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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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定義
本研究採用文化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對文化的定義,係指「歷史地留傳下來,體現於象徵符號中的意義模式,是以象徵符號形式表達之傳承的概念體系,人們藉此達到溝通、存續並發展其對生命的知識和態度」(Geertz, 1973, p. 89),循此亦可接合辨別文化特徵的兩種取徑,一是外視(etic)取徑,指從某些特定層面或次序對文化整體作概括性的描述,如從行為模式將團體分為集體主義或個人主義、社會取向或個人取向;二是內視(emic)取徑,係檢視特定文化中的內在特質與結構、文化中的法則與次序。
關於大陸學生在台研修期間的跨文化敘事,目前雖尚無人進行探討和研究,但柯曉翔(2011)訪問 25 位大陸交換學生,以深度報導方式從社會觀察、校園生態、歷史反思、政治氛圍等面向勾勒陸生的台灣經驗所完成的碩士論文,仍有值得參考之處。(胡紹嘉《旅歷台灣,返想中國:一位來台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一期,2012年4月 頁43-87 / 胡紹嘉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hsj@cc.shu.edu.tw。)
延續閱讀 》跨文化接觸
客家:族群?移民?
族群之理想類型是假定一群人有共同的祖先,是由宗族關係與血親關係外推的人群組合,因此討論族群就有族群共同特性,強調的是人群的同質性。而移民之理想類型衹假定共同行動,不假定共同祖先。
同一批移民由一地到另一地,無法假定同質性,同時移民的討論涉及移民的過程,以及移民生活適應的問題,而移民因為遷移,其文化特質是在一個快速變遷的過程之中,也難以確定其文化同質性。流動族群的分類概念是流動的,一方面是有歷史事實做支撐,另一方面也受到我們理解這些歷史事實的方式而改變。
西方學術對人群分類的系統性學理,是由生物學發展過來的,因此對人群差異的分類首重人類在生物學上的差異,因而發展出種族理論(racial theory)
林奈分類命名:生物學對所有物種的分類,在十七世紀開始快速成長,到了十八世紀發展出有名的林奈分類命名系統,即是當時的生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78)提倡,發展出人為分類體系和命名法,這種分類與命名後來經過華勒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及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82)的發現而漸趨完整,一直沿用至今,稱為林奈原則 (Linnaean principles)。
物種之分類系統: 這種分類法的特色是條理的分類與標準的命名,將所有的生物根據其生物特性加以分類,而每一個物種在此一分類系統都有其位置,而且衹有一個標準命名。本質主義式界定• 就生物學而言,人類是屬同一種,而就膚色、高矮、髮色等等的差異,衹是人類種種差異的項目,因此不宜對人種的差異,做本質主義式界定。可以做統計上的描述,但是由於存在各種混血的情況,分類必須保留彈性,讓人們自行選擇其所屬的類屬,也不會以生物學的特色,做為分類的唯一標準。
語族理論(linguistic theory of classification) 以族群語言做為分類的最首要原則,同樣也是強調以科學性資料來做分類的依據• 語族理論的發展最早是由十八世紀的歷史語言學與比較語言學的發展.
