「智慧之家」(House of Wisdom)發展出一套更有趣的知識文化演變模式。這種模式的優點在於,它原則上可以適用於未來。

最能體現阿拉伯哲學家歷史概念的形狀是橢圓——一種循環的動態形式。這種形狀從異教巴比倫的迦勒底人開始,經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到埃及,為希臘和希臘化文明的兩個焦點(雅典和亞歷山大)開辟了空間,爾後短暫地來到羅馬,從那裡到敘利亞,然後回到起點。當它回到起點,穆斯林巴格達的身份與許多世紀前的異教巴比倫完全不同了。諸如此類的循環有趣地替代了等級模式和線性歷史學的進步信念。

然而,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和法拉比的動態模型都完全基於「領土」(territory)的思想建構。通常,領土指向統一性和普遍性。幾乎所有文明史上的戰爭都是領土性質的。我們亟需一種替代領土思維的方法,將這種世界觀與源於海洋思維進行對比。


按照這種思維,地中海是一個坐標,處於最中心的位置,它是各個大洲的中介,也是各種對立世界觀之間的中介。正如猶太哲學家埃德蒙·雅貝斯(1912-1991)所言:「海中沒有階梯。」(譯窟 2021-11-14 )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March 20, 2024 at 6:48pm


思考普遍性和多變性的邏輯

德國建築師赫爾曼·瑟格爾(Herman Sörgel,1885-1952)認真思考了「統一」(unification)的概念。1932年,瑟格爾的「亞特蘭特羅帕」計劃(Atlantropa project)主張把非洲和歐洲的資源、優勢和能源集中起來,當時法西斯剛在德國掌權。換言之,在直布羅陀海峽築壩,切斷陸地與外部海洋的聯系;降低地中海水位,擴大北非和南歐沿海地區的陸地面積,從而創造一個新大陸「亞特蘭特羅帕」。


「亞特蘭特羅帕」計劃(Atlantropa project)


讓地中海海水傾瀉到北非窪地,在那裡形成大湖,水位差利於發電。(1932年)


鳥瞰意大利(1932年)

在這個新大陸上,「中陸海」(middle land sea)將淪為一個死水坑,與任何海、太平洋或外面的世界都沒有關系。

瑟格爾在引論「亞特蘭特羅帕」計劃時寫道:「歐洲謹慎的政治家們害怕公海,他們只從事沿海的航運。」在他的世界觀中,非洲富足的事物(如能源資源)將交給歐洲,而歐洲富足的事物(如勞動力和技術)將交給非洲。這全新、強大的「亞特蘭特羅帕」大陸將通過干預性的技術政治和技術經濟產生。

按計劃,地中海盆地的新興領土將工業飽和的歐洲與原材料豐富的非洲連接起來。(1932年)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March 7, 2024 at 3:31pm

我們也許認為瑟格爾的想法極其幼稚,會覺得不值得在世界主義的崇高下探討它們。我最感興趣的,是30年代闡述該項目的基本姿態,特別是海洋和領土的關係。瑟格爾以一種完全無視國家或亞國家身份的強硬姿態,從慕尼黑的角度重新安排了地中海世界,並激活了帝國主義,體現了帝國主義的深層意義和最重要的特征——有效的監管、平衡、節制、普遍。

在瑟格爾的想像中,這些社會特征被一個連接古老大陸紐帶維系著。在早期的現代性中,這個紐帶出現在一個由磁力和古老的電力驅動的通信網絡鏈條上。


大西洋信風


至少從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開始,南歐哲學中就有一種多元邏輯,這種多元邏輯是異端思維、異質性和變異性的特定模式。布魯諾來自那不勒斯附近的諾拉(Nola),在他死於宗教裁判所之手的時候,那不勒斯是歐洲和非洲世界之間的一座大城市,是一個「接合點」。

那不勒斯被認為是離非洲最遠的歐洲城市,這意味著它的身份仍然與非洲有關。那不勒斯以北,就是野蠻人的領土了。

在我們的當代話語中,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部分——學會在最大限度的「異質性」(heterogeneities)中進行系統性思考。它印刻在文化政治和藝術話語的議程上——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米歇爾·雷里斯(Michel Leiris,1901-1990)、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以及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1930-1992)的《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1980)

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起,學術界存在著兩種相互競爭的「元邏輯學」(metalogical)和世界觀,它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共同塑造了政治經濟學、歷史和藝術領域的話語。

