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Hart+Lëshkina,由兩位來自紐約的視覺藝術家 Erika Hard 和 Tati Lëshkina 合作組成。他们在2017年出版過屬於他們的第一本著作《Beyond The Clouds》 –– 一本旨在探索人類的真實需求、慾望以及表現生命中的脆弱之美的攝影集。他們創作的源自生命中的變化無常,將情緒、想像、狐疑以及對生命的執著凝縮於一張張照片之上,再將它們互相組合排列,令我們產生一種無以名狀感覺,逼迫我們思考生而為人的意義。
儘管這本書被歸類為攝影集,但明顯兩位作者並不甘於此,他們並沒有將自己局限在攝影媒介上,他們更常以不同媒介如雕塑,或是行為藝術等形式,去表達他們的想像與美學。
據說,《Beyond The Clouds》的名字還源自一套同名電影《在雲端上的情與欲》(Beyond The Clouds, 1995),這是一套沒有固定的情節和常見的套路的電影,像是由幾段感情串連起來的映像詩,是義大利的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中風後拍攝的第一套電影,想不到當時的安東尼奧尼除了行動不便外,更患上失語症,幸得另一位著名導演雲溫達斯(Wim Wenders)的幫助,這部電影才得以完成,所以這也是兩位創者通力合作的產物,有如命運的劇本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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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整理·思想契合
歷史和實踐是思想解放的根本所在,有需同特定的時代和民族國家現實需求相結合。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形成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才可能打開創新空間。
合理對待和准確運用新思維,特別是避免把它教條化、形式化、經驗化、實用化,這是原則性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批判教條主義和主觀偏見的錯誤,構成了思想解放的一個基本要素。
弘揚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從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創新性出發,深入闡釋思想解放的意義,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不斷促進中華文明的繁榮與發展。
對新思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關係的把握,能實現由「自在」「自發」到「自為」「自覺」的根本性進步;也是文明觀的決定性進階,打通了中華文明道路和新历史阶段道路之間的連續性,貫通起來形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展現出不同於西方現代化及其文明形態的全新圖景。
新思想與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外部因素要相互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在地文化就有必要契合,這才是本區域現代文明的「內核」,是推動區域文明生命更新的根本動力。
延續閱讀:從思想解放的內涵看「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副主任楊洪源,2024-06-17,中國社會科學報
愛墾整理·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是社會變革的先導,是社會活力的來源。
愛墾評註:唯必須優先考慮國情生態;這樣才可能引進福柯諸子的解放理論。
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
在思想認識上,探索有利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條件。從學理上講,對思想解放本身及其內涵有更准確的認識
思想解放意指觀念的轉化、認識的深化,進而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它既體現在觀念領域,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思想解放的本質在於實事求是,也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
根據世界觀/價值觀的需要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從而可能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世界觀/價值觀結合方法論,確保了思想解放的正確方向,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變得可能。
充分挖掘並有效激活傳統中華文化中的優秀因子,使之與新時代的具體實際有機結合、與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彼此契合,更好地發揮思想解放的作用。
(參考:任姍姍·從思想解放的內涵看「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2024-06-17;來源:人民日報)