而語言學對於語言的分類,有各種不同的分類標準,有幾個特性因為學科發展的歷史而有其特色。以語音學為主導,對於語言首重口語(spoken languages),而對語音特性也構成語言分類的首要原則,後來以語法學為基礎的分類方式也發展出來
。例子: 越語與華語分屬不同的語系,即使歷史上有較長的接觸,也吸收大量的語彙,但是不同語系的特性並沒有改變,因此雖然接觸時日很長,仍然可以辨識出語言分屬不同語系的基本差異。
混雜:族群的分類也如同語言的分類一樣,也很容易忽略掉,在人類社會的具體生活世界之中,文化與社會生活更加重要,而文化與社會生活是會變遷的,正如語言是會變遷的一樣,真實的生活世界則是充滿著混雜性,而非一成不變的
族群。(楊聰榮,多元文化鞏固民主文化學習做為臺灣的軟實力,講課投影片部分內容,2019/04/19,臺灣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續上)1960年代開始,學術界開始採用ethnic group,即以―族群的說法來取代舊的詞彙,這種詞彙的轉變標誌著學術界漸漸揚棄以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方式來界定或區分人群族群關係。
族群特性並不是孤立存在,必須放在族群關係中來理解,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環境而變動。巴特(Fredrik Barth) 認為,族群的邊界是持續變動中,但是邊界的持續存在則是構成族群的重要因素。
籍貫理論,為中國傳統對於人群的分類,過去人群分類的主要依據,主要是以籍貫分。過去中國誌書記載人物都是以籍貫別,逕稱某某地方人,即是以地緣分類,與行政區分定之。籍貫理論才是過往中國對人群分類的主要實踐,因此過去對待族群認同問題是有其一致性。
客家人與福佬人的記錄中,在清代主要是汀、嘉、潮、惠,或是在日治時期主要是廣東人。這是在現代族群分類概念未興起之前的主要記錄,由於籍貫記載與族群類屬未必互相符合,也造成日後研究上的困擾潮州人。「潮人」,可能是來自使用客語,也可能是使用潮州話。因為當時客家人聚集的地方,主要是在潮州府,以其遷移路線而言,必須先到沿海一帶以潮州話為主的地區。究竟當時是否是使用客語或是使用潮州話,應該是都有可能。即使時日久遠,臺灣各地仍有發
現受潮州話的影響的痕跡。(楊聰榮,多元文化鞏固民主文化學習做為臺灣的軟實力,講課投影片部分內容,2019/04/19,臺灣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南洋客屬總會
南洋客屬總會在1923年由豐永大公會、應和會館、豐順會館、新加坡永定會館、惠州會館、廣西暨高州會館、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發起成立,會址設在新加坡柏城街20號。現有26個屬會。截止2015年,新加坡客家人已發展到40余萬。
胡文虎為第一任會長,湯湘霖、藍禹甸為副會長,英、荷、暹各埠屬代表數百人參加成立大會。大會決議創辦華文學校,設立圖書館、體育部、中西樂劇部、福利互助部,以及招待所。1932年,因南洋經濟蕭條,會務陷於停頓狀態,揚溢 。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為新加坡唯一打破省界範圍限制的華人地緣性社團,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及現任總理李顯龍先生為該會永遠名譽會長。
1923年5月初,先賢湯湘霖等鑒於客屬人士南來日眾,散布區域日廣、人事交接日繁,因此提議組織客屬公眾機構並獲得屬人熱烈響應,隨後由應和會館與豐永大公司(現為豐永大公會)發起召集八屬同人大會,議決實行組織“客屬總會”,設籌備處於應和會館。而茶陽(大埔)會館、永定會館、豐順會館、惠州會館、三和會館(現為廣西暨高州會館)及上杭同鄉會,相繼加入為贊助團體。
1926年開始修建會所,1928年底落成,1929年8月23日總會建築開幕典禮暨客屬總會正式成立,首任會長胡文虎。日本占領新加坡期間停止活動,1945年秋日本投降後,該總會及各屬會相繼復會。1948年8月24日改名為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1949年8月23日宣布使用新會名。1952年改選職員,胡文虎續任會長,下屬28個社團,至今已定期舉行世界客屬懇親大會25屆,第25屆懇親大會於2012年11月在福建三明市召開。
