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每種心理表達都是一個象征符號,如果我們假設它申訴或表示的意思是比它本身還多的,而且一時不為我們所知的。(榮格)(《夢:私我的神話》頁226)
象征符號是一種工具手段,我們用它把意義編成密碼,化入有形事實的世界。象征符號是我們可以感知的表述式樣,背後藏着有目的的意圖。解析象征的竅門是把表述式樣背後的用意猜出來,吧它轉換成文字。不過文字只是繞着意思走,不能把它抓勞。文字可以解釋說明,象征符號卻能挑起暗示、可能性、情緒,這都是文字的能力所不及的。所以我們要在想象中把玩、涂染、捏塑、舞動象征符號,讓它們物盡其用,不要無端讓文字榨乾了。唯有如此,才可能體會它們起死回生的能力。(《夢:私我的神話》頁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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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s: 夢:私我的神話〈Private Myths: Dreams & D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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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神秘性
她們是人們一直嚮往的美女,是人們永遠不佔用也可以自慰,而不會去向自己沒有慾望追求的女人要求快樂的美人……——結果人們一直到死也不知道那另一種快活是什麼滋味。也許從未體驗過的快樂事實上並不存在,也許到了眼前,這種快樂的神秘性就煙消雲散了,也許這只是欲望的一種投影,一種海市蜃樓。
落日
淡紫色的天空,似乎被太陽那僵硬的、幾何圖形的、轉瞬即逝的、閃閃發光的面龐打上了烙印(好像代表著什麼神奇的符合,神秘的鬼怪),沿著地平線的鏈條向大海彎下腰去,有如主祭壇上方的宗教畫。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心態的改變~~我遠不像那些偉人有時認為的那樣,因為這種沒有朋友、無人可與交談的生活而認為自己不幸……我感到哦啊,與其進行社交界人士所以為的對作家有利的學術交談,不如同如花似玉的少女兩情繾綣,這種輕鬆愉快的戀情將是我到迫不得已的時候,允許我那像只能飼已玫瑰花朵的騏驥般的想像可以選擇的糧秣。
[心態的改變]
最初,即使在孤獨中,他也愉快地想過,對於那些不理解或觸犯過他的人,他通過作品與他們交談……不論是病人、修道士、藝術家,還是英雄人物,當他們以最初的心態決定放棄什麼的時候,一開始並總是完全徹底的,後來,由於反作用而對他們發生了影響。……孤獨的實踐使他愛上了孤獨。……在沒有經歷大事之前,我們的一心想知道自己可以在什麼程度上將其與某些小小的快樂調和,一旦我們經歷了大事,那些小小的快樂也就不再成其為快樂了。
[探究的目光]
他與她們極其熱烈地交談著,只是有時將他那洞察一切的雙眼,探究的目光,停駐在我臉上。看他那一本正經和專心致志的勁頭,似乎我的臉是一部難以辨識的手稿。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真實
真實,從來就只是一種把我們引向未知世界的誘餌,而我們在探索這未知世界的道路上,是沒法走得很遠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盡量不去知道,盡量不去多想,不為嫉妒提供任何具體的細節。遺憾的是,即使與外界生活隔絕,內心世界也會滋生種種事端:即使我不陪阿爾貝蒂娜出去,獨自在家遐想,紛沓的思緒中時而也會冒出一鱗半爪真實得不能再真實的東西,它們就像一塊磁鐵那樣,把未知世界的某些蛛絲馬跡牢牢地吸住,從此成了痛苦的淵藪。哪怕我們生活在密封艙里,意念的欲望和回憶,仍然在起作用。
我希望重新開始過與世隔絕的生活
當然,從明天起,我希望重新開始過與世隔絕的生活,雖說這一回帶著目標。即使在我家,我工作的時候,我也不會讓人進來看我,完成作品的職責比講究禮貌,或者甚至讓人滿意都更重要……因為我心中分屬各人的時鐘刻度盤並不全都調節在同一時刻:有的到了該休息的時候,另一隻標出的卻是工作時間,當罪犯的刻度盤上標著早已悔過和立意修善的時刻,另一隻卻才敲響法官懲罰罪孽的鐘聲。