林遠澤·在漢學人學構想中的 漢字思維研究
內容綱要
一、漢學人學做為漢學跨領域研究整合的基礎
二、漢學的文化哲學研究方法論與漢字思維的類型學差異
(一)卡西勒的文化哲學研究
(二)內在語言形式與漢字思維
三、結語 一、
漢學人學做為漢學跨領域研究整合的基礎
研究中國經典作品的文學、哲學、宗教、藝術與語言等領域,在傳統上歸屬於「國學」,在國際上則一般 以「漢學」稱之。中國文化的研究對象不必限於血統上的漢族或國籍上的中國人所創造的文化,而是那些已經表現在中國文學、哲學、宗教、藝術,或華人社會的生活習性與倫理實踐中的客觀文化內涵。我採用 「漢學」,而不用「國學」來稱呼中國文化的學術研究,主要並不是因為它是古代漢人創造的,而是考慮到「漢學」的提法所具有的世界性意義。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十週年慶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林遠澤〈世界臺灣研究與漢學研究在漢學人學構想中的漢字思維研究〉,2022/11/1)
如果說,語言學研究的是表達民族成員之思想的內在共同形式,那麼神話學就是研究想像力的內在共同形式,而習俗則是研究意志的內在共同形式,思想、想像與意志是我們人類最基本的能力, 一旦它們都受到表現在語言、神話與習俗等文化產物之內在共同法則的影響,那麼對研究這些現象的文化科學,進行民族心理學的後設研究,將能建構一個真正有事實性基礎的先驗領域。
因為那些在語言、神話與習俗等文化創造物中,所表現出來的民族精神的客觀化建構法則,正是其成員之個人思想、想像與意志活動的先在規定,雖則這些規定仍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
(3)文化哲學研究的三個層次
1. 文化科學的邏輯: 對於”文化存有物”之為”文化存有物”的「概念建構」與「原則建構」的研究
2. 符號形式哲學: 從文化的創造力根源,看文化多元創造的主體 性根據=符號功能的文法學
3. 哲學人類學: 文化創造的主體性如何能被闡釋=人是什麼?的問題 文化主體性研究=對於文化創造力的哲學人類學研究
卡西勒在《符號形式哲學》中,選擇語言與神話進行詳細的研究,主要是出於方法論的考量。依康德的《純粹 理性批判》,所有的經驗知識都是在圖式的中介下,知性與感性共同作用的結果。康德的理性批判工作,分別針對人類的感性、知性與理性的能力進行批判,以能找 到它們分別依據的先天形式或法則,以此為一般而言的 經驗或經驗對象提供其可能性條件的說明。
對此康德都是從事實問題轉向證成問題,亦即康德嘗試從回答「數學如何可能?」來說明人類感性能力的先驗形式是時空表象,從回答「自然科學如何可能?」來說明人類知性的綜合基礎是依據範疇,而透過回答「形上學如何可能?」來說明理性 所追求的無條件統一的理念 。
然而,對卡西勒而言,任何在符號形式中的記號都是意義與知覺的圖示性結合。因而在符號學的知識論中,我們已無需再將主、客或知性與感性二分,而是應在記號與實在之間,說明我們如何能以記號的中介來建構經驗世界的實在性。記號與實在之間的連結,具有摹仿性的表達、直觀的呈現與純粹意義的建構這三種可能的形態,因而就卡西勒的文化批判而言,他必須就既有的文化系統來說明這些精神形構力的特性與內含 。
卡西勒因而嘗試從回答「神話學如何可能? 」來說明建構文化實在的人類感性能力的特 性,從回答「語言學如何可能? 」來說明人類知性的特色, 並從回答「精確科學如何可能? 」來回答人類如何依理性 「虛構的圖像」(Scheinbilder)建構科學世界的實在性。
漢學跨領域研究的任務與挑戰
第一階段: 提出與下列文化科學專著相同水平的研究著作
Hermann Usener(1834-1905)《神名考――宗教 概念建構學說的研究》(Götternamen-Versucheeiner Lehre von der religiösen Begriffsbildung, 1896) Paul Ehrenreich, 《普通神話學及其民族學的基礎》 ( Die allgemeine Mythologie und ihre ethnologischen Grundlagen, 1910). Heinrich Wölfflin, 《藝術史的基本概念-在新近藝術 中的風格發展問題》。 ………………………….. ……………………………
第二階段:嘗試進行中國文化的符號形式分析
例如,卡西勒符號功能的文法學分析: 語言學:構詞學的「摹擬」、「類推」與「象徵」 宗教學:「瞬息神」(Augenblicksgötter)、「專職神」(Sondergötter)與「人格神」 (persönliche Götter) 藝術學:「臨摹自然」(Nachahmungder Natur)、 「作風」(Manier)與「風格」(Stil)
第三階段:建構漢學人學
透過漢學研究,讓我們能從中國的文學、 哲學、宗教、藝術與倫理實踐,彰顯出那些能建構這些文化表現的主體性基礎, 亦即:對於人的感性 、知性 、想像力意志與信仰 、等機能與作用提出整體而統 一的說明,以能回答「人是什麼?」的普遍性問題,達到真正的東西文化交流。
(二)內在語言形式與漢字思維
為能追問漢學所研究的中國文化的特殊性,我們實應先行追問:構成人類文化表現之所以有類型學差異的原則性基礎何在?或說,文化的類型學差異是根據什麼原則而產生的?
Humboldt提出「內在語言形式」來回答這個問題。語言完善性的標準: 「觀念性的明確」與「聲音系統的完整」Humboldt: 「語言的特性在於,它將介於人與外在世界之間的思想世界附著在聲音之上,每種個別語言的規 定因而可以關係到在語言中的兩個主要觀點,亦即:「觀念性」(Idealität)與「聲音系統」 (Tonsystem)來說。
前者若脫離完整性、清晰性、確定性與純粹性,後者脫離完善性,那就是它們的缺點,反之,則是它們的優點」。比較語言學的歷史研究方法每一種語言怎樣解決由於言語的需求而產生的各項任務?