經過80多年的發展,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已由一個主要照顧鄉親利益的團體,轉變成維護與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組織與規模完善的宗鄉團體,是新加坡客家人最大的社團,也是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華族社團之一。現任會長為何南光先生,2010年6月13日就任第38屆(2010-2011)會長,2012年5月14日連任第39屆(2012-2013)會長。
宗旨與功能
南洋客屬總會成立的宗旨:聯絡同屬人感情,促進工商業之發展,舉辦慈善、教育、文化、公益事業。
具體來說,總會會員分為團體、商號及個人三種,總會目前共有屬團24間,會員約3千7百名。該會成立以來,1)興辦學校、設立圖書館,以啟發同鄉子弟的知識;2)成立體育部,舉行各種球賽,鍛煉體格與培養體育精裨;3)組織中西樂與戲劇部,以提倡正當娛樂;4)組織福利互助部,以資互助扶助;5)附設俱樂部與招待所,以供屬人工余消遣,為外埠來星會員同鄉提供住宿方便;6)華人宗鄉會館,每年的主要活動包括新春團拜,慶祝華人新年,春秋兩季由宗鄉會董事部組織並率領有關同鄉到祠堂祭祖;7)發揚華人傳統,每年春節分發渡歲金予年老同鄉,敬老尊賢,發揚儒家精神。(百度)
莊國土《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
摘 要 :中國人移民東南亞歷史 ,根據其動力和規模 ,可分為四次大潮。東南亞為中國海外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地。中國人大規模移民東南亞始於 17 世紀 ,盛於 20 世紀上半葉 ,歷三波移民高潮。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至中國改革開放前 ,移民東南亞工程中斷。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及中國與東南亞經濟合作的飛速發展 ,中國人重啟移民東南亞熱潮。雖然推動不同時期的移民潮各有其不同的國內外因素 ,但就四次大規模移民潮而言 ,中國與東南亞的經貿發展和合作都是主要動力之一。隨著中國與東南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 ,如中國與東南亞的政治關系保持良好 ,前往東南亞的移民潮仍將繼續。與此同時 ,東南亞各國進入中國的移民也將日益增多 ,並呈加速之勢。
移民(emigration) 指「人口在一定距離的空間上的遷移 ,這種遷移具有定居性質。」①造成持續性移民現象的基本原因主要是為尋求較好的謀生手段和生存空間。大凡較大規模移民現象的發生 , 需具備 3 項基本條件:第一 ,產生移民的地區是生活資料匱缺、謀生條件窘迫 ,或因政治變動造成尋求新的生存空間的壓力與意願 ,如土地的超負荷人口載量、戰亂造成的經濟殘破、政治迫害等。18 至 19 世紀的歐洲和印度 ,12 至 13 世紀的中國中原地區、17 至 20 世紀的閩粵乃至中國東部、中部各省都存在這種移民壓力;第二 ,必須存在得以移居的新的生存空間 ,即有能力吸收移民的地區 ,如17 至 20 世紀的北美、澳洲、東南亞等 ;第三 ,尚需使人民遷徙得以實現的條件 ,如海外移民所需的運輸手段 ,對新的生存空間的認識等 ,如宋元以來閩粵海商對南洋、臺灣的了解 ,15 世紀以來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等;第四是移民本身的主觀動機 ,包括移民和敢於移民的意願和勇氣。第一、二個因素最為重要 ,是移民現象產生的基本內因和外因。第二、四個因素是內因、外因賴以結合的條件。筆者提出的前 3 項條件與廣泛運用於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 Push2Pull Theory) 相差無多 ,但第四項強調遷移者本身的主觀願望和期望值 ,這種遷移海外的主觀意願與其傳統和價值取向有密切關系 ,特別用以解釋為什麽福建人和廣東人更熱衷於海外移民。海外移民的動機是一種合力 ,是地理、經濟、人文傳統的結合。