不過,我會鼓起勇氣告訴前來看望我或讓人來找我的人,我需要盡快地了解一些最基本的東西,我與自己有一次十分重要的緊急約會。然而,盡管我們真正的自我和另一個我之間關係不大,由於異義而同形,也由於它們共有一個肉體,使你犧牲比較容易完成的職責,甚至犧牲自己的樂趣的克己行為會被旁人視為利己主義。
更何況,我還不正是因為忙於完成與那些抱怨見不到我的人有關的事情才遠離了他們,過著索然的生活?我還不是為了能更深入一步關心他們?這種事與他們在一起事做不成的,我正力求使他們了解自己的情況,力求清楚地認識他們。就為了淡而無味的社交接觸的樂趣,排斥任何滲透的泛泛接觸的樂趣,把一個夜晚付諸東流,悄悄用我同樣空洞無物的話語聲和他們輕喘弱息般的話語聲相呼應,這樣的生活再過上幾年又有何益?他們做的那些動作,說的那些話,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氣質,我努力描繪出它們發展的曲線並從中演繹出法則,這樣做不是更有意義嗎?……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愛墾APP:沉默與他者化~~韓江在《素食者》中通過女主角英慧的沉默,明顯地運用了極具創意的敘事手法。這不只是書寫上的選擇,也是深層次的主題表達。英慧雖然是整部小說的中心人物,但她幾乎沒有直接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或通過第一人稱發聲,所有的敘述幾乎都是通過其他人物的視角——她的丈夫、姐夫、姐姐——對她的行為、思想和身體進行的描述和解讀。這種敘事上的沉默凸顯了她作為「他者」的存在,同時反映出她的身份被不斷物化和邊緣化的現實。
沉默的意義
英慧的沉默不是簡單的缺乏聲音,而是一種有力的抵抗,是她對社會、家庭和性別角色的一種隱秘反抗。在她拒絕進食肉類、逐漸退出家庭和社會責任的過程中,英慧實際上通過行動而非語言表達了自己的拒絕和抗議。她用身體的沉默反抗外界對她的壓迫,但她的沉默卻被外界解讀為病態、瘋狂,甚至是自毀。她的沉默成為一種難以言說的力量,無法被其他人完全理解或操控。
身體的沉默:英慧拒絕以語言溝通,她的沉默與身體上的反抗(拒絕進食、性冷漠、遠離社會)相結合,這種非語言的表達使得她無法被規範、控制。她不再依靠語言來回應他人的期待,而是通過疏離自己來完成反抗。
被物化的他者: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不斷試圖通過他們的敘述來理解或解釋英慧,但他們大多是在把她物化。丈夫把她視為一個順從的妻子,姐夫則將她當作藝術的靈感,而她的姐姐仁惠則把她看作自己的負擔和鏡子。這些敘述都把英慧當作「他者」,從他們的立場和欲望去理解她,而非真正看到她的內心世界。
敘事上的沉默與他者化
這種敘事安排其實是韓江的創意書寫藝術之一。通過讓英慧保持沉默,韓江巧妙地讓讀者體驗到了旁觀者的視角,讓英慧成為一種「空白」或「鏡像」,通過他人的敘述不斷被建構和解構。
多重敘述的碎片化:全書中,讀者只能通過英慧周圍的人物來拼湊她的形象。她的丈夫、姐夫、姐姐的視角不僅展示了他們對她的不同解讀,也反映了他們各自的欲望和困惑。韓江沒有直接提供英慧的第一人稱內心獨白,而是通過其他人的敘述來形成英慧的形象。這種多重敘述的碎片化反映了「他者」如何被社會不斷建構和消費。
女性主體性的失聲:英慧作為一個女性角色,沉默成為她的一種像徵。她無法通過語言來主動表達自我,而她的身份、身體和生活則成為了社會和他人的話語場。這個選擇表明,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中常常被剝奪了表達自己真正需求和欲望的機會,而是通過他人的話語被定義。
反抗與精神解放的像徵
韓江通過英慧的沉默和身體化的反抗,實際上表達了一種反抗社會壓迫的獨特形式。她對肉食的拒絕以及身體逐漸趨於植物性的轉變,像徵著一種向內的、精神性的逃離。在這個過程中,語言變得無力,而她通過沉默和對身體的操控,逐漸脫離了家庭、社會和人際關係的掌控。
身體作為反抗的場域:英慧將自己的身體變成了反抗的最後一個場所。通過拒絕食物和社會接觸,她拒絕了身體作為父權社會中女性角色的工具性功能。她的沉默不僅是一種消極的抗拒,也是一種積極的解放。
自然與靈性:英慧最終的沉默和對植物世界的痴迷,像徵著她試圖找到一種純淨、無害的生命形式,遠離人類社會的暴力與欲望。她的沉默可以被視作對一種更高層次的靈性追求,或者是對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向往。