語言因而大都包含型態構詞法(morphologisch)與句法(syntaktisch) 兩部分
詞彙上的任務 (概念的指稱)
●從語音的角度一些詞如何從另一些詞中產生出來?
●語音與其意義之間的關係如何表示?
語法上的任務 (概念的範疇標記)(詞語的接合)
●語言如何處理詞類之間的聯繫
●語言如何使用粘附、屈折變化
元音交替等方式表達語法概念?
摹聲→類比→象徵
「語音構義」活動
孤立語→粘著語→屈折語
「語法範疇」的建構活動
洪堡語言學的漢語難題
孤立語VS. 屈折語
「漢語是一個極為奇特的例子。那是一種幾乎不具備任何通常意義的語法的語言…. 漢語幾乎沒有語法形式,可是…卻能達到相當高的智力教養水平。如此看來,我們所主張的語言形式的必要性便遇到一個有力的反證」。
漢語的特性
“漢語語法最根本的特性我認為是在於這樣一點, 即,漢語不是根據語法範疇來確定詞與詞的聯繫,其語法並非基於詞的分類,在漢語裏,思想聯繫是以另一種方式來表達的。其它語言的語法都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詞源部分,另一是句法部分,而漢語的語法只有句法部分。”
「漢語讓聽者自己去添補一系列中介概念,而這等於要求精神付出更多的勞動:精神必須去彌補語法所缺的部分」 「漢語把添補大量中介概念的工作留給讀者自己去做,因此 給精神帶來了大得多的負擔」。
漢語的缺點 (1)如果漢語的語法形式只是隱含的,那麼說者既不能明確地向他人傳達他的思想,聽者也不能確定它所理解的是否即是說者的意思,如此一來語言的思想傳達或相互理解就都不精確; (2)如果漢語只是將具有實義的概念詞排列起來,那不是運用詞類的區分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轉化成有機的思想結構,那麼我們在語言的世界理解中,就仍必須受限於現象世界的不確定性,而使我們無法達到思想的純粹觀念性,而精神也因而還無法得到自由的主宰性。
洪堡特對漢字的定位
那些對於漢語未採用拼音文字感到驚訝的人,只不過注意到了漢字可能帶來的不便和困惑,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在中國,文字實際上是語言的一部分,它與中國人從自己的觀點出發,看待一般語言問題的方式方法密切關聯[…] 在中國那裏發展起來的書寫方式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件哲學作品。
拼音文字的優點: 「不同種類的文字,其差異之處在於:各種文字對於它們原本所傳達的思想形式,具有較大或較小的明確性。或者說,它們在傳達的過程中更能保有所欲傳達的思想形式之忠實程度。」
拼音文字最能實現語言的本質,達成主體性(對世界)的統治地位 (語言學的語音中心主義與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形上學) 漢字做為介於聲音文字與圖象文字之間的「圖形文字」(Figurenschrift) “圖形文字的表達方式,就我所知,迄今無人使用過。
但我認為它是很適用的,因為漢字真正等同於數學圖形。而我們對那些在圖像之外的書寫方式,尚未有其它的名稱可用。如果我們稱漢字是概念文字或觀念文字,這也是對的。亦即當我們是這樣理解的,其記號是以概念而不是以圖像為基礎。”
漢字做為圖形文字的優缺點優點:圖形文字由於與聲音文字接近,因而它所選擇的 任意記號與字母一樣,都不會分散精神。而且圖形文字的構成仍有一定的內在法則性,因而它仍能做 為純粹思想表達的媒介。在這個意義下,洪堡特認 為圖形文字具有提高語言的觀念性的作用。
缺點:
(1)圖形文字的記號序列不是固定且純粹地依聲音而連結起來,這使得感性現象對它而言仍是不確定的思想;
(2)圖形文字在本質上仍缺乏獨具的形式,因而它的詞語的個體性,並不能純由邏輯思維構成,而是需要一些外在的成份來引起心靈的作用;
(3)圖形文字基本上是概念文字,因而圖形文字的記號系統, 只能是從內在或外在世界抽取出來的概念,它本身雖能將世界轉換成思想記號,但世界的雜多性卻仍將保存在它自身之中。
(續上)(4)漢字具有使不同的民族能夠相互理解的優點,但這種優點卻是以放棄原初語言的個體性為代價。洪堡特因而認為圖形文字的另一個缺點,即是它容易弱化真實的民族語言 的原初個體性。 半途而廢的漢字發展過程? 何以中國人沒有發展出拼音文字系統? 漢語沒有發展出拼音文字系統,而是在採取具有象形、會意與指事功能的文字形態後,逐漸發展成以形聲字為主的文字系統。
在民國初年的白話文運動與其後的文字改革運動中,漢字的這種形態(及其書寫表達的文言文),就一直被認為是妨礙中國人思維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如同瞿秋白即非常清楚地出: 從象形到形聲,從形聲到拼音—這是文字發展的道路。中國的文字只走到半路。中國文字始終沒有脫離象形制度的殘餘—形聲的方法,所以中國文和中國話始終是分離的。中國的文字和言語的 發展,受著漢字的束縛和阻礙。
