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雪鄉鎮(雪州黃金海岸)

馬來西亞瓜拉雪蘭莪州舊首府瓜拉雪蘭莪皇家山上的古樹根部,讓我們知道何謂老樹盤根的厲害。我們對自身文化的理解,能那麼壯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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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August 6, 2022 at 9:54pm

保護華人老街·馬來西亞相關組織擬為吉隆坡茨廠街申遺

據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報道,吉隆坡小販商業
公會準備向政府提出申請,把具有文化和旅遊特色的重鎮茨廠街,申請列入國家文化遺產,以保護這條具有「歷史任務」的老街,使之再現光輝。

該會主席洪細弟近日在茨廠街舉行慶祝 61 周
年紀念晚宴上,宣布了這一消息,並獲得出席晚宴的馬華總會長廖中萊的支持。

準備通過馬華申請


洪細弟說,該會準備通過馬華提出申請,確保
茨廠街能永遠保存,並讓後輩了解先賢創業的艱辛。他說,這老街具有百年歷史,周圍有百年老廟、百年建築物,應獲得共同保護。

廖中萊說,馬華願意協助茨廠街打造為一個更
具生命力的旅遊和文化區,發揮更大的吸引力。

他說,目前茨廠街已成為世界聞名的旅遊區,
希望繼續獲得各界的支持,與政府建立更密切合作,這樣會把老街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方天興:會慶顯示萬眾一心


華總總會長方天興說,吉隆坡小販商業公會成
功在茨廠街舉辦會慶,證明此舉已獲得了大家的支持。

他說,吉隆坡的歷史比馬來西亞獨立的時間還
久,也是華裔先賢拓荒、成家、興業、結社和參與國家發展的最典型的例子,而茨廠街更是一步一個腳印,見證了華人參與老街的發展。他希望能全力支持洪細弟,以便共同維護老街未來的發展。

行動黨武吉免登區國會議員方貴倫說,茨廠街具有百年歷史,是遊客必到之地,為國家賺取了豐厚外匯。

他相信一旦老街提高治安及清潔,特別是吉隆
坡市政局給予配合,會有另一番新貌。他希望市政局能提供適當獎勵措施,如為歷史性的建築物,豁免門牌稅等。
(來源:2014 年 06 月 17 日中國新聞網/本刊輯)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June 14, 2022 at 12:24am

開印阿闍梨《亞庇佛教的歷史發展》

現今的亞庇佛教,是以華語系或北傳的中國佛教系統為主流,南傳與藏傳佛教道場或間有分設,雖為數不多,但在亞庇佛教界卻扮演著以英語弘傳佛法的重要角色。

20180731日星洲日報報導,馬來西亞統計局最新發布,沙巴2017年人口約3853800人,其中華族人口只有約314500人,佔8.16%。

若是根據1991年I.D.S研究所的調查統計,當時亞庇華人人口是209175人,佛教徒只有31,788,佔15.2%。值得一提的是,亞庇市佛教徒似乎以華人為主流。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June 14, 2022 at 12:24am

推究其因,或許間接肇因於十八、十九世紀間,中國南遷大量的僑民至此,其信仰雖帶有民間色彩,卻也揉雜了漢系佛教的傳承。下面就亞庇佛教歷史分為:公元四、五世紀開始至十三世紀的早期佛教,及二十世紀中、末的近期佛教,兩個時期來敘述。

一、佛教傳入亞庇的史跡

若欲了解亞庇市佛教的起源及其發展,得從「渤泥國」時代談起。在史料學上,中國史書──《梁書》應該是最早記載當時信仰佛教的史書。若論及當時國王崇信佛教乃至深入一般平民百姓的考察,則需綜合《諸蕃誌》卷上的渤泥國條,《宋史》卷489的渤泥傳等文獻資料。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97),渤泥國王曾派遣使者施弩、副使蒲亞里,判官哥心等多人到過中國朝貢。當時兩國之間的交流大概情形,記載於中國史書,成為今日考證本市佛教的重要史料之一。

根據史書記載,中國宋代時期的渤泥範圍已涵蓋今天的菲律賓南端、蘇祿群島、沙巴、砂拉越及加里曼丹,即後人所稱的「婆羅州」。西方人士所稱的Borneo實源於Brunei汶萊,是渤泥的對音(見邱新民《東南亞文化交通史》,頁385)。當時情況是:十四世紀之前的本地佛教信仰者幾乎是當時皇族市民的土著為主。史書有載,公元1292年,中國元軍南征爪哇失敗時,亦曾有一批中國人留居渤泥,但畢竟是外來的。

佛教在公元前後傳入東南亞,五世紀初傳入「婆羅州」。根據《梁書》、《隋書》、《舊唐書》及《新唐書》記載,早在公元四、五世紀間,渤泥便是信奉佛教的國家。《南海寄歸內法傳》和《求法高僧傳》亦明文記載,七世紀初葉到公元六百七、八十年前後,當時的印尼諸島和婆羅州一帶多行「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小部分居民則信奉「正量部」(Sammatīya)佛教。(關於西北說一切有部僧人至南印度、東南亞乃至中國的史料,參見補充資料。)


直到十四世紀中伊斯蘭教傳入,至十八世紀的間中或有佛教的弘傳,不過在史記上不是很明顯。後來,大約十九世紀中,中國南端廣東、福建一帶大量華人移居至此,再次帶來中國佛教和民俗信仰混合。此後,本地佛教信仰者皆以華人為主。