詩性散文的體現
韓江通過這種敘事的沉默和他者化的手法,將其作品的詩性散文風格進一步推向極致。她的語言簡練、富有像徵性,情感的表達通過隱喻和身體化的行為體現,而非直接通過對話或內心獨白。這種方法不僅增加了小說的張力和複雜性,也使得讀者在閱讀時不斷審視英慧的處境和周圍人物對她的解讀。
像徵與隱喻:英慧的沉默和她對肉食的拒絕,以及最終對植物的依戀,充滿了隱喻和像徵意義。通過這種方式,韓江將身體、心靈、自然等主題深度交織在一起,使得小說具有詩意的層次感。
韓江在《素食者》中通過英慧的沉默、他者化的敘事手法,展現了一種獨特的創意書寫藝術。這種敘事上的沉默既是英慧對壓迫的抗拒,也是對她作為「他者」被社會、家庭和性別期待物化的像徵。這種敘事創新不僅為小說賦予了複雜的情感深度,也使得韓江在處理身體與心靈、社會與個體的關係時,展現了她的詩性散文風格。
愛墾APP:當壓抑與釋放了極限體驗的《素食者》~~法國哲學家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年)在《情色》(L'érotisme)中對欲望、禁忌與暴力之間關係的探討,與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Han Kang)在《素食者》中的欲望情節存在某種關聯,尤其是在二者都涉及到對身體、欲望、壓抑與釋放的極限體驗的關注。
在《情色》中,巴塔耶探討了欲望和禁忌如何相互依存,尤其是欲望的表達往往通過跨越社會和道德禁忌來實現(在《素食者》中,英慧和姐夫的不倫關係,是個案例)。他認為,情色體驗是人類試圖打破個體界限、進入超越個人經驗的極限體驗的方式。這種超越並不只是性欲的釋放,而是包含了一種對自我毀滅、死亡與生命根本性的體驗。在欲望中,人們不僅僅是在追求快樂或滿足,而是在探索生命的極限。
《素食者》中的主人公英慧,通過拒絕肉食的舉動,表達了一種對壓抑的欲望的反抗。她試圖通過與身體的隔離、禁欲甚至自我消亡,來逃避她感到的世俗欲望和壓迫。這一過程中,她的身體成為了欲望、禁忌和壓抑的載體,就像巴塔耶的理論一樣,身體既是禁忌的戰場,也是欲望得以表達的場所。英慧的極端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身體自主性的重新探索,逐漸走向自我毀滅的邊緣,展現了一種類似於巴塔耶所說的「極限體驗」。
此外,《素食者》中對美學的探索,尤其是英慧姐夫對她身體的欲望和藝術化的凝視,映照了巴塔耶關於欲望和死亡的辯證關係:欲望的極限並不僅僅是滿足,而是通向一種超越性的狀態,甚至是虛無和死亡。
因此,雖然韓江的《素食者》並非明確地基於巴塔耶的理論,但兩者在處理欲望、禁忌、身體與壓抑的方式上有一定的共通之處,尤其是在如何通過對欲望的反思,揭示個體對社會規范的挑戰與超越。
欲望與禁忌的辯證關係:巴塔耶在《情色》中探討了欲望與禁忌的共存關係。他認為,欲望只有在跨越禁忌的瞬間才能得以釋放或實現,因此欲望本質上與禁忌緊密相連。這種跨越禁忌的體驗,往往是對社會規范和道德約束的挑戰,甚至涉及對自我身份的瓦解和重構。在《素食者》中,英慧拒絕肉食的行為正是一種像徵性的禁忌跨越——她打破了社會對正常飲食和身體欲望的期待,試圖通過禁欲達到某種純淨或解放。
這種拒絕不僅僅是飲食層面的反抗,還表現出她對世俗生活中的性別角色和身體控制的深層抗拒。在巴塔耶的理論框架下,英慧拒絕肉食其實可以被解讀為對社會欲望體系的全盤拒斥。這種禁欲的選擇是對她自己身體欲望和生命本能的抑制,但同時也在探討跨越禁忌的極限體驗,試圖從社會對女性欲望的規訓中逃脫。
身體與自我毀滅:在《素食者》中,英慧的身體逐漸成為欲望和自我毀滅的核心像徵。她拒絕肉食的同時,也逐漸消耗自己的身體,走向自我毀滅。這種自我毀滅的過程映照了巴塔耶在《情色》中對極限體驗的理論。巴塔耶認為,欲望的極致表達並不是滿足本身,而是通向死亡或自我毀滅的體驗。他將死亡視為欲望的終極形式,因為個體通過接近死亡的體驗,能夠打破自我與他者、個體與世界的界限,進入一種超越性的狀態。
在《素食者》中,英慧拒絕一切與身體相關的欲望,最終將身體推向死亡的邊緣。這種毀滅性的選擇可以看作是對生命形式和欲望的極端反思,甚至是一種對自我界限的超越。這與巴塔耶提出的「內在經驗」理論相關——通過極限體驗,個體不再僅僅是生存中的自己,而是通過接觸死亡的邊界,獲得某種超越性的理解。