為什麼?因為:
(一)事物的形狀是千變萬化,不能夠每一事物畫成一幅小小的四方塊的謎畫;(二)就是形聲字也不能夠適應極繁複的變化;(三)會意的方法更不能夠包括許多的抽象的意思,而中國文字 既然用了象形制度作基礎,就始終不能夠適應社會的進化。
在漢字的發展過程中,漢字的確有從圖象文字向聲音文字發展的歷史跡象, 但是漢字最終並沒有發展成拼音文字,這是中國人內在語言精神的「不能也?」還是「不為也?」 Humboldt: 「那些對於漢語未採用拼音文字感到驚訝的人,只不過注意到了漢字可能帶來的不便和困惑,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在中國,文字實際上是語 言的一部分,它與中國人從自己的觀點出發看待 一般語言問題的方式方法密切關聯[…]在中國那裏 發展起來的書寫方式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 件哲學作品。」
今日我們反而應重新提問說,為何漢語一定要發展成屈折語、並相應地採用拼音文字,才算是發展完善的語言?或者說,如果漢字沒有發展成拼音文字,這是並非不能,而是不為也,那麼我們更應該徹底地問:中國人到底基於什麼樣的世界觀基礎,或思維表達型態的考慮,而寧可停留在孤立語與表意文字的形態?甚或應該反過來質疑, 發展成屈折語與拼音文字形態的印歐語,到底是付出什麼樣的世界觀理解的代價,才能成就一種觀念論的語言世界觀?
針對這些問題,本文主張: 我們首先(一)應打破文字只是從屬於語言的觀點,說明文字的構詞並非僅能由語音主導,而是也可以發展出獨立表意的系統; 其次,我們則得說明,(二)如果文字可以獨立於語言而表意(或至少與語言的建構遵循相同的原則),那麼漢字做為當前惟一不同於拼音文字的表意文字,它對語言的思想表達究竟具有何種作用?
針對(一)我將借助馮特(W. Wundt)的「語言身體姿態起源論」,說明語言表達的意義基礎,並不在於聲音符號的約定使用,而在於表情與手勢等身體姿態的表現。對於人類而言,最根源也最具自然普遍性的語言,並非聲音語言,而是手勢語言。透過手勢的「意指意向性」、「摹擬想像」 與「感性化轉移」,我們的身體姿態方才構成詞 語最內在的意義圖示。手勢與表情等身體姿態的 表現,為人為約定的語音,奠定了它們具世界關聯性的存有論意義。 馮特在他的研究中,雖然很有洞見地發現到,漢語的語法與手勢語言具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但他並未進一步加以申論。
對此我將以游順釗的「視覺語言學」做為補充,以說明古漢字如何也是透過手語的身體姿態表達而形構出來的。從馮特與 游順釗的研究,我們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漢字之於漢語,正如手勢之於語言的關係,漢字不是對耳朵說話,而是對眼睛說話的特性,這顯示情感表達與身體形構,對於中國人認知世界佔有重要的地位。
針對問題(二),我將嘗試借助當代語言學家 McNeill關於手勢語言的研究,以說明在聲音語言的主導之外,如何能理解一種與手勢語言具有同樣性質之漢字思維的特色。這種比較理解的可能性在於,正如McNeill所指出的,聲音語言本身是單面向的,但意義卻是多面向的。聲音語言就它只能順著時間這個單一面向去作變化——從音位(phonemes)、單字、詞組、句子到對話而言, 語言僅具有線性—分割的特性。 語言只能沿著時間這唯一的軸線進行變化,這個限制迫使語言必須將意義複合體(meaning complex)切割成一段一段,然後在時間的軸線下組合這些片段,來重構多重面向的意義。然而手勢就完全不同了,手勢本身就具有多重向度,它無須經過分割和時間線性化就能呈現出意義體來, 手勢因而是總體的(global)與綜合的(synthetic) 意義表達。透過語言與手勢的辯證關係,我們因而或許能更好地理解,漢語與漢字對於思維之可 表達性的完善性追求何在。
三、結語
各民族不同的語言結構,代表不同的語言世界觀,那麼透過語言的類型學差異,來研究語言世界觀的相對性,即成為我們正視文化類型學差異的文化哲學之理論模型,所不可或缺的研究基礎。漢學研究若能透過對於漢語之語言世界觀的研究,並進一步能借鏡卡西勒,透過對中國文化之諸領域進行其符號形式的文化哲學建構,那麼我們最終即能對創造中國文化的知性、想像與意志等主體性能力,形成一種漢學人學的觀點,如此則漢學即將可為人類的自我理解,提供更為多元的理解可能性。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十週年慶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林遠澤〈世界臺灣研究與漢學研究在漢學人學構想中的漢字思維研究〉,2022/11/1)
陳明發博士·實在
實實在在的組織,做實實在在的事。
有文化的族群,來文創一下,
那「實」字,又是什麼意思?
