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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作為軟件的先鋒派〉新媒體的技術美學與文化邏輯
在二十世紀初,先鋒派(Avant-garde)曾代表著對既有藝術形式的反叛與更新——從構成主義的空間幾何,到超現實主義的潛意識圖像,先鋒派藝術家以新技術、新媒介作為通向感知革命的手段。而在數位時代,列夫·馬諾維奇指出:今日的「新先鋒派」已不再是個體藝術家的美學實驗,而是作為軟件的系統性運作邏輯。換言之,軟件繼承並轉化了先鋒派的歷史使命——它不再以「陌生化」對抗感官慣性,而以「自動化、生成與操作」來重塑我們的知覺與思維結構。
一、從「新視覺」到「新算法」:媒體訪問的革命
馬諾維奇所謂的「新先鋒派」,首先表現為一場媒體訪問(media access)方式的革命。在早期的現代主義中,藝術家通過剪接、蒙太奇、拼貼等手段,顛覆傳統媒介的線性結構,以此揭示感知的多維性。而在數位時代,這種「多維結構」被編碼化、數據化,成為軟件的基本運算邏輯。
資料庫(database)與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取代了畫布與膠片,成為新的創作場域。它們能在億萬條媒體記錄中即時檢索、調取,並以超媒體(hypermedia)的形式重新組合。這種組合不再依賴人類的直覺創意,而是透過演算法與界面的設計實現。例如,HTML或Java語言讓文檔可在運行時改變自身結構;Dreamweaver與Generator等軟件使「文本」變得動態、可重構。這種動態性標誌著「形式」的本體論轉變:
現代主義中,形式是創作者對物質的形塑;在後現代數位時代,形式是演算法對資料的塑形(morphogenesis)。
因此,「媒體訪問」的能力本身已成為一種創作。觀者或用戶不再僅是接收者,而是透過介面參與了資料的組織與重構。這正是「從攝影機的人到搜索引擎的使用者」的象徵轉變:觀看不再是單一視角的選擇,而是多重資料的調取與再編。
二、從觀看到運算:媒體分析的認知轉向
其次,馬諾維奇強調「媒體分析(media analysis)」的生成性。早期先鋒派電影與攝影以「形式分析」挑戰感官慣性——例如維爾托夫(Vertov)的《持攝影機的人》,通過剪接與機械視角揭示了人類知覺的機械化可能性。如今,這種分析行動由算法自動執行:圖像識別、資料採集與可視化技術取代了人類的觀看。
這種轉變關鍵在於「數據化視覺(datafied vision)」。機器的「看見」並非感性經驗,而是透過統計關聯、模式識別與特徵提取所構成的計算過程。圖像處理不再是審美的修辭,而是演算法的推理;可視化不再是表達,而是分析本身。
馬諾維奇在此揭示出一種新的感知政治:
「觀看」已經變成「被運算」的行為。
觀者與被觀者皆成為數據流的一部分。數位時代的「媒體分析」取代了先鋒派的「形式批判」,成為一種自動化的符號生產。換言之,技術不僅分析世界,也在無意識地重塑世界。這是一種後人類的、演算法的先鋒派:軟件成為新的觀念藝術。
三、生成、操控與「原子論媒體」:創作的分子化
第三,馬諾維奇指出,軟件的生成與操作能力標誌著創作的根本變革。
 
三維建模(3D graphics)、分形生成、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等技術,使「作品」不再是靜態物件,而是可演化的系統。透過腳本(script)與模板(template),媒體對象可自動生成、個性化調整,甚至根據資料庫實時更新。
這種結構的核心是媒體的離散性(discreteness):每個影像由像素組成,每個音軌由樣本組成,每個物件由資料節點構成。這使媒體成為可分解、可編碼、可重構的原子結構體——馬諾維奇稱之為「數據再現的原子論方法」。創作的重點不再在於靈感,而在於如何設計一個能「自己生產形式」的系統。
若說二十世紀的藝術家以構成(construction)為美學理想,那麼21世紀的軟件創作者則以生成(generation)為美學原則。這標誌著從「手工的先鋒派」到「算法的先鋒派」的歷史過渡。
四、從陌生化到資訊設計:新先鋒派的文化邏輯