美學與欲望的複雜性:在《素食者》中,英慧的姐夫對她身體的凝視、欲望與藝術化的表現,體現了巴塔耶在《情色》中討論的另一個關鍵主題:美學與欲望之間的複雜關係。巴塔耶認為,欲望不僅僅是一種生理需求,它也具有審美和精神層面的意義。通過藝術、宗教儀式或其他形式,欲望可以被升華為一種超越性的體驗。而這種體驗本身,往往伴隨著痛苦、禁忌和對死亡的接觸。
英慧姐夫對她裸體的欲望以及他將她的身體當作藝術作品的行為,是對欲望與禁忌、創作與破壞的探索。他通過英慧的身體和欲望的表達,進入了某種極限體驗——一種將審美與欲望、生命與死亡融合的狀態。這也呼應了巴塔耶的觀點,即通過藝術和欲望的極端表現,人類能夠接觸到某種非理性、超越語言和社會規范的內在經驗。
宗教體驗與欲望的神聖性:巴塔耶在《情色》中提到,欲望尤其是與死亡相關的欲望,具有某種「神聖性」。他認為,宗教儀式中的獻祭和性禁忌是人類表達對生命極限體驗的一種方式。在《素食者》中,英慧逐漸走向的自我禁欲、自我放棄和最終對身體的毀滅,某種程度上也帶有宗教性的意味。她的拒絕飲食、渴望成為植物的願望,表現出對自我身體欲望的完全舍棄,甚至進入一種自我淨化和神秘體驗的狀態。
英慧渴望從欲望和身體中解脫,甚至試圖擺脫人類的肉體形式,這類似於宗教中的獻祭或升華。在這個過程中,她不僅僅是在對抗社會的壓迫,也是通過一種神秘性的欲望體驗,接近某種超越人類存在的狀態。這與巴塔耶提出的神聖欲望相呼應——通過對身體和欲望的毀滅,人類能夠接觸到一種超越個人生命的神聖體驗。
巴塔耶在《情色》中的理論,尤其是他關於欲望、禁忌和自我毀滅的探討,與《素食者》中的欲望情節有深刻的關聯。英慧的行為通過拒絕社會和肉體的欲望,反映了巴塔耶對極限體驗的描述:在自我毀滅和禁欲的邊緣,人類可以通過這種極端方式進入一種更深的內在經驗。這種經驗不再局限於肉體和社會規范,而是通向一種超越性的、神秘的存在感。
愛墾APP:當社會制度給暴政護航~~曾在網路上讀到過這麽一個論點:「人可能殘酷到什麼程度,實際上就是暴政可能應用科技對付脆弱的個人到什麼程度!」這明顯深刻觸及了極端權力與科技之間扭曲的關係,可從歷史和文學作品的多個層面進行理解——
歷史與現實中的科技與暴政:從歷史來看,許多極權政府已經展示了如何利用科技作為壓迫的工具。例如,20世紀的極權主義政權(如納粹德國和蘇聯)都曾使用當時最先進的技術手段來監控、控制並打擊反對者。今天的例子包括一些政府利用大數據監控、人工智能、面部識別等技術來實施大規模監控,限制公民自由。
例如,有的社會信用體系被認為是科技與國家權力結合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一體系通過追蹤公民的社會行為和信用評分,來規范個體的行為,獎勵或懲罰不同的社會表現。類似的系統可能通過技術手段強化暴政的力量,使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行為都受到監控與干涉,從而大大壓縮自由空間。
科技與人類脆弱性的對抗:暴政可能應用科技來對付脆弱的個人,這在現代社會尤其值得警惕。暴政可以利用科技控制言論、信息傳播,甚至將這些手段延伸到對個體行為和情感的操縱。未來的技術,如神經接口、基因編輯,可能進一步突破對人類身體和思想的控制,暴政的殘酷性也可能因此達到新的高度。
正如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繪的那樣,當科技成為權力的工具時,它不僅僅監視人的行為,還可能通過技術手段控制人的思想和情感,削弱人類的抵抗能力,使人陷入永恆的恐懼與順從。小說中的「老大哥」用無處不在的監視、語言控制、思想改造等手段讓個體完全失去自我獨立性,體現了科技在暴政中可能被利用到的極端。
文學作品中的暴政與科技:從文學角度,韓江的作品雖不直接描寫科技與暴政的關係,但她通過對身體和情感的脆弱性的刻畫,讓人們意識到,暴政可以通過心理和身體的壓制,扼殺個體的自由。韓江的《素食者》中,英慧對身體控制的抗爭可以被視為隱喻,代表了個體對壓迫和社會規訓的反抗。這種身體的脆弱與社會的壓制象征著暴政可能將控制延伸至最細微的領域,包括思想、情感和身體。
延伸思考:暴政與科技的未來:未來,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極權政府可能進一步利用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手段,達到前所未有的控制能力。科技可以直接介入個體生活,通過追蹤、監控、操縱感官和情感,使得個體脆弱性進一步加劇,暴政殘酷性的潛力因此得以擴展。