20 世紀 70 年代末以來 ,中國人再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引起廣泛的國際關註。國際知名東南亞事務觀察家、前遠東經濟評論特約評論家林特奈爾 (Bertil Lintner) 2007 年 4 月在《亞洲時報》以「第三波中國移民」為題 ,渲染大規模的中國新移民正在增強中國的國際實力 ,尤其是擴大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 中國海外移民高度集中在東南亞。就中國海外移民史而言 ,四次移民高潮都以東南亞為主要移民目的地或主要目的地之一。本文論述自 17 世紀初以來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高潮 ,試圖疏理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主要歷史脈絡和成因。
(莊國土,2008,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1期【總第133期】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下續)
(續上)隆慶元年(1567 年) 海禁開放以後 ,海澄縣月港成為國人出洋的主要口岸。每年從月港進出的遠洋大船多達 200 餘艘 ,漳州人由月港出洋謀生者數以萬計。海澄人“視波濤為阡陌 ,倚帆檣為耒耜 ,蓋富家以財 ,貧人以軀 ,輸中華之產 ,馳異域之邦。易其方物 ,利可十倍。故民樂經生 ,鼓樵相續。” 雲霄人“望海為田 ,民富則船多 ,民貧則船少 ,船多則富者日益以富 ,富者愈多而造船亦多 ,凡能入海而為盜者皆化為舵工水手矣。”泉州地區人民則從安平港出洋謀生。郡人何喬遠記載“安平一鎮盡海頭 ,經商行賈力於徽歙 ,入海而貿夷 ,差強貲用 ,而其地儉於田疇。”17 世紀末以後 ,中國海外貿易的發展和東南亞的開發誘發華人移民熱潮 ,華民成為中國商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海禁初開後 ,深受海禁、遷界之苦的沿海人民紛紛相率出洋 ,施瑯在奏疏中描述這種出洋盛況“: 數省內地 ,積年貧窮 ,遊手奸究 ,實繁有徒 ,乘此開海 ,公行出入 ,恐至海外誘結黨類 ,蓄毒釀禍 ⋯⋯如今販洋貿易船只 ⋯⋯只數繁多 ,貲本有限 ,餉稅無幾 ,且藉公行私 ,多載人民 ,深有可慮。夫以臺灣難民尚荷皇上德意 ,移入內地安插 ,今內地之人反聽其相引而之外國 ,殊非善固邦本之法。” 華商船舶運載華民出國規模從雍正五年(1727 年) 閩浙總督高其倬奏折中可見一斑“: 查從前商船出洋之時 ,每船所報人數連舵、水、客商總計多者不過七、八十人 ,少者六、七十人 ,其實每船私載二、三百人。到彼之後 ,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歸。更有一種嗜利船戶 ,略載些須貨物 ,竟將遊手之人偷載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銀八兩或十餘兩 ,載往彼地 ,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約閩省居十之六七 ,粵省與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 運載和安置移民成為華商網絡規範經營的組成部分。新來者有人接待並協助尋找生計 ,遍佈各地的華人社區的甲必丹負有此項使命。18 世紀 90 年代在印尼三寶壟居住過的王大海記載了,三寶壟華人甲必丹陳豹卿如何安排新客的“: 吧中有大第一區 ,名三寶壟土庫。
唐帆初到 ,客有欲到三寶壟者 ,則居以土庫 ,並有船護送至壟。或通譜 ,或瓜葛 ,或薦舉 ,或投奔 ,悉皆收錄 ,因才委任 ,各得其宜。” 從 18 世紀初到 1739 年 ,中國帆船到巴達維亞去的空前增多 ,每年達 15 - 20 艘。附船而去的華人也很多 ,巴城華人數量增加很快。18 世紀 30 年代訪問巴城的陳倫[ 7 ]炯估計“: 中國人在彼(巴城) 經商耕種者甚多 , ⋯⋯人口浩盛 ,住此地何啻十餘萬。”