家裡有「田」地,有寶「貝」,即使不是「家財萬貫」,也感覺踏實了。
比「萬貫」更重要的,其實是「一」貫;處世待人,始終如一,不忘初衷,有「田」;有「貝」,還能「貫」徹到底,那是比物質上的田地、錢財更重要的精神財富。
(陳明發博士 27.4.2024)
延續閱讀:意大利都靈聖卡羅廣場
陈明发《一个词,一笔非遗》
[ 上 ]
人人爱听好故事,可是真正的好故事,又似乎不常有。
能把好故事来个新意的演绎,更深入人心,那还真考功夫。
实际上,我们的许多日常成语、用语,后面的典故就是非常感人的故事。
某个民族有世代流传的老话:格言、训诫、教诲、俗话、成语、谚语、歇后语等,仔细考据,都有“语出”何典的说法。那说法,便是故事。具有这个民族的文化特性。
所以说,这是这个民族的一项“文化生产”;产物,就是那足以流传下去,成为语境所蕴涵的智慧符号。
文化一直在演进,其产物的生产也不会只有一次机会。假如我们视原来的典故为素材,便有可能重新演绎做第二度、第三度的“文化生产”。
更精彩的,是作为语境符号的典故,它也具有“文化再生产”的价值。(31.12.2020)
[ 下 ]
徐志摩有首《偶然》,有人开个头,剩下的句子大家都会背得出——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汉语有个词,有人一开口说“三生”,很多人便自动想到“三生有幸”,形容某个际遇是三辈子修来的福;当然还有“三生不幸”;意思是“倒了三辈子的霉”。
最近看了个《景德传灯录》里的故事,里头对“三生”的诠释,让我联想到,徐志摩恐怕没读过这则宋代禅叙。
先来说故事本身。话讲——
有位朝廷要官,梦见自己走到浙江太湖的弁山碧岩下,遇上一位禅坐的老僧人。
眼前彌漫着极微薄的烟缕。
僧人对来客说道:这是施主向佛上香许愿留下的香,存在于世已三生。
第一世,是在唐明皇时期,你辞去剑南安抚使;第二世,在唐宪皇年间你上任西蜀书记;第三世,就在眼前。
呵呵,多有诗意。
一份缘,一个愿,最初作证的一炷香,留下看似随时消逝的一缕烟穗,流转了三生依然袅袅在飘。
那炷香,相信是施主在头一世退官返乡,途中路经碧岩时敬焚的;心中何所愿?看他后来二世都踏上仕途,可以猜想一二。
我写的不是劝世歌,无意叫大家勤烧香。
只是想温习柏格森的“绵延”哲学,从中华经典中去找一则小故事,说明我们这民族相信,心念这东西有其力量的。
再者,也和徐志摩抬抬杆:就算是微弱轻烟,因为有了信念,都能飘三世;一大片的流云投在人心上,怎个说忘就忘?
当然,很多事并不尽如人意,就像徐志摩后来的骤逝就够叫人嘘嘘不已;还好,大家都不听他的话,一份情缘没当真转个身就丢掉;一首好诗流转下来也快百年了。
列祖列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处处有诗性,我们三生有幸十辈子也享受不尽。但故事人都是考古学家,需要从篇章字句的层岩洞穴去挖掘。清理,鉴定与重新认识。(20.7.2023)
延續閱讀 》陳明發《三生有幸,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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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馬來西亞微電影實驗室 Micro Movie Lab on February 18, 2021 at 5:30pm 18 Comments 73 Pro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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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葉子正绿 on April 2, 2020 at 5:00pm 77 Comments 69 Promotions
Posted by Rajang 左岸 on August 26, 2013 at 8:30am 29 Comments 61 Promotions
Posted by 來自沙巴的沙邦 on November 4, 2015 at 7:30pm 3 Comments 76 Pro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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