為想像世界之必要而理想的相互聯系,我們不應該把「世界」設想成一個單一實體。例如,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前沿物理學家已經假定在平行宇宙中存在許多世界。最近,奧托·羅斯勒(Otto Rössler)又進一步提出了這樣的假設:各個現實之間的關係是不透明的,因此我們甚至無法從經驗上認識到任何其他世界。

領土和海洋視角下的思想,以及海盜思維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座》(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一節「世界史的地理基礎」中說:「江河與大海不分離,而是聯合在一起。」他尤其強調了地中海的聯合功能。順帶一提,黑格爾只能理解內海。他和尼采不同,尼采去過海邊,但黑格爾沒去過海邊,沒見過大海,沒聞過海的味道。

黑格爾的觀點無疑是意識形態的。三大洲環繞的地中海是世界史的焦點,也是連接三大洲的紐帶:「因此,地中海是舊世界的心臟和先決條件,是地中海讓舊世界變得有活力。如果沒有地中海,世界史將不可想像。地中海就像古羅馬或雅典的公共集會場所(forum)和街道,城市生活都匯集於此。」

我先想到了波蘭藝術家、詩人布魯諾·舒爾茨(Bruno Schulz,1892-1942)的話。在德羅霍貝奇(Drohobycz)的街道上,舒爾茨被奧地利黨衛軍殺害。他生前曾給作家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寫信,表達了以下觀點:

我根本不相信競技場和公共集會場所的神聖法典。我鄙視它。你是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如果不是對普遍性的渴望,對非人性化領域的渴望,對少數意識形態的剝奪和為了大團結而征服它們的渴望,那麼你對『二律背反』(antinomies)的病態敏感還會是什麼呢?

沒人不同意「一致性」離不開「共識」。異端思想家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1928-2011)認為,「一致性」是最嚴重的智識與意識形態恐怖。把被強大的海洋打碎的單一領土重新連接起來,格里桑把這種做法成為「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

格里桑說這是「這種混合不可預測」。克里奧爾語是一種複合語言,從高度不同的各語言元素之間的接觸中發展而來。在加勒比地區,基於法語的克里奧爾語是17世紀與布列塔尼和諾曼方言的接觸中形成的,不過人們對它語法的起源說法不一,有人說它綜合了西非黑人語言。

克里奧爾語同時被模仿和破壞,它和非裔美國人的英語之於「標准」英語的關係很類似。格里桑的德文譯者貝特·蒂爾(Beate Thill)列舉了一些語言的干預方法,如音節加倍、同音異義、轉換韻律、某些詞中故意遷移元音等。

格里桑從克里奧爾化的概念中提出的「關係詩學」,對應著一種完全由海洋及其運動、能量和行動塑造的世界觀。2004年的「世界文化之家」(House of World Cultures)組織了一場會議,會上討論了「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使之成為一個異質的跨文化空間。「牙買加誦詩(dub poetry)之父」林頓·奎西·約翰遜(Linton Kwesi Johnson)是與會的明星嘉賓之一。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March 6, 2024 at 5:51pm

在關係詩學的現實世界中,對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人工制品是快速而可靠的船隻。在「世界性」( mondialité/world mentality)的概念中,航海是一種卓絕的文化技術,比如閱讀風向的能力是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在物質和文化意義上豐富世界的基本條件。

這是奴隸貿易的遺產,也是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1652-1715)等海盜的遺產。他們的海盜活動和探索航行為現代貿易和制圖學奠定了許多基礎,參考墨西哥學者費利佩·費爾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的著作《探路者:探索的全球史》(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


威廉·丹皮爾的地圖《新的環球航海》(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697)去領土化:島嶼作為范式我只想關注格裡桑的一個觀點。上世紀90年代,我從與他的討論中了解到這個觀點。一開始我天真地以為,格裡桑對關系詩學的呼籲與加勒比世界的地緣政治局勢緊密相關,並以為關係詩學的相關性應該局限在沒有任何地面聯系的破碎領土世界。可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島嶼已經成為描述領土內關系的主要范式,甚至成為新的政治烏托邦。

在遙遠的東南亞、近東和南美,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大城市和城市間的大聯合體中。城市本身是文化、經濟和社會建構的結果,作為統一的領土,城市的身份不一致。沒有什麼總體規劃,能做到聖保羅、上海和新加坡這樣就了不起了。不過恰恰相反,這些城市的發展就是碎片的集合體。換句話說,它們是特殊的城市島嶼,是動蕩的社會和空間變化的結果。