然而 ,中國移民規模擴大後 ,引起殖民者的忌諱。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多次屠殺華人 ,巴城荷蘭殖民者於 1740 年屠殺上萬巴城華人 ,臺灣荷蘭殖民者也於 1652 年對華人大開殺戒 ,是役殉難者上萬 ,即“郭懷一事件”。
歐人主導的世界貿易網絡的形成也使東亞、東南亞海外華商網絡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 ,17 世紀以來 ,華商網絡已成為歐人主導的東西方貿易網絡的組成部分 ,兩者雖時有沖突 ,但更多時候是呈共生互動之勢。海外華商網絡由沿海向內陸擴展 ,由從事商品販運到組織商品生產 ,對華人勞力的需求大增 ,華人移民數量的增加又支持了海外華商網絡的擴大和產業經營的多元化。18 世紀的華商從貿易向生產領域的滲透和發展不但使自身經濟實力得到增強 ,而且獲得可靠的貨源供應 , 同時也帶動了東南亞華人移民社會的發展 ,而後者的發展又擴大了前者的市場。18 世紀中期後 , 西婆羅洲(今印尼加里曼丹) 發現金礦 ,華僑成為開采金礦的主要勞力。18 世紀末期到 19 世紀初 , 西婆羅洲每年華僑入口數在 3 000 人以上。19 世紀前期 ,全加里曼丹華僑總數約 15 萬人。這一時期海外華僑社會發展最快的是暹羅(今泰國) 。17 世紀初 ,暹羅華僑尚不上 3 000 名 ,但清代中暹關[ 8 ]係很友好 ,華僑享有“商業上合理的自由 ,歷代國王都友好相待” ,特別是 18 世紀後期 ,有中國人血統的鄭昭在暹羅取得統治權後 ,大力招誘中國人 ,因此華僑南渡絡繹於途。暹羅華人增加很快。
19 世紀初出使暹羅的英人柯羅福說“: 旅客是從中國到暹羅的最重要的輸入”“, 一隻戎克船一次送1 200 個中國人到曼谷”,每年到曼谷的中國人少說有7 000 人。據他估計 ,到了 1821 年 ,暹羅已有中國人 70 萬。 馬來半島、越南、柬埔寨等地華人數量也快速增長 ,馬來半島的柔佛、檳榔嶼、吉蘭丹、宋卡等 ,越南中圻和湄公河三角洲、緬甸仰光等地 ,都湧入相當數量的華人移民。
筆者估計 ,到鴉片戰爭前夕 ,東南亞華人已達 150 萬左右。(下續)
二、契約華工 :第二波移民浪潮 (19世紀中葉 - 20世紀初)
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第二個高潮 ,是 19 世紀 60 年代以後的大規模華工出國 ,也即臭名昭著的中國苦力貿易。鴉片戰爭以後至 20 世紀初 ,華工是出國華僑的主體。絕大部分華工以契約制出國 ,即以出國後的工資為抵押 ,換取出洋費用 ,時稱“契約華工”。契約出國形式由來已久 ,通常由華商“客頭”招引同鄉宗親出洋。早在 17 世紀前期 ,荷蘭東印度公司就開始掠運和拐賣華工到東南亞。 17 至 18 世紀東南亞各地的華工 ,大多以這種方式出國。大規模華工出國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其外部原因是歐美各國於 19 世紀前期相繼廢除奴隸貿易制度 ,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急需大量勞動力。國內推力 ,則是乾嘉以來中國人口激增產生大量剩餘勞動力和朝廷被迫允許華工出洋。
中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 - 1860 年) 中敗於英法聯軍 ,被迫簽署《中英北京條約》,允許華工出洋。其第五款規定“: 大清大皇帝允於即日降諭各省督撫大吏 ,以凡有華民情甘出口 ,或在英國所屬各處 ,或在外洋別地承工 ,俱準與英民立約為憑 ,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屬 ,一並赴通商各口 ,下英國船隻 ,毫無禁阻。該省大吏亦宜時與大英欽差大臣查明各口情形 ,會定章程 ,為保全前項華工之[ 12 ]隨後所訂《中法北京條約》第九款中 ,也有同樣條款。
其後各列強沿引北京條約 ,獲得在中國販運華工出洋權利。英法在華招工很快演變為大規模的拐販和綁架華工出洋。到 20 世紀前期 ,先後約 500 萬華工被販運出國。其中 ,約有 200 萬華工被送往東南亞 ,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亞的種植園和以錫礦為主的礦場。