亞庇佛教的歷史的發展,可推溯至四、五世紀的渤泥國。渤泥當時的版圖據中國《諸蕃誌》及《宋史》說法是「統十四州」。近人從三都望、三發等地出土的遺物考察,及按照『諸蕃誌』所載的西龍宮、什廟、日麗等多處地點、交通和服色飲食等研究,當時的渤泥國土,至少應當包括今日的沙巴州、汶萊、砂拉越及坤甸,有的說法還包括了菲律賓的南端,而且政治上與中國的關係至為密切。關於渤泥當時的情形有翔實的記載,以《諸蕃誌》及《宋史》最為詳盡。從現今留存的《梁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等中國史書,婆羅州出土的佛像、香爐等及近人在學術上的考察研究成果看來,從公元四、五世紀至十四世紀之間,這裏確實是曾流行佛教的國家。

中國宋代時期的渤泥國崇佛史跡

宋代的渤泥,城裏有居民一萬多人。據說,當時中國商賈每月初一、十五兩天奉賀禮,到幾個月後,才請國王及大人來論定物價;價格一定,就鳴鼓召集遠近的人來船上,任他們貿易。即便貿易完成,卻須等到六月十五辦完佛誕節後才可出港,以祈避免風濤等災厄。當時所稱的佛,並沒有佛像,只是建蓋一些茅舍,樣子像塔裏放個小龕,罩珠兩粒,稱為聖佛。凡遇佛誕節,國王必親自供獻花果三天。佛誕節後,商賈船舶啟碇離港回國。

中國明朝的社會情況,《宋文憲公全集》(四部備要本)卷26「芝園後集勃尼國入貢記」有記載,與《諸蕃誌》相同,其記載稱: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廓,樹林柵為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車馬,出入徒行。……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

公元十四紀後,渤泥國王開始改奉伊斯蘭教,但在十三、四世紀間,中國元世祖忽必烈(Hu-bi-lie)滅宋朝後,建立元朝(1279-1368),版圖跨越亞、歐兩州。1292年元軍南征爪哇(Java),海軍往返經常路過渤泥。後來元軍遠征失敗,而對渤泥的影響卻不少,就是一批不少人馬長居渤泥。這是渤泥國王改信伊斯蘭教之前,中國人口、文化與宗教信仰仍續不斷傳入渤泥的概況。公元十五世紀以後改信伊斯蘭教,第一任蘇丹為阿拉伯爾達達(Alak ber Tata),亦稱摩罕默(Mohamed, 1403),傳其女兒嫁總兵黃升平(或王三品 Ong Sum Ping),而黃升平繼承為汶萊蘇丹世系第二代,伊斯蘭教名字為亞默(Ahmad)。(開印阿闍梨:亞庇佛教的歷史發展[2018年9月4日增訂] In 佛教書籍, 禪林事記 開印(20180904增訂)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June 7, 2022 at 6:33pm


羅芳伯傳奇:殖民時代客家的遷徙、反抗和蛻變

羅芳伯一七七七年在印尼的西加里曼丹締造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的故事,不只對客家人是段歷史的驚奇,對於全球的華人,特別是旅居東南亞的僑胞,更是成長的歲月中經常訴說的故事。

羅芳伯和他那個動亂時代的市井小民們,離家千里、拋妻別子,用他們不肯認命、不願服輸的堅毅勇猛,在客居的土地上,和世界的殖民強權對抗,實踐了他們共和自治的理想。
 

節錄自〈田園、礦場、市集〉 

這條路引導著他們經過菜園和果園,勤勞的華人農民正忙著在他們的灌木叢中灑水。許多房屋如荷蘭農舍般散落在田地之中,健康快樂的孩子們在門口玩耍。—— 荷蘭官員納赫斯(Nahuijs)參觀蘭芳東萬律總廳的描述,一八一九年 

一七八七年,蘭芳十一年。 

你作為新客到此地,一無所有,舉目無親。隨身一卷鋪蓋,四處飄蕩;直到總廳和下屋接納你,公司招待了你,安排你到礦上做工,你才有機會賺錢,才能實現宿願。想當初,你願做工就能做工,想歇息就能歇息,愛去那裡就去那裡。總之,你比在中國的先人活得更自如。

文告是由大港公司署名,鼓舞華人礦工加入義興公司的招才廣告。羅芳伯看著內文對於加入公司描寫的美好情景,心裡不禁會心一笑。蘭芳公司成立瞬間邁進第十一個年頭,他回想過去十年的奮鬥,心裡有許多的感觸。

農民的生計是羅芳伯最為關心的。隨著礦場的營運邁進高峰,大家對於大米等食物的需求倍增。農民們近年並轉作咖啡、胡椒、香料等經濟作物,而除農地的開墾外,水利設施是其中施政的重點。

羅芳伯非常重視農田水利,跟他出身農家,以及早年在原鄉嘉應州的耕作及生活經驗有關。他那時發現,農田收成的多寡跟水利密不可分,而農家為爭放水也經常導致爭執,甚至械鬥的情事。

當乾隆皇帝退位,清朝已達成長的飽和點,旗軍的尚武精神至此業己消散。雍正的養廉雖使官員的薪給增加數倍,但仍不能供應他們衙門內的開銷,因此貪汙的行為無以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種水力工程失修,災荒又不適時救濟,人民挺而走險為盜為匪,也就事勢逼然了。

而從「和順總廳」旗下的坑尾公司和下屋公司的事件中,羅芳伯發現,大公司的成員為了開礦資源的取得,特別是水源和土地,也經常發生分裂。「和順總廳」十幾年的分分合合情形,以及並非所有的公司都會願意持續接受總廳的統治,主要的影響還是因為開礦和農墾利益的問題。

他今天特別起了個大早,帶著江戊伯、闕四伯、宋插伯、胡永成四位兄弟,新一代的青年才俊羅永忠、羅永義、連杰和黎婆,在農民們還沒上工前的黎明時分就先巡視了各項排水、灌水、儲水和分水等灌溉設施。他們在引水前端的河水地帶,發現數十位漁民已經分乘四艘小舢舨,沿河邊收網,邊快樂地合唱著山歌。