這些城市島嶼不再主要由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連接,而是主要通過電信網絡連接。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967)中所言,電信網絡只能連接過去和現在業已分裂的東西。


島嶼是當代「都市性」(urbanity)的典型模式。我們近距離觀察那些在島嶼內、島嶼間移動的個體,會發現類似島嶼的生活設計或計劃,符合私人流動的范式。人們裝配上電子的「快樂套裝」,就像奧斯瓦爾德·維納(Oswald Wiener,1935- )設計的「生物適配器」。



奧斯瓦爾德·維納(Oswald Wiener)設計的「生物適配器」


辦公室和配套的管理學無處不在。包括藝術生活在內的生活被納入行政管理。人造物已經成為生物生命形式的親密附屬品,它們幫助我們應對技術-邏輯的現實,並我們在其中找到位置。這些人工制品是我們在世界中和諧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


地中之海,世界之海


1986年,威廉·弗魯塞爾(Vilém Flusser,1920-1991)發表題為「方法與海洋」(Means and Seas)的演講。從歐洲人的角度看,那不勒斯灣「光芒四射」、「輪廓分明」,非洲和歐洲似乎在這裡相遇。


弗魯塞爾還說:「由於地中海的文化價值,也由於我是猶太人——我的內心深處藏著地中海的遺產,因此我不能對地中海和貫穿它的眾多軸線采取不同立場。」


在舊世界,海洋比領土更能發揮文化、宗教、科學之間接口的作用。這也是世界尺度的投射,讓我們再次聚集在地中海。

舊世界最重要的分裂不是「南」和「北」,而是「西」和「東」。伊奧尼亞海(The Ionian Sea)連接著亞洲、阿拉伯、非洲和歐洲的世界,連接起東方和西方的知識文化,同時也將它們分開。

在歐洲,所有對競爭性身份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都是在腓尼基、亞歷山大、巴比倫、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和羅馬世界之間懸而未決的動態關係中產生的,如基於數學的音樂理論、現代字母、作為基本數學方法的代數和算法、二進制代碼,等等。透視思維產生於希臘的數學、幾何學與阿拉伯的算術、實驗和天文學的碰撞。可編程音樂自動機的概念是巴格達、亞歷山大和雅典這些島嶼之間的文化深層聯系的結果。


在過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現實中,海洋也扮演著矛盾的角色,它既連接又分裂。不過,當人們談論海洋的時候,顯然強調的是分裂。它不是為了同質化而連接,而是創造距離,作為真正交流的重要前提,從而將所有種類的多元性聯系起來。在一次談話中,格里桑曾向我強調,加勒比海地區唯一具有統一力量和意義的聯系是沉沒海底的奴隸貿易的鏈條。


新世界主義?或世界倫理學?

世界性的態度或身份可以用一個悖論來描述。一方面,它面向特定的個體;另一方面,它面向一個想像中的世界共同體,面向普遍性。在康德(1724-1804)的著作中,個體主義和普遍主義以一種能夠塑造身份(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方式凝聚在一起,但這仍然是一種極致的平衡行為。在普遍性之下,各種社會性的中間地帶都很有限。

黑格爾來自斯圖加特,死於柏林,這位德國哲學大師探究了領土和普遍世界觀,但從未走到比瑞士伯爾尼更遠的南方,甚至沒有翻越過阿爾卑斯山。康德來自東普魯士,是德國哲學史上最崇高的世界主義思想家,但只離開過家鄉柯尼斯堡(Königsberg)數英里遠。他一輩子都圍繞出生地打轉。

新世界主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March 4, 2024 at 6:14pm

(續上)與其他德國哲學家不同,尼采使思想中的「走出去」成為可能。他在熱那亞發展出輝煌的思想,在那裡他獲得了海洋的知識。尼采還去到西西里島的墨西拿(Messina),如果瑟格爾的跨撒哈拉火車修建成功,那麼車站將在這裡。

無論哪種海洋都不能只靠想象力來把握。要讓人了解海洋的複雜含義,需要付諸感官體驗。可是,偉大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思想家們卻試圖通過假設的整體性或統一性來克服狹隘。


墨西拿(Messina)

一方面,我們需要在個體與整個世界之間取得極致的平衡;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在文化身份與技術身份之間取得極致的平衡。