科技帶來的便利與人類自由之間的緊張關係越來越突出。科技不再只是中立的工具,而是權力控制的一部分。當它被用於強化權力時,個體在暴政面前變得更加脆弱,殘酷的程度也可能突破人類歷史上任何形式的暴力。
「人可能殘酷到什麼程度」這一命題在現代社會中正通過科技的應用變得更加複雜。暴政通過科技能夠施加的控制不僅僅限於身體,還可以延伸到思想和情感,形成一種全方位的壓迫。韓江的作品通過對脆弱人類情感的細膩描寫,雖未直接探討科技問題,但為我們反思科技與暴政之間的聯系提供了情感的框架與思考的深度。
韓江的作品,尤其如《素食者》和《少年依然》,揭示了人在暴政下所能達到的殘酷程度,特別是通過對壓迫性社會環境中個體的痛苦、分裂和崩潰的描寫,深刻探討了人在極端暴力和控制下的反應。
暴政下的殘酷與人性極限:在暴政的壓制下,人可能展現出極端的殘酷,這在韓江的作品中通過複雜的社會結構和個人的遭遇得到了體現。以《素食者》為例,主角英慧選擇了拒絕進食肉類,試圖逃離身體對社會規訓的順從,但她遭遇的是家庭、社會和丈夫的共同壓制。她的身體和自由逐漸被壓迫到極限,直至完全崩潰。這種對肉體和精神雙重剝削的描寫,展示了在人類脆弱性面前,權力和暴力如何層層加深個體的痛苦。
《少年依然》中,韓江通過對光州事件的歷史創傷的描繪,進一步揭示了集體暴政如何摧毀人性,社會中的人不僅在暴力面前變得冷酷無情,甚至親密關係也被撕裂。韓江探索了歷史中暴政的傷痕,它不僅在當時的個體身上留下創傷,甚至穿越代際,延續到下一代,表明暴政的殘酷性可以深入到社會和家庭結構中,留下難以愈合的情感和心理傷口。
愛墾APP·情動哲學的重新結域~~盡管韓江的作品主要揭示了暴政下的殘酷和人類脆弱的極限,但她並未止步於揭露,而是通過情感書寫提供了某種「重新結域」(re-territorialization)的思考可能性。
情動哲學強調情感與情緒在社會和文化建構中的重要作用。韓江的作品展示了在壓迫性背景下,個體情感如何反抗制度性力量,甚至通過內在的轉變尋找另一種形式的解放。例如,在《素食者》中,英慧通過拒絕肉食來抗拒社會對她的規訓,她的行動不僅僅是對家庭控制的拒絕,也是對社會暴政的一種隱秘的反叛。這種反叛雖看似脆弱,但通過身體的自我隔離和純化,展示了一種對壓迫秩序的質疑,甚至可能開啟了對另一種存在形式的探索。
「重新結域」在此可以理解為個體情感和內心世界的自我再定義,通過情感的深度覺知來對抗暴政的強制性規則。韓江筆下的角色盡管身處壓迫,但他們的情感探索往往暗示著對更大社會機制的反思,甚至可能指向一種情感上的超越。例如,盡管英慧在物質上無法逃脫壓迫,但她通過精神層面的自我隔離,拒絕按照社會規范去生活,進而形成了個人對抗社會暴力的獨特方式。
情感的重建與個體反抗的可能性
韓江的書寫並不僅僅是暴政與人性脆弱的揭露,更在於通過對個體情感的刻畫,展現了個人如何在看似無力的境況中重建自我,尋找反抗的途徑。這種重建不僅僅是通過暴力或者物理對抗實現的,而是通過內在情感的轉折,展示了如何在壓迫中仍然保持某種精神或情感上的自由。盡管這種自由可能脆弱,但它依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表明即便在最殘酷的環境中,人依然有可能通過情感的方式保持對自身的某種掌控。
因此,韓江的作品不僅揭示了人在暴政下可能承受的極端殘酷,也通過情動哲學提供了某種重新結域的思考路徑。她的角色雖然處於壓抑之中,但他們的情感轉折與反應為讀者提供了一種重新思考暴政、科技與人類情感之間關係的深度框架。
韓江的《素食者》通過「肉食」這一強烈的隱喻,揭示了人性中的暴力與社會暴政對個體的壓迫。小說中的主角英惠因一場鮮血淋漓的夢開始拒絕食肉,這一舉動不僅是對肉食者文化的反抗,也成為對更深層社會暴力和權力結構的揭露。
肉食與暴力的隱喻
肉食象征著人與人之間的殘暴和控制。在小說中,食肉與暴力、權力糾纏在一起,英惠通過拒絕肉食試圖擺脫這種暴力的循環。肉食不僅指代身體上的暴力,還象征著社會、性別和家庭中的強權壓制。男性對女性的控制、父母對孩子的權威、社會對「異端者」的懲罰和強迫「治愈」都是這種暴力的表現。通過這種象征,韓江將肉食與社會暴政聯系在一起,暴力成了人的「日常飲食」,自然化為人類社會中不可避免的部分。
光州事件的創傷記憶
韓江的素食主義與她對光州事件的回憶息息相關。雖然她沒有直接經歷這場屠殺,但光州事件所象征的國家暴力深深影響了她的創作。在《素食者》中,肉食所帶來的罪惡感仿佛喚起了那個時代血腥的歷史記憶。肉食背後的暴力不只是個人的選擇問題,而是隱喻了集體歷史的血跡。她通過英惠對肉的拒絕,映射了她對國家暴力的拒絕和對受壓迫者的同情。