食煙愛食兩三筒,連妹愛連兩三宗,第一就要言語好,又要人才蓋廣東。

放下擔子坐茶亭,敢唱山歌怕何人。阿哥好比諸葛亮,唔怕曹操百萬兵。

看著漁夫鄉親們快樂地在河上划船、補魚和唱歌的情景,羅芳伯等一行人情不自禁地停下腳步,心中充滿喜悅。自然而然地感染到這一股「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歡愉氣氛。

續讀 》

加里曼丹客家人王國

林其泉·蘭芳大總制——亞洲最早的共和政體

“大唐總長”羅芳伯

James R. Hipkins:婆羅洲華人史

高偉濃博士:荒原深挖洞·婆羅洲淘金記

築夢揚帆 重走海絲路

古渤泥蘭芳共和國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3:14pm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第十二章·企業家、教育家李光前

繼陳嘉庚之後,東南亞地區最著名的華僑領袖之一,當推李光前(公元1893—1967年)了。他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20年代末他親手創建的作坊式小廠現在已發展成為多元化的跨國大企業集團。他熱心興辦文教福利事業,還撥出巨款建立“李氏基金”,作為資助文化教育及其他公益事業的永久性基金。生前,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有很高的威望;死後,他仍為人們所懷念。

 

第一節從作坊到企業集團

 

李光前,1893年生於福建省南安縣。父親李國專先後在廈門和新加坡做小生意。幼年的李光前在家鄉私塾啟蒙,10歲到新加坡,在英印學堂念英語和數學,周末到養正學堂學中文。1907年,清政府在南京辦了專招南洋華僑學生就讀的暨南學堂(暨南大學前身)。李光前由於學習成績突出,於1909年被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主席資送到暨南學堂學習。暨南學堂畢業後,他先後到北京清華學堂(預科)、唐山路礦專門學堂深造。1912年回到新加坡。這次出國,他孤身一人,舉目無親,父親已回國內。他先擔任華僑小學教師,兼任《叻報》電訊翻譯工作,後來考入測量專科學校,同時攻讀美國某大學的土木工程函授課程。10餘年苦讀,李光前成為一位既受中華文化熏陶、又飽浸西方現代文化科學知識、兼通中英文、視野比較開闊的知識分子。但他未能如願完成學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生活所迫,李光前只好輟學從商,到莊希泉開的中華國貨公司任職。1916年,為擴展歐美國際市場,陳嘉庚將年輕的李光前招至帳下,處理中、英文函件和對外聯絡工作。陳嘉庚很賞識李光前的才華學識,不僅委任他當了部門經理,而且還把長女嫁給了他。在陳嘉庚的公司里,李光前貢獻頗多,同時他也向老嶽父學習了很多橡膠經營的知識,並建立了各種業務聯系。耳濡目染,在言行品德上也頗受陳嘉庚的影響和熏陶。總之,在陳嘉庚的公司里任職11年,其所積累的經驗,李光前終身受用不盡。陳嘉庚的恩情,李光前是終身不忘的,即使是老人家的事業遭到巨大挫折時,他也是初衷不改的。

 

1927年,李光前開始獨立經營。他先獨資創辦了一個作坊式的制膠煙房,繼而成立了南益橡膠有限公司。在他主持下,業務不斷發展。他不僅經營傳統的橡膠和菠蘿種植與加工業,而且涉足金融界,是著名的華僑銀行的股東之一。1939年他被選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李光前已是聞名中外的實業家、銀行家和華僑領袖。從30年代以後,由於諸種原因,陳嘉庚的企業遭遇了重重困難,並在1934年正式收盤,李光前則一如既往地支持陳嘉庚的愛國興教事業。 

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李光前正好在美國華盛頓參加國際橡膠會議,由於交通中斷,他被迫留居美國。日本占領東南亞時,因為他在戰前積極抗日救國,他的產業被列為“敵產”全部沒收。戰爭結束後,李光前回到浩劫後的新馬,出任新加坡咨詢委員會委員,在協助新加坡重建工作的同時,還著手恢復橡膠業。此時的李光前剛50歲出頭,正值壯年;在美國的兒子學成回新,也投身於南益公司業務。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作為戰略物資的橡膠業經營旺盛。李光前在橡膠業之外,還積極投資於其他領域,逐漸使企業經營走上了多元化的集團道路。1954年李光前退休,南益集團的業務由他的三個兒子成義、成智、成偉分工負責,對外活動由第三子李成偉代表。到1967年他去世時,南益集團已擁有26家公司,分佈在新馬泰及歐美,經營橡膠、食品、種植、航運、商貿、工程、木材、印刷等行業。主要企業是南益集團和華僑銀行。李氏家族的資產估計超過16億美元。(下續)