或多或少,世界主義的實際概念是對技術先進的世界共同體的充分表達。遠程連接產生新的社會關系,這難以把握。互聯網的非地方性提供並產生了超越階級、種族和政黨,超越約束性或強制性的社會、文化、政治運動的永久性身份——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試圖定義的一種特殊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我相信世界倫理學(cosmoethics)比世界主義更有價值。政治是一種極致的綜合體,它總是可再分的。另一方面,倫理學是思想和行動的指導原則,是不可分的。


西方歌劇院的勇敢創新者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1957- )制定了一個宏偉的計劃。千禧年後不久,他邀請了七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跨國藝術家,為2006年維也納「莫扎特年」節創作新的電影作品。這項委托在美學和世界觀方面非同尋常。這些作品將是大膽、勇敢的,之如這位奧地利天才作曲家的晚期歌劇。


電影導演來自印度尼西亞、伊朗、馬來西亞、巴拉圭、泰國、乍得和南非。從維也納的地理位置來看,他們都來自遙遠的東南和南方。


馬哈曼特-薩雷·哈隆(Mahamat-Saleh Haroun,1961- )是來自乍得阿貝歇(Abéché)的導演,他在這個飽受內戰摧殘的國家創作了影片《旱季》(Daratt,2006)。在這部令人驚嘆的作品中,哈隆沒有將鏡頭對准敵人的坦克和槍支,並拒絕與全球新聞機構和電視台的普遍觀點相勾結。



乍得電影《旱季》(Daratt,2006)

相反,哈隆將他對無情的緊張局勢的看法作為倫理和政治烏托邦,致力於闡述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故事是關於復仇的文化義務和巧妙地拒絕復仇的可能性。影片是關於憐憫和仁慈的,這種憐憫是無可比擬的。這樣一來,電影就變成了一部非常特殊的「天堂機器」。


泰博霍·馬拉斯(Teboho Mahlatsi)的電影《牧羊少年的奇幻風琴》(Sekalli le Meokgo,2006)是一個了不起的南非童話故事。80年代末,在學校影院閱遍意大利西部片的馬拉斯搬到約翰內斯堡學習電影。2007年,馬拉斯拍攝了自己的南非西部片(或者更准確地說,是「南部片」)。


南非短片《牧羊少年的奇幻風琴》(Sekalli le Meokgo,2006)

《牧羊少年的奇幻風琴》片長僅16分鐘,是一部有爭議的電影。它是馬拉斯對莫扎特歌劇《魔笛》(The Magic Flute)的特別詮釋。影片講述了單相思、受害者、權力的殘暴、反抗、南非風景的驚人之美,以及最重要的,音樂和寬恕的救贖力量。


馬拉斯在萊索托山區取景拍片,對南非人而言,這是一個異常神秘、詭奇的地區。大多數演員來自塞蒙孔(Semonkong)的小村子,時間在那裡靜止了。出名的演員只有穆杜茲·瑪巴索(Mduduzi Mabaso),他曾出演過《盧旺達飯店》(Hotel Rwanda,2005)

克服二元邏輯是多元性邏輯的公開目標。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實踐不僅僅是一個好想法,而且要與不同的現實保持密切聯系。

(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方法與海洋》(2020) Original 陳榮鋼譯 譯窟 2021-11-14)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May 14, 2022 at 1:08am

盛百卉《席勒的多重時間信仰:哲學家的時間觀》

摘 要:在新舊交替的啟蒙時代,每個思想家都不可避免或顯或隱地關涉時間問題。席勒(愛懇編註:弗里德里希·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年)具有一種集科學的時間觀、詩人的時間觀、哲學家的時間觀於一體的多重時間信仰。本文著重探討其頭腦中作為哲學家的時間觀念,揭示出席勒時間思考的三個階段:準備期、爆發期、沈澱期,以及重要思考成果:個體存在的二元等級、人類存在的雙重面向。

現代性“導源於一種敏感的時間意識”[1]。因此,“時間性”是我們理解席勒文化現代性思想的一把鑰匙。席勒於1794年創辦審美刊物《時序女神》。古希臘神祇眾多,用“時序女神”為雜誌命名,寓意耐人尋味。一方面,“時序女神”在席勒的語境中與美和藝術相關;另一方面,時序女神的時間性象征也暗示了他的意圖。在新舊時代交替的十八世紀,“時間”、“古代”、“現代”的確成為任何思想家都繞不開的問題。席勒試圖借助這樣一份雜誌集結民族一流的思想家,厘清與時間有關的諸多問題。他對時間問題的哲學思考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準備期、爆發期和沈澱期。大致有兩個問題長期盤桓在他頭腦中,引發其深入的哲學思考:問題一,如何理解個體的人精神與肉體的關係,即作為個體的人如何處理短暫與永恒的關係。問題二,如何理解人類歷史進步與倒退的關係,即如何看待古代與現代的關係。