個體對抗社會暴力的失敗
英惠的反抗最終走向了極端:她不僅放棄了肉食,甚至想要成為一棵植物,以此擺脫一切暴力。這個選擇看似荒誕,卻揭示了個體在面對壓倒性的社會暴力時的無力感。她無法通過單純的拒絕和自我隔離來逃避暴力,最終走向精神崩潰。韓江的作品探討了暴力是否是人的天性,以及我們是否能夠真正逃避或反抗這種暴力。《素食者》中的人物,尤其是英惠的丈夫和家人,都是社會暴力的延伸,他們試圖將英惠拉回「正常」生活中,而這種「正常」本身正是暴力的來源。
科技、暴政與情動的結合
韓江的《素食者》在探討暴力與權力結構時,隱含了對科技如何與暴政聯手來控制和壓迫個體的可能性。隨著科技的進步,暴政可以利用更加先進的手段操控和壓迫個體,而個體情感的壓抑和反抗可能變得更加無力。韓江通過對英惠的情感轉變與精神崩潰的描寫,隱喻了現代社會中技術與控制對脆弱個體的壓迫。這為我們討論科技與暴政關係的延伸提供了基礎,即暴力不僅體現在物質層面,科技也可能成為權力施行的另一種手段,通過控制情感和意識來強化社會的壓迫機制。
愛墾APP·體制·技術與權勢暴力~~韓江通過《素食者》不僅揭露了社會暴政對個體的殘酷控制,還通過情感書寫提供了對人類暴力天性的深刻反思。她的作品啟示我們,不僅需要質疑暴力和權力結構,還要審視個人如何通過情感反抗與暴政的關聯。科技在未來的暴政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也許正是通過情感控制,進一步延伸暴力對個人的壓制。
韓江的《素食者》從不同視角剖析了個體在社會、性別和身體層面的壓抑與反抗,展現了個體在面對暴力時的脆弱與掙扎。小說通過英惠的沉默和他人對她的講述,揭示了社會中深層次的暴力及權力結構。
被噤聲的主角與性別壓迫
韓江通過英惠「被噤聲」的處理,刻意強化了她作為「受害者」的狀態。她的行為和選擇始終由他人視角解讀,反映了在父權社會下,女性常常沒有自主發聲的機會。第一章中,英惠的丈夫將她視為自己生活的工具,她的角色是為丈夫服務、維持家庭的日常運轉。當她通過素食主義反抗這一被壓迫的身份時,丈夫立即將她視作「壞掉的東西」,不再適合社會和家庭的標凖。這一部分隱喻了在男性主導的社會裡,女性的存在與價值僅限於「為男性而活」,一旦她們違背這一預設,便被迅速拋棄。
欲望與物化
第二章中的姐夫看待英惠的方式,揭示了另一種形式的物化。他對她的興趣源於藝術創作和欲望,然而他對英惠的存在依然是片面的。他對她的身體產生欲望,但從未真正關心她的精神狀態或內心痛苦。這種物化並非是簡單的身體佔有,而是將她降格為欲望的工具。英惠在姐夫的眼中,依然無法成為一個完整的、獨立的個體,而是依附於他人的欲望和控制。
家暴、社會暴力與個人反抗
在第三章中,英惠的姐姐仁惠終於從女性視角去理解英惠的掙扎。仁惠目睹過家暴,對英惠的精神崩潰持複雜的態度,既有理解,又有嫉妒。她在思考英惠的精神失序時,也揭示了韓江在作品中對「正常」與「瘋狂」的探索。社會強加的「正常」狀態往往伴隨著壓抑與暴力,而「瘋狂」反而成為某種反抗和解脫的方式。韓江通過仁惠的視角,進一步揭示了在這個暴力充斥的世界裡,個體要保全自己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身體和心靈都會被無形的社會力量所掌控。
醫療暴力的探討
在小說的結尾,英惠的身體再次成為暴力的戰場——這次是以醫療為名的強制延命。在拒絕社會規則、渴望自由的過程中,英惠通過拒食試圖控制自己唯一能控制的身體,然而最終連身體的自主權也被剝奪。這種「為你好」的醫療暴力同樣讓人感到壓迫,揭示了現代社會中,即便在表面「救助」之下,個體仍無法真正掌控自己的命運。
延展與反思:暴政與文明的對抗
小說中,英惠選擇與社會規則對抗,而這場對抗既是一種反抗暴政的行為,也是對文明社會規則的質疑。韓江沒有給出明確答案,而是讓讀者思考:當文明本身就是暴力的工具時,回歸「野蠻」是否是一種可行的選擇?如果個體為了逃離壓迫,不得不犧牲自己作為「文明人」的身份,是否值得?韓江通過英惠的沉默與她的行動,提出了一個關於人類脆弱與社會暴力的更為普遍的命題。
韓江的《素食者》以強烈的隱喻與多重視角的講述,揭示了現代社會中隱性和顯性暴力對個體的壓迫。這種壓迫不僅限於性別問題,還包括家庭、社會規范與醫療體系對個人的控制與剝奪。通過英惠的反抗與沉默,韓江讓讀者看見了個體在科技與暴政雙重壓迫下的脆弱與無力,並引發了關於「文明代價」的深刻思考。
審查:藝術的暴力暗示