延續閱讀 》沉思·海上絲綢之路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2:31pm

李光前在事業上能獲得巨大成功,原因何在?首先是機遇。李光前的企業王國雖然也屢經挫折,但從總體上看,他在戰前打下了基礎,又抓住了二戰後的發展機遇。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企業管理上有自己的一套,又吸收了陳嘉庚公司管理的許多優點。受過現代西方教育的兒子在李氏企業的管理中也起重要作用,三個女兒也占有企業的股份。和陳嘉庚一樣,李光前為人辦事公正、誠實、節儉,為社會、為國家謀利益。他是篤信儒家學說的,將儒家的倫理應用於企業人事管理、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關心雇員的疾苦和升遷,在企業中形成了大家庭的合力、向心力。他是那個時代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位企業家,精通中英文,常去歐美,因此也接觸到很多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企業管理方法。有學者說他推行“中西合璧”的企業管理方法。比如,他在堅持企業家族所有制的同時,又將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開,形成了法治的家庭企業管理法。南益集團的最高決策機構是總部的董事會,他和他的三個兒子都是董事,全權負責整個集團的業務決策,但他們不參與企業的管理及執行事務,這些是聘專業經理人員負責。選擇這些管理層和執行層的幹部時,會充分考慮親情鄉誼因素,因此在南益員工中閩南籍華僑占多數,但首要的條件仍是專業知識和操行。李氏家族成員是企業股東,年終可按規定分紅分息,但任何人無權挪用企業公款。這樣,最高決策層以家族紐帶維系,彼此沒有利害沖突,人人以發展企業為己任。專業經理人員則各司其職、各盡其能。總之,南益集團管理制度的基礎是法治,這就有效地防止了一些華僑企業的通病,如裙帶關係、人情面子、包庇縱容、權力濫用等。同時,又以儒家的倫理思想為指導,講忠孝仁義恕敬廉,講求人際關係中親情與和諧。因此,當他在1954年退休時,有條不紊地傳下了企業的指揮棒。李光前在企業中建立了各種福利制度,很早就使用了電腦,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他不僅創出一個至今還充滿活力的多元化跨國企業集團,而且還為華僑家族企業的發展樹立了一個成功的管理模式。


第二節`興學重教

李光前企業經營成功,富甲東南亞,然而克己節儉,不抽煙、不喝酒,一夫一妻,私生活十分嚴肅。對於個人財富,他反對揮霍奢侈,認為把它用之於他人,用之於社會,才越顯出真正的富有。於是,他對人、對社會,特別對文化教育、社會公益事業非常慷慨。李光前熱心文化教育事業,早在“打工”階段就開始了。那時,他每月工資最高是110元,但就對侄兒、親戚的學習給予幫助,還寄錢回家鄉修祖厝和寺廟。後來,隨著企業的發展,財富的積累,使他有了更大的能力去資助文化教育和慈善事業。新加坡的第一所印度中學的校舍是李光前捐贈的,創辦馬來西亞第一所伊斯蘭學院時,也是李光前慷慨解囊的。當然,他資助最多的還是新馬的華文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恢復被戰火破壞的華校,馬來亞成立了華校復校輔導委員會,李光前出任該委員會主席。他運籌策劃,出錢出力。福建會館新辦一所學校,李光前給了它大力支持,但拒絕以他的名字命校名,這所學校後來定名為光華學校。為創辦南僑女中,他捐地捐樓。1953年,一些新加坡僑領倡辦南洋大學時,李光前認捐該校實收捐款總數的10%,到1957年止共捐叻幣104萬餘元,還捐建了文物館、電腦中心,並每年為南洋大學的優秀學生提供獎學金。李光前傾注最多心血的還是華僑中學和馬來亞大學。

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成立於1919年,是東南亞最早的中文中學,首創人是陳嘉庚。從1934年起,李光前出任該校董事會主席,連任16屆,前後達21年之久。在這20餘年中,他領導董事會成員和教職員,盡心盡力辦校。在物質方面,他承擔了學校日常經費和擴建費用的大部分。上任之初,即先代為償還華僑銀行的七萬元借款,鞏固了學校的經濟基礎。又先後在1940年和1957年,獨資捐建了科學館和圖書館各一座。南洋華僑中學今天仍然是新加坡一所設備先進、教學水平較高的學校,陳嘉庚、李光前等華僑前輩苦心經營該校的功勞,將被永遠銘記。

 

新加坡馬來亞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李光前分兩次共捐款叻幣50萬元。第二筆捐款是為該校圖書館購置圖書文獻之用,在捐款函中,他希望能多購一些東方文字的圖書,注重東方文化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建議建造一座國家圖書館,並主動捐獻巨款,附帶的條件是:購藏中、馬、印等東方文字圖書,並免費借閱。該館於1957年8月16日奠基,今天在圖書館的大門壁上銘刻著“李光前先生奠此基石,這座房子是由其慷慨捐款所促成”字樣。他還擔任過新加坡福利協會主席,主持賑災救濟工作。英國劍橋大學的著名學者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出版,也得到了李光前的資助。


1952年,李光前創立了“李氏基金”,把南益集團的部分資產捐作基金。1964年,他又將自己名下的全部南益股權(總股份的48%)捐獻給“李氏基金”。這樣,“李氏基金”就成了南益的最大股東,每年數目可觀的股息,全部用作發展科學文化教育、社會慈善福利事業。其贊助範圍十分廣泛,幾遍及世界各地。40多年來,“李氏基金”共捐助了將近三億新元,對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貢獻巨大。

由於李光前對文化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的傑出貢獻,他獲得過各種榮銜。1962年,馬來亞大學一分為二,成立新加坡大學和馬來西亞大學。德高望重的李光前擔任了新加坡大學首任校長這個榮譽職務,他是以一介平民而榮膺此職的,相當難得。在隆重的就職典禮上,他發表了一個演講,結尾時引了三句話:“我們對國家的貢獻,有什麽更好或更大於為它教育青年!”(古羅馬西賽羅)“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孟子)“凡是要收獲好稻的,必須先種好種子。”(馬來格言)三句話的中心都是“重教”,這大概也是李光前的心聲。

 

第三節情鐘祖國


李光前只是青少年時期在祖國生活、學習了十幾年,他的事業、貢獻主要在居住國,晚年成為新加坡公民。但他對祖籍國是十分熱愛的。1993年10月,李光前誕辰100周年時,在福建舉行了“李光前學術討論會”。他的一位得力助手在會上講了這麽一段話:“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祖國。祖國若是政治安定,經濟較好,他就高興;祖國若有些不妥之處,他就煩惱。韓戰期間,美軍若勝了,光前先生就吃不下、睡不著;若是中國勝利了,他就開懷大笑。可見他對祖國的感情是多麽地深厚!”關心、熱愛祖國,在家鄉興辦教育公益事業,這是李光前輝煌人生中的部份篇章。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李光前即投身華僑抗日救國運動。他積極支持陳嘉庚出面領導籌款抗日工作,並率先捐獻10萬元。1938年10月,“南僑總會”成立,他參與籌備並當選為常務委員,帶頭認購了大量公債。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11:08am