錫礦為工業革命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所不可或缺的資源。西方資本企圖大量利用機械進行大規模采掘錫礦的計劃在 19 世紀期間幾乎完全失敗 ,馬來亞和印尼的邦加、勿里洞大規模的錫礦開采急需大量勞動力。能否招募足夠的吃苦耐勞的華工 ,成為錫礦業成敗的關鍵。因此 ,馬來亞各錫礦場和邦加、勿里洞錫礦業便不斷從中國南部地區招募苦力。由於契約華工源源不斷被販運到這些錫礦 ,馬來亞產的所謂海峽錫 ,在 19 世紀 70 年代很快地就增長到占世界錫產量的一半。 據統計 ,從 1881 - 1915 年 ,進入馬來亞半島的契約華工 ,總計超過 77 萬人。1884 - 1904 年 ,每年進入勿里洞的華工超過 5 000 人 ,1905 - 1922 年 ,每年超過萬人 ,最多年進入量超過 2 萬人。
19世紀 70 年代以後 ,東南亞的煙草、可可、蔗糖、肉豆蔻、橡膠、波蘿等種植園也正處於大發展過程中 ,也需要大量勞動力。從 1888 - 1908 年 ,僅從汕頭運往蘇門答臘日里的煙草種植園的華工就達 132 167 人。
東南亞華工所受壓迫和折磨之甚 ,與美國、古巴華工不遑多讓。據中山大學東南亞所和南洋研究院契約華工調研課題組 1963 年的華工訪問錄記載 ,1910 年賣身往日里煙草種植園的華工劉亞平回憶 ,他“初進園丘做新客 ,其苦難言 ,每天早上五時就上壩做工 ,直到十一點鐘; 下午一點做到五點半。如稍為遲到或早退 ,一定會受到工頭的辱罵、毒打。公司還規定 ,新客初去 ,上壩不得穿衣穿褲 ,只能在腰間圍一條浴巾 ,用來遮羞和沖涼。印尼天氣奇熱 ,在猛烈的太陽下做工 ,常常暈倒 ,我們的皮膚 ,都曬成炭黑 ,脫了一層皮又脫一層皮。公司為了讓我們適應南洋的氣候 ,便叫工頭仔強迫新客每天要沖兩次涼 ,風雨不改。早上三點半至四點 ,工頭仔便叫我們起床 ,像押犯人那樣押著去沖涼; 晚上八九點也照樣沖一次。當時我們都留著長辮子 ,沖完涼後 ,很久不能乾 ,所以晚上沖涼後 ,往往要到十一點鐘之後才能入睡 ,早上三點多沖涼後 ,便坐待到五點鐘出工了。新客由於在白天已做得半死 ,晚上得不到休息 ,每晚只能睡幾個小時 ,整天感到精疲力竭 ,度日如年 ,有些新客因為過不了這種生活 ,往往上吊 ,投河自盡。”
很多東南亞華人礦主和種植園主參與華工販運。尤其是馬來亞的錫礦 ,多是華人開采 ,其招募和管理華工者全為華人。東南亞華人礦場種植園主對華工的虐待 ,其程度不亞於歐洲人。充當東南亞華工招募者的客頭 , 通常是那些受種植園主、礦場主信任的“老客”, 派回原家鄉招募新華工。 管理契約華工的工頭 ,則普遍是華人 ,甚至是選自所青睞的華工。華人工頭的收益 ,取決於所管轄華工的產出。為獲取最大利益 ,工頭對華工的壓榨不遺餘力。
盡管華工的死亡率較高 ,但來自中國南方的華工輸入仍源源不斷。也有相當多華工契滿回國或成為自由勞動力而留在當地另謀生路。除了契約華工外 ,這一期間 ,仍有大量其它類中國移民進入東南亞 ,從事小商販、工匠、種植等行業。因此 ,東南亞華人總數仍有較大的增長。據 1902 年爪哇吧城華商稟清政府文 ,東南亞中國移民及其後裔約 400 萬計。
(續上)第二波到東南亞的新移民發生在 90 年代中期 ,延續至今 ,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是主要目的地。這一波移民包括長住臺商及其眷屬。1994 年 ,臺灣當局推動“南向政策”,到 1999 年底 ,[ 34 ]臺灣投入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新加坡的資金累計 423. 25 億美元。 伴隨規模巨大的對外投資 ,數以萬計的臺商活躍於東南亞各地。據印尼移民機構估計 ,僅在印尼持短期居[ 35 ]留的臺灣人就達 3 萬人 ,在越南的臺商超過萬人。 甚至在外資流入甚少的柬埔寨 ,90 年代中期臺商最多時達 4 000 多人。在 90 年代後期 ,整個東南亞的臺商及與臺資企業相關臺籍人員達 10 萬[ 36 ]。90 年代以後 ,新加坡受囿於勞動力短缺和非華人人口迅速增長而產生的種族失衡問題 ,在 80 年代末就刻意引入各地華人移民 ,尤其是來自馬來西亞、香港和澳大利亞的華人。