馬諾維奇在文末指出,從1920年代的「新視覺」、「新字體設計」、「新建築」,到1990年代的「新媒體」,我們見證了同一個現代性邏輯的遞變。若說早期先鋒派的核心在於「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透過形式的衝突迫使觀者重新感知現實;那麼數位先鋒派的核心則是資訊設計(information design)——透過算法結構將現實轉化為可運算、可視化的資料場。
在此意義上,軟件既是歷史的繼承者,也是新感知體制的建構者。它將過去的先鋒技巧(剪接、拼貼、分層、重組)轉化為運算邏輯:超鏈接、資料庫結構、模組化界面、可視化演算法……「軟件整編了舊先鋒派」,但也「生成了新的先鋒派」。
這種新先鋒派不再以政治或意識形態為目標,而以技術為媒介、以資料為材料、以用戶為共作者。創新不再來自藝術家的意志,而來自系統的潛能。軟件成為文化的「元媒介」(metamedia):它同時包含、模擬並超越了所有舊媒體。
五、結語:先鋒派的後繼與消散
「先鋒派變成了軟件」這句話,並非譏諷藝術的終結,而是揭示了一種文化命運。當創作被轉化為運算,當觀看成為數據化行為,人類與技術的關係也被重新定義。
早期先鋒派企圖通過形式革命改變感知結構;今日的軟件先鋒派則在無形中重塑我們的世界經驗。它不再以破壞性的手勢挑戰傳統,而以系統性的滲透改寫現實。
 因此,「作為軟件的先鋒派」並非藝術史的延續,而是一種新的文化本體論:
感知成為介面,創作成為運算,現實成為資料。
在這個意義上,軟件既是先鋒派的遺產,也是其終點。它完成了現代主義所預言的那個夢——人與技術的合體創造——但也讓「創造」本身成為一種被自動化的行為。
而這,也許正是我們所處的數位時代的最大矛盾: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自由地創作,但同時,也更深地被算法創造。
 [藝術三觀]愛墾APP:施羅特岱克論西方哲學的實體戀物癖——從形上學批判到空間哲學的轉向
彼得.施羅特岱克(Peter Sloterdijk)是當代德國思想界最具挑釁性與創造力的哲學家之一。他的哲學不僅延續了尼采與海德格爾對形上學傳統的批判,也以一種詩意與生物學式的隱喻重構人類的存在圖景。施羅特岱克曾尖銳地指出,西方哲學自古以來患上一種「實體戀物癖」(Substanzfetischismus)——這是一種對「實體」、「本質」、「不變性」的執著與迷信。他認為,這種思維使哲學陷入一種對靜態存在的崇拜,而喪失了對生命、關係與生成的敏感性。
 一、西方哲學的「實體迷信」
施羅特岱克所謂的「實體戀物癖」,可以追溯至柏拉圖對「理念界」的信仰。自《理想國》以降,西方哲學不斷追求一個超越經驗世界的、不變的實體基礎。亞里士多德的「實體」(ousia)、笛卡爾的「我思」(cogito)、康德的「物自身」,乃至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皆是這一「尋找根基」傳統的不同變奏。哲學家們總是想像在變動不居的現象背後,存在某種穩固而永恆的本體。施羅特岱克認為,這種思維方式猶如一種宗教性的「崇拜」——它將「實體」變成了一種被膜拜的對象,一種抽象的神祇。
在他看來,這種對實體的執著乃是一種認識論的偶像崇拜。人類在恐懼變化與不確定的情境中,傾向尋找固定的「錨點」,於是將「存在」物化為某種靜態的「物」。但這樣的哲學思維,忽略了現實世界的生成性與流動性,也忽略了人類作為「共在者」的實際處境。
 二、從海德格爾的「存在論轉向」出發
施羅特岱克的批判並非無根之木,它深深植根於海德格爾的思想之中。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已經指出,西方形上學自柏拉圖以來陷入「存在遺忘」——人們總是以「存在者」的方式去理解「存在」,而非探問存在本身的開顯方式。海德格爾稱這一錯誤為「形上學的實體化傾向」,即把「存在」理解為一種可被掌握的實體。
施羅特岱克繼承了這一批判,但他並不滿足於海德格爾的「存在論」語言。他認為,海德格爾仍然停留在某種抽象的思辨層次,忽略了人類存在的空間性與具體性。
 
 於是,施羅特岱克提出要進行一場「空間哲學的轉向」(Raumwende),以取代海德格爾的「存在論轉向」。他指出,人不僅是「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更是生活於相互包裹、共呼吸的空間結構之中。這種空間並非幾何學的,而是情感性、關係性的:它是我們與他人、與世界共同生成的「氣泡空間」。