對於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李光前給予大力支持。特別是30年代以後,陳嘉庚的企業連年虧損,陳嘉庚難於維持兩校經費。此時包括李光前在內的許多華僑企業家雪中送炭、慷慨輸財,支持了陳嘉庚的“傾家興學”壯舉,如在1936年他就捐了5萬元給陳嘉庚建立一項支持廈門大學的基金,占了捐款數的37.5%。1950年為修復和擴建被炮火破壞的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李光前響應陳嘉庚的勸募,慷慨捐贈港幣600萬元。從1951年開始,陳嘉庚用李光前的捐款,費時八年,擴建了廈門大學,共建樓24幢,總建築面積等於解放前全校建築面積的兩倍。陳嘉庚曾被譽為廈門大學的“校主”,他為廈大的創辦和發展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而李光前為該校的發展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致力於新加坡、馬來亞的教育事業,積極支持陳嘉庚的興學活動的同時,從1939年起,他在家鄉福建南安芙蓉鄉獨資興辦了“國專小學”和“國光中學”。1943年創辦國光中學時,他正流亡美國,在東南亞的產業已作為“敵產”被日本沒收,經濟情況困難,為籌措學校經費,他不惜變賣衣物。新中國成立後,他決定擴建國光中學,還請了陳嘉庚代為選址籌劃。經幾年努力,一個以國光中學為中心的“梅山學村”終於建成。學村座落在叫“大宇山”的荒坡上,方圓500畝,不僅建了國光中學的新校舍,而且建了四所小學、幼兒園和配套的醫院、影劇院、體育場,總建築面積七萬餘平方米。為梅山學村的建設,他共捐資400餘萬元。梅山學村不僅培養了很多人才,而且隨著人的素質的提高,以學村為起點形成的梅山鎮也成為一個文明富裕的僑鄉。

 

一個熟悉李光前的人曾這麽說過:“對於社會公益事業,李光前先生往往一擲千金而毫無吝惜。但在個人生活方面,李光前甚為克己。”在60歲以前,他曾經無償獻血18次,家人勸他說:“你把錢給人就行了,為什麽連生命都要豁出去?”他卻說:“人家今天要死了,若沒有血就會馬上死。而我們可以慢慢吃補的,緊急時血輸給人能救人。我們是要做個榜樣給人看,不然誰肯獻血?”為別人、為社會他想得很多,肯“出血”。對自己的生活,他嚴苛得幾乎有悖常情。1958年去日本觀光,他竟以公共交通工具代步,和馬來亞留日學生一起吃學生飯堂,令日本人驚訝不已。1965年他因癌癥到上海治療,作全面體檢時,竟然發現他有“營養不良癥”!奉獻和克己,這是李光前魅力之所在。他留給後世的不光是一個跨國企業集團,而且還有不朽的精神。人們永遠紀念他。

 

第十三章傑出的華僑知識分子

談到南洋華僑時,每每有這樣一種看法:他們在經濟領域中很有建樹,湧現出許多巨商大富,而在文化科學上就似乎沒什麽值得提起的。這種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南洋華僑雖然大部分是從中國南部沿海移居到南洋的貧苦百姓,本身所受教育不多,但卻十分重視子女教育,在他們中間湧現出一些很有影響的知識分子。


第一節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林文慶

被陳嘉庚譽為“橡膠種植之父”的林文慶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林文慶(公元1869—1957年),是出生於新加坡的第三代華僑。幼年時雖然也念過一點四書五經,但接受完整教育的卻是英文教育。1877年,成績優異的林文慶獲得英國女皇獎學金而開始了在英國的留學生活,曾取得了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醫學碩士學位,還在著名的劍橋大學從事過研究。1893年回到新加坡。在以後的將近30年時間里,他以新加坡為活動舞臺,除了掛牌行醫、從事金融活動外,精力還傾注在社會文化活動上。林文慶是在新加坡土生土長的,被稱作“海峽華人”。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他並沒有完全西方化,而是努力地弘揚中華文化。19世紀末,林文慶和另一些“海峽華人”同道,成立了“中國好學會”,創辦了《海峽華人雜誌》,後來還組織了“海峽華人協會”。這些團體和刊物的宗旨是一致的,即主要是向海峽華人灌輸中國傳統文化,將他們提高到“與其他外國的現代標準立於同一地位”。林文慶認為,“把一個民族的一切傳統憑空割除,而仍然希望它能夠興旺,是不可能的。”他在報刊上發表了《儒學的基本原理》、《中國的革新》等文章,提倡學習中文、尊崇孔子學說,鼓吹和支持維新改良。他曾經保護過戊戌變法失敗後亡命新加坡的康有為。當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蓬勃發展時,他傾向革命,成了同盟會的會員,在孫中山困難的時刻,他給了孫中山熱誠的支持。辛亥革命後,他還應孫中山的邀請,擔任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衛生司司長。1921年,陳嘉庚聘請他擔任新成立的廈門大學的校長,他在這個崗位上幹到1937年才離職。林文慶在廈門大學仍然鼓吹孔子學說是千古不變的道理,這顯得有些迂腐,但他盡心盡力地辦學,培養人才,卻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林文慶被認為是新加坡最多才多藝、最早對中國文化教育事業作出貢獻的華僑知識分子之一。(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12:15am