一、準備期:1781—1792年

自1781年至1792年是席勒對時間問題哲學思考的準備期。早在22歲時,席勒就曾談到時間,詩歌《來自地獄的一群》傳達出他對“短暫浮生”和“永恒”的思考。他設定了“永恒”和“短暫”之間的等級,“永恒”擺在最高位置,而人類活動則居於次要位置。這首詩為席勒之後的時間哲思奠定了“基調”和“底色”,他享年不高的一生中對時間的理解都要經過這個“基調”和“底色”的折光。在準備期,席勒從歷史、戲劇、哲學等多個寬廣的領域汲取資源,因此形成了三個重要轉向。

(一)歷史轉向

這一時期,席勒將主要精力放在戲劇創作和歷史研究上。《強盜》《斐耶斯科的謀叛》《陰謀與愛情》及《唐·卡洛斯》四部戲劇均產生於該階段。他在戲劇創作的同時選擇了歷史寫作,並創造了一種兼顧學理性和文學性的有血有肉的歷史寫作方法,薩弗蘭斯基稱之為“作為文學的類型的歷史”[2]241。歷史研究為席勒的戲劇創作助力。在寫作《尼德蘭獨立史》的1787—1788年間,他完成了以之為背景的劇本《唐·卡洛斯》。1790—1792年,他在耶拿大學講授歷史期間收集、整理並完成《三十年戰爭史》,這段歷史後來成為劇本《華倫斯坦》的重要素材。

(二)古希臘轉向

在準備期,席勒寫了一些有份量的美學筆記、古希臘戲劇譯本和詩歌,形成了古希臘文化的轉向。有觀點認為,席勒中年時期創作的《希臘的群神》和《藝術家》應“標誌著席勒思想發展上的轉折點”[3]。《希臘的群神》和《一封丹麥旅行者的信:曼海姆古代藝術品陳列室》“共同標誌著席勒向古希臘羅馬文化所代表的古典主義思想的轉變”[4]。

對於席勒來說,1791年之前的歷史研究及授課活動,使他頭腦中本就存在的線性時間觀念得到進一步強化。他認為的確存在一種普遍進步的歷史,人類文明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高貴的野蠻人”(簡單的人)因其素樸而高貴,但那是因為他們還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按照動物本能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地行動。古希臘是人類從蒙昧走向文明的標誌,在那之後,中世紀基督教的“一神論”和現代化進程以來的“唯理論”雖然依次遮蔽了奧林匹斯山上的自然神祇,但這是人類在線性時間長河中發展的必經過程。人類歷史必將不斷推進,思想家要做的工作就是在歷史線性時間的序列中發現共時的、永恒的規律並昭示世人及後代。正如席勒所說:“一種高尚的渴望必定會在我們心中燃燒,追求真理、倫常和自由的豐富遺贈。我們從前輩那裏獲得這種遺贈,必須讓它豐富地增加,再將它重新傳給後世,並從我們的財富中為此貢獻一部分,把我們那不斷流逝的此在,固定在這條永不消失、穿越所有人類蜿蜒而行的鎖鏈上。”[2]283-284

(三)康德轉向

學界一般都將席勒對康德(編註:伊曼努尔·康德,德语: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哲學的吸收作為他思想發展中的重要裏程碑。席勒在1791至1792年潛心鑽研康德哲學,並於1793年至1797年密集發表了多篇基於康德哲學的美學論文。關於席勒對康德哲學思想的接受,國內外學界多有論述。一般認為,席勒對康德並非亦步亦趨,而是將康德建立在傳統形而上學基礎上的主觀論哲學與藝術史料結合在一起,並發展出一套獨具特色的美學、藝術理論。

席勒在康德的啟發下,找到了精神存在的可能性,也破解了個體的人、整體的人在時間的線性序列中如何用“永恒”對抗“短暫浮生”的奧秘。康德所提出的“自然受制於知性法則”的觀點,使當時疾病纏身的席勒豁然開朗,這意味著即使倡導物質第一性的唯物論也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產品。“精神”和“物質”分別牢牢占據了“永恒”和“短暫”之間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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