在其宏大的三部曲《球體》(Sphären)中,施羅特岱克以「泡泡」(Blasen)、「球體」(Sphären)、「泡沫」(Schäume)三個隱喻來描述世界的生成結構。他主張,世界並非由孤立的實體構成,而是由無數相互包裹的關係性空間組成。人類的存在不是一個固定的點,而是一種不斷生成的「共同呼吸的場域」。這種觀點徹底顛覆了傳統形上學的「實體中心論」。
施羅特岱克筆下的「泡泡」象徵親密關係與內在空間——例如母嬰之間的呼吸共振;「球體」象徵文化與宗教構築的共享空間,如古代的宇宙想像或神聖空間;而「泡沫」則象徵現代社會中多元而分散的生存單元。在這樣的模型下,世界不再是由「本體」支撐的靜態結構,而是一張由相互依存的關係編織而成的網絡。
這種哲學對抗了「實體戀物癖」的思維:人類不再被理解為孤立的主體,也不再被要求尋找一個永恆的根基,而是被看作共在於流動關係中的「氣泡存在者」。施羅特岱克以一種詩意的語言重申,哲學的任務不在於追尋絕對真理,而在於學會在生成之中「呼吸」,在共在之中「維生」。
施羅特岱克的批判不僅是一場哲學的內部革命,也具有深刻的文化意涵。在現代社會,實體戀物癖的形式不僅存在於學術思維中,也滲透於政治、經濟與科技文化中——例如對「國家」、「身份」、「技術系統」的過度崇拜,都體現了人類對固定性與控制的病態迷戀。施羅特岱克提醒我們,這種「根基思維」已不再適應一個全球化、網絡化、流動化的時代。
他的「球體哲學」則提供了一種替代的視野——一種「關係思維」。在這裡,存在不再是孤立的「我」與「物」,而是由多重關係所構成的「我們」與「場域」。這樣的思想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生態危機、文化衝突與科技倫理等議題:當人類重新理解自己是「共呼吸」的存在時,對世界的責任與關懷也隨之展開。
施羅特岱克以「實體戀物癖」的批判,揭示了西方哲學長久以來的形上學幻覺:對永恆與本質的迷信遮蔽了生命的生成與關係性。通過與海德格爾的對話,他把「存在論轉向」推進為「空間哲學轉向」,並以「球體哲學」為新架構,描繪了一個由關係、包裹與共在構成的世界。這一思路不僅是對傳統哲學的挑戰,也是對現代文化病症的一種療癒——它讓我們重新學會「共處」的藝術,從對實體的崇拜轉向對關係的理解,從孤立的自我走向共在的呼吸。
Peter Sloterdijk, Sphären I: Blasen (Suhrkamp, 1998).
Peter Sloterdijk, Sphären II: Globen (Suhrkamp, 1999).
Peter Sloterdijk, Sphären III: Schäume (Suhrkamp, 2004).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Niemeyer, 1927).
Hans-Jörg Rheinberger, “Sloterdijk’s Spheres and the Topology of Modern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29, no. 2, 2012.
Sloterdijk, Peter. Im Weltinnenraum des Kapitals: Für eine philosophische Theorie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 Suhrkamp, 2005.
愛墾評註:阿赫瑪托娃〈海濱十四行詩〉
情動:在鮮花盛開的櫻桃樹上空,/輕盈的月亮流溢著清輝;那裡,樹幹之間更為明亮/一切仿佛在林蔭小道上,就在皇村的池塘旁。皇村:阿赫瑪托娃的家鄉。
呼唤:而一個永恆的聲音在呼喚,/蘊含著非塵世的不可抗拒性
歆湧:我並不知道它通向何方....../那裡,樹幹之間更為明亮
 
安娜·阿赫瑪托娃:海濱十四行詩
這裡的一切將比我活得更久長,
一切,即便是破舊的鳥巢,
以及這空氣,春天的空氣,
它剛好完成了越海的飛行。
而一個永恆的聲音在呼喚,
蘊含著非塵世的不可抗拒性,
在鮮花盛開的櫻桃樹上空,
輕盈的月亮流溢著清輝。
這條路看起來是那麼容易,
在碧綠的密林深處閃爍白光,
我並不知道它通向何方......