第二節“防疫鬥士”伍連德

接下來要說的是被譽為“防疫鬥士”的伍連德(公元1879—1960年),他和林文慶是連襟,兩人都是率眾開發詩巫的黃乃裳的女婿。伍連德最大的貢獻是在防疫學上,是飲譽世界醫學界的防疫科學權威。他生於馬來亞的檳榔嶼,接受英文啟蒙教育。1896年,考取英國女皇獎學金,去英國劍橋大學的意曼紐學院學習醫科。看得出,伍連德的社會出身、教育文化背景和林文慶有很多相似之處。伍連德是一個很勤奮的學生,學習成績優秀,曾多次獲得獎狀和獎金。在經過嚴格考試之後,他得到一筆獎學金在聖瑪利亞醫院實習三年。他是獲準在該醫院實習的第一個中國人。伍連德在歐洲度過了七年的留學生活,曾在德國的哈勒大學、法國著名的巴士德學院作過研究。1903年,他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學成之後,他回到馬來亞,並在吉隆坡醫學院從事熱帶疫病研究,後來在檳榔嶼行醫。他還用一部分時間去為華僑社會服務,參加社會改革,反對華僑吸食鴉片。1907年,他應聘回祖國服務。他的第一個職務是天津帝國陸軍軍醫學堂的副監督,負責軍醫培訓工作。從這個時候起,伍連德連續在中國醫藥衛生界服務了30個年頭。他不僅獻身於防疫、滅疫戰線,而且還致力於國家醫藥衛生界的行政和研究工作。1915年,他參與發起成立中華醫學會,擔任過會長,並負責《中華醫學雜誌》的編輯事務,為促進中國現代醫學的發展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他還興辦了幾所醫院,並在其中的一所北京中央醫院工作過四年。他先後擔任過外交部醫官,京漢、京張、京奉、津浦等鐵路的總醫官。1930年被任命為全國檢疫事務所監督,負責監督剛頒佈的全國衛生檢疫條例的實施。

1910年,他領導了一次滅疫鬥爭,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

1910年年底,哈爾濱發現黑死病流行,疫情十分嚴重。伍連德被派往疫區調查疫情,並負責領導一個小組,與瘟疫進行殊死的鬥爭。他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曾這樣說:“那時候無人舍得離開北京文明舒適的生活,更無人肯冒險到瘟疫流行的東北去,所以我們便去了。”他到達滅疫鬥爭的第一線後,采取了十分有力的措施。首先是嚴格控制交通,建立隔離疫區和病人收容所,並嚴格消毒以防疫病蔓延。為了有效地做到這點,他調動了軍警,嚴加管理。其次是集中火化屍體。伍連德初到疫區時,疫情正在發展中,死人很多,最多時每日死亡人數達180餘人。當時,火葬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到處是一排排等待土葬的棺材。而帶疫屍的棺材下葬等於是擴大疫源。為推行火葬,他只好請皇帝下旨。幾天後“聖諭”到達,準其所請。伍連德立即組織人力,將兩千多具屍體集中在一起焚化。鄰近的俄國疫區也仿效中國的辦法,甚至把已入土的棺材也刨出火化。伍連德的措施產生了很大的效果,次年三月,疫情就被控制住了。後來,在1917—1921年間,山西、東北又先後相繼發生兩次疫病,伍連德都親赴疫區參加滅疫鬥爭。

由於在撲滅和研究疫病方面的卓越貢獻,香港大學等著名學府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並選他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多次出席各種國際醫學大會。他根據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和研究所得,寫出一批學術水平極高的研究報告、學術論文以及《肺疫論》、《霍亂》、《中國醫學史》(與他人合著)等專著,蜚聲於世界醫學科學界。

1937年,伍連德結束了自己在祖國長達30年的醫藥衛生活動返回馬來亞,在那里掛牌行醫。晚年,他寫了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英文自傳《防疫鬥士》,敘述自己一生的經歷,而且還記述了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和事。1960年,他死於檳榔嶼,享年81歲。

第三節“奇才”辜鴻銘

被稱為“奇才”的辜鴻銘(公元1856—1928年)也是林文慶、伍連德同時代的人。辜鴻銘,字湯生,生於馬來亞的檳榔嶼。辜家是當地的顯赫人家。他父親是一家英國橡膠園的司理,頗得園主佈朗的信任,這個園主還認辜鴻銘為義子。10歲時辜鴻銘隨義父回英國上學,他在歐洲啃了十幾年洋面包,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獲文學、土木工程學位,精通英、德、法、日、意、拉丁、馬來、希臘等文字,還懂俄文,可謂博學多才。1880年,24歲的辜鴻銘回到新加坡擔任公職。後來受到維新改良思潮的影響,他下功夫學習祖國的語言文化,以便把自己的所學獻給危難中的國家與同胞。30歲那年,辜鴻銘回到祖國。經別人介紹,辜鴻銘擔任了清朝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而且一幹就是20餘年。他充分發揮自己的知識專長,為張之洞出謀劃策,頗得器重。加上他精通多種外文,又熟悉西方事務,因此多次參與外事談判。他擔任過外務部員外郎,後又晉升為郎中、左丞。還擔任過黃浦江浚治局的督辦。1910年,成為文科進士。當時與他同榜的文科進士嚴復,工科進士詹天佑,後來都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人物。辛亥革命後,他應蔡元培校長的聘請,擔任北京大學歐洲文學史教授,專心一意從事教學與著作。他說,他一生是: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這倒是十分符合事實的。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1:26pm

辜鴻銘學貫中西,是一個有名的翻譯家。他譯的《論語》、《中庸》,譯文流暢自然,譯出了原文的風格,獲很高的評價。英文著作《春秋大義》,介紹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戰爭的出路》、《中國反對歐洲思潮的理由》都是一時稱誦之作。通過辜鴻銘的著作,西方人較好地了解了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他在溝通近代中西文化上的功績是相當大的。在西方,他甚至有著比在中國更高的知名度。比如德國文化界就認為能代表東方文化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印度的泰戈爾,一個就是辜鴻銘。