在韓江的小說《素食者》中,某些內容可能因其敏感性或爭議性在一些國家面臨審查。小說中的主要主題涉及身體和心理暴力,以及清晰的性描寫,可能會受到限制。例如,小說第二部分描繪了英惠的姐夫拍攝藝術視頻的場景,在這個過程中他在英惠的身體上繪制花朵,這段情節引發了欲望和複雜的情感衝突。由於這些畫面直白而富有沖擊力,這類性描寫可能被認為敏感而面臨刪減。
此外,小說探討了個體反叛、自治以及社會控制等更廣泛的主題,結合其對自我毀滅與心理創傷的描述,可能被視為政治敏感。特別是小說中對集體創傷的隱喻,如光州事件(韓江另一部小說《少年來了》的核心),也可能觸及了與權威主義或社會壓迫相關的議題,這類內容在一些國家可能會受到審查。
因此,涉及這些暴力、性描寫或政治隱喻的章節,在一些版本中可能被改動或刪減。(https://www.asiancha.com)
說到在《素食者》的第二部分,韓江通過描寫英惠姐夫拍攝藝術視頻的場景,展現了她對情感與身體的細膩刻畫藝術。這個部分極富「情動刻畫」的特質,通過複雜的情慾、藝術創作與個人欲望的交織,揭示了人物內心深處的情感波動。
在這段情節中,姐夫對英惠身體的關注是從一個細節開始的——她身上的胎記。他將這份身體的獨特性與藝術創作結合,並發展出一股難以抑制的欲望。這種欲望不僅僅是性衝動,更是一種對英惠內在世界的窺探。韓江通過細膩的文字,描繪了他在英惠的身體上繪制花朵的過程,這不僅僅是一個視覺藝術的行為,更是對身體的佔有和表達情感的方式:
身體作為畫布:韓江將英惠的身體描繪為姐夫的藝術創作媒介。在描繪過程中,韓江捕捉到人物心理的細微變化,姐夫的情感隨著每一筆的花朵線條而加深。這種藝術與欲望的交織,暗示著他對英惠的身體進行符號化和物化。
情動的遞進:從最初的藝術創作到逐漸深陷欲望,韓江在文字上表現出一種情感的遞進,似乎隨著花朵的描繪,姐夫與英惠之間的距離變得愈加親密。然而,這種親密感帶有強烈的不平衡性,因為姐夫對英惠的身體產生了強烈的佔有欲,但卻從未真正了解她的內心世界。
暴力的隱喻:雖然這段描寫充滿了藝術感,但也暗藏著隱形的暴力。姐夫在對英惠身體的掌控中,實際上忽視了英惠本身的意志與感受,展現了韓江對暴力與欲望的深層探討。
在這一過程中,韓江的語言充滿了視覺與感官的刺激,情感隨著每一個細節而波動。這種「情動刻畫」的方式,巧妙地將身體、藝術、欲望與暴力交織在一起,揭示了個人在面對情感衝突時的複雜心理狀態。韓江並沒有通過英惠直接表達她的感受,而是通過他人的眼睛與行為,層層剝離出她內心的隱痛與掙扎。
愛墾APP·韓江《素食者》人性脆弱但殘暴且虚偽
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國女作家韓江(Han Kang)的作品,例如《素食者》,提醒了我們社會機制如何持續強化人性的黑暗面。並為所欲為、淋漓盡致作用于弱勢-邊緣群體身上。
其作品無疑鼓舞了後來者,可採取這樣的藝術視角與書寫,去面對他們在地的類似社會素材。例如,有些國家政教一體,給予權威至上的一些人提供了便利的機制,並動員「正義干雲」的守門犬,把關与操弄包括社媒在內的數字科技,經營出人慾橫流、靈魂腐敗的一片盛況。
有的婚姻制度甚至提倡一家多員女性成為生產工具,養育不來的孩子就送進所謂的「照顧單位」,自小就成了一些有財有勢者的玩物。一般人的想像力極有限,恐怕編造不出這樣的生命景觀來吧。
韓江的寫作常通過極端情境來探討人性的邊界。她在《素食者》一書中提及,對自我與身體的拒絕,便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制度化的暴力與社會的控制機制。
以上探討進一步暗示,在某些政權或文化背景下,婚姻、女性的身體及權利被當作生產工具,甚至成為權力者的玩物。不僅如此,幼童與年少同性,也逃不過成為他人慾望的對象。這種極端的壓迫既反映了制度化暴力,也揭露了背後的社會冷漠與權力不平等。
文中提到科技的把關與「正義干雲」的現象,暗指現代社會中技術與道德正義的錯位,尤其是在監控和權力審查的層面上。這種機制不僅沒有保障正義,反而助長了暴力的泛濫,使得壓迫景觀愈加令人不堪。更精彩的是,這些事情出自於當年所謂提倡「新聞自由」、「民權平等」、「政策透明」......的集團。
韓江警惕我們,在某些社會體制下,人性的欲望與暴力如何被放大到極致,對弱勢-邊緣者造成無法逆轉的傷害。這種景觀的呈現,不僅是對個別領導的控訴,也是一種對社會、政治機制的深刻批判。
若有人提問:「人可能殘酷到什麼程度?」其實也包括「人可能偽善到什麼程度?」當然,還有「人可能愚昧到什麼程度?」
在韓江的作品中,不難找到與這提問相呼應的例證——