那裡,樹幹之間更為明亮
一切仿佛在林蔭小道上,
就在皇村的池塘旁。
《創意與文化生產》重點筆記
一、導論:創意一詞的多重語境
創意(creativity)是當代最常被使用與濫用的詞之一,涵蓋範疇極廣:藝術、娛樂、教育、科學、企業管理等。
此詞往往帶有價值判斷,並非中性。被標記為「創意」即隱含「值得」或「優越」的評價。
問題:過度使用使其意涵模糊,甚至流於陳腔濫調,但它仍作為「文化競爭的關鍵詞」持續存在。
二、創意概念的歷史演變
宗教起源:最初「創造」專指上帝創世的神聖行為,人類只能模仿;「creature」即由「創造」而來,顯示神學背景。
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人文主義興起後,逐漸將「創造」延伸至人的藝術製作;人類開始被視為具有「次級創造力」,但仍常被與神性比較。
浪漫主義時代:詩人與藝術家被視為具「靈感」或「啟示」的天才;創意與「靈感、真實、超越」緊密相連。
現代:19世紀後,創意逐漸世俗化,成為描述文學、藝術甚至科學創新的核心詞彙;同時保留了浪漫主義「靈感」的殘餘,造成「創意=靈感/神秘」與「創意=技藝/產出」的張力。
三、核心問題:創意的二元對立
靈感 vs 技術:真正的創意被視為「靈光一閃」的啟示,與日常技藝區隔。
原創 vs 模仿:創意常與「原創性」掛鉤,而非單純的新奇。
精英 vs 大眾:浪漫主義強調少數天才;當代流行文化則強調「人人皆可創意」。
自由 vs 約束:文化產業的制度、資本與規則,被視為限制創意,但也可能激發新形式。
四、文化產業與創意
法蘭克福學派批判(Adorno & Horkheimer):「文化工業」像流水線,生產標準化、重複性的大眾產品;藝術自主性消失,受制於商業利益;大眾文化導致被動消費與社會馴化。
後續批評與轉向: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看到新媒體帶來的民主化可能(攝影、電影);John Fiske強調「觀眾的生產力」,認為大眾能重新詮釋文化產品,創造次文化;文化研究強調「消費亦具創意」,但有流於過度樂觀之虞。
當代文化產業的矛盾:生產高度社會化與分工化,任何文化產品都涉及多人協作;然而市場與評論仍偏好將作品歸功於「個人作者」(如電影導演、小說家);商業機構善用「創意環境」的話語,吸引人才與投資。
五、集體與個體的張力
音樂產業:搖滾常被描繪為「集體創作」,但實際仍受唱片公司與市場操縱。
電影產業:導演常被神化為「作者」,但實際製作涉及龐大團隊與資本。
文學出版:即使小說看似最具「個人性」,也受編輯、出版市場影響;如Raymond Carver作品與編輯Lish的合作爭議。
六、創意與限制(Creativity vs Constraint)
傳統觀點:組織與市場是「限制」;創意是「對抗」。
新觀點:限制也可能成為「激發創意的能量」。
問題在於:如何評價不同情境下的創意?何種創意值得肯定?
七、價值問題的再思考
Raymond Williams主張:創意並非僅屬於天才,而存在於日常溝通與表達中;需要關注「創意如何被社會接受並轉化為共享經驗」;不能只談「生產」,還要考慮「接受與交流」。
文化創意需兼顧:具體社會脈絡;生產與消費的互動;評價的多元標準。
八、結論
創意是一個歷史性、多層次、充滿矛盾的概念。
從神聖創造到日常技藝,從藝術靈感到文化工業,創意始終是價值爭奪的場域。
當代的挑戰在於:如何在 商業化、集體化、全球化 的條件下,仍能辨識、培養並評價真正具有社會意義與文化價值的創意。
主要脈絡:歷史演變;二元對立;文化產業批判與回應;個體與集體的矛盾;創意與限制的張力;價值判斷的重要性。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by Keith Negus & Michael Pickering. To cite this article: Keith Negus & Michael Pickering (2000)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6:2, 259-282, DOI: 10.1080/102866300093581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1080/10286630009358124)
陳明發·日記
不完全是為了
 記錄自己的心靈活動
 而是想聆聽它們之間的
 對話
 
 (新世紀第一個25年札記選 2.9.2002)
 Diary by Dr. Tan Beng Huat
Not merely to record
 the tremors of my soul,
 but to listen — softly —
 to how they speak
 to one another.