在政治思想上,辜鴻銘因循守舊,狂熱鼓吹儒家思想,反對維新,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他還一直拖著辮子,並且自詡“菊殘猶有傲霜枝”,以當清朝的遺老為榮。但他是一個有廣博知識、對外部世界有廣泛了解和聯系的人物,他在研究、比較了中西文化之後,堅持認為中國文化優秀於西方文化,中國只是近代才落伍了,他在1921年曾對來訪的英國作家毛姆說:“你們憑什麽理由說你們比我們好呢?我們的思想不比你們深奧嗎?我們的文化不及你們的精巧,不及你們的繁復,不及你們的細微嗎?如,當你們穴居深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已經是進化的人類了。”他這種可貴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讓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的想法,贏得了人們廣泛的尊敬。

第四節傑出生理學家林可勝

林可勝(公元1897—1969年)是傑出的生理學家,出生於新加坡,是林文慶的長子。他在童年時就到英國上學。中學畢業後升入著名的愛丁堡大學學習醫科。畢業前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林可勝應征入伍,在戰時醫護崗位上工作了四年,直到戰爭結束後才復學。1919年,林可勝大學畢業,獲內科和外科兩個學士學位,並受聘擔任母校的生理學講師。次年,獲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赴美國芝加哥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24年,又獲愛丁堡大學科學博士學位。同年,這位出類拔萃的年輕學者回到了祖國,應聘擔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教授、系主任,他是該醫學院的第一位中國教授。在協和醫學院工作期間,他創建了“中國生理學會”,兼任《生理學雜誌》主編,1928年擔任中華醫學會會長。

林可勝是富有愛國精神的科學家。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林可勝為投身抗戰事業,免除後顧之憂,他將子女送回新加坡安頓在父親家里,然後只身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他組織了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委員會,並成立救護總隊,任總隊長。總隊先後派遣100多個分隊分赴各戰區。當時醫護人員少,藥品器材奇缺,林可勝就在貴陽辦醫校,培育醫護人員並附設藥品及醫療器械制造廠。1940年,陳嘉庚率南洋華僑慰問團回國時,對林可勝的“努力之精神”大加贊許,並對他的工作給予經濟資助。

1942—1944年,林可勝被派往緬甸,參加中國遠征軍。在那里他擔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軍醫總監。在工作中,他不畏艱辛,經常每日工作10餘小時,曾多次獲得中、美、英政府的嘉獎,兩次獲得美國總統授予的勛章。

抗戰勝利前後,他出任聯勤總部軍醫署署長,國防醫學院院長,創立軍醫中心教育制度。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5月去美國。在美國的20年間,林可勝主要從事醫學教學和研究。他對疼痛及止痛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他一生共著有《生理學大綱》及近90篇學術論文,是一位有成就的科學家。

林文慶等人生於南洋華僑家庭,在西方接受教育,但都曾在不同的時期將知識和才華奉獻給祖國,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是一代南洋華僑知識分子對祖國的熱愛。

第十四章印尼的土生華僑

早期移居東南亞的華僑,幾乎全是男性,定居之後娶當地女子為妻,是必然的事。異族通婚所生的後代有別於剛從中國移入的“新客”,被稱為土生華僑(“僑生”)。隨著華僑人數的增多,男性土生華僑可以娶非華僑女子為妻,其所生後代仍是華僑,但女性土生華僑一般不嫁非華僑。這樣,土生華僑人數越來越多,在泰國、菲律賓、越南、新馬、印尼等華僑聚居的地方形成了土生華僑社會。和“新客”華僑相比,土生華僑在語言、文化、習俗等方面雖然也從中國出生的父輩那里間接地接受了中國的影響,但從母親那里所受到的異國影響更深些,他們使用居住國的語言,熟悉那里的情況,在居住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東南亞各國的土生華僑情況不盡相同,這里我們只講印尼的土生華僑。

第一節“伯拉奈干”

印尼的土生華僑叫作“伯拉奈干”(Peranakan),其原意是土生的人,後來成了專有名詞,專指土生華僑。男性叫“巴巴”(Baba),女性稱娘惹(Nyonya)、諾娜(Nona未婚)。土生華僑的特點是:男性娶原住民女子為妻,或在土生華僑之間通婚,諾娜一般不嫁原住民而與“新客”移民結親,因此任何一位土生華僑都有母系方面的原住民血統,而且有三代以上的僑居歷史;一般不通或會講一點華語或中國方言,日常生活交流隨母親講當地方言,如巽他語(西爪哇)、爪哇語(東、中爪哇);雖然從父輩那里繼承了一些中國的文化習俗和行為準則,但由於受母系方面的影響,文化習俗和行為準則更加接近原居民。總之,土生華僑是中國和印尼兩個民族通婚的結晶,也是兩國文化交流的產物。

中國人較早的時候就到達印尼,唐宋時期那里就有華僑定居,明朝時在爪哇北部、蘇門答臘南部沿海地區形成了華僑村落。據載,直到17世紀末,才有一位中國婦女來到印尼,她的到來還引起了一番轟動。可以想見,在此以前,華僑娶當地女子為妻、生兒育女是很普遍的事,可見土生華僑早已出現。16世紀,中國人大批移居印尼,至19世紀中期和20世紀初達到高峰。一方面是“新客”源源而來,華僑人口驟增,另一方面是異族通婚現象越來越普遍,其結果是形成了人數日益增多的土生華僑社會,中國移民自然融合於居住地社會,成為其中的一員,“隔絕聲教,語番語、衣番衣、讀番書……奉回教,不食豬犬,其制度與爪哇無異。”(王大海:《海島逸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0:13pm