殘酷:韓江的小說《素食者》以其對極端暴力和身體控制的描寫,探討了人類殘酷的極限。主角英慧通過拒絕肉食來抗拒社會與家庭對其身體的控制,但她的選擇卻遭到家庭的極端反應,甚至被視為精神異常。英慧的丈夫、父母和社會對她的處理方式反映了人類在面對「異類」或不順從時可以殘酷到何種地步,表現出壓制個體自由的暴力傾向。這種殘酷不僅是身體上的,也是心理和情感上的殘忍。
偽善:韓江揭示了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偽善,尤其體現在英慧的丈夫和家人對待她的方式上。他們表面上關心她的健康和精神狀態,但實際上是在維護社會規范和家庭秩序的穩定。當英慧逐漸拒絕肉食、轉向拒絕一切食物時,丈夫和父母表現出道德上的自負,似乎在為她的「正道」操心,實際上卻是在用社會期待與傳統規則壓迫她。這種偽善掩蓋了他們內心的自私與控制欲。
愚昧:愚昧的表現同樣在《素食者》中清晰可見,尤其是對英慧行為的誤解和病態的應對。社會和家庭無法理解英慧內心深處的抗爭與痛苦,將她的選擇簡單歸類為精神失常或叛逆行為。她的家人和丈夫在不理解她的情況下,選擇通過暴力和醫療手段來「矯正」她,這反映了社會對個體差異、心理困境的無知與盲目恐懼。
通過這些例證,韓江的作品不僅探討了人類殘酷的極限,還深刻揭示了人類在道德上的偽善和對複雜個體選擇的愚昧。她將這些複雜的情感和社會現象通過藝術化的視角展現出來,使得作品在批判社會與人性的層面具有強大的沖擊力。
喬治·奧威爾《1984》
有史以來,大概自從新石器時代結束以來,世上就有三種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們又再進一步分為好幾種,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名字,他們的相對人數和他們的相互態度因時代而異;但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不變。即使在發生了大動蕩和似乎無法挽回的變化以後,總又恢復原來的格局,好像陀螺儀總會恢復平衡一樣,不管你把它朝哪個方向推著轉。
在很長時期里,上等人的權力似乎頗為鞏固,但遲早總有這樣一個時候,他們對自已喪失了信心,或者對他們進行有效統治的能力喪失了信心,或者對兩者都喪失了信心。他們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為中等人標榜自己為自由和正義而奮鬥,把下等人爭取到自己一邊來。中等人一旦達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來的被奴役地位,自己變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兩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兩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來,這場鬥爭就周而復始。
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從來沒有實現過自己的目標,哪怕是暫時實現自己的目標。若說整個歷史從來沒有物質方面的進步,那不免言之過甚。即使在今天這個衰亡時期,一般人在物質上也要比幾百年前好一些。但是不論財富的增長,或態度的緩和,或改革和革命,都沒有使人類接近平等一步。從下等人的觀點來看,歷史若有變化,大不了是主子名字改變而已。(喬治·奧威爾《1984》【65】)
編者註:在這普遍不讀書的年代,要理解馬來西亞眼下的族群政治生態,還是要回去讀點經典比較看得清。比較踏實地有靈感、啟示。奧威爾(H. G. Orwells)的不朽小說《1984》,能讓動輒高喊正義或其他時髦政治口號的民眾一點善意的提醒。
新一代不讀書,當前老一派的政客可是熟讀這些書,原來是警惕世人的寓言(現在變成成真的預言),他們卻反過來信仰與實踐,當著是不擇手段,只求大業的“智取”謀略。就像《厚黑學》原是教人“防人之心不可無”,卻讓野心家采用為“害人之心靠高明/又何妨”那樣。
這裏有三段摘錄,大家舉一反三想一想,就知道老人家在玩什麼。沒有文化基礎,一腔熱血論述復論述,都只能淪陷人海戰術靠嗓門大、口氣狠的口水戰。(26.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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