 
 (From 「Notes of the First 25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Sept.2, 2002)
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觀看世界 Watching the World
[本文最初刊登於《Aperture》雜誌,第214期,2014年春季。]
去年夏天,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邀請了我於2007年創立的「軟體研究計畫」(Software Studies Initiative),探索如何將視覺化作為研究工具,並尋找以新方式呈現其攝影收藏的方法。我們獲得了大約兩萬張數位化照片的使用權,隨後利用我們的軟體,將它們組合成一張高解析度影像。
 
 這使我們能一次觀看所有影像,從攝影媒介誕生之初一直到當代,跨越不同國家、類型、技術以及攝影師們多元的感性。
 
 幾乎每一張經典攝影作品都包含其中——那些我反覆在不同場合見過的影像。能輕鬆放大檢視每一張照片的細節,或縮小觀看整體,對我而言幾乎是一種宗教般的體驗。
同時觀看兩萬張照片聽起來或許令人驚嘆,因為即使是最大的美術館展廳,也不可能同時展出如此龐大的數量。然而,以二十一世紀的標準來看,MoMA 的收藏與社群媒體分享平台上龐大的影像庫相比仍然顯得微薄,例如 Instagram、Flickr 與 500px。(僅 Instagram 一個平台就已經擁有超過一百六十億張照片,而 Facebook 用戶每天上傳的影像超過三億五千萬張。)
 
 由Flickr在2005年開創的「社群攝影」(social photography),為文化研究開啟了極具吸引力的新可能。數以億計的人們共同創造出的影像宇宙,可以被視為一部沒有劇本與導演的巨型紀錄片,而觀看這部紀錄片則需要仰賴運算工具——資料庫、搜尋引擎與視覺化技術。
深入挖掘這部「紀錄片」的組成部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日常攝影與支配數位影像創作的習慣。當人們拍攝彼此時,他們是否偏好某些特定的取景方式,就像專業攝影師一樣?來到紐約的遊客是否拍攝相同的主題?這些選擇是否受到文化因素影響?而當他們確實拍攝相同主題時(例如曼哈頓西側高架公園High Line上的植物,見下圖),是否使用相同的技術?
 為了開始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利用電腦來分析數百萬張照片的視覺屬性與內容,並結合它們的文字描述、標籤、地理座標以及上傳日期和時間,最後再對結果進行詮釋。
很多人認為我是媒體學者或者新媒體學者,但實際上,我是一名藝術家。我於1960年生於俄國莫斯科,在1981年隨父母移民到了美國紐約。從 14 歲開始我開始接受視覺藝術訓練,包括現代主義繪畫和古典繪畫。這與亞洲仍存在的一種體系有些相似,要進入藝術學院必須通過考試,我當時要進的是建築學院。我參加的考試主要是關於古典素描的,如畫古希臘頭像、描繪紋理、強調透視和栩栩如生的繪畫。我接受了這樣的訓練,1981年來到紐約後,我在紐約大學電影學院度過了一些年頭。
近四十年前,1984年,我開始從事計算機動畫和計算機圖形工作。我有人文學科的博士學位,主攻視覺文化,在過去20年里,我在東海岸甚至加州教授課程,在視覺藝術系任教,盡管大學根據我的著作和書籍對我進行評估,大部分教學內容是面向藝術家的實踐工作室課程。十年前,我搬到紐約,並成為計算機科學和數據科學博士課程的教授。現在,我教授計算機科學專業的學生。
我已經有32年沒有進行傳統的素描或繪畫了,大約在90年代停止了畫畫,在過去的30年中,我參與了從模擬到數字,再到計算。隨著計算轉向AI,數字已經成為既定事實,每個人都在寫關於數字文化的東西。我覺得我可以為我的生活增添些其他東西,所以我重新開始了繪畫。剛好在這兩週後,Midjourney公開發布了,它的出現掀起了生成媒體(generative media )的革命。
眾所周知,過去的15年是非凡的。中國公司一直在發佈他們自己的版本,支持其應用。在西方,我們有ChatGPT,我們有Dalle 3;現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整合到谷歌搜索中。毫無疑問,我們正處於一個全新、徹底革命性的時代的開端。許多人,包括我自己,相信這場革命的規模可以與90年代互聯網的發展,與19世紀攝影的興起相媲美。(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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