第二節華僑馬來語和文學

土生的印尼華僑的特點之一是不講華語而使用居住地的方言。印尼是一個方言復雜的國度,僅在華僑聚居的爪哇島就流通著巽他語、爪哇語和沿海城市的“低級馬來語”(與官方保護與推行的“高級馬來語”相對而言)。使用爪哇語、巽他語的土生華僑在當地的文化藝術領域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出現了作家。大約在19世紀中期,土生華僑逐漸使用在低級馬來語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華僑馬來語”(也叫“中華馬來語”、“市場馬來語”)。這種馬來語的基本語法和基本詞匯是馬來語,但糅入了很多漢語的表達方法,吸收了大量漢語(主要是閩南方言)詞匯。它不僅成為操不同方言的土生華僑的口頭和書面語言,而且在實際上成為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所有居民的混合通用語。今天印尼統一的民族語言是在20世紀確定的,它的基礎是先前在印尼各地區流行的馬來語。華僑馬來語是馬來語的一個分支,它對統一的印尼語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華僑馬來語中有大量的漢語(閩南方言)借詞,這些借詞大部分為日常生活和商業用語,它們現在已經成為統一的印尼語言中的詞匯。華僑,更具體說是土生華僑在印尼統一的民族語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應予肯定。

1901年,土生華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份馬來文報《理報》。隨後,形形色色的馬來文出版物包括孔孟著作、中國文史、創作小說紛紛問世,土生華僑的馬來語文學也開始出現。最早的作品大多是中國古典小說的譯文。有學者作過統計,從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初,印尼的華人作家共創作和翻譯了3000餘部作品。其中,翻譯中國作品759部,而同一時期翻譯的西方作品只有233部。在將近100年的時間里,而且是在條件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中國的古典作品如此大量地被譯成同一種外文,這是舉世罕見的。譯者幾乎毫無例外的都是華僑,特別是土生華僑。古典小說精品,除《紅樓夢》、《金瓶梅》等少數幾種外,幾乎都有馬來文譯本。《三國演義》在1883年就譯出,這本書從1883—1912年短短的29年里,在爪哇各地至少出版了六個版本。《水滸傳》1885年譯出,在以後的百年里至少出了四個譯本,《西遊記》有三個譯本。其他如《精忠嶽傳》、《聊齋誌異》、《鏡花緣》,各種公案俠義小說、神怪小說以及儒家著作相繼翻譯出版過。一些說唱文學作品,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有多種譯本,並用地方劇種演出梁祝故事。梁祝故事家喻戶曉,不僅征服了土生華僑社會,而且深入到印尼的各階層中。總之,大批中國優秀古典文學作品通過土生華僑的翻譯、出版,不僅受到不識中文的土生華僑讀者的歡迎,而且也在印尼原住民中間擁有很多讀者,大大促進了他們對中國悠久文明歷史的了解。土生華僑譯者的貢獻是十分傑出的。

中國是一個世界文明古國,中國文化傳播東南亞並對這一地區的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過積極的影響,這是歷史事實。在印尼,傳播的媒介是中國移民及其後裔土生華僑。通過印尼華僑在傳播中華文化中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到,在印尼,乃至在整個東南亞,華僑還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第三節新報派

印尼的土生華僑生長於斯土,講著當地的語言,完全融合於當地社會,是發展的必然趨勢。他們對中國相當隔膜,很少聯系,對中國發生的各種事情一直采取消極旁觀態度,但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風向似乎變了。這一時期,在文化上產生尋根和回歸華夏文化的趨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被大量翻譯,儒家思想的宣揚即是明證。他們日益把命運與中華民族聯系在一起。產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荷蘭殖民主義者在居住區、旅行、入境等方面對華僑諸多限制,法律上歧視華僑,把他們列為二等甚至三等公民,乘車、看電影不能買好座位票,甚至無理規定華僑不許穿西裝,一般華僑子女被禁止進入荷蘭學校學習。荷蘭殖民統治者的這些種族歧視政策,使華僑尤其是土生華僑感到屈辱,他們不滿這種政策。另一個原因是,20世紀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民主革命運動的感召。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使他們歡欣鼓舞,他們相信,中國一旦強大起來,自己的屈辱歷史就會結束。因此,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回歸”、傾向中國,並和“新客”華僑一道,投身於提高華僑的社會地位、爭取華僑正當權益和支援中國革命為中心內容的華僑民族主義運動。

華僑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這一政治派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茂山、洪淵源和郭克明。郭克明是1910年土生華僑創辦的馬來文《新報》的社長、主編和記者。有的人(如柯全壽)雖不在《新報》工作,但持有和朱茂山等人相同的政治觀點,因此被統稱為“新報派”。新報派認為:華僑“既生為中國人,就永遠是中國人”,堅持保留中國國籍;“不管中國是好是壞,是弱是強,中國總是我們自己的國家。”中國是華僑的靠山,“最重要的是要使中國強盛起來”,華僑才有地位;華僑應該接受中國文化教育;反對參加當地的政治活動。這些觀點代表了中下層華僑的利益,面對荷蘭殖民統治者歧視欺壓,他們只有團結起來為維護自身權益而鬥爭,並把希望寄托在中國的富強上。新報派不僅在居住國積極反對民族歧視、反抗殖民主義的壓迫,而且盡力支持中國的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等歷次革命鬥爭,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奮鬥。此外,新報派還同情和支持印尼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並為之作過積極貢獻。所有這些都應予肯定和贊揚。當然,如同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治派別和個人不能不因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而帶有局限性那樣,新報派也不例外。比如他們片面地要求保留中國國籍就是一例。其實當時的土生華僑已經融入所在國社會,對他們來說,中國實際上已是遙遠的他鄉,長期地在當地生存和發展下去才是最好的選擇。

第十五章菲律賓的中國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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