90 年代中期以來 ,高素質大陸華人成為新加坡刻意引進的目標。新加坡吸引高素質的大陸移民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直接從大陸吸引各類優秀學生 ,每年吸引數千大陸學生前往新加坡。根據新加坡政府規定 , 使用新加坡提供的獎學金 ,畢業之後要在新加坡服務 6 年。當前 ,在新加坡就讀的大陸學生從小學[ 37 ]到博士候選人 ,達 3 萬人以上。同時 ,在新加坡就讀的小留學生還帶動一個特殊移民群體 ,即“陪[ 38 ]讀媽媽”。2006 年“, 陪讀媽媽”數量約 6 000 人。 另一類高素質人才來自其他發達國家的大陸人。新加坡成功地從其它發達國家吸引數以萬計的原來自大陸的專門人才。
除了高素質移民外 ,90 年代中期以來 ,新加坡還引進大量大陸勞工。2002 年 , 中國對新加坡的勞務人員輸出已近 10 萬[ 39 ]人 ,絕大部分在建築行業。1990 年 9 月 ,馬來西亞政府廢除國民訪華禁令 ,但仍禁止大陸人前往馬來西亞。1994 年以後 ,馬來西亞政府為了促進旅遊業 ,逐漸開放大陸人訪問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對大陸人來訪開放伊始 ,即成為中國移民的目標。90 年代中期以後 ,大批大陸人利用旅遊簽證進入馬來西亞 ,然後滯留不歸 ,成為移民。福建僑辦的新移民調查資料表明 ,大部分在馬來西亞的福建新移民都是 1996 年以後前往馬來西亞的中國移民。 有如前往發達國家的新移民 ,婚姻成為一部分中國人移民馬來西亞的渠道之一。2003 年 ,通過婚姻移民馬來西亞已有 2 710 人。[ 42 ]到 2005 年底 ,嫁到馬來西亞的中國新娘已達 6 000 人。
1997 年 , 馬來西亞和中國簽訂教育交流協議 ,互換留學生是教育交流協議的主要內容。1997 - 2002 間 ,約 2 萬名大陸學生到馬來西亞留學。2003 年 ,有 10 884 名中國留學生在馬來西亞就學。 2002 年 ,馬來西亞政府為了吸引外國資金 ,啟動“第二家園”計劃 ,吸引富裕的外國退休人員定居馬來西亞。至 2006 年 ,有 1 779 名大陸老人到馬來西亞定居。 馬來西亞也進口中國勞務人員。至 2003 年底 , 經勞務公司合法輸出到馬來西亞的勞務人員有 5 582 人。 然而 ,不少未經授權的勞務公司也暗中輸出勞務人員。2004 年 4 月 ,馬來西亞移民局宣稱 ,有 18. 5 萬名中國人非法滯留在馬來西亞。 據中國駐馬大使館估計 ,在馬非法中國勞務人員約 2 - 4 萬名。
①2006 年 7 月 8 日 ,馬尼拉田野調查資料 ,被訪者(筆者表弟) 於 1984 年在菲律賓親友幫助下前往菲律賓 ,並在親友幫助下取得菲律賓國籍。被訪者認為 :在菲律賓購買身份證明並不難 ,最容易的辦法就是購買菲律賓偏遠地區已去世的菲籍人的身份證明。據他所知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前來菲律賓的晉江人 ,絕大部分都已經擁有菲律賓國籍。(下續)(莊國土,2008,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1期【總第133期】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白垚學史,寫詩不忘詠史,60年代中期的〈紅塵〉一詩已見端倪,為日後投入創作歌劇《漢麗寶》與《寡婦山》埋下伏筆。〈紅塵〉有楔子有尾聲,楔子已有詞味(例如“問何人能超越得這暗轉的流年”句),本事寫妲己、西施、王昭君、楊貴妃等落入紅塵的“花的女兒”,頗有深意。出人意表的是,尾聲竟是一句借自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英文:“To be or not to be? It is a question”。現代詩人畢竟是現代詩人。詩人後來寫作歌劇《漢麗寶》與《寡婦山》,如前所述,似乎是不能忘情於歷史的表現。晚近華文作家多挖掘歷史記憶,書寫家族史國族史,構築個人的敘事世界。《漢麗寶》與《寡婦山》雖非小說,也可擺在這個書寫脈絡來看。但是詩人的歷史想像,卻是移民先人輾轉流亡、離散飄零的空間。不管野史正史或虛構真實,作者變奏出一個“浩蕩的天地”以負載“最美麗的傳說”,卻也彰顯了馬華作家鄉關無蹤的無奈或歷史吊詭,只能往想像的浩蕩天地間去尋尋覓覓。(下)(張錦忠博士《讀白垚詩,遙想馬華新詩再革命》, 見2000年六月9日《南洋文藝》/ 作者為臺灣高雄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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